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障碍因子诊断研究

2022-07-15 05:16王彦杰高启杰杨瑞
现代管理科学 2022年3期
关键词:数字经济

王彦杰 高启杰 杨瑞

[摘要]基于我国2015—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从数字产品制造、数字产品服务、数字技术应用、数字基础保障和数字化效率提升5个层面构建数字经济测度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赋权、泰尔指数分解差距因素、障碍度模型找出障碍因子。研究发现:全国和三大区域2015—2019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且自东向西依次降低,但增长率自西向东依次升高;东部沿海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与邻近省份联系较多,中部和西部较少;三大区域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在逐渐缩小但不明显,数字技术应用、数字产品服务和数字基础保障是现阶段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基于结论,提出强化数字基础保障、提升数字产业化发展水平、强化产业数字化服务能力和促进数字经济协调发展等建议。

[关键词]数字经济;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时空分异;障碍因子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发展势头强劲,数字经济凭借智慧化、数字化和产业化等优势向各领域延伸。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发展数字经济,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1,2021年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2。我国数字经济已进入裂变式增长阶段,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高达39.2万亿元,其中数字产业化规模为7.5万亿元,产业数字化规模为31.7万亿元,总体增速为9.7%3,比同期GDP增速高出7.4%,已然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核心动能。数字技术促进多领域交叉融合,优化产业结构,提升行业效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但由于数字经济数据获取较难,难以准确评价其发展水平,无法找出制约各省数字经济发展的障碍。因此,合理评价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缩小地区数字经济发展鸿沟,解决数字经济发展障碍,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迫在眉睫。

一、 文献综述

数字经济的相关研究最早始于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Tapscott最早提出“数字经济”概念[1],但并未对其进行量化研究。Lane指出数字经济是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在互联网中的融合[2],而Moulton则认为数字经济主要包含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3]。Kim认为数字经济的本质是通过数字技术提供服务和商品流通[4]。何枭吟等认为数字经济是依托知识,借助数字技术将各经济环节数字化,形成一种新兴经济形态,并构成新的资源配置方式[5-6]。但Georgiadis等认为数字经济并不是全新的经济形态,只是涉及互联网和ICT的经济和社会活动[7]。故现有研究对数字经济的概念仍在逐步完善和延伸。

学术界和实务界从不同维度构建了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欧盟发布的《数字经济和社会指数》涵盖网络连接、人力资源、网络应用、数字技术融合和数字公共服务[8],指标数据的可信度较高,但利用加权法计算指数过于简单。埃森哲评价了企业数字技术的渗透度[9],但缺乏居民视角评价。美国经济分析局从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电商和数字媒体等对数字经济产出与增加值进行评价[10],侧重评价数字产业化,缺乏衡量产业数字化。此外,Vijay等从资源获取和协同效应等层面构建信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11]。Zaman等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析[12]。Turcan等从ICT使用范围、技术进步、物质消耗和人力资本等方面评价了不同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13]。

国内关于数字经济测度体系的研究起步较晚。数字中国研究院研究团队选取技术能力、核心发展和保障水平3个一级指标和37个三级指标构建数字经济测度体系[14],但其中定性指标数据收集难度大。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研究团队构建的测度指标体系包括先行指标、一致指标和滞后指标[15],但缺少数字效率的考虑。新华三集团研究团队从基础设施、产业融合、城市服务与治理测度我国城市的数字经济指数[16],但其中定性指标较多,不能准确量化。腾讯研究院从经济、政务、生活和文化四个维度评价数字经济发展程度[17],但缺乏对基础设施和数字效率提升等内容的评价。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研究团队从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创新发展模式和政务民生等综合测度了浙江省各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18],但研究中指标权重采用专家赋权,过于主观。部分学者从不同层面测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焦帅涛等从数字化基础、数字化应用、数字化创新和数字化变革4个层面进行测度研究[19];刘军等从信息化、互联网和数字交易构建了3个维度14个指标[20];王军等选取数字经济发展载体、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发展环境4个维度[21]等。此外,还有学者利用DEA和Malmquist指数相结合[22]、灰色关联方法[23]、相对差距综合指数法[24]、主成分分析法[25]等方法进行测算。

