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二三十年代阶级视域中的劳动革命女性形象书写
——叶紫《星》中的梅春姐形象再解读

⊙乔春雷［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南京 210097］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随着革命主体身份开始转移到劳动阶级群体上来，劳动女性被动员到革命实践中开始成为妇女运动的主要方向。《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妇女运动决议案》（1928年7月10）对过去的妇女运动进行总结，认为“党过去的妇女运动多偏重于小资产阶级的运动”，明确“党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劳动妇女的群众。”现代小说中也开始集中出现劳动革命女性形象。叶紫的《星》为我们呈现的梅春姐的形象，就将关注的视角聚焦到劳动女性投身革命的生命历程。

一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广泛传播，革命文学兴起，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阶级划分开始成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的重要词汇，并进而影响到这一时期现代小说对革命与女性关系的思考，同时也将女性解放和争“阶级平等权”的社会解放有力地扭结在一起。白薇曾回忆说：“前几年闹革命文学，作者大家的心血，都在为劳动者从九层地狱里呼冤；而那时对于埋在十八层地狱的妇女，似乎绝少人去注意她们加倍的悲惨。现在是时代轰轰然开着倒车，五四以后抬起头来的妇女，时代的黑手又把她们拖回到家庭，拖回坟墓去。”阶级话语与女性性别话语在革命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中的力量对比关系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劳动革命女性形象书写中得到具体呈现。

对劳动革命女性形象的书写主要集中在左翼作家群体当中，如叶紫、蒋光慈、萧红、萧军等作家的创作，他们较早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问题的看法，“五四”以来即受到热烈讨论的女性解放问题也开始将关注视角转移到受压迫最深、人数最多的劳动女性群体中来。叶紫的《星》中的梅春姐，草明的《倾跌》中的屈群英、苏七等女性，彭慧的《我们在地狱》中的“我”，萧红的《生死场》中的王婆和众多寡妇们，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中的李七嫂，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中的毛姑等，皆展示了劳动女性发自生存本能的反抗性和革命性。以上几篇写工农劳动女性的小说，写作的重心放在她们投身革命以前生活的苦痛和生存的艰难上，写她们反抗意识的觉醒和对革命的美好期望。对她们而言，革命主要是对目前不幸命运的反抗。作者多采用写实的笔法，描写生活的压迫和剥削是怎样逼迫她们迸发出反抗的意识，笔墨集中在写劳动女性命运的悲剧性和生活中的苦难处境。

叶紫的小说《星》中梅春姐的形象，即体现了阶级话语与女性性别话语的复杂纠缠。叶紫的文学诉求深受鲁迅的影响：“他们思想上秉承五四启蒙传统，内心依然躁动着对五四时期个性解放思想与国民性改造理念的热望，共同延续了鲁迅对现实的批判态度。”鲁迅早在20世纪初就提出了“白心”的概念，强调“声发自心”，“诚于中而有言”。在革命文学论争中，鲁迅对阶级“意识”内发性和自发性的强调，与后期创造社的批评家所强调的革命知识分子“从外部注入给民众”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成了剧烈的对立和冲突。

二

叶紫的《星》共分为五章，小说一开始，梅春姐即因丈夫的夜不归家、嫖赌成性承受着身心上的折磨和摧残。除了丈夫陈德隆对其冷遇和非打即骂的折磨以外，梅春姐还身陷谣言和诋毁中。丈夫对其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使梅春姐在内心深处积淀起朴素的革命反抗意识。以麻面婆和四公公等为代表的谣言和诋毁，承载着传统势力对女性的伦理道德要求，也代表着与梅春姐的革命性相反的力量，在小说中有力地存在着。而且，这种传统伦理观念也沉积在梅春姐的内心深处，逐渐内化为她的行为标准和精神力量，在梅春姐苦难的心灵上又加上一重牢固的枷锁。当丈夫陈德隆夜晚外宿在情妇的家中，当村中的谣言对梅春姐贞节的品质进行诋毁时，四公公等人的一句“梅春姐是个贤德的人”，使她的内心充满骄傲。在丈夫在外寻找的浮浪的女人面前，尽管梅春姐的内心充满着寂寞、空虚和悲苦，但因这样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她忍受着种种打骂和诋毁，像千百年来的传统女人一样过着辛酸的日子。小说将劳动女性梅春姐的苦难境遇和其革命意识的萌发过程及其走上革命的历程，放置在封建父权文化秩序和传统女性积淀在内心深处的贞节观念、对丈夫的依附性和深沉的母性等多重关系中进行审视。

