乡村振兴战略下“三农”报道的“四力”体现

黄永康

乡村振兴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十四五”时期更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时期，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讲好乡村振兴故事，将主流媒体的主动作为融入到乡村振兴的宏伟进程中，为助推乡村振兴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这既是“三农”报道的价值体现，也是新闻媒体及新闻工作者的重要责任和担当。

随着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方向的确立，社会各界对于“三农”的关注度在逐步提升，但是由于农业农村的弱质弱势，“三农”声音在整个舆论场还是比较弱小，声势不大。媒体有责任和义务在纷繁复杂的舆论场中，主动宣传“三农”、服务“三农”、礼赞“三农”，不断叫响农声。

深入“三农”一线，乐为农民鼓与呼。对农记者要树立“为农民说话，让农民说话，说农民的话”的深厚情怀；对农报道要把农民的所思所盼、所做所为、所急所难反映出来，反映上去，确立维护农民权益的价值取向。《人民日报》曾围绕脱贫攻坚主题，连续推出8个整版，以“说说我们的心里话”形式，反映“三农”一线的声音。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焦点访谈》制作播出的专题节目《乡土中国农村系列调查》深入农村，贴近农民，也同样传递“三农”心声，助力乡村振兴。实践告诉我们，只有经常深入一线，拉长“脚力”，真正从老百姓中来，到老百姓中去，才能采写出好的新闻。笔者所在的益阳媒体开办的《夜宿农家听民声》专栏，深入乡村田野、深入农户民舍，集中反映农民朋友“急、难、愁、盼”问题，使得乡村教育空心化、留守儿童看护难、农民医保报销环节多等问题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记者的脚力不仅仅是“行走力”，更是“行动力”。记录容易，解决问题难。当“三农”记者，更需要一个字：“跑！”不惜脚力，跑出高楼大院，跑向新闻事件的第一现场，跑尽有利于问题解决的部门单位、团体个人。新时期的记者不仅仅是事件的记录者，还是利益关系的“协调人”，媒体应以更乐观、积极的方式介入社会生活，弥合利益与价值的鸿沟，协调社会健康发展。“三农”记者不仅要记录伟大时代的生动实践，还应该发挥记者联系面广、活动能力强，拥有媒体平台、协调解决问题回旋余地大等优势，切实增强对农报道的服务性，不断为“三农”工作化解矛盾、整合资源、促进发展，努力拓展媒体的服务功能。

针对农村邻里纠纷多、投诉解决渠道不畅的实际情况，早在2011年，笔者就牵头策划推出了专门服务“三农”的调解服务类节目——《和为贵》。栏目已开办了十年之久，十年来，从生活的记录者向社会的建设者转变，积极主动参与到创新乡村社会治理实践中。《和为贵》栏目采编团队深入矛盾源发地，协调矛盾当事人，在农家小院、乡间小道调解矛盾纠纷，促进乡村和谐。栏目调解的各类纠纷年均数量在300起以上，《和为贵》还成为湖南首个以媒体命名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新闻媒体成为当地乡村社会治理体系中的一支特殊力量。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战略总方向、总要求，与以往“三农”政策相比较，乡村振兴战略既有坚持，更有创新的地方。乡村振兴战略所包含的二十字总要求，是对之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所提出的“生产发展、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生活富裕”的一次全面升级。

涉农报道必须站高看远，紧跟时代脉动，要把“三农”报道放在乡村振兴战略这个大框架下来考量，站在城乡统筹发展更高的价值层面上来判断，要十分注意平衡乡村振兴的五大要求，在促推富民兴农产业，促进美丽乡村建设，塑造乡风文明新风尚，推进乡村现代化治理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多维度的宣传报道。

“三农”报道贵在贴近，重在时度效。作为地方媒体，在对农报道中具有离得更近，看得更清的优势。笔者长期从事“三农”报道，近三年来，把握乡村振兴战略不同年度的大趋势、大举措、大节奏，既连天线，又接地气，分别策划推出了时度效三者兼顾的年度主题报道——《脱贫纪事》、《乡约小康》和《乡村新青年》，分别展示脱贫攻坚、全面小康、全面乡村振兴等不同节点的重大主题，为讲好益阳乡村振兴故事、助推农业农村发展发挥了媒体聚智聚力的作用。

“三农”新闻宣传政策性强，专业要求高，农业口记者既要有政治站位高、着眼全局的眼光，也要有对所报道的细分领域发展洞若观火的“专家型”眼力。涉农报道主题要与政策相连、和发展同步，报道内容要有与典型相证、同故事相伴。益阳是湖南省唯一的现代农业改革试验市，近年来，益阳大力实施“互联网+现代农业”行动，积极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的智能應用，2017、2018连续两年成功举办生态农业智慧乡村互联网大会，益阳的“智慧乡村”品牌日益响亮。为更好地展示互联网时代益阳新农村的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成果，益阳台策划推出了《乡村振兴的“智慧密码”》系列报道。系列报道分为《种田靠“网” 兰溪大米市场走俏》、《产业触“网” 安化黑茶成“网红”》、《村务联“网” 菱角岔村的智“惠”生活》等篇章，生动反映了互联网对益阳农业农村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报道主题鲜明，材料鲜活，有血有肉，生动展现了农业大市益阳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的生动实践。