综上所述,学界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的研究取得了丰富成果,为本研究顺利展开奠定了基础,但也存在如下不足。一是现有研究对数字经济范围涵盖不全,大多研究侧重于产业数字化视角且分析方法主观性太强。二是对不同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分解研究不够。三是对数字经济发展的阻碍因素的分析不夠,不能为国家和地方政府制定政策提供参考。鉴于此,本文通过梳理现有研究成果,从五大层面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对三大区域和五个层级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差距分解分析,剖析当下数字经济发展的障碍因子,旨在促进地区之间数字经济协调发展,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为提高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供参考。

二、 研究设计

1. 研究方法

(1)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方法

首先,指标标准化,对测度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处理,公式如下所示:

其中:[Xij]是标准化前第i个省份的第j个指标值,[xij]是标准化第i个省份的第j个指标值。

其次,熵值法赋权。步骤如下:

第一,构建原始指标数据矩阵。由n个省份,m个测度指标组成原始指标数据矩阵。标准化的数据有零的存在,为了使后续数据处理有意义,平移标准化后的数据。

其中,[yij]是平移后数值,B为平移幅度。为尽可能地降低原始数据误差,B取值为0.0001。

第二,第j个指标下,第i个省份占该指标比重:

第三,第j个指标的熵值[ej]:

第四,第j个指标的差异性系数[gj]:

第五,计算第j个指标的权重[wij]:

最后,计算各个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Qi]):

(2)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计算与分解方法

泰尔指数是衡量个体之间或区域间不平等度的指数,具有可加和可分解的特征,被广泛应用到经济发展差距、收入差距、区域消费差异等领域。公式如下所示:

式(9)中T为泰尔指数,[yi]和[y]分别代表第i省份和所有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将所有省份分为多组,泰尔指数能够分别衡量组内差距与组间差距对总差距的贡献。假设样本有n个省份被分为k个组,每组分别为[gk](k=1,2,……K),第k组[gk]中的个体数目为[nk],则:

[yi]代表第i个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yk]代表某群组k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令[Tb]和[Tw]分别为组间差距和组内差距,将泰尔指数分解为:

组间差距[Tb]与组内差距[Tw]分别有如下表达式:

(3)障碍度计算方法

首先引入因子贡献度[Fi](即四级指标对总目标的权重),其次计算指标偏离度[Ii](四级指标与目标之间的差距,即四级指标因素评估值与100%的差值),最后计算障碍度([yik],[Yik])(分别表示四级指标和三级指标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程度)。公式如下:

其中:[Wi]为第i个四级指标权重;[Rik]为第i个四级指标所属的第k个三级指标的权重;[Ai]为四级指标的标准化值。

第i个四级指标对各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障碍度为:

在分析各四级指标影响程度的基础上,计算各三级指标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障碍度,公式为:

其中,[yik]为四级指标的障碍度。

2.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体系构建及赋权重

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参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和基于数据可得性,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分为数字产品制造、数字产品服务、数字技术应用、数字基础保障和数字化效率提升5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和42个四级指标。其中,数字产品制造包括计算机和通信设备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其他数字产品制造等。选择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资产规模等16个四级指标进行测度。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越多和企业资产规模越大,表明该省份的数字产业制造水平越高,为数字经济发展奠定的产业基础越强。数字产品服务包含数字产品批发零售服务、电信服务、互联网服务和信息技术服务等,选择电子产品批发及企业资产规模等5个四级指标进行测度。规模以上批发零售企业资产规模越大和数字产品服务企业越多,表明该省份数字产品服务水平越高,越能够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数字技术应用涵盖软件开发应用、电子商务应用和企业信息化应用等,选用软件业务收入规模和有电子商务交易活动企业数量等5个四级指标进行测度。软件业务收入水平和企业信息化水平越高,表明该省份的数字技术应用水平越高,可以为数字技术向各类经济活动渗透提供更多渠道。数字基础保障分为网络基础和通信基础,选用每百人平均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等8个四级指标进行测度。互联网和通信基础设施为互联网生产服务平台、科技创新平台和公共服务平台提供基础保障。数字化效率提升包括数字农业、数字制造、数字物流、数字金融、数字商贸、数字社会和数字政府等,选用国家农业农村信息化、现代农业示范基地数量等8个四级指标来衡量数字化效率提升。

