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世纪至十八世纪进藏西人眼中的藏族音乐与歌舞

THE TIBETAN MUSIC AND DANCE  IN THE EYES’ OF THE WESTERNERS ENTERING TIBET FROM THE 14th to 18th  CENTURY

摘 要：西人進入藏区早在蒙元时期就已有先例。这些早期的入藏西人或依据自己在藏区的亲身经历或通过道听途说留下了大量有关藏区政治经济、地理历史、宗教礼仪、风土人情的通信、笔记、考察报告及研究论著。这些书信和论著中都或多或少都提及藏族音乐和歌舞习俗，特别是仪式歌舞与乐器。以14—18世纪进入过藏区的几位西人的通信、日记、考察报告为例，检索他们对卫藏方言区藏族音乐歌舞活动的描述。这些描述虽非民族音乐学意义上的研究，但亦可弥补中文藏族音乐研究史料之不足，为学界了解域外对西藏音乐的认知过程也可提供佐证。

关键词：进藏西人;藏族音乐;习俗仪式;乐器;歌舞

中图分类号： J6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22）03-0003-08

DOI：10.15929/j.cnki.1004 - 2172.2022.03.001

来华西人有关藏区之描述，至迟自元代已有之。意大利方济各会教士柏朗嘉宾、鲁布鲁克的威廉、马可波罗等在其著述中都提到过藏区的风土人情。①但这些人的描述似乎来自道听途说，因为他们都没有真正踏足过藏区。

来华西人最早进入到西藏地区似乎是在14世纪，早期进入藏区的西人几乎无例外地为天主教神职人员。到17世纪初至18世纪中叶，先后有十多批罗马天主教耶稣会和卡普清修会（也称嘉布遣小兄弟会）的传教士，从印度北部进入我国藏族地区的阿里、日喀则和拉萨等地进行传教。与天主教传教士接踵而至的是西方列强。觊觎西藏的英国殖民主义者最早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即以各种理由派使节进入日喀则藏区活动。19世纪中期，中国的门户被打开后，更多的西人开始深入到康藏和安多地区。这些早期的入藏西人大多依据自己在藏区的亲身经历留下了大量有关西藏政治经济、地理历史、宗教礼仪、风土人情的通信、日记、考察报告及研究论著。早期进藏西人的书信和论著中几乎都提及藏族音乐和歌舞习俗，特别是仪式歌舞与乐器。但遗憾的是，中外民族音乐学者却很少瞩目这些早期文献。本文以14世纪至1842年五口通商前进入过藏区的4位天主教教士和两位英国外交官的旅藏笔记、报告和著述为例，检索他们对卫藏方言区的阿里、拉萨、日喀则等地藏族仪式及世俗音乐活动的描述。这些描述虽然不是专门的、民族音乐学意义上的有关藏民音乐活动的研究，但毕竟可弥补中文藏族音乐研究史料之不足，为学界了解域外对西藏音乐的认知过程亦可打开一扇窗户。

一、十四世纪进入藏区的天主教士眼中的藏族音乐习俗

意大利圣方济各会托钵僧鄂多立克（Odorico de Pordenone， ca. 1286—1331）虽不是最早提到西藏习俗的来华西人，但他却可能是最早提到西藏习俗中音乐活动的西方传教士。鄂氏约1314年（一说1316年）从威尼斯启程东游，经广州入中国。在华期间他曾辗转泉州、福州、杭州、金陵、扬州、北京等地，后取道西藏回欧。①在其于1330年5月向同会会士口述其东游经历的《鄂多立克东游录》中，鄂氏提及西藏的一些特殊的风俗习惯，其中就包括西藏人天葬习俗仪式中的唱诵活动：

此邦的另一风俗是：假如有人丧父，儿子就会说：“我要悼念我的父亲”，接着他就会将该邦的祭司、喇嘛、乐人，以及邻居和亲戚等统统找来，欢欢喜喜地一起将尸体抬往郊外。在那里准备一张大桌子，由祭司在那张桌子上将儿子父亲的头先砍掉，然后把头颅交给这儿子。儿子与众人一起唱颂歌，并为死者念经超度，接着，祭司会将死者尸身切成碎片。尸身切完后，他们会一边为死者祈祷，一面起身返城。②

