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出水面的日本“难民黑洞”

毛予菲　王殷洁

日本牛久出入境管理中心收容所。

“救命！救命！”

“我们如同蟑螂！”

“遭到殴打！”

“这样的日子无法忍受！”

“难道这就是日本人所谓的热忱好客和以诚待人吗？”

纪录片《牛久》近日在日本公映。影片中，几个被收容的外国人讲述了自己在日本牛久出入境管理中心收容所（以下简称牛久收容所）遭受的非人待遇与暴力镇压，发出了“生死呐喊”。

在日本，逾期或非法滞留的外国人原则上会被收容，如果被判处驱逐出境，则在遣返前被强制收容在出入境管理中心收容所。由于缺乏第三方监管，这些收容所一度成为滋生犯罪的温床。

《牛久》展现了被收容者在牛久收容所里永无止境的绝望。

“即便入狱也有刑期，但这个地方没有规定‘出狱’时间。”镜头里，一名被收容者阴沉着脸。他说，妻子每个月都来看他，但探视时间只有30分钟。长期被拘留的他精神极不稳定，多次自杀未遂。

另一名男子来自非洲国家喀麦隆。因卷入本国政变，他于2002年进入日本申请政治难民。他说，自己一年半来一直在吐血，已到了无法进食的地步，但牛久收容所不许他就医。

来自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地区的丹尼斯，于2007年来到日本，2011年与一日本女子结婚，几年后因变故签证过期。丹尼斯填写了一张又一张难民申请表，却都被拒绝。最终他被送至牛久收容所。看守人员曾把他按倒在地，将他双手扭到背后，戴上手铐。丹尼斯不得不靠每日服用安定剂来稳定情绪。“原本为了活命逃到日本，没想到在牛久收容所遭受暴行。”

坐在轮椅上的彼得面容憔悴，精神恍惚。当被询问“你在这里发生了什么”时，他沉默了许久，然后回忆起自己差点被强制驱逐出境的经历。“几个身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按住我，掐住我的脖子。我因恐惧大叫，他们又按住我的嘴巴和鼻子。我快要死了，这些人太邪恶了。”彼得拿出一幅自己创作的画，画中有个大洞，洞外是一片蓝天，构图是从下往上的。他指着画说：“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

《牛久》拍摄于3年前。2019年秋，旅居东京的美国导演托马斯·阿什加入朋友组织的公益探访活动，第一次访问了牛久收容所。看到被收容者极度虚弱，甚至生命垂危，他萌生了拍摄纪录片的想法：“侵犯人权的行为就发生在我眼前，这些事情不应该被遮掩。”

阿什将探访感受与拍摄想法告诉了周围的日本朋友，他们的反应却十分平淡：“收容所就和监狱一样，每个人都是罪犯，不是吗？”听到这些反馈，阿什更震惊了。他坚定了制作纪录片的决心。

牛久收容所以“保护被收容者隐私”为由，规定探访人员不得携带录音或录像设备，阿什只能用小型摄像机进行隐蔽拍摄。对牛久收容所的探访持续数月后，阿什最終取得9名被收容者的同意，并将他们的控诉剪辑成《牛久》。

《牛久》公映后，在日本社会引起巨大反响。有日本网民认为，隐蔽拍摄属违法行为，应逮捕导演。但更多人指出，应该聚焦问题本身——日本收容机构里的非人待遇，本质上与美国黑人弗洛伊德遭警察暴力执法致死事件并无不同。事实上，《牛久》在日本上映前，曾在全球14个国家的电影节上播出，几乎没人关注拍摄手法，只有日本避重就轻。

对于牛久收容所不允许录音和拍摄的规定，阿什的质问更是一针见血：“（他们）到底想隐瞒什么？又在害怕什么？”

左图：纪录片《牛久》海报。右图：牛久收容所内部房间。

《牛久》中的虐待与施暴，只是冰山一角。2021年3月，在日本名古屋出入境管理中心收容所，一名斯里兰卡女子离奇死亡，更让人感到黑暗与压抑。

死者名为威诗玛·桑德马利，33岁。2017年，她离开斯里兰卡，搬到日本生活。4年后，妹妹博尔尼玛再与姐姐相见时，面对的是一具遗体。博尔尼玛几乎认不出她，“姐姐瘦了40斤，皮肤像老人一样，皱巴巴地粘在骨头上”。

桑德马利出生于斯里兰卡西部城市加姆珀哈。她小时候喜欢看日本电视剧《阿信》，被剧中贫家女孩不断奋斗、最终成功执掌连锁超市的故事激励。怀揣着去日本打拼的梦想，她从小埋头苦学日语。

父亲去世后，桑德马利说服了母亲，去日本当英语老师补贴家用。为此，家里用房产作抵押，筹集了部分费用。2017年，桑德马利持留学签证抵达日本，在毗邻东京的成田市的一所学校参加语言课程。“当时，她的个人社交网页上，全是旅游景点照和与新朋友的合影，每一张照片里的她都笑得很开心。”博尔尼玛回忆。