农村是沃土，关键要深耕。2020年，笔者关注益阳当下农村土地耕种模式的新流程、新变化，采写了《把责任田交给“田保姆”》电视消息，为解决谁来种地、怎样种地这一新形势下“三农”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提供了一条可推广、可复制的路子。报道紧扣“三农”发展中面临的新问题、新矛盾深入采访，既关注了热点，又回应了热点，起到了主流媒体发现新作法、推介新经验的舆论引导作用。

全面客观反映事实真相，更有利于引导舆论，推进工作。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主流媒体在报道新变化、新成就的同时，也不应当刻意回避问题和矛盾，要以新闻记者的担当和勇气直面乡村振兴中的疑难杂症，直击乡村振兴中的痛点、难点，要敢于报道乡村振兴中出现的认识错误、工作失误、作风延误，以发挥警示作用；要敢于将农民的困惑、质疑如实报道，以促进问题的解决。

开展舆论监督是一个明辨是非、直抵真相的过程，更需要记者有过硬的脑力去思考、辨别，更需要记者有突破现象看本质的能力和水平。要想获得好的传播效应，在具体报道中，新闻媒体不能一味地只报喜不报忧，既要唱好赞歌，也要反映问题，全面真实展示事物的面貌。这就要求记者不仅要提高专业素养，树立问题意识和批判意识，及时发现问题；而且要提高调查报道的能力，挖掘背后的深层原因，针对性地给出建议，积极推动问题解决。

荣获第三十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舆论监督类报道《活在表格里的牛》，是“三农”领域舆论监督类深度报道的经典之作，该报道将宁夏西海固地区扶贫工作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借牛骗补”现象揭示于众，有舆论监督的锐度和思想力度，对于遏止扶贫工作中数字造假的不正之风、真正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决战脱贫攻坚具有很强的促进意义。中国新闻奖评委在肯定该作品时说，当下，正面主题宣传精彩纷呈，而舆论监督相对稀缺，弥足珍贵的深度报道仍然是主流媒体的竞争利器。笔者也同样做过曝光骗补坑农的选题《农机补贴去哪儿了？》，并荣获湖南新闻奖一等奖。在连续七篇报道中，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曝光了部分农机管理人员失职、渎职行为，揭开了套取农机补贴、坑农害农的黑幕，有力地发挥了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

延安时期，毛泽东为《新中华报》题词，就是两个字“多想”，可见思考在新闻工作中的重要性。涉农报道“多想”就要多想三农工作中的问题和不足，以及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多做社会关切、政府支持、群众认同的具有建设功能的深度报道、舆论监督报道。厕改是乡村振兴中的民生工程，2021年10月，笔者在一次乡村采访中发现：同等厕改条件下的两个村，由于乡村治理理念、能力不同，工作方法、作风不同，而导致完全不同的厕改效果的新闻事实，推出《同是厕改 效果迥异》的新闻专题，曝光厕改中的形式主义，为厕改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典型，这样的报道触及乡村振兴中的热点、难点、痛点问题，彰显了主流媒体的责任和担当。

“三农”新闻的报道主题、受众需求、传播方式有其特殊性，在互联网传播环境下，乡村的舆论生态、传播方式等方面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去掉宣传腔，多点新闻味；去掉空洞说教，多讲身边故事，是当前对农新闻宣传的现實途径。乡村振兴是一个宏大的主题，为了增强涉农报道的可读性，就需要以小见大，从小的切入口展示真实的乡村振兴故事。新闻报道需要加强选题策划，选取乡村振兴中的典型对象，让乡村振兴中农民朋友这一“小人物”群体成为报道主体，通过普通人物有血有肉的故事来展现乡村的时代变迁，这样的乡村报道才更有看点，才更能引起社会关注，引起受众共鸣。涉农报道要有“农”味，要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语言，多用方言俗语，多讲乡间故事，让对农节目不但“沉甸甸”，而且“水灵灵”、“鲜透透”。

在乡村振兴的报道中，新闻工作者要积极利用新媒体技术，借助多媒体平台，激发报道的“融”和“活”，实现跨屏传播，碎片化分享，不断提高传播力。新闻工作者在乡村振兴报道中应当树立用户思维，把传统采编优势与新媒体技术深度融合，丰富对农报道的作品形态，同时利用新媒体技术来扩大作品的传播渠道与方式。2021年年底，短视频平台上一个叫“张同学”的乡村短视频突然火了，“张同学”短视频其主题思想和价值导向自然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客观地说，无论是展示原生态乡村生活的“张同学”，还是传播乡村诗意田园的“李子柒”，他们都在用互联网短视频的方式讲述中国农村的故事，唤起了无数人耿耿于怀的乡愁。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新媒体正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力量介入其中，作为专业的新闻工作者，我们要向这些民间高手多学习，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不断创新作品叙事策略和呈现方式，只有这样，主流媒体才能为丰富多彩、波澜壮阔的乡村振兴实践提供更有力的舆论支持。

作者系湖南省益阳市广播电视台副台长、副总编辑、主任记者

【编辑：孙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