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十六）

《复活》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作者通过讲述玛丝洛娃的苦难遭遇和聂赫留朵夫的上诉经过，无情而深刻地抨击了法庭、监狱、官僚机关的腐败与黑暗，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和反动官吏的残暴昏庸，撕下了官办教会的伪善面纱，描绘出已经走到崩溃边缘的农奴制统治下的俄国社会的图景。

玛丝洛娃的案子可能两星期后由枢密院审理。这之前，聂赫留朵夫打算先上彼得堡，万一在枢密院败诉，那就听从写状子的律师的主意，去告御状。那个律师认为，这次上诉可能毫无结果，必须有所准备，因为上诉理由不够充足。这样，玛丝洛娃就可能随同一批苦役犯在六月初旬出发。聂赫留朵夫既已决定跟随玛丝洛娃去西伯利亚，在出发以前就得作好准备，现在就需要先下乡一次，把那里的事情安排妥当。

聂赫留朵夫首先乘火车到最近的库兹明斯科耶去，他在那里拥有一大片黑土的地产，那是他收入的主要来源。他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成年后又去过两次。有一次他奉母命把德籍管家带到那里，同他一起检查农庄经营情况，因此他早就熟悉地产的位置，熟悉农民同账房的关系，也就是农民同地主的关系。农民同地主的关系，说得客气些，是农民完全依赖账房，说得直率些，是农民受账房奴役。这不是一八六一年废止的那种明目张胆的奴役，也就是一些人受一个主人的奴役，而是一切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受大地主们的共同奴役，有时还受到生活在农民中间的某些人的奴役。这一点聂赫留朵夫知道，他不可能不知道，因为农庄经营就是以这种奴役为基础，而他又亲自过问过这种经营方式。不过，聂赫留朵夫不仅知道这一点，他还知道这种经营方式是不公平的，残酷无情的。早在学生时代，他就信奉亨利·乔治的学说并热心加以宣扬。当时他就知道这个问题。根据这个学说，他把父亲留给他的土地分赠给农民，认为今天拥有土地同五十年前拥有农奴一样都是罪孽。不错，他在军队生活，养成了每年挥霍近两万卢布的习惯。复员回来后，原先信奉的学说已被置诸脑后，对他的生活不再有约束力。他非但不再思考他对财产应抱什么态度，母亲给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而且竭力回避这些问题。不过，母亲去世后，他继承了遗产，开始管理财产，也就是管理土地，这些事又使他想到土地私有制的问题。要是在一个月以前，聂赫留朵夫会安慰自己说，要改变现行制度，他无能为力，庄园也不是他在管理。这样，他生活在远离庄园的地方，收取从那里汇来的钱，多少还能心安理得。但现在他已毅然作出决定：虽然他不久就将去西伯利亚，而且因为要处理监狱里的各种麻烦问题，都需要花钱，他不能再维持现状，而一定要加以改变，宁可自己吃亏。因此他决定自己不再经营土地，而是以低廉的租金出租给农民，使他们完全不必依赖地主。聂赫留朵夫反复拿地主同农奴主的地位进行比较，觉得地主不雇工种地而把土地租给农民，无异于农奴主把农民的徭役制改为代役租制。这样并不解决问题，但向解决问题迈出了一步，也就是压迫从比较粗暴的形式过渡到不太粗暴的形式。他就打算这样做。

聂赫留朵夫在中午时分到达库兹明斯科耶。他在生活上力求简朴，事先没有打电报回家，而在火车站雇了一辆双驾四轮马车。车夫是个小伙子，身穿黄土布长外套，腰身细长，腰身以下打褶裥的地方束着一根皮带。他照一般马车夫的习惯侧坐在驭座上，很高兴地同车上的老爷攀谈。他们这样一攀谈，那匹衰老而又瘸腿的白色辕马和害气肿病的瘦骖马就可以一步一步慢慢走，那是它们求之不得的。

