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数字文明的福祉
——习近平关于发展数字经济重要论述研究

宋雪飞 张韦恺镝

(1.南京农业大学 人文社科处,南京 210095;2.南京农业大学 金融学院,南京 210095)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发展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和数字文明。从2000 年建设“数字福建”、2003 年建设“数字浙江”,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多次强调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习近平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论述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迪、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的贺信中指出,“要激发数字经济活力,增强数字政府效能,优化数字社会环境,构建数字合作格局,筑牢数字安全屏障,让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1)习近平:《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求是》2022 年第2 期。,深刻诠释了“迈向数字文明新时代——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这一峰会主题,这是习近平关于发展数字经济重要论述的高度凝练。“数字文明”承载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共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期待。研究习近平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论述,有助于把握当下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的脉络,从全局高度理解数字文明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五大文明”的紧密关联,为参与全球数字治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新思路。

一、数字文明体现了共生共融的复合文明新形态

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与生产力水平息息相关。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推动人类社会迈入了信息时代。信息社会所依赖的ICT 技术在数字化底层技术的突破下,进而发展出以数字技术为核心、以大数据为基础的新一代技术群,成就了智能化、信息化、网络化、移动化深度融合的数字经济时代。狭义的数字文明,即数字技术、数字经济的发展取得相当高的成就,符合人类社会发展方向,人们乐于使用数字技术来实现福祉。广义的数字文明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在数字技术、数字经济高度发展基础上获得的更高效的实现途径,进而表现为一种共生共融的复合的文明实现形态,这意味着人类文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本文是在广义上使用数字文明这一范畴。

1.数字文明是现代文明体系的重要内容

数字技术的进步和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带来新理念和新观念,更是深度嵌入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建设中,数字文明是“五大文明”高度发展的新形态。从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来审视,每一次产业革命都会带来生产样式和生活方式的重大进步,而产业革命的爆发都源于技术革命所创造生产力的重大突破和与此相关的思想解放。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信息技术革命催生大批新兴技术产业,并由此形成的互联网思维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企业传统的竞争模式和产业形态,形成了以价值链为主线的生产样式和以网络为纽带的生活方式。这一变化的底层逻辑是数字技术的重大发展,使数据、数字技术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社会分工的变革越来越向有利于推动数字经济的方向发展。

无论是以价值链为主线的生产样式还是以网络为纽带的生活方式,都建立在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一代技术群基础之上,伴随着新一代技术群的成熟和广泛应用,新兴产业群也迅速成长为主导产业,深刻影响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与升级,帮助人们从更科学的角度去看待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关系,思考国家治理与社会秩序,探究人与自然环境的相处方式。数字技术不仅带来了生产工具的变革,而且促进了思维方式与思想观念的进步。可以说,数字文明既是“五大文明”高度发展的成果,亦是“五大文明”进一步发展的底层推动力。

2.数字文明发展需要“五大文明”赋能

数字文明并非一种孤立、排他的文明形态,而是一种与“五大文明”共生共融的复合的文明实现形态,因此,尽管数字技术的进步与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但数字技术的应用、数字技术产业化的进程、数字文明的建设深受特定的、具体的现实环境的影响与制约。

自“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确立后,我国一直在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与变革,传统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不仅过度消耗生产要素,而且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数字技术作为一种高效的生产要素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十分契合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不仅迎来又一轮快速发展时机,而且助益数字文明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的精准、精细治理需要数字技术的全方位介入,例如交互式政务平台、政府信息发布平台等数字化应用场景,舆情汇集与分析机制,政策反馈与调整机制等。但同时数字技术具有强大的渗透性、弱边界性等特征,如果不受约束会有巨大的破坏性甚至会造成颠覆性后果,需要政策法规的约束和规范。数字技术的应用愈广泛,数字文明就愈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数字技术不仅是物质生产中重要的生产要素,而且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日益显著,成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发展公共文化事业的重要助力,有助于“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2)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2021 年第20 期。,为数字文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习近平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论述,蕴含了数字经济服务于共同富裕目标的理念,他指出“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3)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 年第8 期。,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数字文明可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要“把惠民、利民、富民、改善民生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向”(4)习近平:《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求是》2021 年第6 期。。良好社会风尚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数字技术在滋养公民美德善行、推动社会和谐有序发展上有着独特的优势。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当下社会已进入自媒体时代,大众传播的互动性和共享性推动立体化、全时空的视觉传播成为主流形式。无论是摄制、编辑、发布、互动,还是虚拟现实、流量引导、商业模式开发,均依赖于先进数字技术的介入。同样,生态文明建设对数字技术的需求,也为发展数字文明创造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3.数字技术提升“五大文明”建设成效