第二章描写了梅春姐与黄副会长之间情爱关系的进展，那“星一样的鬼眼睛”，在与梅春姐初次相遇后，就像耗子与猫之间的关系一样，捕获梅春姐羞怯的内心。梅春姐内心朴素的反抗意识和黄副会长所传播的妇女解放思想相遇，激发了梅春姐自觉的革命意识和革命行动，但与此同时，作家也将笔触深入梅春姐的内心深处，描写她在命运转折关头内心所受到的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小说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当黄副会长和梅春姐在家附近的林子里发生情爱关系之后，黄副会长三天没有出现。当梅春姐三天后见到黄副会长时，对她的内心形成强烈压迫的几种力量在梅春姐的话语中同时出现：

“我简直不能出门！他们把我那一向都很清白的名誉，象用牛屎、糠头灰糊壁一般的，糊得一塌糊涂了。他们还要去告诉我的丈夫！……”“并且，你……”她说，“你也不肯替我想一个办法的，你三天都不来了！……”

这一段话语表白将“他们”（代表传统道德伦理观念的承载者的民众）、丈夫和黄副会长同时放置在心灵的审判台上进行审视，暗示着下文梅春姐的孤单处境和悲剧命运。小说突出描写梅春姐在丈夫的冷遇中精神和情感上的孤独、寂寞和辛酸，在受到乡民们对其贞节的苛求时内心的惶惑和动摇，在遇到黄副会长时爱情的冲动和肉体的渴望。因为当时丈夫陈德隆外出当兵，处于缺席的存在，叶紫将叙述的重心集中在传统伦理秩序的贞节道德观念对梅春姐的严厉审视和谣言攻击之中。作者借助剪发运动和梅春姐与黄副会长的情爱关系，冷静地审视着乡村传统伦理秩序对革命的态度和对乡村传统女性走上革命、把握自己命运的态度。

第三章主要描写了梅春姐和黄副会长幸福的同居生活和梅春姐在村子里宣传男女平等及女性要追求自由的新思想，这一部分集中了叶紫对革命与女性解放之间关系的积极看法，体现出叶紫的政治立场和创作倾向。在小说的前三章，作者主要是站在“五四”启蒙立场上，将女性作为与男性平等的生命个体，审视几千年来延续下来的传统道德伦理秩序和“妻子就应该受丈夫的打骂”的父权制文化秩序，审视着传统道德伦理秩序和父权制文化对女性的压迫及女性在这种压迫中自发反抗的革命意识。小说的第四章则呈现出革命现代性的审视视野，审视着黄副会长向梅春姐所宣讲的女性解放的虚妄。在这一部分的最后，梅春姐“一切的生活，都坠入了那一年前的，不可拔的乌黑的魔渊中。而且还比一年前更加要乌暗，更加要悲哀些了”。作者冷静地审视着当时的革命意识形态与革命实践之间的距离，也使叶紫的左翼文学创作及革命女性形象书写与蒋光慈等人的“革命加恋爱”的公式化书写拉开了不小的距离。

第五章常未得到研究者的深入分析，这一部分从时间安排上，跳跃到黄副会长死后的第六年，小说整个故事延续了十年时间，也耗尽了梅春姐的青春。深沉的母爱使梅春姐未能像“木头壳”等人一样，摆脱被陈德隆折磨的悲惨生活，从而在外漂泊与革命，而是固守着贫贱和痛苦的生活。梅春姐和“木头壳”的命运对比，再次将女性与革命之间关系的独特性呈现出来，中国传统女性的母性、妻性和依附性，使梅春姐在走上革命的途中，承受着更大的心灵上的考验。

小说中有几处细节可以进行对照性的阅读，如小说的第二章，当黄副会长决心带着梅春姐离开村子，到镇上的会中去生活时，面对那个毫无温情的家，“她胡乱地包成一个小包袱。她跑到牛栏去瞧了一瞧那条饿瘦的牛，又跑到鸡笼去将鸡招呼一下，厨房、菜园、家用品和农具——满腔的酸泪与惜别的悲哀”。这份惜别的悲哀里，不是梅春姐对粗暴的丈夫的留恋，而是梅春姐骨子里那份传统的对“家”的感情，这份“酸泪”里还有着对于不可知的未来的恐惧和茫然。在小说的第三章，当黄副会长和梅春姐从镇上回来后，“她没有再住从前的那所旧房子了。她是和黄同住在大庙旁边的另一个新房子里的。她不曾再回来看过她的老家，她也不再悬念她家中的用品，鸡、牛和农具”。这一部分对黄副会长和梅春姐的幸福生活的描写充满诗意，叙述者仍多从梅春姐的内心视角出发来描述，这里的“家中的用品，鸡、牛和农具”代表着传统女性的空间政治和性别认同，是传统女性日常生活的写照，而革命的梅春姐，在确立其革命主体身份时，也与传统的价值认同和情感归属做了了断。