一年后，桑德马利“失踪”了。据语言学校副校长恒田称，桑德马利遇到一名斯里兰卡男子，与他同居后，便不再去上课。当年5月，桑德马利在一家工厂工作，9月签证到期后申请庇护遭到驳回。

桑德马利再度出现在日本官方记录中是在近两年后。2020年8月，她在静冈县一所警局报警，称自己遭到男友的殴打和虐待，想回到斯里兰卡，但身上只剩2300日元（约合人民币115元）。警局把她移送至名古屋出入境管理中心，准备将她遣送回国。几个月后，桑德马利收到男友的威胁短信：“你如果敢回到斯里兰卡，就会遭到报复！”恐惧之下，她改变了心意，撤回遣返请求，寻求继续留在日本。

桑德马利的噩梦就此开启。在收容所官员看来，身为被收容者，桑德马利本就“低人一等”，竟还敢撤回遣返请求，这简直就是一种“冒犯”。被触怒的官员开始变着法儿折磨她。2020年底，桑德马利高烧不退，出现吞咽困难的症状。2021年1月，医生给她开了维生素和止痛药，但她没有好转，甚至开始连续呕吐，无法进食。2月，桑德马利虚弱到无法抓起笔，工作人员却不愿为她呼叫急救服务。3月6日，桑德马利不幸去世。

一名外国人死在收容所内，日本国内外舆论哗然。《华盛顿邮报》等媒体纷纷报道，名古屋、东京和大阪多次爆发示威抗议。日本当局的态度却是遮遮掩掩。桑德马利的家人赶到名古屋，要求相关机构公布收容所内的录像。移民局一再拒绝，最后迫于舆论高压，才在一场日本国会举办的政府质询会上，发布了一小段经过剪辑的视频。

左上图：悲痛万分的桑德马利家人。右上图：一块抗议展示牌上，统计着近年来日本出入境管理中心收容所内的死亡人数。下图：为反对收容所虐待事件，日本街头多次爆发示威游行。

日本东京成田国际机场，移民局柜台旁展示的难民申请海报。

视频里，桑德马利的尊严被摧毁殆尽。她从床上摔下来，牛奶从鼻孔中流出，看守人员站在一旁大声嘲笑。躺在地上的桑德马利无论如何呼救，都得不到任何回应。

看完视频，博尔尼玛悲痛万分：“我觉得更糟糕的内容并没有被披露。”议员真山美保愤怒地表示：“这简直就是在间接谋杀桑德马利！”

2021年8月，日本移民局发布了关于该事件的最终报告，承认收容所缺乏适当医疗服务，不能为被收容者提供及时救治，并承认被收容者遭受了虐待。

日本法务大臣古川祯久对此“真诚”道歉：“悔恨将深深地刻在我们心中，我们将不断努力，使（类似的情况）永远不再发生。”一名移民局官员却傲慢地说：“这可是我们第一次公布收容所内的视频，也是第一次对被收容者的死亡表示道歉。”

日本共有17家出入境管理中心收容所。据报道称，这些收容所内的侵犯人权行为时有发生。2010年，一名加纳男子在被遣返回国的机舱内，被出入境管理人员按压在地造成窒息死亡。2019年6月，一名40多岁的尼日利亚籍男子因绝食抗议，在长崎县大村出入境管理中心离世。据日本难民律师网络统计，自1997年以来，日本至少已有27名此类被收容者死亡。

被收容者的确都面临“身份问题”。他们正处于申请难民身份的过程中，其中大多数人的签证已经过期。“诚然，被收容者违反了《移民控制和难民确认法》，但这是否意味着对他们施暴合理？意味着不给予医疗救护的行为合理？”日本《朝日新闻》发出如此追问。

“收容所早已被日本政客遗忘。”阿什说，“被收容者正处于申请难民的过程中，他们是否为难民并未确定，那么以这种方式安置是否合法？即便他们不是难民，难道就意味着没有人权？在日本政客眼里，被困于此的人罪恶至极。”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人权中心研究员藤田早苗直指日本“难民黑洞”背后的问题：移民系统的监管缺失。“日本移民局控制着日本对外国人的签证发放、难民申请者被收容和被驱逐，以及对他们的临时释放等流程的权力。该机构权力过大，且不受司法机关监控。”

监管失职，收容所成了“黑箱”。比如，外国人被秘密拘留，收容时间也没有上限。日本移民服务机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有207名被收容者被关了6个月或更长时间，其中41人被关了至少3年。

日本移民局前官员木下阳一提出改革建议：“需要法院或其他第三方来提供不同观点，对移民局进行监督。” 此外，日本移民局还提出改善收容所医疗服务条件，适当允许生病的被收容者暂时获释。

事实上，联合国对日本收容设施的批评由来已久，并多次要求其进行改革。2019年，在日本198名被收容者进行绝食抗议后，联合国人权机构呼吁禁止这种“任意的强制收容”，敦促日本尽快作出改变。但这些呼吁收效甚微，日本移民系统改革仍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