需要指出的是，鄂多立克虽然涉足过西藏，但他以上的描述却并非他亲眼所见，而是来自道听途说。③但遗憾的是，他的并非属实的描述却影响很广，西人有关西藏的著述多引述其描述。④

二、明末在藏西地区传教的耶稣会教士眼中的藏族音乐

17世纪初至18世纪中叶，先后有十多批罗马天主教耶稣会和卡普清修会（The Order of Friars Minor Capuchin）的传教士，从印度北部进入到我国藏族地区的阿里、日喀则和拉萨等地进行传教活动。

学界一般认为，葡萄牙耶稣会士安东尼奥·安夺德（Antonio de Andrade，1580—1634）是第一位翻越世界屋脊进入西藏西部地区传教的欧洲人。安氏于1624年和1625年两次到达阿里南部地方政权古格王国的首都扎布让（即今西藏札达县）建立传教站，并受到古格王扎西扎巴德和王妃的欢迎。他在寄回欧洲的信中，多次提到藏人喇嘛用的法器，如安氏在1626年8月15日的信中就提道：“喇嘛用的法器一般是用金属做成的号，也有用人的手臂骨和腿骨做的，在家里祈祷则用死者手臂骨和腿骨做成的号。”⑤这里安氏描述的法器，显然是指藏僧集体诵经时常用的鼓吹乐器同钦、冈令。⑥早期抵藏的西人似乎对人骨所制法器特别感兴趣，如1631年10月经古格王准许在扎布让和列城传教的阿则维多神父（Francisco de Azevedo，1578—1660）在其手稿《从阿格拉至西藏》中，也提到古格藏区喇嘛寺院里“用人的手臂骨和腿骨做成笛子作吹奏乐器”①。与之前的鄂多立克一样，安夺德也注意到西藏宗教习俗仪式中的音乐。如他在寄往耶稣会总会长的汇报中就描述过阿里地区藏人晒佛节时宗教仪式中所牵涉到的音乐活动：“每月月初，喇嘛们都组织一次晒佛出游……。晒佛出游时，有的喇嘛拿着类似于手帕的布块，有的拿着小鼓，他们一面击鼓一面唱着挽歌。”②

安夺德对古格地区喇嘛寺庙日常生活的叙述也涉及藏人的音乐活动。如他说那里的藏人：“每月月初用各色旗帜装点一座位于山顶的小庙……人们手持刀、枪、盾、匕首围住神庙，有人站在庙顶吹铜号，高喊‘La！’（神）。”安氏在信中还详细地描述了藏族僧人每年冬季诵经、辩论和跳宗教舞蹈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身为天主教士的安氏，不但没有对异教徒藏僧的这些唱诵有丝毫的反感，反而流露出了欣赏之情：“他们还一起吟唱，唱得非常和谐，但总是把声音压得很低。”提到寺庙中独有的喇嘛辩论场面，安氏不仅仅是出于好奇而简略地描述，而是记录了他与藏僧间的会话：

辩论完毕后，他们便穿上中国式的长衫、戴上帽子，手持布条或有节奏地敲击着响铃跳舞，舞蹈极为复杂，跳舞的都是年轻的喇嘛，还有一些学习跳舞的青年。跳舞结束，他们便回到自己的房间。一次我告诉国王的兄弟（喇嘛）说，喇嘛跳舞一事令我迷惑不解。我们的教友，即便是年青人，都是非常严肃的，从来不采取有失庄重和有损荣誉的行动。他回答说，他们的年轻喇嘛在举行仪式时是天使的代表，因此，他们的穿戴与众不同。这同我们那里由歌唱家、舞蹈家扮演天使（从吾主“耶稣诞生”里看到的一样，只不过是他们请年轻喇嘛扮演天使罢了。③