在第五章，当梅春姐与黄副会长的孩子得了伤寒死后，虽然梅春姐与丈夫陈德隆还有两个孩子，但出于对丈夫的憎恶，她割断了那份出自母爱的牵绊，“她没有留恋，没有悲哀，而且还没有目的地走着”。这暗示了梅春姐再次挣脱了身为女性所固有的母性的羁绊，走上主动把握自我命运的革命之路。虽然这路的风向标在小说整体的悲剧氛围中显得有点虚妄，但一个与传统的情感、精神和生活境遇告别的革命女性，也出现在作者和读者的期待中。

联系上述文本，我们不难发现，在劳动女性、阶级与革命的议题中，仍然存在着“沉默的大多数”。这“沉默的大多数”积淀着几千年的历史惯性，成为父权制伦理秩序的实施者，成为女性走上革命道路、摆脱人生困境的绊脚石，与叙述语境中所代表的男女平等、爱情自由、幸福等语义相反，成为当时革命意识形态需要启蒙的对象。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在小说的第四章，当革命失败，黄副会长死去时，是麻面婆、柳大娘、四公公等人出面，站在道德立场上，劝说陈德隆收留困境中的梅春姐。“它拥有来自民间的伦理道德信仰审美等文化传统，虽然与封建文化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不但具有浓厚的自由色彩，而且带有强烈的自在的原始形态。”在这个民间世界中生活的乡民，无论是梅春姐的丈夫，还是麻面婆、柳大娘、四公公等有着传统、保守的道德观念的老辈，他们身上积淀着历史的力量，如果将梅春姐所处的乡村民间世界简化为比革命落后的封建父权制力量，也就简化了劳动女性和革命之间的张力关系。

三

综观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左翼小说，在《生死场》中，萧红也没有放弃站在启蒙立场上对劳动阶级内部的父权制力量进行批判，王婆、金枝等女性在承受民族的沦丧、阶级的贫困时，还承受着父权制力量的精神摧残，如金枝对爱情的追求和婚后的凄惨及被强奸的命运，王婆与丈夫赵老三的紧张关系。与“五四”时期的作家不同的是，萧红不再用“男女平等”“女性解放”等口号来为笔下的女性提供出路，她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感同身受的痛苦体验，和笔下的人物一起呼吸，并在民族灾难面前，试图表现出女性发自生存本能的民族意识和革命意识，并不忘借助金枝的形象提醒读者，女性解放在这里是缺席的存在。

与叶紫、萧红不同，“在创造社、太阳社理论家的观念中，‘无产阶级文学’的实质不在于是由谁创作，传达的是谁的声音，而在于是否体现了‘无产阶级意识’”。而这样的“无产阶级意识”首先是“全无产阶级意识”，是一种整体意识，而非“个个的无产者底意识”；其次，是“目的意识性”，而非“自然生长性”意识，这与鲁迅等人站在思想启蒙的文学诉求立场下注重生命个体和意识的自发性与内发性的立场不同。蒋光慈在《咆哮了的土地》等作品中对劳动女性与革命关系的处理表现出简单化的倾向。在塑造毛姑这一投身革命的女性形象时，其革命意识的萌发过程在小说中隐而不显，只是随着革命浪潮的来临，在爱情力量的推动下，作为“整体阶级”中的一分子，被作者“从外部注入”“无产阶级意识”，而投身到反抗地主阶级的革命斗争中。

由此可见，叶紫、萧红等作家与蒋光慈、胡也频等作家出于对阶级意识的认识和对无产阶级文学的想象存在差异，在塑造劳动革命女性形象时呈现出不同的书写范式。借助叶紫的《星》中梅春姐形象的再解读，我们不难发现，由于文学诉求和阶级意识的不同，在阶级视域中描写劳动女性投身革命的生命历程时，叶紫将劳动女性放置到阶级议题中进行思考女性、阶级与革命的关系时，仍不忘站在启蒙者的立场，对劳动阶级内部的父权制文化进行批判，注重劳动女性革命意识的自发性。

①②全国妇联妇运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第11页，第13页。

③白薇：《悲剧生涯》，见白舒荣、何由：《白薇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3页。

④⑥钱理群：《构建无产阶级文学的两种想象与实践》，《兰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第3页，第4页。

⑤陈思和：《民间的浮沉——对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上海文学》1994年第1期，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