车夫讲起库兹明斯科耶的那个管家。他不知道车上坐的就是庄园的主人。聂赫留朵夫有意不告诉他。

“好一个阔气的德国佬。”这个在城里住过、读过小说的马车夫说。他坐在驭座上，侧身对着车上的乘客，忽而握着长鞭的柄，忽而握着长鞭的梢，显然想说些文雅的话来炫耀他的知识。“他买了一辆大马车，配上三匹草黄大马，带着太太一起兜风，嘿，好不威风！”他继续说，“冬天过圣诞节，他那所大房子里摆着一棵很大的圣诞树，我送客人到他家去看见的，还有电光灯呢。全省都找不到第二家！捞的钱真是多得吓死人！他有什么事办不到，大权都在他手里嘛。据说他还买了一份好田产。”

聂赫留朵夫想，不管那德国人怎样管理他的庄园，怎样揩他的油，他都毫不在乎。但那个腰身细长的马车夫讲的话，却使他不快。他欣赏这美好的春光，眺望空中不时遮住太阳的浓云，看到春播作物的田野上到处都有农民在翻耕燕麦地，看到浓绿的草木上空飞翔着百灵鸟。树林里除了晚发的麻栋外，都已盖上翠绿的萌芽，草地上散布着一群群牛马，田野上看得见耕作的农民。他看着看着，不禁心里又闷闷不乐起来。他问自己，究竟什么事使他煩恼？于是他想到车夫讲的那个德国人怎样在库兹明斯科耶主宰一切，为所欲为。

聂赫留朵夫抵达库兹明斯科耶后，着手处理事务，才克服了这种不愉快的情绪。

聂赫留朵夫查阅过账目，同管家谈了话。那管家直率地说，亏得农民缺少土地，他们的地又夹在地主的领地当中，因此地主占了很多便宜。聂赫留朵夫听了他的话，更打定主意，不再经营农庄，而把全部土地分给农民。通过查账和同管家谈话，他知道情况同过去一样，三分之二的好耕地是他的雇工直接用改良农具耕种的，其余三分之一土地雇农民耕种，每俄亩付五卢布，也就是说农民为了这五卢布，每俄亩土地就得犁三遍，耙三遍，播下种子，再要收割，打捆，或者把谷子送到打谷场。如果雇廉价的自由工人来做这些农活，每俄亩至少也得付十卢布工钱。农民从账房那儿取得必需的东西，都要按最贵价格折成工役来支付。他们使用牧场、树林和土豆茎叶，都得付工役，因此农民几乎个个都欠账房的债。这样，耕地以外的

地由雇来的农民耕种，地主所得的利益就比用五分利计算的地租收入还多四倍。

这些事聂赫留朵夫尽管早就知道，但现在听来却又觉得很新鲜。他感到惊奇的是，他们这些拥有土地的老爷怎么会看不到这种不合理的事。总管提出种种理由，认为把土地交给农民会损失全部农具，连四分之一的本钱都收不回来，又说农民会糟蹋土地，聂赫留朵夫交出土地会吃大亏。但这些理由反而使聂赫留朵夫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即把土地交给农民，使自己丧失大部分收入，正是做了一件好事。他决定趁这次回乡的机会，把这件事办好。收获和出售已种下的粮食，把农具和不必要的房屋卖掉，这些事他让总管在他走后再处理。现在他要总管如集库兹明斯科耶周围三村农民第二天来开会，向他们宣布自己的计划，并跟农民商定出租土地的租金。

聂赫留朵夫想到自己坚决抵制总管的意见，准备为农民牺牲，感到很愉快。他从账房出来，一面考虑当前要办的事，一面绕过正房，穿过如今荒芜的花圃（总管住宅前却新辟了一个花圃），走过蒲公英丛生的草地网球场，来到菩提树夹峙的小径。以前他常在这里散步，吸雪茄，三年前漂亮的基里莫娃到他母亲家来做客。聂赫留朵夫考虑了一下明天对农民大致要讲些什么话，然后去找总管，同他一面喝茶，一面商量清理全部田产的问题。他在这些事上定了心，才走到这座大宅邸里平时用作客房、这次为他收拾好的房间里。