数字文明意味着人类生产样式和生活方式进入数字化赋能时代。通常认为,数字技术是一种与计算机共生的技术,该技术可以将各类信息编码为二进制数字的形式储存、调取和使用。常见的数字技术包括5G、区块链、云计算、物联网、量子通信、人工智能等,具有高渗透性和高融合度特征,能被以各种形式广泛应用于经济发展、国家治理等各个领域。数字产业、数字政务平台、数字社区、数字党建等各类新的形态均得益于数字技术的嵌入式应用。

数字技术的发展导致社会生产的相对成本结构不断优化,进而推动数字应用技术创新和组织制度完善。从实践来看,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已经展现出极具潜力和活力的发展路线,促进了大量社会资源的流入,同时整个社会也形成崇尚数字技术、数字产业和数字经济的氛围,从而为社会主义“五大文明”建设提供新的思维观念和治理方式(见图1)。

图1 数字技术影响“五大文明”的方式

具体而言,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不仅衍生出众多以数字、数据、数据库、数据分析等为核心业务的新兴产业门类,而且数字技术深度嵌入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直接推动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从而直接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先进的技术工具。数字技术在信息处理、信息安全维护上的巨大优势,广泛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为政治文明建设提供先进的政策工具和治理方法。数字技术具有高度的整合性,传统的广播、影视、戏剧、报刊、博物馆等文博传媒业,经数字技术嫁接,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数字化呈现方式和交互式多媒体服务方式,例如在线直播、云图书、数字故宫、元宇宙等,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新颖、群众喜闻乐见的传播方式,很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对精神产品的需求和美好生活的向往。规则是数字技术的灵魂,算法或编码规则决定了数字技术的秩序,与此相适应,现代社会治理大量引进了数字规则理念、数字技术和数字工具,更新了人民群众的秩序观、风尚观,也促进社会治理结构、公共服务等更加合理优化、透明高效,进而为社会文明建设提供规范的思路。数字技术总体上是一种可以设计和布局的相对的低耗技术(5)如中央提出“东数西算”工程,加大数据中心在西部布局,就近利用西部绿色能源。,生态文明建设引进数字技术路线,不仅有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高质量完成碳中和的目标,也有助于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和谐社会。正如习近平所强调:“信息技术创新日新月异,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深入发展,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6)《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 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 以新发展创造新辉煌》,《人民日报》2018 年4 月23 日,第1 版。数字技术嵌入社会主义“五大文明”建设,使之在高效、绿色、便捷和共享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有助于实现“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

二、充分掌握数字经济发展的自主权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数字产业的兴起和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和赋能,使得人类社会已站在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前沿,“世界经济数字化转型是大势所趋”(7)习近平:《登高望远,牢牢把握世界经济正确方向——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的发言》,《人民日报》2018年12 月1 日,第2 版。。尽管我国在数字经济领域具有一定的先发优势,但部分核心技术及关键装备仍然受制于发达国家,不利于我国数字经济的长期发展。因此,习近平特别强调:“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尽快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把发展数字经济自主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8)习近平:《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求是》2022 年第2 期。