利用熵值法对指标进行赋权。熵值法是相对客观的一种赋权法,利用信息熵度量系统状态的无序程度,评价某一项指标的离散程度,计算各个指标的权重,并对其进行多指标综合评价。该方法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其他方法对指标赋权的主观性,可信度相对较高。具体如表1所示。

3. 数据来源

自2015年起,我国开始频繁提出数字经济相关政策,被普遍认为是国家重视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时间点,故选择我国31省区市(不含港澳台)2015—2019年的数据展开研究。其中,指标[X1]至[X18]来自各省份统计年鉴(2016—2020年)和政府官网;指标[X19]至[X31]、[X40]、[X41]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6—2020年);指标[X32]来自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发布的“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排行榜”(2015—2019年);指标[X33]来自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的《中国互联网企业综合实力研究报告》(2015—2019年);指标[X34]来自长城战略咨询发布的《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15—2019年);指标[X24]至[X27]来自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第42—46次);指标[X35]来自农业农村部官网;指标[X36]来自工信部官网;指标[X37]来自商务部官网;指标[X38]来自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20年)》;指标[X39]来自阿里研究院官网;指标[X42]来自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发布的《政务微博影响力报告》(2015—2019年)。本文将个别缺失值采用平均值代替;为使结果更加稳健,对部分变量进行取对数处理。

三、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结果及差距分析

为了更加直观地反映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分别从国家、区域和省份3个层面测度2015—2019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1. 全国、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全国和三大区域12015—2019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走势如图1所示。东部的发展水平是全国的1.5倍、中部的1.6倍、西部的2.3倍,表明东部与中西部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全国和三大区域2015—2019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呈“东部>全国>中部>西部”。全国和三大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态势,其中全国2016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较于2015年增长11.43%,而东部、中部、西部分別增长7.63%、17.66%和14.88%。2019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较于2015年而言,全国增长19.36%,东部、中部和西部分别增长9.81%、28.07%和33.16%,全国和三大区域2015—2019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增长率呈“西部>中部>全国>东部”态势。

2. 各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及排名

全国31省区市数字经济2015—2019年发展水平排名第一是北京(80.9167),是排名末位西藏(13.0312)的6.21倍,表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两极分化严重。从区域看,东、中、西部排名第一的分别是北京(80.9167)、湖北(41.7386)和四川(40.1499);东、中、西部区域内最大差值分别为58.6520、16.9811和27.1187,表明东部地区内数字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西部次之,中部相对平衡。本研究测算结果前五名分别是北京、广东、浙江、上海、江苏。现有研究中,关于数字经济前五名的测度结果主要是广东、江苏、浙江、北京和上海[19];北京、广东、上海、浙江和江苏[20]。对比可知,前五名均是東部地区的5个省市,由于各学者构建的评价体系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不同,具体排名有所不同,但总体不影响测算结果的可靠性。