这个房间不大，但很干净，墙上挂着威尼斯风景画，两个窗子中间挂着一面镜子。房间里放着一张清洁的弹簧床，一张小桌，桌上放着一个玻璃水瓶、一盒火柴和一个灭烛器。镜子旁边有一张大桌子，桌上放着他那只盖子打开的皮箱，箱子里露出他的化妆用品盒和随身带着的几本书：一本是研究刑法的俄文书，还有一本德文书和英文书，都是同一类内容。这次下乡，他想偷空阅读这几本书，但今天已经没有时间了。他要上床睡觉，明天早点起来，准备向农民说明他的计划。

房间的一角放着一把古色古香的红木镶花圈椅。聂赫留朵夫记得这把椅子原来放在母亲卧室里，如今一看到，不禁产生一种奇特的感情。他忽然很舍不得这座快要倒塌的房子，舍不得这个荒芜的花园，这片将被砍伐的树林，以及那些畜栏、马厩、工棚、机器和牛马。那些产业虽不是他置办的，但他知道都来之不易，而且好不容易才保存到今天。以前他觉得放弃那一切轻而易举，如今却又很舍不得，舍不得他的土地，舍不得他的一半收入——今后他很可能需要这些钱。于是立刻就有一种理论来支持这种感情，认为他把土地分给农民，毁掉他的庄园是愚蠢的，荒唐的。

“我不应该占有土地。我失去土地，就不能维持这个庄园。不过，如今我要到西伯利亚去，因此房子也好，庄园也好，都用不着了，”他心里有一个声音说，“这话固然不错。”他心里另一个声音说：“但是，第一，你不会在西伯利亚待一辈子。你要是结婚，就会有孩子。你完整无缺地接受这个庄园，以后你也得完整无缺地把它传给后代。你对土地负有责任。把土地交出去，把庄园毁掉，这都很容易，但重新创立这点产业可就难了。你首先得考虑你的生活，决定今后怎么过，据此再来处理你的财产。你的决心究竟有多大？ 再有，你现在这样做是不是真的出于良心？还是只做给人家看看，好在他们面前炫耀自己的德行？”聂赫留朵夫这样问自己。他不能不承认，人家对他的行为说长道短，会影响他的决定。他越想，问题越多，越不容易解决。为了摆脱这些思想，他在干净的床上躺下来，想好好睡一觉，到明天头脑清醒了，再来解决这些目前搅得他心烦意乱的问题。但他好久都睡不着觉，被打开的窗子里涌进清凉的空气，泻下溶溶的月光，传来一片蛙鸣，还夹杂着夜莺的鸣啭和啁啾——有几只在远处花园里，有一只就在窗下盛开的丁香花丛中。聂赫留朵夫听着夜莺的鸣啭和青蛙的聒噪，不禁想起了典狱长女儿的琴声。一想起典狱长，也就想起了玛丝洛娃，想起她说“您还是死了这条心吧”时，嘴唇不断地哆嗦，简直像青蛙一般。于是那个德籍总管走下坡去捉青蛙。得把他拦住，但他不仅一个劲儿地走下坡去，而且变成了玛丝洛娃，还责备他说：“我是苦役犯，您是公爵。”“不，我不能让步。”聂赫留朵夫想着，惊醒过来，自问道：“我究竟做得对不对？我不知道，反正我也无所谓。无所谓。但该睡觉了。”他也顺着总管和玛丝洛娃走过的路往下滑，于是一切都消失了。

