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叙事风格探析

李园

夏洛蒂·勃朗特在英国文学地位的确立经历了漫长的经典化过程，浓郁的浪漫主义风格使夏洛蒂·勃朗特的写作具有浓厚的女性特质。她的小说既赓续了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传统叙事的基本叙事结构，也彰显了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创作技法的新变，呈现了对主体自我的不懈探索。主体经验向文学创作的拥入使夏洛蒂的小说充满自叙传的特质，在诠释自我的同时与读者建立了致密的联系。

一、自我意识的不懈追索

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具有强烈的“自我”风格，她的小说中几乎都带有其主体经验的投射，文学写作既是她表达自我的方式，也是她认识自我、理解自我的隐秘渠道。在浓厚的自叙传风格中，作家对于“自我”意义的探寻与思索交织其间，独立自主的人格与实在的个体价值成为支撑夏洛蒂·勃朗特小说的精神内核。

夏洛蒂·勃朗特小说中的自我精神的建构与个体价值的找寻是通过主人公的经历发展实现的，这种线性的叙述方式与情节模式颇具“成长小说”的意味。同时，作家也将自己丰富的人格融入文学形象的塑造中，以具体人物诠释自我的价值理解，在路西·思诺、鲁特小姐、弗朗西斯和卡洛琳身上，我们多少能看到夏洛蒂·勃朗特本人的影子。《简·爱》也是其中最具有作家主体投射的作品，简·爱孱弱、平庸的容貌体态，在劳沃德慈善寄宿学校寄居的经历，以及其苦于贫困的处境不得不出任家庭教师的经历，都与夏洛蒂·勃朗特本人的生命经历基本吻合。夏洛蒂·勃朗特着意在文本中建构二元参照系，使小说的线性叙述因充满矛盾而具有波澜：简·爱容貌平凡却学识出众，家境低微却斗志顽强，她的性情中带有自卑又自强的特质。小说中充满着主人公的内心独白，向接受者们淋漓尽致地抒发胸臆，一方面简·爱悲诉自己孤立无援的处境：“人世间的幸福是何等的奢侈，我不能想象任何无偿的幸福降临在我的身上。”另一方面却又无比坚韧地追寻着生命的价值：“我满足于自己头脑的理性，这双手创造的劳动足够供养我自己的生活，还有什么可提出的额外要求呢？即使我既无财富也无美貌。”两种充满张力的话语在《简·爱》中交织，既丰富了文本的意义空间，也让人物内心的矛盾冲突愈发激烈，使主人公的形象更加丰满立体，呈现出以孱弱之姿战胜命运的旺盛的生命力。

强烈的自我意识与明确的价值追求使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颠覆了维多利亚时期小说“郎才女貌”的叙述模式，将古典主义对理性的推崇引入了传统小说的叙述中，揭示了人生命的意义在于能够实现“自我”的独立。夏洛蒂·勃朗特对个体价值的吁唤发出了时代的强音，而这种吁唤是通过“坦白”的独特叙述方式传递给读者的。《简·爱》中夏洛蒂·勃朗特运用了极为独特的表达方式，使主人公简·爱能够直接以“我亲爱的读者们啊”“听众们，你们可能想象不到……”等形式与读者实现无间隙的交流，这种叙事策略使叙述者的声音始终“在场”，牵引着读者将注意力集中在人物的独白内容上。同时，主人公的叙述声音与隐含作者的聲音重叠，叙述者的“自我”也从文本深层向表层浮现。

夏洛蒂对“自我”的发掘没有停留在个体的层面，在女性主人公形象身上叙事的主题更倾向于表达不依附于外界环境的独立自我人格，而在更广阔的层面上夏洛蒂也注意到了个体“自我”的确立与时代环境之间的关系。《谢莉》中的穆尔反映了在工业经济的背景下传统价值体系的移异，经济结构的转移使人的“自我”认知发生了变化。对“进步”的渴望战胜了对生活秩序的需要，于是穆尔舍弃了对他情深义重的卡洛琳，转而追求富有的女继承人谢莉。穆尔对于“自我”的认知被时代环境裹挟，显示出了进化论意义上的对环境的适应。而另一主人公谢莉的形象则显示出了有意味的反驳，显示出了不受时代环境浸染的清醒理智的“自我”。面对求婚者五花八门的求婚理由，谢莉始终不为所动，她冷静客观地揭露这些求婚者甜蜜话语背后的用心，坚定地等待着“一个与我平等、相爱的丈夫”。尽管夏洛蒂·勃朗特在具体的叙述中并未直言褒贬，但读者却已明晰作家隐在的叙述立场对谢莉的褒扬。从中我们可以体察，“自我”是夏洛蒂小说中不变的主题，对独立人格与理性思想的不懈追求使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具有了跨越时代的思想价值，在时移世易后显示着熠熠生辉的精神力量。