3.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因素分解

利用泰尔指数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进行分析,并对区域内差异和贡献度进行分解,如表2所示。2015—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度呈下降态势,总指数从0.0629下降到0.0413,降幅为34.34%;组间泰尔指数降幅40.83%,比总体泰尔指数的降幅高出6.49%;组内泰尔指数降幅23.97%,比总体泰尔指数低10.37%,表明2015—2019年泰尔指数下降是组间和组内差异共同下降的结果;组间和组内对泰尔总指数的平均贡献度分别为58.79%和41.21%,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组内差异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虽然组间差异对整体差异的贡献度呈下降态势,但下降幅度不大,三大区域之间发展不均衡是影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三大区域的组内差异由大到小依次是东部、西部和中部。其中,东部与西部内部差异额从2015年的0.0026下降到2019年的0.0006;组内贡献度中东部始终大于中、西部,但东部组内贡献度2019年较于2015年增幅2.58%,远小于中部(74.40%)和西部(20.63%),表明中、西部地区区域内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速度在加快。

四、 数字经济发展障碍因子分析

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及差异分解的基础上,本文引入“障碍度”计算模型,分析单项指标对数字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的程度,找出当前影响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以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五大层面障碍因子

如图2所示,从变化趋势看,2015年31个省区市的数字产品制造、数字产品服务系统、数字技术应用、数字要素驱动和数字化效率提升五大层面的障碍度分别为24.58%、16.67%、8.94%、24.18%和25.63%;2019年这五大层面的障碍度为22.57%、20.28%、10.67%、23.94%和22.54%,表明数字产品制造和数字化效率提升两大层面对提高数字经济发展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数字产品服务和数字技术应用有抑制作用。虽然数字基础保障的障碍度小幅下降,但由于其障碍度较高,部分省市仍需要重视。因此,数字基础保障、数字技术应用和数字产品服务三大层面是数字经济未来一段时间发展的重要障碍。

2. 指标层障碍因子

只依据五大层面障碍度识别数字经济发展障碍因子,不能充分体现各指标障碍度的差异。研究组对2019年31个省区市数据进行测算,筛选出各省份障碍度前8位的指标作为主要障碍因子。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障碍因子出现次数和频率相对较高的是淘宝村数量(22/70.97%)、移动电话基站数量(21/67.74%)、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21/67.74%)、数字金融(20/64.52%)、移动互联网用户(20/64.52%)、每百人使用电话数量(18/58.06%)、电信服务水平(12/38.71%)、互联网服务水平(16/51.61%)和信息技术服务水平(15/48.39%)等。

(1)三大区域障碍因子分析

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障碍因子主要为电信服务水平、互联网服务水平、信息技术服务水平和数字金融等。①电信服务水平。2019年北京、上海、福建、河北和辽宁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分列1、4、6、11和16位,但电信百强企业数量均少于江苏、浙江和广东,其中广东分别是北京和上海的3倍、福建的6.75倍、河北的9倍、辽宁的27倍,而且北京2019年电信百强企业数量较上年减少25%。这5个省市的电信企业服务水平相对不高,缺少电信百强企业,与各省市发展战略定位有一定的关系,表明这5个省市在未来数字经济发展中要重视大型电信企业的培育,促进数字产品服务业发展。②互联网服务水平。互联网服务水平最高的是北京,拥有31家互联网百强企业,分别是福建、辽宁、浙江、江苏和山东的4.4倍、31倍、7.8倍、4.4倍和10倍。③信息技术服务水平。北京拥有80家独角兽企业,分别是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北和上海的2.6倍、6.2倍、13.3倍、3.6倍、80.0倍和2.2倍,表明其他省市要重要培育大型互联网企业和信息技术企业,提高互联网服务水平和信息技术服务水平。④数字金融发展也是海南、广东、天津、山东、江苏和福建等省的障碍因子,但均排在后几位,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相比于电信服务水平、互联网服务水平和信息技术服务水平不是很大,但也值得关注。