第二天早晨，聂赫留朵夫九点钟醒来。账房派来伺候老爷的年轻办事员，一听见他在床上翻身，就给他送来一双擦得锂亮的皮鞋和一杯清凉的矿泉水，并向他报告说，农民们正在集合拢来。聂赫留朵夫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头脑清醒了。昨天舍不得交出土地、清理庄园的心情已完全消失。此刻想到那种心情，反而觉得奇怪。他想到当前要办的事感到高兴和自豪。他从房间窗口望出去，看见蒲公英丛生的草地网球场。农民们遵照总管的命令聚集在那里。昨天黄昏青蛙拼命聒噪，怪不得今天天气阴晦。一早就下着温暖的——细雨，没有风，树叶上、树枝上和青草上都滚动着水珠。从窗子里飘进来草木的芳香，还有久旱的泥土的气息。聂赫留朵夫一面穿衣服，一面几次三番往窗外张望，看农民纷纷集合到网球场上来。他们三三两两地走来，见面互相脱帽致意，拄着拐杖，站成一个圆圈。总管是个身强力壮、肌肉發达的年轻人，穿着一件有绿色竖领和安有大纽扣的短上衣。他走来告诉聂赫留朵夫，人都到齐了，但可以让他们等一下，聂赫留朵夫不妨先喝点咖啡或红茶，这两样东西都已准备好了。

“不，我还是先去同他们见面。”聂赫留朵夫说，一想到马上就要同农民谈话，竟感到又胆怯又害臊。

他要满足农民们连想都不敢想的愿望——以低廉的地租分给他们土地，也就是说恩赐给他们，可他反而感到害臊。聂赫留朵夫走到农民面前，农民一个个脱下帽子，露出淡褐色的、鬈曲的和花白的头发，以及秃顶的脑袋，他忽然觉得十分狼狈，半天说不出话来。空中仍下着——细雨，农民的头发上、胡子上和长袍绒毛上都是水珠。农民们望着老爷，等他开口，可是他却窘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种难堪的沉默由镇定沉着和刚愎自用的德国总管打破了。他自认为摸透了俄国农民的脾气，并且讲得一口漂亮的俄国话。这个吃得肥头胖耳、体格强壮的人，也像聂赫留朵夫一样，同满脸皱纹、身体枯瘦、肩胛骨从袍子里凸出来的农民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听我说，现在公爵少爷要施恩给你们，要把土地交给你们自己种，可是说实在的，你们不配。”总管说。

“我们怎么不配，华西里·卡尔雷奇？难道我们没有替你干过活吗？我们一向很感激先夫人，愿她在天上平安。我们也很感激公爵少爷，他没有扔下我们。”一个喜欢饶舌的红头发农民说。

“我约你们来就是为了这件事。要是你们乐意，我打算把全部土地都交给你们。”聂赫留朵夫说。

农民都不作声，仿佛没有听懂他的话，或者不相信。

“把土地交给我们，您这是什么意思？”一个身穿腰部打褶长袍的中年农民说。

“就是租给你们，你们只要稍微付些租金就可以耕种。”

“这事太美了。”一个老头儿说。

“但租金要我们出得起才行。”另一个老头儿说。

“给土地还会不要吗！”

“种地是我们的本行，我们就是靠土地吃饭的！”

“这样您也省事些，只要收收钱就行，免得许多麻烦！”几个人同时说。

“麻烦都是你们弄出来的，”德国人说，“要是你们好好干活，能守规矩……”

“这我们可办不到，华西里·卡尔雷奇，”一个尖鼻子的瘦老头说，“你问我为什么把马放到田里，可谁存心把它放过？我从早到晚整天抡镰刀，干一天活好比干一年，夜里放马，免不了打个盹儿，马溜到你的燕麦田里，你就要剥我的皮！”

“你们应该守规矩。”

“守规矩，你说说倒轻巧，可我们做不到。”一个高个儿的中年农民说，他头发乌黑，满脸都是胡子。

“我早就对你们说过，要造一道围墙。”

