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让非遗玩法“潮”起来

陈曦

点开手机屏幕体验线上“云游非遗”，足不出户就能遍览全国各地的非遗技艺、表演;到“非遗购物节”逛一圈，身怀绝技的非遗传承人摇身一变成为主播，玩转直播带货？？近日，全国各地正持续火热上演着非遗的精彩活动。不难发现，这一个个原本古老而传统的技艺通过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变得愈发“潮”了起来。

不久前，在我国第17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文化和旅游部组织、发动各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非遗宣传展示活动，重点打造了“云游非遗·影像展”“非遗购物节”两大品牌活动。而各地举办的多项非遗宣传展示活动在促进非遗资源数字化转化利用和全民共享的同时，也满足了公众认识非遗、学习非遗、研习技艺的需求。特别是在线上各大平台努力贴近年轻群体、以年轻人乐于参与的方式进行传播推广。

其中，“云游非遗·影像展”在线展播2300多部非遗传承纪录影像、非遗题材纪录片，同步开展各类非遗短视频话题、主题直播、话题讨论等活动;还打造了“非遗购物节”，组织7500多家非遗店铺参与，涉及非遗项目4000多项。

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子项和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均位列全国第一的浙江省为例——为迎接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浙江省期间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非遗活动。而“非遗购物节·浙江消费季”也在线上线下均获得了不错的反响。有数据显示，仅一周时间内，浙江省全省销售非遗产品及相关衍生品（文创产品）981万余件，销售额达35624.95万元，覆盖老字号网络直播531场，销售39万余件产品，销售金额超过2335万元，共有1227万人次观看直播。

在此期间，除了“云演出”“云逛展”以及直播购物外，全国各地的非遗保护机构、专家学者推出的线上非遗课堂、论坛还为公众输送了宝贵的非遗文化知识，让非遗在数字化时代的背景下更贴近生活、深入人心。比如我国首座国家级工艺美术和非遗展示博物馆——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就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天举办了首届“非遗馆里话非遗”论坛，邀请行业领导和专家学者共同探讨“文化数字化背景下非遗保护与教育”的议题。

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司长王晨阳在论坛上表示：“文化数字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火起来的重要途径。近年来，我们大力推进非遗保护领域的数字技术应用与推广工作。2013年起，累计支持对1636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开展记录，用数字多媒体手段记录和留存代表性传承人所承載的独到技艺和文化记忆，逐步推动优秀记录成果的研究利用、社会共享和大众传播。”

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馆长韩子勇则指出，我们每个人在今天实际上都是“数字移民”，我们既生活在一个现实的世界里，同时又和数字世界、信息社会发生深刻的联系。“数字技术在各种文化类型中都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不光是保护、传承、记载、交流、传播的作用，它在新的知识生成、经验传递上都会起到作用。由于非遗形态多样、综合繁杂，又是活态的，因此对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的需求迫切程度更高，数字化、信息化对非遗的传承、创新、发展的帮助也是最大、最突出的。”

当数字化时代的关键词与非遗发生了不小的“化学反应”时，会对这一传统文化带来怎样的发展机遇？又会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针对非遗在数字化时代的传承与保护、教育与发展事业，不少业内人士在“非遗馆里话非遗”论坛中各抒己见，干货满满。

郭艺（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馆）主任、研究馆员）：

数字化提高了非遗资源的保存效率。以浙江省为例，2011年浙江省开始建立非遗数据库，至今已形成了“一台五库”的框架，即非遗工作管理平台与非遗项目库、传承人库、非遗影像库、普查库以及文献库。然而这些功能尚不能满足当前非遗保护的需求，数据库也没有发挥与社会互动的作用——一方面无法吸纳社会的数字资源，另一方面也不能为社会提供更好的数字资源服务，因此我们想通过数字化改革解决现存的问题。

我们接下来的工作主要涵盖几个方面：一是要建立非遗数据采集的标准;二是社会各个方面都在参与非遗研究，包括非遗相关的艺术创作等都是非常丰富的资源，我们可以通过有偿或无偿的方式向社会征集非遗资源;三是向社会公众提供非遗的查询平台，也为非遗的传承、教育、研究提供服务，为全社会共同参与非遗的传承发展提供支持。

陈岸瑛（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主任、教授）：

非遗馆是非遗保护中一个传播环节，衔接了文化的创造者和接收者。从场馆空间角度来说，非遗馆采取的是一种“再现”模式，对非遗项目的历史进行静态或活态的展示，都是对已经消亡历史的展示;第二，国家这些年比较注重对非遗馆的建设，从中国非遗馆到各省市县级的非遗馆都是代表各地的一扇窗口，游客可以通过这一窗口去获得一份“非遗地图”和指南。当然，这不仅仅是在实体空间发生的，在数字化时代也可以变成“掌上非遗地图”等形式。从这两个方面看，非遗馆与民俗馆的展陈空间功能非常接近。