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障碍因子主要是人均域名数、网上零售总额、数字金融、淘宝村和仪表仪器制造企业等。①人均域名数。中部河南(325.2个)、湖北(348.1个)、湖南(361.6个)、安徽(237.8个)和江西(335.8个),与北京(2344.4个)相差甚远。人均域名数量越多,表明该省市的互联网基础越强。中部地区的省区市在未来发展中需要提高人均域名数,加强互联网基础建设。②人均网络零售额。广东、浙江、上海、天津、北京、江苏和福建等均超过1万元,而中部最高的是湖北(4825.38元),最低的是黑龙江(1783.52元),表明中部地区在未来发展中要重视商品通过公共网络平台进行交易,提高人均网络零售额。④数字金融水平。中部地区湖南(310.6)、河南(322.1)、江西(319.1)、山西(308.7),均低于全国各省平均水平(323.7),与上海(410.3)相差近100,表明中部地区在未来发展中要进一步延伸数字金融的使用深度,扩展数字金融的业务宽度,让数字金融助力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⑤淘宝村数量。2019年全国的淘宝村共4310个,中部地区中吉林(4个)、山西(2个)、湖南(6个)、河南(75个)、安徽(13个)、江西(19个)、湖北(22个)、黑龙江(1个)共142个,仅占全国的3.3%,而浙江、广东、江苏、山东、河北和福建占全国的95.9%,表明淘宝村数量地域分化严重,中部地区需要加快淘宝村发展,提高数字商贸能力。⑥仪表仪器制造企业数量。中部地区除河南(200家)之外,黑龙江(29家)、山西(26家)、吉林(12家)、江西(97家)、湖南(146家)、安徽(152家)、湖北(163家)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虽然河南、湖北和湖南等重视制造业发展,但上述省份更侧重医药、机械等领域发展,与广东和江苏等数字产品制造业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表明中部省份在未来发展中要重视数字制造业。

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障碍因子主要是每千人平均电话基站数量、每百人平均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量、每百人平均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每百人使用电话数量和每百人移动互联网用户数量。①每千人平均电话基站数量。青海、新疆、宁夏、云南、内蒙古、甘肃、陕西和贵州电话基站数量相对较少,其中西藏、宁夏和青海的电话基站数量还不超过5万个,远低于全国各省平均水平(21.8万个);特别是西藏每千人平均电话基站数量为324个,仅是广东的3%,表明西部地区要重视建设电话基站,提高通信基础保障能力。②每百人平均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量。西藏、宁夏和青海的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总量分别是209.1万个、520.0萬个、382.3万个,低于西部12省区市平均水平(1924.0万个)和全国各省平均水平(2740.1万个);西藏和青海更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6.1个),表明西藏和青海需要加大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建设。③每百人平均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内蒙古、甘肃、广西、宁夏、贵州、青海均低于西部平均水平(249.5户),表明西部地区的通信基础水平相对较低且不均衡,未来国家和西部地区要重视通信基础设施建设。④每百人使用电话数量。青海、西藏、新疆、宁夏、内蒙古、甘肃、四川、陕西、贵州、重庆等与北京(211.87部)差距较大,特别是西藏,仅是北京的0.53倍,表明西部地区需要提高电话普及率。⑤每百人移动互联网用户数量。内蒙古、宁夏、青海、重庆、新疆均低于西部平均水平(90.92户)和全国各省平均水平(94.42户),表明西部地区的电信通信水平不高,未来要重视互联网的普及。另外,云南的第一和第三障碍因子分别是仪器仪表制造业企业数量和电子游戏游艺设备制造业企业数量,均属于数字产业制造。云南是全国著名的旅游中心,制造业基础不强,智能设备制造更是短板,未来可以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兼顾数字产品制造业。