“那你给我们木材。”一个外貌不扬的小个儿农民插嘴说。

“我原来就想用木头围起来，可你却把我关进牢里，喂了三个月虱子。嘿，这就叫造围墙！”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聂赫留朵夫问总管。

“村子里的头号小偷，”总管用德语说，“他年年在树林里偷树，都被人逮住。你要先学会尊重别人的财产。”总管说。

“难道我们还不尊敬你吗？”老头儿说，“我们不能不尊敬你，因为我们都被捏在你的手心里，你要我们长就长，要我们短就短。”

“嗨，老兄，人家是不会欺负你们的，只要你们不欺负人家就是了。”

“哼，‘人家是不会欺负你们的’！去年夏天你打了我一记耳光，打了就打了，还有什么话说呢！跟有钱人没法讲道理，这是明摆着的事。”

“你做事只要守法就是了。”

就这样展开了一场舌战。交战双方都不太明白他们在争些什么，说些什么。只见一方满腔怒火，但因恐惧而有所克制;另一方明白自己地位优越，大权在握。聂赫留朵夫听着他们的争吵，心里很難受。他竭力想使大家回过来谈正经事，商定地租和付款期限。

“那么土地的事怎么办？你们愿意不愿意？要是把全部土地交给你们，你们出什么价钱？”

“东西是您的，价钱得由您定。”

聂赫留朵夫定了一个价钱。尽管他定的价钱比附近一带的租金要低得多，农民们还是嫌高，就开始还价。聂赫留朵夫原以为他定的价钱人家会高高兴兴接受，不料谁也没有表现出丝毫满意的样子。聂赫留朵夫断定他定的价钱对他们有利，因为在谈到由谁来承租的时候——是由全村农民来承租，还是成立一个合作社来承租——农民分成两派，争论得很激烈。一派是想把劳动力弱、付款困难的农民排挤在外，另一派就是那些被排挤的农民。最后亏得总管出力，才讲定了价钱和付款期限。于是农民们就吵吵闹闹地走下山坡，回村子里去，聂赫留朵夫则同总管一起到账房去拟订租约。

聂赫留朵夫的愿望和计划都实现了农民得到了土地，付的租金比附近一带要低三成;他自己从土地上所得的收入几乎减少了一半，但对他还是绰绰有余，何况他卖掉树林、出售农具都有进款。看来一切都顺顺当当，但聂赫留朵夫总觉得有点羞愧。他看到，农民中间尽管有人对他说了一些感激的话，可他们并不满足，而是指望更多的好处。结果是他自己吃了大亏，却还没有使农民满足。

第二天，在家里订了租契，签了字。聂赫留朵夫在几个推选出来的老农的护送下，怀着事情没有办完的惆怅心情，坐上总管那辆被出租马车夫称为阔气的三驾马车，同那些脸上现出困惑神色、不满意地摇头的农民告了别，直奔火车站。聂赫留朵夫对自己很不满意。至于什么事不满意，他自己也说不上来，但一直觉得闷闷不乐，感到羞愧。