1.探索新型科技举国体制,加强数字核心技术攻关

习近平指出,核心技术“一是基础技术、通用技术。二是非对称技术、‘杀手锏’技术。三是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9)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 年4 月26 日,第2 版。。数字是现代科技的基本单元,数据、信息等客观生产条件均可以用数字表示并按一定规则进行编码,数字技术既是数字编码的技术,更是建立在数字编码技术上的对数字进行深度和系统开发使用的技术,因此相对于ICT 产业群而言,数字技术是底层技术或元技术,因而成为科技领域国际竞争的主战场之一。当下,西方国家在战略性关键技术领域对我国封锁和遏制加剧,只有在数字核心技术上实现自主创新,才能在数字经济发展上摆脱对西方国家的依赖。习近平指出,“要牵住数字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提高数字技术基础研发能力”(10)习近平:《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求是》2022 年第2 期。,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现代科学研究具有投资大、门槛高、成果生产周期短等特征,一般市场主体无法承担。在我国科技举国体制的历史实践中,国家规划科技重点发展方向和关键紧缺项目,动员全国力量攻关,取得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极其重大的科研成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要求“弘扬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健全国家实验室体系,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11)《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9 年11 月6 日,第1 版。。作为一种全局性的科技创新制度安排,新型科技举国体制有助于协调国家在重要战略领域中的创新力量,占领新兴战略技术的制高点,形成跨领域、跨部门、跨主体科研力量协同攻克“卡脖子”关键数字技术的制度优势。

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为数字核心技术攻关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前景。诚如马克思所言,“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273 页。。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是我国独有的优势,超大的市场需求是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然而,市场需求再庞大也需要有效供给来匹配,核心技术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是其纽带。习近平指出:“核心技术研发的最终结果,不应只是技术报告、科研论文、实验室样品,而应是市场产品、技术实力、产业实力。核心技术脱离了它的产业链、价值链、生态系统,上下游不衔接,就可能白忙活一场。”(13)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 年4 月26 日,第2 版。我国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社会财富和有效购买力,在观念层面也提升了人的需求层次,因而拉动了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人们对数字产业相关产品、数字技术服务的个性化需求显著上升。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超大的市场需求能够直接作用于供给结构,拉动数字产品和技术的升级换代,为数字核心技术的突破创造了条件。同时,超大规模市场客观上能够造就鼓励竞争和创新的环境,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动力,形成多种适应技术创新的商业模式、容错机制,有助于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商业化,为数字核心技术的持续发展注入市场活力,从而形成从需求牵引供给到创新创造需求的新境界。

2.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技术创新和供给能力

在马克思看来,“供给本身就是对具有一定价值的一定产品的需求”(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93 页。。年轻人受消费文化的影响,对数字产品的独特性能和外观设计所带来的个性化、特定商业模式所产生的消费体验、特定品牌所代表的阶层文化等产品附加值的过度关注,使得拥有核心技术的创新链“链主”企业在数字技术发展方向、数字产品概念发布与推广中占据极为有利的位置。我国数字产业尽管总体上繁荣发展,但成为全球创新链“链主”的数字企业不多。数字核心技术的突破离不开要素投入和科技基础设施的保障,习近平强调:“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强战略布局,加快建设……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打通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15)习近平:《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求是》2022 年第2 期。

数字经济时代,新型基础设施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新型基础设施,即主要面向和服务于科技创新的基础设施,从类别上可以区分为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等三类,具体涉及5G 基站、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区块链等诸多产业链,以及关键软件产业如工业设计、工业自动化、智慧城市服务等,具有技术含量高、数字赋能强、应用场景多元、倍增效应显著等特征。由于数字技术在上述产业领域中的基础性作用,新型基础设施实际上是服务、助力数字技术创新和应用的软硬件设施,为科技创新新型举国体制的探索和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重要物质基础。当前,我国已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信息通信网络,完成了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的总体布局,这为启动“东数西算”工程,把东部算力需求转变为西部增长力量,实现能源和算力的全国统筹创造了条件。