(2)五大层级障碍因子分析

如表3所示,2019年东部地区集中在第一和第二层级,中部地区集中分布在第三和第四层级,西部地区集中在第四层级,各层级间的障碍因子存在明显差异。其中,第一层级的障碍因子主要是互联网服务水平、信息技术服务水平和移动电话交换机数量等,表明该层级省区市现阶段需要加强移动电话基站建设、提高新型数字基础保障和数字产品服务水平。第二层级的障碍因子主要是电信服务水平、互联网服务水平、信息技术服务水平、淘宝村数量和数字金融水平等。第三层级的障碍因子主要是电信服务水平、互联网服务水平、信息技术服务水平、淘宝村数量、数字金融水平和人均网上零售额等,表明这两个层级的省区市需要进一步提高数字产品服务水平和数字化效率,但第二层级需要侧重于数字金融和数字商贸,第三层级要重视电商应用和数字金融。第四层级的障碍因子主要是淘宝村数量、移动互联网用户、仪表仪器制造业企业数量、电子游戏游艺设备制造业企业数量、互联网接口数和移动电话基站等,表明该层级省区市要重视智能设备制造产业发展、提高数字商贸和数字社会效率。第五层级的障碍因子主要是电子游戏游艺设备制造业企业数量、互联网接口数、每百人移动互联网用户、每百人使用电话数量、IPv4数量和每百人使用计算机等,表明第五层级省区市需要重视其他数字产品制造业的发展,加强互联网基础和通信基础建设。

整体来看,相邻两个层级之间均有障碍因子属性重合现象,但具体的障碍因子不同,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是一个过程,各发展阶段是环环相扣的,不同发展阶段的省区市遇到的障碍不同,这也为各省区市尝试跨越式发展数字经济提供参考。同时,区域和层级分布相对集中,便于国家制定区域性政策,各区域也要充分利用城市群、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等地区优势,加强区域内合作,提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五、 结论与建议

本文主要结论如下:第一,2015—2019年全国和三大区域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态势,且自东向西依次降低(东部>全国>中部>西部),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增长率呈“西部>中部>全国>东部”态势。第二,东部沿海省区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与邻近省区市联系较多,相反中部和西部联系较少。第三,区域间差异对整体差异的贡献度呈下降趋势,但下降幅度不大,三大区域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在逐渐缩小但不明显。第四,数字技术应用、数字产品服务和数字基础保障是我国现阶段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分地区看,东部障碍集中在数字技术应用和数字化效率提升,中部障碍集中在数字化效率提升、数字技术应用和数字产品制造,西部障碍集中在数字基础保障和数字化效率提升;分层级看,5个层级中相邻两个层级之间均有障碍因子属性重合现象。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四点建议:(1)强化数字基础保障。基于西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薄弱的现状,需要国家宏观调控相关政策,将政策和财政支出向西部适当倾斜,加强西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西部省区市数字基础保障强度。西部地区要根据自身情况,集中人力、财力和物力建设数字经济发展必需的基础设施;中部地区要在现有的基础上完善数字基础设施;东部地区要建设新型数字基础设施。(2)提升数字产业化发展水平。推动我国互联网企业、通信企业和信息技术企业发展壮大,培育5G、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产业,扩大国内外数字经济市场规模。推动数字产品进出口服务,鼓励数字产业创新创业,缩短数字产品创新周期,提高数字产品服务质量,提高数字产品竞争力。(3)强化数字产业化服务能力。现阶段,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传统产业转型已成为必然。要加快传统产业与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融合的步伐,充分利用互联网络创新平台,促进传统产业链转型升级,提高传统产业的资源配置,提高传统产业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加速数字经济发展。(4)促进数字经济协调发展。利用好现有东部结对帮扶西部的政策,充分发挥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优势,将东部地区部分数字产业有序地向西部地区延伸,开展一对一帮扶,有针对性地促进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区域内部要加强邻省区市互联网络和数字技术协作,利用好邻省的数字资源,充分发挥城市群、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等区域战略,缩小区域内差距,实现数字经济均衡发展。各省区市要因地制宜,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产业数字化转型,有效解决当前数字经济发展的障碍因素,实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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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农业农村部课题“特色农产品电商市场信息分析”(项目编号:202007211210705);河南省社会科学规划办课题“黄河流域生态补偿区际冲突及其协同治理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20JC02);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课题“河南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项目编号:22B630028)。

作者简介:王彦杰(1994-),男,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数字经济;高启杰(1963-),男,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杨瑞(1993-),女,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

(收稿日期:2022-01-06  责任编辑:顾碧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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