聂赫留朵夫乘车离开库兹明斯科耶，来到两位姑妈让他继承的庄园，也就是他认识卡秋莎的地方。他很希望像在库兹明斯科耶那样处理这里的地产。此外，他还想尽量打听一下卡秋莎的事，以及她和他的孩子的情况：那个孩子是不是真的死了？他是怎么死的？他一早来到巴诺伏。他的马车驶进庄园，使他触目惊心的，首先是全部建筑物特别是正房那种衰败荒凉的景象。原来的绿铁皮屋顶，已锈得发红;有几块铁皮卷了边，多半是被暴风雨掀起的。正房四周的护墙板，有的已被人撬走，主要是那些钉子生锈、容易撬掉的地方。前门廊和后门廊都已朽烂倒塌，只剩下梁架。特别是后门廊，他记得尤其清楚。有几个窗子由于玻璃损坏已钉了木板。原来管家住的厢房还有厨房和马厩，都已破旧，色泽灰暗。唯独花园没有衰败，更加葱茏繁茂，枝叶扶疏，百花争艳;从墙外就可以看见樱花、苹果花和李子花盛开，白花花一片仿佛天上的浮云。编成篱笆的丁香也像十二年前一样盛开，那年聂赫留朵夫曾和十六岁的卡秋莎一起玩捉人游戏。他在这丁香花丛里跌了一跤，被尊麻刺伤了。当年索菲雅姑妈在正房旁边种的一棵落叶松，小得像木橛子，如今已长大成材，枝条上长满了柔软的黄绿色松针。河水在两岸之间奔流，流到磨坊的水闸上，哗哗地往下冲去。对岸草地上放牧着农家毛色斑驳的牛马。管家是个没有毕业的神学校学生，他笑吟吟地在院子里迎接聂赫留朵夫，笑吟吟地请他到账房里去，又笑吟吟地走到隔板后面，仿佛用这样的笑容表示将有什么特殊的事在等着他。隔板后面有人在叽叽喳喳地谈话，随后又沉默了。马车夫领到酒钱后，叮叮——地把车赶出院子，接着周围又静了下来。过了一会儿，有一个穿绣花衬衫的姑娘从窗外跑过，她赤着脚，耳朵上挂着绒球当耳环。一个农民跟在她后面跑过，大靴子的铁钉在踩实的地面上发出叮叮的响声。

聂赫留朵夫坐在窗口，望着花园，听着各种声音。从双扉小窗子里飘进来春天的清新空气和翻耕地的泥土香，风轻轻地吹动他汗滋滋的额上的头发和放在刀痕累累的窗台上的便条纸。河上传来女人们僻里啪啦的捣衣声，此起彼落，融成一片，飘荡在阳光灿烂的河面上。磨坊那边传来流水倾泻的匀调声音。一只苍蝇从聂赫留朵夫耳边飞过，发出惊恐的响亮的嗡嗡声。

聶赫留朵夫忽然想起，很久以前，当他年纪很轻、心地还很单纯的时候，也在这儿，在磨坊有节奏的喧闹声中，听见河上的捣衣声;春风也是这样吹动他湿润的额上的头发和刀痕累累的窗台上的便条纸;而且也有这样的一只苍蝇惊恐地从他耳边飞过。他不仅想起了十八岁时的情景，而且觉得自己像当年一样朝气蓬勃，心地单纯，胸怀大志，但又觉得像梦境一样不可能重现，他感到无比惆怅。

“老爷，您什么时候吃饭啊？”管家微笑着问。

“随您的便，我不饿。我到村子里去走走。”

“您是不是先到房子里看看，房子里我都收拾得整整齐齐了。您去看看吧，要是外表上……”

“不，以后再看，请您先告诉我，你们这里有没有一个叫玛特廖娜的女人？”

玛特廖娜就是卡秋莎的姨妈。

“有，当然有，就住在村子里，我真拿她没有办法。她卖私酒。我知道这事，揭发过她，训斥过她，可是到官府告她，又不忍心：年纪大了，妇道人家，又有孙儿孙女。”管家说，脸上一直挂着微笑，想讨好东家，又满心相信东家看事情都同他一样。

“她住在哪里？我想去找找她。”

“住在村子尽头，从村边数起第三家。左边是一所砖房，她的小屋就在砖房后面。最好还是让我送您去。”管家快乐地笑着说。

“不用了，谢谢您，我自己找得着的。倒是要请您通知那些农户，叫他们来开个会，我要同他们谈谈土地的事。”聂赫留朵夫说。他打算也像在库兹明斯科耶那样，在这里同农民们处理好事情，而且最好今天晚上就办完。

