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哲学的边界

陈小文

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了“汉语哲学”的概念，引起学界的重视。“汉语哲学”概念的提出，诚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我认为，至少反映了中国哲学界面临的一个问题，这就是中国的哲学研究范式中，将“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分立为两个学科，显现出了弊端。就近年的学术研究而言，中国哲学研究，主要是通过对传统典籍的解释、研究，阐发中国哲学的独有特性;西方哲学研究，主要是翻译、研究西方哲学家的基本思想。这两个方向的研究者，形成了各自的学术共同体，彼此之间鲜有交流。这两个学科的分立及其学术共同体之间的独立，有其学理上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两个学术共同体都对中国的哲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同时也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两个学科常常画地为牢，固守自己的边界，两个学术共同体往往不让他人涉足，否则就会以外行之名驱逐之。这种状况，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学科之间的交流，阻碍了思想理论的创新，妨碍了哲学学科的发展，日益凸显出学科破界的必要性。本文拟就下面4个问题加以申述：一、中西哲是否合法？二、中西哲是否互通？三、中西哲如何互通？四、汉语哲学的边界何在？

一、中西哲是否合法

中国哲学近年来遇到了挑战，这个挑战的主题是：中国哲学是否具有合法性？这个主题的另一个表述是：中国是否有哲学？哲学这个概念起源于古希腊，它的原初含义是爱智。在古希腊，哲学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则是近代的事。近代实证科学兴起后，对各种知识做分门别类的研究，根据理想类型的方式，确定学术的研究范围，由此形成各种学科，同时要求各学科用实证科学的方法和范式来研究自己的内容。古希腊“爱智”的内容被实证科学蚕食，纷纷独立，同时“爱智”的方法也受到实证科学的鄙视。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借用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诗句对哲学的凄凉处境做了形象的描述：“不久前，我还是强中之强，/有那么多儿女媳婿，威重四方。/如今啊，被逐出家园，/孤苦无依，好不凄凉。”此后哲学才开始有学科的自觉意识，为在科学王国中赢得一席之地而艰苦奋斗，从康德、费希特、黑格尔，一直到胡塞尔，都把使哲学成为严格的科学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在这个奋斗过程中，“哲学”才开始划定自己的范围，寻求自身的方法，确定自己的范式，作为一门学科在科学王国勉强找到自身的位置，这就是：以形而上学为内容，以理性为方法，以科学为范式。20世纪以后，哲学范式或有发展，但是其核心内容仍然没有动摇。

哲学的合法性，就西方哲学而言，是在科学面前的合法性，这个问题，是哲学本身的内在的问题。20世纪以后，存在主义者认为，哲学本身超越于科学，是与科学完全不同的学问，因此哲学在科学面前的合法性问题，是一个伪问题。分析哲学认为，它们摒弃了哲学上的形而上学这种伪问题，哲学已经是一门科学，无需辩护。因此20世纪以后，哲学家们认为，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不再是问题。

就中国哲学而言，哲学的合法性，是学科本身的合法性。近代以前，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说法，以董仲舒为界，之前的学术是子学，自他之后的学术是经学。无论是子学还是经学，其主旨都是经世济用。一直到胡适和冯友兰，用近代西方哲学范式、科学的方法，撷取子学和经学中的形而上学材料，构建出系统的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才形成自己的学科。这个学科，无论其中有多少问题，仅从学科而言，它是按照哲学学科规范建设起来的，所以，在21世纪提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也是一个伪问题。

二、中西哲是否互通

与中国哲学合法性相连的一个问题是：中国是否有哲学？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是就学科而言，如上所述，在20世纪之前，中国的学术是子学和经学，其主旨是经世济用、治国之术，并不具有哲学学科。但是另一方面，就思想而言，或者说就内容而言，中国学术中是否有哲学学科所包含的内容？也即是说，中国古代学术中是否有形而上学、伦理学和逻辑学的思想？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中国当然有哲學。在先秦的子学中，道家的形而上学、儒家的伦理学和名家的逻辑学就已经以独立的学术姿态出现了，其后的经学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发扬光大。也正是因为中国古代有丰富的哲学材料和思想，冯友兰等现代哲学家才能按照哲学范式构建中国的哲学学科。所以在20世纪以后提出是否有中国哲学，同样是伪问题。