培育适应数字经济发展要求的供应链是与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同样重要的环节。就数字经济发展而言,核心技术、关键技术设备甚至关键工艺受制于西方国家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时刻面临着科技脱钩、芯片断供的威胁。对此,习近平特别强调:“要着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力争重要产品和供应渠道都至少有一个替代来源,形成必要的产业备份系统。”一方面,继续巩固和拉大在高铁、新能源、通信设备等领域的全产业链国际领先优势；另一方面,“在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和节点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国内生产供应体系”(16)习近平:《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求是》2022 年第21 期。,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3.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融合是数字技术的固有特性。数字技术及其装备、产品作为核心生产要素嵌入各个产业部门价值链实现过程,“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利用互联网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发挥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17)习近平:《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求是》2022 年第2 期。,推动制造业产业模式和企业形态根本性转变,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即产业数字化,不仅意味着传统产业边界的消解,而且意味着客观生产条件的数字化再造,充分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构建全新的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价值链,尤其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实现数据实时共享、运行编码可控、模块柔性通用的共生赢利模式。其中,数字技术成为产业融合最关键的因素,形成了一个以数字技术为纽带和以模块化分工为基础的动态系统以实现网络协同,“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继续做好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这篇大文章,推动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18)习近平:《审时度势精心谋划超前布局力争主动 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人民日报》2017 年12 月10 日,第1 版。,有助于匹配需要、降低成本,进而提升市场竞争力。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另一趋势即数字产业化。数字产业化意味着以数字或数据信息的计算、处理为核心而形成的产业,典型的如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高端芯片、高端工业软件等重点领域数字产业。习近平强调:“要聚焦战略前沿和制高点领域,立足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增强产业链关键环节竞争力,完善重点产业供应链体系,加速产品和服务迭代。要聚焦集成电路、新型显示、通信设备、智能硬件等重点领域,加快锻造长板、补齐短板,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和具有产业链控制力的生态主导型企业,构建自主可控产业生态。要促进集群化发展,打造世界级数字产业集群。”“加快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9)习近平:《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求是》2022 年第2 期。,提高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既服务于高质量发展阶段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需要,又有助于满足数字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和数字文明发展的深层次要求。

三、规范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优化数字社会环境

习近平指出,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有利于推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有利于推动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但“我国数字经济在快速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健康、不规范的苗头和趋势,这些问题不仅影响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而且违反法律法规、对国家经济金融安全构成威胁,必须坚决纠正和治理”(20)习近平:《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求是》2022 年第2 期。。规范数字经济发展,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在充分发挥资本作用与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之间找到平衡。

1.充分发挥资本和资本市场的功效

资本是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无论是产业数字化还是数字产业化,都离不开资本的驱动和纽带作用。产业数字化意味着数字技术的嵌入与融合,包括技术改造、业务拓展和股权投资,均涉及资本运作；数字产业化更是需要引入风险投资、创业基金。2020 年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加大了对新型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为数字经济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尽管数字技术的研发可以探索举国科技体制,但数字技术成果产业化和商业化、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需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引导社会资本的介入。

数字技术、数据等深度嵌入生产过程,“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对传统生产方式变革具有重大影响。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不仅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支点,可以成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21)习近平:《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求是》2022 年第2 期。,因此也必然参与分配,这是社会资本投资数字经济的价值依据。由于数字关键核心技术及装备受制于西方国家,当前国内资本对数字技术研发及数字产业化的设计与制造环节的投入较为谨慎,而较多投向平台经济(电商)、流量经济(娱乐)等数字经济服务领域,因此,引导社会资本对数字经济生产领域的投资具有广阔的空间。尤其是美国升级高科技领域的出口管制后,对国产替代的紧迫需求前所未有,国家政策支持的力度也前所未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半导体芯片和集成电路、数控机床、智能硬件的研发制造等“卡脖子”技术与装备,以及重大颠覆性技术,是国家政策大力扶持领域,为社会资本提供了重要的投资机会。

资本市场的支持是数字经济领域产业生态健康发展的支柱。由于数据信息和数字技术是数字经济形态中的核心竞争力,其与传统产业的资产结构、市场份额、品牌价值等估值方法有较大区别。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的一些创新——如设立科创板并给予科技企业较为宽容的上市条件——有力地支持了数字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数字核心技术企业如寒武纪、中微半导体等独角兽企业。