聂赫留朵夫走出大门，遇见一个农家姑娘。她身穿花花绿绿的围裙，耳朵上挂着绒球，迅速地迈动两只厚实的光脚板，穿过车前草丛生的牧场，沿着一条踩实的小径跑来。她左胳膊拼命在胸前来回甩动，右胳膊紧紧搂住一只红毛公鸡，把它贴在肚子上，正要回家。那公鸡晃动血红的鸡冠，仿佛很镇定，只转动两只眼珠，时而伸出一只黑腿，时而又缩回去，爪子不时抓住姑娘的围裙。姑娘走近老爷身边，放慢了脚步。她走到他面前，停住脚步，脑袋往后一昂，向他鞠了个躬。直到他过去了，她才抱着公鸡往前走。聂赫留朵夫下坡来到水井那儿，遇见一个背有点驼的老太婆，身穿一件肮脏的粗布衫，挑着一担沉甸甸的装满水的木桶。老太婆小心翼翼地把两只水桶放下来，也像姑娘那样把脑袋往后一昂，对他鞠了个躬。

过了水井就是村子。天气晴朗炎热，上午十点钟就闷热得厉害，空中的浮云只偶尔遮住太阳。整条街上都弥漫着浓烈而并不难闻的畜粪味，有的是从大车上山经过的平坦坚实的路上飘来的，但主要还是从各家院子耙松的畜粪堆里冒出来的。聂赫留朵夫正好走过各家大门敞开的院子。有几个农民光着脚板，裤子和布衫上溅满粪汁，赶着大车上坡。他们不时回头望望身材魁伟的老爷，看他头上戴着灰色礼帽，缎子的帽箍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手里拄着光亮的银头曲节手杖，每走两步就拿手杖往地上一点，上坡往村子走来。那些从大田里赶着空车回来的农民，坐在驭座上颠个不停，看见街上走着这么一个与众不同的人，都向他脱帽致敬。农妇们走到大门外，或者站在台阶上，对他指指点点，目送他走过。

聂赫留朵夫走到第四户人家的大门口，停住脚步，让一辆吱吱嘎嘎响的大车从院子里驶出来。这辆大车装着畜粪，堆得很高，拍打得很结实，上面铺着一张供人坐的蒲席。一个五六岁的男孩跟在大车后面，兴高采烈地等着坐车。一个年轻的农民脚穿树皮鞋，迈着大步，把马赶出门外。一匹蓝灰色长腿马驹从大门里窜出来，看见聂赫留朵夫，吓了一跳，身子贴紧大车，腿蹭着车轮，窜到母马前面。那母马刚把大车拉到门外，低声嘶鸣着，显得心神不宁。后面还有一匹马，由一个精神矍银的瘦老头牵出来。这老头也光着脚板，穿着条纹裤和肮脏的长布衫，隆起尖尖的肩胛骨。

等马匹上了撒满仿佛烧焦的灰黄色粪块的大路，老头又回到大门口，对聂赫留朵夫鞠了个躬。

“你是我们那两位小姐的侄儿吧？”

“是的，我是她们的侄儿。”

“欢迎欢迎。你是不是来看看我们啊？”老头兴致勃勃地说。

“对了，对了。那么，你们过得怎么样？”聂赫留朵夫回答，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啊！糟得不能再糟了。”饶舌的老头连忙拖长声音说。

“怎么会这样糟呢？”聂赫留朵夫一面走进大门，一面问。

“这算是什么日子啊？糟得不能再糟了。”老头一面说，一面跟着聂赫留朵夫走进院子，来到敞棚下畜粪已经铲掉的地方。

聂赫留朵夫也来到敞棚底下。

“你瞧，我一家老小有十二口呢。”老头继续说，指着两个手拿大叉、头巾滑下来的女人，她们站在还没有出清的粪堆上，满头大汗，裙摆掖在腰里，露出半截溅满粪汁的腿肚。

“月月都得买进六普特粮食，可是哪来的钱呢？”

“难道自己打的还不够吃吗？”

“自己打的？”老头冷笑一声说，“我的地只能养活三口人，还吃不到圣诞节。”