三、十八世纪初期进入拉萨传教的耶稣会教士眼中的藏族音乐

早期到藏耶稣会士还值得一提的是有“欧洲藏学的创始者之一”之称的意大利神父伊波利托·德西德里（Ippolito Desideri，1684—1733）。1715年德氏从拉达克出发，穿过西藏西部，于1716年3月18日来到拉萨。德西德里不仅在拉萨住了大约5年，还被藏王拉藏汗安排在小昭寺和色拉寺院里与藏人喇嘛同吃同住一起学习。在其《西藏历史札记》手稿中，德氏多次提到藏人迎送活佛时演奏的迎送曲和歌舞、宗教节日僧众巡游时的仪式音乐，以及拉萨寺院举办一般庆典礼仪或某些特定活动时的仪式音乐和乐器。他还提到寺院僧侣生活中信号性的乐器，如为了提醒喇嘛按时起居或进行法事活动而用的鼓、加林、同钦、法螺，以及藏传喇嘛寺院诵经时用来为人声念诵伴奏的鼓、钹、镲等打击乐器和笛、管子等吹奏乐器。④特别是他对拉萨寺院的日常起居、迎请仪仗、法会及其他仪式活动中使用的海螺号、藏式法鼓等乐器，藏族民间驱鬼仪式、供奉仪式上所用的乐器，乃穷寺神巫仪式中的所用的音乐等的叙述，虽然叙述的重心不在音乐，但对乐器的形制及其功用也有较详细的介绍。此外，他还提到藏人生活中的音乐和乐器。如藏区各地游方僧人在街边、村头打坐诵经时使用的乐器，如冈令、达玛如、柄鼓与法铃等。①

德西德里也可能是最早在书中详细描述西藏重要节日时喇嘛表演宗教舞的西人。如他对藏传佛教寺院每年由僧人表演的“羌姆”的描述，不仅对整个法舞的情节内容、表演过程、喇嘛装束、所持法器及所用的各种乐器等有详细的叙述，还将之与天主教礼仪形式相对照。②

四、十八世纪初期进入拉萨传教的卡普清派教士眼中的藏族音乐

来华耶稣会士并不是18世纪初唯一提到藏族音乐活动的西人。与德西德里同年到达的卡普清派教士弗朗切斯科·奥拉济奥（Francesco Orazio della Penna，1680—1745）在其《西藏概述》中对其目睹的藏人歌舞和宗教仪式活动也多有描述。特别是对藏族的世俗乐舞，奥氏比之前进藏西人有着更为细微的观察。如他注意到藏人在歌舞娱乐时：“女的只能和女的跳，男子只能和男子跳，否则将会成为一大丑闻。”③

奥拉济奥在其著述中也提到藏传佛教为佛祖献祭时所特有的唱诵、唱诵时所用的鼓吹乐队及其主要伴奏乐器同钦、冈令、法铃、额阿、法螺等：“在其他庄严的法会中，他们也用歌曲和音乐来供奉佛祖;他们所用的乐器也有好几种，有的像大的笛子，有的又像很长而又弯曲的铜号。此外，还有大螺号、铃、鼓和小手鼓等。”④

奥拉济奥很可能是首次提到藏人记谱法的西人。在其《西藏概述》中，奥氏首次提到西藏喇嘛诵经时用来记录音调的古老的图形乐谱——央移谱。例如，在介绍藏传佛教的各种供奉仪式时，他提道：“他们咏唱的歌曲有绘有图线形的曲谱，和以上提到的乐器和谐共鸣。”⑤

五、十八世纪下半叶进入日喀则的英国使节眼中的藏族音乐

天主教传教士之后，第一个进入西藏地区的非宗教人士是英国探险家、外交官乔治·波格尔（George Bogle，1746—1781）。1774年，六世班禅喇嘛写信给时任孟加拉总督沃伦·哈斯汀士（Warren Hastings，1732—1818），央其出面调解不丹和印度、孟加拉国之间的纠纷。早有向西藏扩张野心的哈斯汀士收到班禅的信后，趁机派在加尔各答任职的波氏前往扎什伦布寺拜见班禅喇嘛。1774年11月，波格尔及其一行经西藏帕里、江孜、白朗等地抵达后藏重镇日喀则尼色日山下的扎什伦布寺，在那里住了整整4个月。⑥

波格尔在其1876年出版的游记中多次提到藏族的音乐、歌舞和乐器。如他提到班禅喇嘛南木林行宫的大门前他下榻的地方：“屋子下面就是诵经堂，从早到晚我满耳充斥的都是永不间歇的钹和铜鼓噪声。”①几天后（1774年11月19日）波格尔又目睹了班禅为达赖生日而在南木林行宫举办的“有音乐和铜鼓”的庆典会。②12月7日，波氏一行随班禅离开南木林行宫前往扎什伦布，启程时，他也注意到班禅的队列中“一匹马的背上驮着八面铜鼓，另一匹马的背上驮着一套钟和钟架，还有四名喇叭手骑在马上”③。