由于哲学学科本身就是西方的舶来品，所以中国哲学本身就是中西互通的，把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完全分裂开来，除非回到子学和经学，否则无异于把自己的身体分成两半一样，是无谓之举。同理，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看起来是翻译和介绍西方哲学家的思想，与中国哲学无关，实质上在翻译和介绍的过程中，包含着中国学者的深入哲学研究，这种研究包含着中国哲学所特有的气质。以陈康先生翻译《巴曼尼得斯篇》为例。陈先生的翻译，完全不是字面上的对应，而是具有深度研究的自我理解，它集翻译、注释和研究于一身，独成一家，其成果能够为世界所共有。陈先生认为，好的中文翻译、研究作品，是能够“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甚至因此欲学习中文”的，所以，中国的西方哲学翻译、注释和研究，本质上是中国哲学家的学术努力，是中国思想打通外国思想的研究，是汉语言哲学对哲学本身的贡献。因此，中国学者的西方哲学研究本质上也是中国的哲学研究。

三、中西哲如何互通

在西方哲学的翻译和解释过程中，要从中国哲学的文本中撷取核心概念，比如“形而上学、有（存在、是）、无、道、理、性、体、用”等，来与西方哲学的术语和概念进行义理上的对照和对译。每一个核心词语的酌定，都包含着译者在中国语词与西方语词之间的交流和打通，其殚精竭虑，尤甚于创作，正如严复先生所说：“一名之立，旬月踌躇。”术语和概念的翻译，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对概念核心义理的提取，然后找到一个核心义理接近的字词对应。在这种提取和对应中，包含着译者对中西文语词和语境的理解。我们甚至可以说，一个西方哲学概念被翻译成中文概念之后，这个概念基本上就脱离了自己的“国籍”，加入了“中国国籍”，从此它必须按照中文语境生存，适应中文语词的效果历史，按照中文文法组织思想，从中文中获得养料和力量。它的生死存续，不再依赖于外国哲学，而是依赖于中国哲学研究。在翻译历史上，固然不少概念时过境迁，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但是同样有很多概念在中文世界的活动，早已超越了它的本土文本。比如我们现在经常使用的“主体、客体、辩证法、世界观”等，它们的使用频率，远远超出当今西方哲学研究中使用的频率。

这些概念在中文语境中生根成长后，又对中国哲学的研究起着核心概念的作用。在中国哲学范式建构中，这些概念被用来解释中国的哲学材料。它们就像矿灯一样，在中国典籍的宝藏中，照亮那些尘封的材料，将它们的当代价值、世界意义、哲学精髓，高亮出来，开发出来，让它们的思想放出光芒。它们对传统典籍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与时代相融通，激活其生命力，增强其影响力。比如儒家的伦理思想、名家的逻辑思想、道家的形而上学思想，老子的辩证法思想、荀子的唯物主义思想，等等。这些中国思想，既具有哲学的一般特征，又具有中国哲学的特有气质，它们为世界哲学贡献出中国人的智慧。有些概念和思想甚至走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承担起生活世界的重任。

在康德看来，哲学就是用概念、范畴和理念构成的思想体系。而这个思想体系，借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语言之家”。中西哲作为哲学，都寓居语言之家中，中国的中西哲研究者就是这个家的守护者，虽然他们有自己的房间，但是他们的房间是彼此相通的，他们的生活是一体的，他们都是这个家的家人。我们可以说，这个语言之家，就是“汉语哲学”。

四、汉语哲学的边界何在

如果说汉语哲学是一个语言之家，它既能够保持中西哲的独立性，同时又能把它们统一在一起，打破它们之间的边界，那么“汉语哲学”本身作为一个存在之家，如何确定自己的边界？提出“汉语哲学”概念的学者，固然有高远的理想，然而理想只有照进现实，才能有前进的方向。汉语哲学的边界首先是哲学，这是不容置疑的。其次是汉语。这里就有很多的斟酌。我们可以分为3个方面来看：第一，汉语是作为一种手段还是作为一种目的？第二，汉语是作为内容还是作为形式？第三，汉语哲学是作为一种学科还是作为一种学术共同体？

1.如果汉语是作为一种手段，那么汉语哲学的边界就是，凡是用汉语写作和言说的哲学，都是汉语哲学。这是一个严格的边界。如果是作为一个目的，那么就如陈康先生所言，要让外国人以不通中文为恨，甚至来学习中文，這是一个高远的理想。

2.如果汉语是作为内容，那么不仅用汉语写作和言说的哲学，而且被翻译为外国语言的汉语哲学和用外语言说的中国哲学，比如《论语》的英文本，和外国课堂讲授的中国哲学，也是汉语哲学，同时外国汉学家研究中国哲学的成果也是汉语哲学。这个边界就极为宽泛了。如果是作为形式，凡是以汉语表现出来的哲学，都是汉语哲学，那就与作为手段的边界类似了。

3.汉语哲学如果要作为一个学科，需要有学科史和学科的范式和方法，这也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如果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联合中西哲研究者，打破壁垒，创造形成互通的知识体系，这是可以努力的。

总之，汉语哲学是一个刚提出不久的学术概念，它的边界的确立，既有待学术界的研究，也有待学术界的实践。

责任编辑：王 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