但非遗不同于民俗，非遗馆也不同于民俗馆，它们之间是有差异的。非遗馆里会开展各种节庆活动和体验活动，这种展示模式是“再现+参与”的模式，以临时性展览为核心。这种“参与”模式比较接近当代艺术的策展机制，是基于非遗保护中的主体，比如非遗传承人和参与非遗保护的保护者、研究者等在当代有代表性的杰出人群，定期从不同的主题策划展览，展现他们的当代创新成果。在这个意义上使得非遗馆不同于民俗馆，这也构成了非遗馆带有自身特色的一种核心功能。

范周（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导，北京京和文旅发展研究院院长）：

非遗保护与教育的数字化发展应避免重技术形式而轻文化内涵，对元宇宙、NFT等发展模式一定要冷静地对待。NFT数字藏品开发也是当前非遗数字化领域中的一个热点，相关报告显示，2021年中国数字藏品发行平台多达38家，中国各个非遗产品发售数量约456万份，总发行价值超过1.5亿元。其中，针对国潮非遗等类型在发售当中经常出现秒空的现象，体现出年轻人对非遗数字产品的喜爱。

我们在发展当中不能拒绝这种尝试，但仍需注意数字藏品的有限发售与非遗要实现最大化传播在理念层面存在的冲突，以及真正的数字藏品知识产权的认定和管理目前还存在一定的监管盲区，这些都加大了非遗数字化建设当中的风险。因此，对于这些新的概念和新的发展模式，我们仍然要冷静地看待，不要盲目入局。

易介中（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文化和旅游工作委员会会长）：

当以95后为主体的Z世代这些互联网“原住民”遇到非遗，他们会认为是有趣、有艺还是有术？这是我很关注的现象。通过在年轻人中比较时髦的字眼，比如“扩列”“破圈”“出圈”“融圈”等可以将二者的关系建立起来。

对非遗进行时尚传播，让其具备很高的美誉度和关注度，目标就是让人们主动保护非遗、接受非遗教育。以前的时尚传播是在不停地将非遗进行艺术化包装，而我觉得应该往创意化思维转变。要采用更生动、鲜活、更“萌”的语言和年轻人对话，体现非遗的“疗愈型”产业特征。非遗传播必须持续吸引新一代的关注，需要“讨好”新一代。他们会“为美好而战”，去关注兢兢业业的匠心、匠人，为非遗的“颜值”站台。

楊澜（资深媒体人、阳光媒体集团董事长、北京阳光未来艺术教育基金会理事长）：

对于非遗的传播价值或其在社会文化构建当中的地位，我们的认知是在不断地升级和扩展的。2018年，我们的电视节目《匠心传奇》将焦点从“物”本身转到“人”的故事，关注他们的经历、情感、技艺、梦想，让观众更好地贴近非遗、贴近传统文化;对非遗传承人的定义也从匠人转化为艺匠，许多传承人不仅仅是完成了技艺本身的传承或是达到了极其精湛的水平，他们也在不断地进行艺术性创造和突破。通过体验性、过程性和即时性相结合，我们用节目记录下鲜活的人物和活态的技艺。

在之后将推出的《万物新生》节目中，我们将聚焦非遗的“守、破、离”，即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非遗作品、产品在空间中兼具展示、表演、体验、设计、手作、教育等多重功能，打造新的人、物、场的生态关系;使得观众对非遗从“仰视”到“平视”，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新的创造者、分享者。

意娜（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会秘书长）：

这些年我们看到与非遗相关的新闻报道时，经常能看到一个形容词：活色生香。

“活”即活态。我们要保护的不是非遗的表现形式，而是它背后的人，以及它生动、活态的一套系统。“色”，即非遗丰富的表现形式。比如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围绕新年等传统节日都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表现形式，文化表现形式是非遗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个根本，这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非遗宝库;“生”指生命力，即非遗的“存续力”。如今我们有了新技术以及像中国非遗馆这样的专业机构，便可以把过去难以传承的非遗项目通过音频、档案等资料进行集中展示，甚至可以用沉浸式、虚拟现实的方式完全还原非遗场景;“香”则是指非遗的传播。数字化新时代带来的不光是传播手段的革新，更是一种结构性的革新。随着数字平台的崛起，文化产业链的创意、生产、传播、获得等每一个节点都会承担更多的功能，文化生产不再是一个线性的链条，而是形成了网状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