在随六世班禅前往扎什伦布寺的途中，波格尔还在其下榻处目睹了一场藏人“锅庄”舞：

院子里大约有30个跳舞者，一半是男人，一半是女人。男的穿着各式杂色衣服，头上戴着宽大的羊皮帽，一手舞着一条彩绸，身旁放着一种形状像小提琴但是比小提琴小的皮制乐器，一手拍打着;……他们围成一圈，男的在一起，女的在一起，五个男子在圈中。他们边跳边唱，拍手打着拍子，以半跳半奏的形式围着圈子中的舞蹈者慢慢移动;与此同时，圈子中的舞蹈者扭动旋转身子，跳跳蹦蹦，做出许多奇怪无法描述的动作来。④

在靠近扎什伦布寺时，波格尔注意到：“僧侣和农人在班禅喇嘛的帐篷外又唱又跳。……从队伍休息地直到班禅喇嘛宫殿的路上，两旁站满了观看的人，他们都身着节日盛装，农人們又唱又跳。约有3000名僧侣列队站在宫殿下，他们有的胸前披着方格图案的大袈裟，有的则在击铙钹敲鼓。”⑤班禅一行到达扎什伦布寺后，波格尔又一次注意到：“一群7岁到12岁的儿童身着各色印花平布和金考布锦，戴着头巾，右手拿着小斧头，随着双簧管、长笛、铜鼓、铃铛等乐器发出的音乐声舞动着小斧，跳动着，不时在班禅喇嘛面前翩翩起舞。”⑥

礼仪歌舞外，波格尔于1775年1月18日被班禅喇嘛安排在扎什伦布寺入住后，还终日被喇嘛寺的晨钟暮鼓和藏僧侣的诵经声所萦绕，用他自己的话说：“每天从早到晚，除了念经的唱诵声、铙钹声和鼓声外，什么也没有。”⑦这期间，波氏还注意到寺内僧人表演的藏传佛教格鲁派舞蹈：“在一些特殊的节日里，总是有一个身着节日盛装、头戴着象征死亡的骷髅头方丈帽的人出现。此人会摆出许多怪诞的姿势，手里举着头盖骨、铃铛、匕首或斧头等东西，一边不断地在四周蹦跳、转圈，一边将用来祭祀的油、酒和米等东西倒出。”⑧

在使藏期间，波格尔正赶上了藏历新年，因而他在书中也记述了藏人欢庆新年时的护法神舞活动场面：

藏历年第一天，除班禅喇嘛之外所有人都聚集在扎什伦布寺下面的大庭院里，庭院四周的走廊上也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庆祝活动以戴着面具的小丑跳舞开始;接着树起许多旗子，一群身穿各色服装的僧侣带着铙钹、小鼓、喇叭、双簧管和大鼓等乐器列队绕院子走了一圈;然后大约20名僧侣，头戴不同动物头（大多数是野兽）面具，身着化装服装，以我在廷布已经看到的、但表演得好些的方式，动作古怪地跳着舞着……⑨

除了宗教礼仪乐舞和节庆乐舞外，波氏一行还目睹并参与了日喀则地区藏民世俗的音乐歌舞活动。如在1775年2月15日那天，波格尔与皮恩·库索一家在距扎什伦布寺不远的一个小山坡上宿营，他们的娱乐活动包括“射击、赛马、观看农夫跳舞唱歌”。①

六、英国军官塞缪尔·特纳眼中的藏族音乐

波格尔并不是唯一一个提到藏族音乐歌舞的英国人。1783年奉命出席七世班禅丹贝尼玛（1781—1853）坐床大典而赴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英国军官塞缪尔·特纳（Samuel Turner， 1749—1802）上尉在其1800年在倫敦首次出版的使藏纪录《西藏札什伦布寺访问记》一书中，也多次描述过他亲睹的各种藏民日常生活中的音乐场景。如1783年9月20日在江孜宗城堡喇嘛寺的附近：