二、悬念迭起的叙事策略

夏洛蒂·勃朗特的文学写作赓续了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小说的基调，以现实主义的写作姿态与技法作为结构小说的基本方法。在她早期的小说中，夏洛蒂·勃朗特的叙事更切近于以情节发展或人物经历为主线，按照线性的时间推动小说的发展。如《教师》便是以线性时间为纲记述了威廉和爱德华这对兄弟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以及人生结局，故事的整体叙事氛围因平铺、直叙而略显平淡，即便加入了兄弟之间因理想不同而产生的矛盾冲突也无法缓解整体故事的单调感。于是，被书商拒绝多次的夏洛蒂在此后的创作中尤其注意对叙事策略的把控，她通过多种叙事手法制造、铺设悬念，“悬念”的制造与揭开成为文本深层叙事的动因，使故事情节变得波澜起伏。

悬念的铺设通过两种方式展开，首先，通过小说的基本叙事要素，即人物、环境、叙事时间的不确定性展开。这种叙事基本要素的不确定性将引起读者对事实的好奇，从而产生高度集中的注意。另一种方式则是引发叙事者与读者之间的价值分歧，通过人物表达隐含叙事者的价值立场或判断，引发读者对该价值立场与判断的思考与辩驳，进而产生叙事的张力。如《简·爱》中夏洛蒂·勃朗特便通过小说基本叙事要素的不确定性制造了一系列的悬念，使读者在对悬念的不断追索中深入文本。男主人公罗切斯特先生登场时便携带着诸多谜团：这个与简·爱初次邂逅便引发了惊马事件的男子究竟是谁？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会与简·爱发生怎样的故事呢？带着层层悬念，读者们在故事的不断发展中逐渐理解了罗切斯特冷硬表象下的温柔，开始真心期待简·爱能与之缔结良缘。与此同时，夏洛蒂故意设置了环境中的不稳定因素：出身名门、貌美绝伦且与罗切斯特先生举止暧昧的英格拉姆小姐，使读者的心中悬念再起，为简·爱的未来提心吊胆起来。同时，文本中还始终缠绕着一个引而不发、时明时暗的疑团，发生在桑菲尔德庄园的怪事的源头是什么？简·爱在半夜听到的怪声，看到的缥缈的白色人影究竟是谁？于是，故事发展以作家铺设的悬念为叙事动力，吸引了读者的强烈关注与阅读兴趣。

迭起的悬念引发了读者对故事的浓烈兴趣，但悬念铺设成为文本叙事的唯一动力时，读者难免有被“牵着鼻子走”的阅读感受。直白的悬念设置使作家的叙事意图暴露无遗，无疑使文学接受的审美体验过程被缩短，那么如何让悬念发挥其作用却又不影响叙事情节本身的内容价值便至关重要。夏洛蒂·勃朗特也注意到了铺设悬念与情节发展之间的平衡性问题，于是在《维莱特》中她采取了较为舒缓的叙事节奏，化解了悬念设置的刻意性。在《维莱特》中，夏洛蒂·勃朗特依然通过人物关系的不确定性创设悬念，路西与布莱顿的关系中存在凡肖小姐和波琳娜两个不稳定的因素。但夏洛蒂·勃朗特对这种因不确定性带来的悬念没有急于揭穿，反而是将其作为叙事的隐在背景呈现，将叙事的重心转移到人物形象的丰满上来。于是，凡肖小姐和波琳娜等次要人物不再是制造悬念的“工具”，而是具有情感个性的立体人物，在她们的衬托下，主要人物路西的形象也更加丰满。同时，夏洛蒂·勃朗特也丰富了创设悬念的叙事技法，不仅通过叙事基本要素的不确定性设计悬念，而且也运用叙事结构的开放性为读者留下遐想、追思的空间。如路西和埃玛纽埃尔恋爱后分离三年，终于等待出国的埃玛纽埃尔归来，却不想他在回航途中遭遇了海难，生死不明。夏洛蒂·勃朗特以开放性的结局为故事画上了句号，仅仅留下了一个“光明的尾巴”，“给乐观的想象留下希望……让他们想象结婚和随后的幸福生活吧”，将带有巨大悬念的结局留待读者去想象、补充。埃玛纽埃尔会平安归来吗？他是怎样在巨大的海难中幸存的呢？已经等待爱人许久的路西会有怎样的反应呢？相较于《简·爱》通过“天降横财”解决全部问题的理想化结尾，《维莱特》的结局显得更加成熟，悬念不仅成为叙事的内在动力，而且成为织构小说叙事结构的重要策略，显示了夏洛蒂·勃朗特叙事艺术的升华。