“那你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这么办：一个孩子送出去做长工，又向府上借了点钱。不到大斋节就用光了，可是税还没有缴呢！”

“税要缴多少？”

“我们一户每四个月得缴十七卢布。唉，老天爷，这年头，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对付！”

“可以到你们屋里看一下吗？”聂赫留朵夫说，穿过院子，从那已经铲除畜粪的地方走到用大叉翻过、冒出强烈味儿的红棕色畜粪上。

“当然可以，请吧。”老头说。他迅速迈动脚趾缝里冒出粪汁的两只光脚，跑到聂赫留朵夫前头，给他打开小屋的门。

那两个农妇理好头巾，放下裙摆，露出好奇而恐惧的神情，瞧着袖口钉着金钮子的整洁的老爷走进来。

两个小姑娘，身穿粗布衫，从小屋里跑出来。聂赫留朵夫弯下腰，脱去帽子，进了门廊，接着又走进弥漫着食物酸味的肮脏小屋。小屋里放着两台织布机。炉灶旁站着一个老太婆，卷起袖子，露出两条又黑又瘦、青筋毕露的胳膊。

“瞧，東家少爷看我们来了。”老头说。

“哦，那太高兴了。”老太婆放下卷起的袖子，亲切地说。

“我要看看你们日子过得怎么样。”聂赫留朵夫说。

“我们日子过得怎么样，你就瞧吧。这小房子眼看就要倒了，说不定哪天会压死人。可老头子还说这房子挺不错。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天地，”大胆的老太婆神经质地晃动着脑袋，说，“马上就要开饭了。我得喂饱那些干活的人。”

“你们吃些什么呀？

“吃什么？我们的伙食好得很。第一道是面包下克瓦斯，第二道是克瓦斯下面包。”老太婆露出蛀掉一半的牙齿，笑着说——

“不，您别开玩笑，让我看看你们今天吃些什么。”

“吃什么？”老头儿笑着说，“我们的伙食并不讲究。你给他看看，老婆子。”

老太婆摇摇头。

“你想看看我们庄稼人的伙食吗？老爷，我看你这人太仔细了。什么事都想知道。我说过，面包下克瓦斯，还有菜汤，昨天婆娘们送来几条鱼。喏，这就是菜汤，吃完汤就是土豆。”

“没有别的了？”

“还能有什么呢，最多在汤里加一点牛奶。”老太婆笑着说，然后抬起眼睛望着门口。

房门开着，门廊里挤满了人。男孩、女孩、怀抱婴儿的女人都挤在门口，瞅着这个查看庄稼人伙食的怪老爷。老太婆显然因为能同老爷周旋感到很得意。

“是啊，老爷，我们的日子糟得很，真是糟得很，”老头说，“你们跑来干什么！”他对站在门口的人嚷道。

“好吧，再见了。”聂赫留朵夫说，觉得又窘迫又羞愧，但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多谢您来看望我们。”老头说。

门廊里的人互相挤紧，给聂赫留朵夫让路。聂赫留朵夫来到街上，沿着斜坡往上走。两个赤脚的男孩跟着他从门廊里出来：一个年纪大些，穿一件脏得要命的白衬衫;另一个穿一件窄小的褪色粉红衬衫。聂赫留朵夫回头对他们瞧了瞧。

“你这会儿到哪儿去？ ”穿白衬衫的男孩问。

“去找玛特廖娜，”他说，“你们认识她吗？”

穿粉红衬衫的小男孩不知怎的笑起来，可是岁数大些的那个一本正经地反问道：“哪一个玛特廖娜？是很老的那一个吗？”

“对了，她很老了。”

“哦——”他拖长声音说，“那是谢梅尼哈，她住在村子尽头。我们带你去。走，费吉卡，我们带他去。”

“那么马怎么办？”

“那不要紧！”

费吉卡同意了。他们三人就一起沿着街道往坡上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