我们遭到了一群不同年龄和不同性别的乞丐的纠缠，乞丐中有几名男孩，他们带着面具，表演各种滑稽的骗术。在街道的一个角，突然两位老女人来到我们的面前，她们穿着破烂的衣服，胡乱地弹着塞桃儿（cittaur），这是一种非常简陋的弦乐器，伴随自己弹奏的糟糕音乐，他们跳起笨拙的舞蹈。②

值得注意的是，特纳这里虽然对江孜寺院附近乞丐所使用的乐器、弹奏的乐曲以及他们的舞技的印象不佳，但他并没有一味地贬责，反而显示出来一丝同情的理解：“我猜想，在西藏，人们不知道行乞是一种职业，但这种活动却被比欧洲更好的方式所引导。当他们行乞时，可能用小丑滑稽表演等更为成功的方式，但从不用编造的悲惨假话或假扮畸形的外观等花招来触及人类的本性。”③

特纳及其一行到达日喀则时，正好赶上了为六世班禅转世灵童小喇嘛被迎入扎什伦布寺而举行的隆重仪式。虽然他想要参加游行队伍的请求被婉拒，但有位旁观者向他叙述了这一盛大壮观的场面。他在1786年2月写给孟加拉总督约翰·麦克弗森（John Macpherson，1745—1821）信中描述到：

迎接队伍从两排喇嘛之间经过，喇嘛从苏玛尔到札什伦布寺的大门之间排成了一条街。一些喇嘛手持燃烧的香柱，沁香的烟雾袅袅升起，当香柱燃烧完后，就像腐烂的木材。其他的喇嘛都拿有不同的乐器，如锣、钹、双簧管、喇叭、鼓和海螺，随着他们唱诵的圣歌，所有的器乐同时和谐地演奏。④

有意思的是，特纳还专门解释了仪式中用的“鼓”（nowbuts）是“一种壶形鼓”，“锣”（gongs）是：

一种巨大的用铁锤敲击的圆形金属乐器，直径有一英尺到两英尺半，四边卷起约两英寸。使用时，用一根穿孔而过的绳子悬挂在演奏者的附近，为了产生相等的震动，演奏者手持一根长长的木棍，先是用鼓槌轻轻敲击乐器的外部边缘，木鼓槌的顶端有一个皮革裹起来的小球。随后逐渐用力反复敲击，于是就产生了惊人的声音。⑤

特纳似乎对藏民所用的乐器极有兴趣，在《西藏札什伦布寺访问记》一书中，他又仔细描述道：

宗教仪式活动所用的乐器都非常大，喇叭超过六英尺长;鼓比大铜锅还要大，这种东西印度语叫就做“铙巴特”（Nowbut）;锣是一种圆型而薄边的钟类中国金属乐器，能发出令人吃惊的声响。还有钹、笛箫和很薄但鼓面很大的双面皮鼓。双面鼓被装置在一个高而细长的支架上，演奏者非常娴熟地翻转鼓面，并根据高音或低音的不同要求，用一根长长的弯状铁鼓槌敲击鼓的两面。这些乐器加上人的胫骨号和一个巨大的海螺就基本上构成了他们的宗教仪式乐队。对有乐感的人来说，这些乐器单独弹奏时可能听上去有些刺耳，但如果合奏时，尤其是与两三百个男孩和男人们的声音连成一体，就会产生变换多样的音调，从最低、最柔和的尾声到最宏亮的声调扩展都有，听上去有很恢弘的效果。①

特纳首次被允许进入到扎什伦布寺内参观时就被其庄重的仪式音乐所震撼：

“声音低沉的各种器乐声，经过短暂而意味深长的停顿后，又重复而起，庄严而深厚。不论白天黑夜，不时都能听到拥挤的人群中能够发出的嘈杂喧闹声，其间夹杂着一些（信众）大合唱，如此这般，我坚信自己已接近一个舞台，这个舞台正在上演着他们最庄严、最神秘的宗教仪式。”②

