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120延误救治事件：被忽视的院前急救

在求救电话里，已经生命垂危的小君作出了最大努力，她说出了自己的大致方位，甚至根据接线员的指示，在室友群里发起了共享定位。但在接线员不专业的业务操作中，她还是错失了最佳救治时间。这起悲剧的发生，也让国内院前急救医疗体系的深层问题呈现在了公众面前。

迟到的救护车

安慧最先发现了小君的异常。安慧是河南大学计算机系的大三学生，她宿舍一共住了三人。5月17日一早，最先离开宿舍的是雅姗，然后是安慧。上午10点刚过，安慧又回了一趟宿舍，小君的床帘还拉着。今年疫情以来，她们上的都是网课，大家平时在宿舍呆着也很正常，所以安慧没有想太多。不过两个小时后，学校的网格管理员发现，小君上午一直没去作核酸，打电话也联系不上，就让安慧回宿舍看一眼。

  刚走到宿舍门口，安慧就听到一阵很大的呻吟声，“很明显是一个很痛苦的状态”。她赶紧跑进宿舍，拉开小君床帘的一角，看到小君躺在床上，双眼紧闭，全身不停抽搐，发出痛苦的呻吟声，手边放着黑屏的手机。

  安慧赶紧通知了室友雅姗、班长和老师。随后，班长打了120。记录显示，12点25分，也就是打过120电话10分钟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救护车赶到。因为担架无法进入宿舍楼的电梯，大家用床单将小君从床上拖下楼。整个过程，小君已经几乎没有了反应。安慧记得，到医院后，医生告诉他们病人情况“不乐观”。

  当天下午，小君的父母从平顶山赶来。下午四五点，医院就安排了手术，雅姗说，上手术台前，小君的父母拉着她的手，痛哭不止，久久不愿松开。后来，小君父亲公布的诊断书显示，小君在医院被初步诊断为急性脑溢血。它通常是因为血压突然上升，导致脑内微血管破裂引起的脑部出血，因为起病急，可在短时间内对大脑以及身体造成损伤，因此需要在发病的第一时间进行救治。

  雅姗回忆，在医院的时候，所有人都在关注小君能否活下来，以至于没人注意到当时的一件小事：就在小君被送往医院的救护车上，她的手机响了，来电显示为120，雅姗代接后，对方在电话里说，“她之前一直不说清楚自己在哪儿”，还有一些“没头没尾”的话。雅姗以为是班长打120时说错了地址，没太放在心上。半个月后，小君的父亲放出那段8分19秒的通话录音。

艰难求救

  小君的父亲彭强是在女儿住院后第二天发现异常的。他在小君的手机里发现，就在住院当天，5月17日上午10点27分，她曾和120急救中心有过一段8分19秒的通话记录。“10点多就有过一次通话，为什么12点多救护车才来？”带着疑惑，彭强报了警。

  在公安局，彭强听到了那段8分19秒的通话录音。电话里，小君用带着喘息的声音告诉接线员，“头好疼”，并断断续续地告诉对方“河南大学”“明伦校区”“文苑北路”等位置信息。接线员回复：“我只知道有龙子湖校區。你这明伦校区是在哪个路上呀？”

  河南大学一共有郑州龙子湖和开封明伦、金明三个校区。安慧告诉记者，此前他们一直在开封的明伦校区，去年下半学期才搬到郑州，入校后没多久就封校了，因此很多学生对郑州校区都不太熟悉。小君可能在意识模糊的情况下，误说成了“明伦校区”。

  在小君已经表现出明显不适的情况下，接线员始终将重点放在反复追问准确地址上。其间，她还让小君“问一下宿舍室友，看学校是在哪儿？”在小君回复“没有（室友）”时，又让她“看一下微信位置”。

  小君曾试图努力完成接线员的指示。雅姗和安慧说，5月17日上午10点31分，小君向宿舍群里发了一个位置共享，但没有附带其他信息。两人都以为是误发，没有理会。“她真的很努力地在求救了。”小君的堂姐说。

“在已经提供了大致地址信息的时候，下一步应该询问的是，宿舍门牌号是多少？在呼救人员表达很有限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更快地引导她说出有效信息。”王宇是某省会城市急救指挥中心的负责人，从业已有10年左右的时间。

  王宇告诉记者，自己也曾是一名120一线急救接线员，而一名合格的急救中心接线员，在接听求救电话后，应该完成确认呼救时间、呼救地址、呼救诉求、呼救者联系电话和病人派车分配任务，也就是接线员工作中常说的“五要素”;然后按照“就近救急”的原则，给呼救者派车。

  王宇说，在日常的120急救热线中，会经常遇到呼救者无法准确告知地址的情况。一般出现这种问题，如果能得知一个大概的方位，接线员会与当地警方联动，通过呼救者电话号码找到对方的详细信息，进而锁定具体住址。除此之外，根据不同情况，接线员会有不同的应对方法。“比如，呼救者住在偏远乡村地区，具体方位没有路名可作参考。我们会记录他的名字，联系村委会找人。再比如，我们也会向呼救者询问他亲人的电话号码，通过与亲人联络间接获得详细地址等。”

  以上述标准来看，在小君的那通求救电话中，接线员不时说出“先脑子清醒一点儿”，还指责小君“一直都不配合”“你这样我帮不了你”“这都是上大学，也都是20多岁的人了”，是极其不专业的。

  6月6日深夜，郑州市纪委监委官方微信公众号“清风郑州”发布《关于网络反映郑州120延误救治事件调查和问责情况通报》。通报称，郑州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接线员张真颖，业务不熟练，对急诊患者病情研判有误，调度用语不规范，对急症报诊敏感性不够、处理能力不足、处理方法单一，对此负有直接责任，给予其开除处理。另有四名郑州市紧急医疗中心相关人员被处理。

薄弱的院前急救

  发展至今，中国的院前急救尚无统一的运作模式。但无论采用何种运作模式，急救中心的核心功能都是调度医疗资源，因此，120接线员在行业内的正式称呼实际上是“调度员”，这是一份责任重大且高强度的工作。对120接线员来说，一方面是高标准的专业要求和高强度的工作节奏，另一方面却是较低的岗位门槛和待遇。陆茗是国内某二线城市的一名急救中心工作人员，她告诉记者，自己所在的急救中心属于财政全供事业单位，自己在十多年前入职时，单位的接线员招聘还有编制，但很快就经历改革，后来进入的接线员大都属于“劳务派遣关系”。收入方面，有媒体作过统计，该职位的行业整体薪酬仅在2000-5000元之间。招聘对象多为“大专及以上学历”“临床医学或医学相关专业背景”，并不要求具备医师资格。

  除了接线员外，我国院前急救医生的配备也不乐观。空军军医大学基础医学院的陈瑞霖等人在2021年发布的文章《国内外院前急救发展现状及启示》里提到，根据有关调查显示，发达国家平均每名急救人员负责1万人口的急救工作，而我国的这一数据却是11万。

  除了人才问题外，中国院前急救还面临经费不足等问题。“现在我们这么大人口的一个国家，怎样完善符合我们实际国情的院前急救系统，我觉得需要在顶层设计上有一个通盘的考虑。首先，是政府在人才和经费上给予足够的重视;其次，还要做信息化网络、普及急救等工作。它是一个又大又复杂的系统工程。” 上海医师协会急诊科医师分会会长陆一鸣说。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李秀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