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全球军火市场中的份额持续增长

刘志良

2022年5月3日，美国总统拜登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工厂就美国对乌克兰的安全援助发表讲话，身后为洛马公司生产的“标枪”反坦克导弹。

3月14日，瑞典斯德哥爾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发布了全球军售趋势报告。报告显示，2017～2021年全球武器交易额与2012～2016年相比下降了4.6%，但同期美国对外军售交易额却增长了14%，全球占比从32%上升至39%，稳居世界第一。位居第二的俄罗斯同期对外军售额下降了26%，全球占比从24%跌至19%。在全球武器交易走低背景下，美国对外军售所占份额却逆势增长，全球“领先”地位更加巩固，原因几何？

2017～2021年期间，美国向103个国家出售了武器装备，最主要的产品是军用飞机，占交易总额的62%;其次是导弹，占17%;再次是装甲车，占10%。美对中东地区的武器出口占交易总额的43%，对亚洲和大洋洲地区的出口占33%，对欧洲占18%。过去五年美对外军售显著增加，一个重要背景是美行政当局调整军售政策，减少对常规武器转让的限制，简化审批流程，加快了交付速度。

长期以来，美将对外军售视为推进外交政策、支持国内军工产业、提升与外军协同性的重要手段，兼顾经济利益。2018年4月，特朗普政府批准了新版《美国常规武器转让政策》文件，强调要通过常规武器转让“增强我们的经济，促进研发，加强国防工业体系创造就业的能力，并提升我们在关键市场的竞争力”。

为了促进军售，美政府放松了多种武器出口管制，其中重要一例是放宽无人机出口管制。根据美与盟友于1987年建立的“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MTCR），对于能携带500千克以上有效载荷、航程超过300千米的无人机，原则上不得出口，只在“罕见情况下”才会得到批准。美军工企业认为这项规定限制了其在国际军售市场上的竞争力，一直在游说美政府推动修改MTCR。2018年3月，美在MTCR技术专家会上提出了修改无人机出口限制的建议。在相关建议未获采纳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于2020年7月单方面宣布了新的无人机出口政策，规定对上述类型的无人机（附加最大空速低于800千米/小时的条件）出口许可采取更为灵活的逐案审查政策。这一调整很快付诸实施。同年11月，美宣布批准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四架MQ-9B“海上卫士”无人机及相关装备，总价值约六亿美元。11月10日，美又批准向阿联酋出售18架MQ-9B无人机及相关装备，总价值29.7亿美元。

特朗普政府还通过调整职能部门业务，放松对轻小武器出口的监管。根据2020年3月生效的新规定，AR-15突击步枪以及手枪、狙击步枪等的出口监管部门由美国国务院改为商务部。这为美轻小武器扩大出口打开了“方便之门”，因为国务院对武器出口管制持较严格态度，商务部则更注重经济利益，审批程序更加简化。

除了制定新政策，美行政当局为促成军售宣布“紧急状态”也成了扩大全球份额的手段之一。根据美《武器出口管制法》，“紧急状态”下总统支持的对外军售不再需要经过例行的国会审批。2019年5月，特朗普政府曾以“伊朗行动危害地区安全”和“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增加”为由，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从而绕过国会向沙特、阿联酋、约旦提供总价值高达81亿美元的精确制导弹药和其他装备。同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联合决议试图阻止对沙特等国的这批军售，结果特朗普动用总统权力否决了国会决议。

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军火全球出口获得了冷战后最大的“紧急状态”便利。美长期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侵略”，2014～2021年间持续向乌提供的军事援助总额达27亿美元。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无意劝和促谈，却加大了对乌军事援助的力度，率领盟国将各种针对乌方战场需求“量身筹措”的武器装备不断地送入乌克兰，武器交付速度“特事特办”。据美国国防部5月10日公布的数据，俄在乌实施“特别军事行动”后，美已经承诺向乌提供价值约38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远超之前八年的总和。这些援助包括：超过1400枚“毒刺”便携式防空导弹，超过5500枚“标枪”便携式反坦克导弹，超过700架“弹簧刀”战术无人机，121架“凤凰幽灵”战术无人机等。这种军事援助为美国军火商创造出巨大的市场需求。同时，美国武器装备在俄乌冲突中的实际应用表现也有利于其出口的进一步扩张。5月9日，美总统拜登签署了由国会快马加鞭通过的《乌克兰民主防御租借法案》，该法案授权行政当局再向乌提供总额330亿美元的援助，无需再提交国会审议。

在亚太地区，美国长期不遗余力地渲染“中国威胁”论调。特朗普政府2018年发布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指责中国正在“利用军事现代化、影响力行动和掠夺性经济措施胁迫邻国”。拜登政府2022年2月发布的《美国的印太战略》文件则声称“中国正综合运用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寻求在印太地区建立势力范围”。在美国渲染鼓动下，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国近年自美采购军火的数额均大幅增长。SIPRI的数据显示，与2012～2016年相比，2017～2021年澳从美进口的主要武器交易额增加了78%，日、韩自美进口的主要武器交易额则分别增加了173%和66%。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拜登政府显著加大了对澳军售力度。五角大楼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美批准了八项对澳主要军售，涉及大型主战坦克、直升机、电子攻击机、无人机、导弹等各型陆海空装备，总金额高达86.6亿美元。2021年美推动组建“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关系”（AUKUS）时，承诺与英国共向澳提供核潜艇，这其中不排除向澳直接出口核潜艇及相关技术产品，也就意味着美军工产业在亚太方向上提前锁定了“超级大单”。

也要提及，随着美全球战略重点转向“印太”，美不愿再在欧洲方向上投入过多战略资源，于是通过渲染“俄罗斯威胁”劝诱欧洲盟友增加军费并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在美“督促”下，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和加拿大的军费开支扭转了下滑趋势，从2014年的2893亿美元持续增长至2021年的3642亿美元，增幅达26%。这些新增军费很多流入了美军火商的腰包。据SIPRI的数据，同2012～2016年相比，2017～2021年美对欧军售额增长了105%，其中大型合同包括向芬兰、瑞士出售F-35战斗机，价值分别达125亿美元、66亿美元;向瑞士出售价值22亿美元的爱国者导弹;向法国出售价值20亿美元的E-2D预警机。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各国增强军备的意愿显著提升。德国宣布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从1.5%提高至2%，设立1000亿欧元的基金用于加强军备，并表达了自美采购35架F-35战斗机的意向。丹麦、瑞典、波兰等国也做出了大幅提高军费的决定。所有这些对美军工产业显然是巨大利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