特纳下榻的地方距喇嘛们举行日常宗教活动的大殿极近，这使得他有机会目睹喇嘛日常生活中的音乐活动。他“通过从各方面的垂询”获悉，比丘们（Gylongs）：

固定的祈祷时间是清晨日出、中午和日落。指定在这个寺院从事宗教活动的2500多名喇嘛，绝大部分都得到场参加每个场合的祈祷活动。每到第三天，整个上午都用于高声颂赞至高无上神灵的属性，祈祷仪式从始至终都贯穿着着实令人惊讶的热烈的呐喊声，我觉得这与有循规蹈矩且端庄礼貌的通常的仪式聚会活动完全不一致。③

特纳还观察到：“除了上述公共宗教活动外，还有低阶层喇嘛的住处进行的个祷告，这些活动总是伴随着一些音乐，此外，他们几乎每天都要围绕着寺庙周围不停的转来转去，场面极其肃穆壮观。”④

藏区喇嘛的宗教仪式活动显然给特纳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西藏札什伦布寺访问记》书后，他再一次提到他所了解到的扎什伦布寺喇嘛的宗教仪式活动，并将这种仪式与他所知的印度教和天主教礼仪进行了比较：

有关他们的仪式或者说仪式性的崇拜，与印度教有很大的区别。藏民们聚居在佛殿中进行他们的宗教活动，熙熙攘攘人数众多，伴随着宏亮而有力的器乐声，他们吟诵和歌唱。所以，无论什么时候我听到这种喧嚷的声音，都会十分有力的使我想起罗马天主教弥撒活动中嘹亮而庄严的情景。⑤

特纳在日喀则时，不仅有机会结识六世班禅转世灵童小喇嘛的父母，还幸运地听到他们为他演奏（唱）的藏族乐曲。特别是班禅喇嘛的母亲在班禅父亲笛子的伴奏下，为他自弹月琴自唱的“一首很令人心怡的歌”，给他留下了极其美好的印象。他事后回忆到：⑥

那天的时辰已不早，这时一个佣人拿了一些乐器进来。杰帕（班禅的父亲）拿了一个竖笛（flageolet）放在我的手中，希望我能吹奏，但我却无能为力。于是他就拿起这个乐器，而杰娅[班禅的母亲]则拿起一把塞桃儿（cittaur）琴（一种有点类似吉他的乐器），他们两个联合演奏了几首动听的曲目。过了好一会儿，杰娅又用自己的歌声来应和这些乐器，人声和乐器都绝对说不上不和谐;我并不羞于承认，她唱的歌要比意大利歌更好听。我情不自禁地向他们表白了我特别满意之情。杰帕很遗憾地说他无法用更多的音乐形式来招待我，因为他在离开拉萨时被迫舍弃他收藏的许多东西。我不禁问他，他们是通过什么方式得到我听到的这些变化多样的乐曲的，这些在音质不同的乐器又是怎样在合奏时做到协和一体的？杰帕告诉我说，他们的音乐是用他们学过的、文字的方式记下来的。对此，我深信無疑。不然的话，他们如何能做到将乐队中强有力的各种乐器协和一致地演奏。……我很遗憾我在西藏停留的时间太短，无法让我得到有关此主题更精确的知识。①

特纳在日喀则停留期间，也曾经被特准到已故札什喇嘛的陵墓拜谒。在存放六世札什喇嘛遗体的大银塔中，他注意到：“塔的前方，有两只用浮雕的形式雕刻的狮子，狮子呈跳跃状，在两只狮子中间有一个人物雕像，两只眼睛大且外突，表情显得极度的焦虑，其身躯奇怪地弯曲着，双手握有一弦乐器，乐器名叫塞桃尔（cittaur）。塔层的边缘，也就是这些雕像的前面，还放有一些别的乐器，如双簧管、喇叭和铙钹等。”②

与之前的波格尔一样，特纳也被日喀则地区藏民的宗教节日中的歌舞活动所吸引，他详细叙述到：

一天，一阵突然而猛烈的乐器声和洪亮的音乐传入我的房间。我连忙跑到窗户旁观看，发现声音就来自离我住处不太远的地方。很快我便看到一大群人正在行进，转入通向寺庙的林荫道，是否去召集更多的人加入他们的行列我不能确定，但是，很快他们又出现了。我看到各色人等聚集一起热闹非凡，人群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旁观者，也有很多比丘，有人告诉我，他们正在进行某个宗教节日的庆祝活动。