三、超现实性的小说技法

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叙事带有浓烈的现实主义风格，这是毫无疑问的。但现有的对夏洛蒂小说叙事风格的研究都太拘泥于对其情节内容与思想情感方面的解读，而忽略了夏洛蒂·勃朗特小说的自叙传风格给其带来的超现实性。夏洛蒂在叙事中大规模采取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一方面融化了现实主义小说客观叙事的冷硬，在外部世界的形塑中渗透了作家主观的情志;另一方面也向读者敞开了作家的主体自我，使文本中的隐含作家可以实现与读者的无间隙交流。这种叙事手法被称为心理现实主义手法，夏洛蒂·勃朗特以人物心理世界的流动反映现实、描摹世界，从而颠覆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客观叙事传统，呈现出了心理层面或情感层面的现实。

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几乎都是第一人稱叙事的内视角，小说的主人公并非情节的旁观者或观察者，而是叙事的中心与观察的主要对象。文本中既有主人公以内视角表述的对于外在世界的观察，也有隐含作家的叙述声音在表达着对于主人公的议论。如《简·爱》中，简·爱在爱上罗切斯特先生又目睹他与贵族小姐暧昧的举止后，向读者倾吐心声：“她是多么端庄可人啊，那袭深红的天鹅绒织物中交缠着印度产的金丝，他要是喜欢这样的女人，我是丝毫不以为奇怪的。而且他确实倾慕着她，这是我早有依据的。”简·爱的口吻中不带有妒忌或苦涩的味道，然而隐含作家却通过对简·爱的旁观点明了主人公没办法放弃对罗切斯特的爱意，简·爱“极力想把眼睛集中在手中的针线上，但那个人的身影出现在宴会厅时，她的眼睛便无法克制地投射在他的身上”。主人公话语中的心理现实与叙述者描述中的客观现实在文本中形成了一个复调，显示出了心理现实主义超现实的叙述效果，展示了人物心理的复杂矛盾与意识流动。

同时，夏洛蒂·勃朗特的文化背景也使她的小说呈现出超现实主义的特质。勃朗特三姐妹的文学创作很难被单纯地置放在传统的英国文学中理解，因为她们“爱尔兰的父亲和康瓦尔郡的母亲”使她们必然受到爱尔兰文明的影响。这种野性、神秘的文化背景也使得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带有某种超现实主义的特质，呈现出“哥特小说”的风格。哥特小说非常注意环境的渲染与情绪的把握，在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中便不乏对具有感官刺激的场景的描绘。如《简·爱》中为简·爱所恐惧的“红房子”，鲜红的油漆与晦暗的灯光使人本能地想要抗拒。这里又是简·爱年幼时遭受舅妈体罚的场所，更在主人公和读者的心中增加了恐怖的氛围。桑菲尔德庄园富丽堂皇、精致优美的宅邸中，唯有“阁楼”灰尘飞舞、不见天日，幽静的氛围给读者带来神秘的遐想，使人倍感刺激的同时也好奇地想要一探究竟。此后，封闭的阁楼中果然锁闭着整个桑菲尔德最大的秘密，这个秘密掀起了小说最大的高潮。哥特式的环境氛围带有超现实主义的审美体验，使读者因陌生而被激起了高度的审美期待。

夏洛蒂·勃朗特也重视光线对于小说氛围的影响，朦胧的月光、夜色中的烛光等非常见的光线对小说的整体气氛造成了重要的影响。如《谢莉》中谢莉所见到的朦胧的月光，引起了她对于古老时空的遐想，放任思绪漫无目的地穿梭在城市的各个角落，给人以超现实的感官体验;《维莱特》中年迈的华尔瑞芬夫人居住的古老宅院中蜡烛的荧荧之光，时明时暗，时闪时灭，如同在暗示着风烛残年的女主人的生命。光线构成的小说整体氛围将读者带离现实世界，在超现实的文化氛围中体验感官的波动，获得陌生化的美学感受。

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带有浓厚的自传风格，她的小说既是对自我的袒露与表述，又饱含着对人的独立价值的探寻，带有女性作家基于理性而思索的坚实力量。她的小说在赓续传统现实主义的写作外，也显露出了超现实主义小说的特质，显示出了对于传统小说的突破与颠覆。时至今日，其表露出的纯熟的心理现实主义技法依然有着浓厚的文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