相当多的喇嘛排成两个纵队行进，前面有一名喇嘛带队，他一只手拿着一根棍子，另一只提着一个香炉。香火盆用三条金属链挂在一个长长的木杖的一头，随着对外的移动，香炉中冒出浓浓的烟雾。

紧随其后的一支由最嘈杂的乐器组成的大型乐队。首先是10个演奏者，每人手擎一个巨大的喇叭，喇叭呈圆形，一头放在地面。之后20人每人手拿一面大鼓，这种鼓直径约有三英尺，鼓的边缘固定在一根支柱上，他们用一根细长的具有弹性的弯曲铁棍敲打着鼓。再后面是20位手拿钹的喇嘛和两位手拿海螺（buccinum）的喇嘛，海螺在这里叫“朝恩克”（chaunk）。

他们来到最宽敞和最开阔的街道后，开始组合成不同的行列。演奏喇叭的人站在右侧，紧靠着他们的是朝恩克乐队，然后是大鼓乐队，最前面的是铙钹乐队。喇嘛站在整个乐队的前面，手拿木棒，好像在指挥节奏，并向他们说着什么，除了乐队表演人员外，其余的人都随音乐而

歌唱。③

结  语

从以上对意大利圣方济各会托钵僧鄂多立克、葡萄牙耶稣会士安夺德、意大利耶稣会士德西德里神父、意大利卡普清派传教士奥拉济奥和英国外交官波格尔、特纳的旅藏通信、笔记、报告和著述的检索可以看出，至迟在14世纪初，进入过藏区的西人已提及藏族的各种音乐习俗。到18世纪下半叶，涉藏西人中有关藏区，特别是卫藏方言区的阿里、拉萨、日喀则等地藏族宗教仪式及世俗音乐活动的描述已屡见不鲜。这些描述的重心虽然远非音乐学意义上的诠释，但对藏族歌咏和乐器本身及其宗教功能和社会背景已有一定的涉及。值得注意的是，鸦片战争前入藏西人有关藏民音乐歌舞活动的叙述，虽夹杂有道听途说的以讹传讹和不切现实的主观臆测，但总体来讲，是基于亲身经历而留下的现实记录。在主观评价上，也并没有后来欧洲中心论式的简单否定，有些论述甚至充满了对藏族音乐由衷的赞赏。

① Kurtis R. Schaeffer，Matthew T. Kapstein，Gray Tuttle eds.，Sources of Tibetan Tradition（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3）， pp. 29-35.

① 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上），中华书局，1988，第29～30页。

②  Henry Yule trans.，and ed.，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Being a collection of medieval notices of China Volume Ⅱ： Odoric of Pordenone（London： Printed for the Hakluyt Society，1913）， pp. 252-254. 参见《海屯行记、鄂多立克东游记、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81，第82～83页。

③ Berthold Laufer，Use of Human Skulls and Bones in Tibet（Chicago：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1923）， p. 3.

④ 鄂多立克此段有关藏人天葬习俗仪式中的音乐活动的描述还被翻译成日文，见オドリコ[著]、家入敏光[訳]：

《東洋旅行记》，东京：桃源社，1966。

⑤ 转引自伍昆明：《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第183页。关于西藏臂骨和腿骨乐器，可参见Berthold Laufer，Use of Human Skulls and Bones in Tibet，pp. 12-13.

⑥ 关于藏区喇嘛诵经时鼓吹乐队所用乐器，详见田联韬：《藏族宗教音乐初探》，《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第74页。

① 转引自伍昆明：《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第183～184页。

② 同上書，第184页。

③ 同上书，第184～186页。

④ Filippo De Filippi，ed. and trans.，The Travels of Ippolito of Pistoia S.J. 1712-1727（London： Routledge，1937）， pp. 208，217.

① Michael J. Sweet，trans，Leonard Zwilling，ed.，Mission to Tibet： The Extraordinary Eighteenth-Century Account of Father Ippolito Desideri，S. J.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2010），pp. 330，346，381，435-436.

② 同上书，pp. 431-432.

③ “Brief Account of the Kingdom of Tibet，by Fra Francesco Orazio Della Penna de Billi，1730，” in Clements Markham，Narratives of the Mission of George Bogle to Tibet，and of the Journey of Thomas Manning to Lhasa（London： Trübner，1876），p. 319. 译文转引自张皓、姚乐野译：《叩响雪域高原的门扉：乔治·波格尔西藏见闻及托马斯·曼宁拉萨之行纪实》，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第490页。

④ 同上书，pp. 336-337. 译文引自张皓、姚乐野译：《叩响雪域高原的门扉》，第507～508页。

⑤ “Brief Account of the Kingdom of Tibet，by Fra Francesco Orazio Della Penna de Billi，1730”，in Markham，Narratives of the Mission of George Bogle to Tibet，and of the Journey of Thomas Manning to Lhasa，pp. 336-337.

⑥ 苏发祥：《英国藏学研究概述》，《中国藏学》2008年第3期，第227页。

① Markham，Narratives of the Mission of George Bogle to Tibet，p. 82.

② 同上书，p. 87.

③ 同上书，p. 91.

④ 同上书，pp. 92-93. 译文引自张皓、姚乐野译《叩响雪域高原的门扉》，第248～249页。

⑤ 同上书，pp. 94-95. 译文引自张皓、姚乐野译：《叩响雪域高原的门扉》，第250～251页。

⑥ 同上书，p. 99. 译文引自张皓、姚乐野译：《叩响雪域高原的门扉》，第256页。

⑦ 同上书，p. 103.

⑧ 同上书，p. 105.

⑨ 同上书，pp. 106-107. 译文引自张皓、姚乐野译：《叩响雪域高原的门扉》，第263～264页。

① Markham，Narratives of the Mission of George Bogle to Tibet，p. 108.

② Samuel Turner，An account of an embassy to the court of the Teshoo Lama，in Tibet; containing a narrative of a journey through Bootan，and part of Tibet（London： W. Bulmer and Co.，1800），p. 227. 译文引自塞缪尔·特纳著、苏发祥、沈桂萍译：《西藏札什伦布寺访问记》，西藏人民出版社，2004，第164～165页。

③ 同上书，p. 227. 译文引自苏发祥、沈桂萍译：《西藏札什伦布寺访问记》，第164～165页。

④ “Letter addressed to the Hon. John Macpherson，Esq. Governor General of Bengal，containing some Particulars relating to the Journey of Poorungheer to Teshoo Loomboo; the Inauguration of Teshoo Lama; and the State of Tibet from 1783 to 1785，” in Turner，An account of an embassy to the court of the Teshoo Lama，pp. 424-426. 译文引自：苏发祥、沈桂萍译《西藏札什伦布寺访问记》第303页，其中部分句子经对照原文有所增删。

⑤ Turner，An account of an embassy to the court of the Teshoo Lama，p. 252. 译文引自苏发祥、沈桂萍译：《西藏札什伦布寺访问记》（第181～182页），其中部分句子经对照原文有所增删。

① Turner，An account of an embassy to the court of the Teshoo Lama，pp. 307-308.

② 同上书，pp. 255-256. 译文引自苏发祥、沈桂萍译：《西藏札什伦布寺访问记》，第184页，部分句子经对照原文有所增删。

③ 同上书，pp. 255-256. 译文引自苏发祥、沈桂萍译：《西藏札什伦布寺访问记》第185页，部分句子经对照原文有所改动。

④ 同上书，p. 257. 译文引自苏发祥、沈桂萍译：《西藏札什伦布寺访问记》，第185页。

⑤ 同上书，p. 307. 译文引自苏发祥、沈桂萍译：《西藏札什伦布寺访问记》，第221页。

⑥ Turner，An account of an embassy to the court of the Teshoo Lama，p. 308.

① Turner，An account of an embassy to the court of the Teshoo Lama，pp. 343-344.

② 同上书，p. 262. 译文引自苏发祥、沈桂萍译：《西藏札什伦布寺访问记》，第189页。

③ 同上书，pp. 312-313. 译文引自苏发祥、沈桂萍译：《西藏札什伦布寺访问记》，第224～225页。

收稿日期： 2022-05-29

基金项目： 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音乐史学基本问题研究”（18ZDA025）。

作者简介：宫宏宇（1963— ），男，新西兰尤尼坦理工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