2.防范资本无序扩张

资本具有天然的逐利性。“尽管资本逻辑逐利、劳资对立矛盾和自发造成两极分化等消极因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受到极大的制约和消除,但是,其逐利本性和消极作用依然客观存在”(22)任平:《论全面理解“道路之新”的方法论自觉》,《思想理论战线》2022 年第2 期。,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其提供了绝佳的获利机会；而数字技术具有较高的门槛,数字核心技术更是掌握在少数龙头企业手中。

资本与技术相互渗透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资本通过股权投资的方式控股数字技术企业,资本凭借股权优势获得企业经营决策权,数字技术成为直接服务于控股资本的工具；二是数字技术企业上市,一般会经历从“天使投资”到“IPO”的若干轮融资,吸引各类资本介入,一旦完成上市,数字技术与资本的利益更为紧密,上市公司既是研发生产经营实体,也是资本运作平台,数字技术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资本的属性。在马克思看来,“随着资本的统治的发展,随着那些和创造物质财富没有直接关系的生产领域实际上也日益依附于资本——尤其是在实证科学(自然科学)被用做物质生产手段的时候”(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 卷,第239 页。,资本的无序扩张将导致资本对技术的控制。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资本市场和金融创新的支持。然而,无论是资本控股数字技术企业,还是数字技术企业衍生资本化倾向,如果形成一个“资本—技术”利益群体,一旦失去有效监管,就可能危害市场秩序和效率,挑战公众利益,妨碍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一方面,利用数字技术的高门槛和高渗透性、数据信息计算处理的独占性,形成某一领域甚至全市场的垄断,形成利益叠加、形式“合法”、模式高级、手段隐蔽的市场垄断,甚至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形成恶性竞争,正如2020 年11 月《新财富》杂志发表的《收割者:两大互联网公司的20 万亿元生态圈》一文所揭示的互联网巨头的垄断和无序扩张现象；另一方面,规避市场监管,利用资本市场违法违规“造富”,危害市场秩序和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故而习近平强调,“防止平台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依法查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24)习近平:《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求是》2022 年第2 期。；“对敏感领域准入划出负面清单,加强反垄断监管”(25)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2021 年第20 期。。因此,需要完善法规体系尤其是反垄断法,增强国家治理能力,健全市场体系和市场规则,防止实体经济虚拟化,在引导资本合理流动与依法有效监管之间达到均衡,积极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种金融风险。

四、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与治理体系建设

随着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数字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深刻地重构全球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版图。习近平指出:“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26)习近平:《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求是》2022 年第2 期。同时,“全球数字经济是开放和紧密相连的整体,合作共赢是唯一正道”(27)《把握科技创新机遇 共促数字经济合作》,《人民日报》2021 年8 月2 日,第6 版。。迫切需要我们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

1.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与共建

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对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造成极大冲击,各国政府更加重视供应链的安全,通过加强相关产业的就近布局来减少对国际市场尤其是单一市场的依赖。据《2021 年世界投资报告》,2020 年全球FDI 流量同比下降35%,其中发达国家FDI 更是下降了58%。除非传统安全因素外,供应链政治化也是阻碍国际投资复苏和增长的主要因素,供应链的区域化和本土化等短链化趋势将会更明显。

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使得各国利益更加紧密相连。习近平指出:“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科技创新,全方位加强国际科技创新合作,积极主动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提高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水平,积极参与和主导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工程,鼓励我国科学家发起和组织国际科技合作计划。”(28)习近平:《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求是》2021 年第6 期。数字经济的生产端基于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技术的管理系统和利用机器人、3D 打印技术的生产自动化,而消费端具有在线、智能、交互特征,极大地改变了传统产业链布局,企业的信息化和自动化水平的提升也将摆脱对低劳动力成本的依赖。

数字经济具有的互联网基因,体现着开放、融合、共享等特点,为国际合作与共建创造了条件。由于数字化产品、数字化传输、数字化平台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时间与空间的分离问题,为中间品服务贸易提供更加灵活的选择。依托这些新技术,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将会在重构中形成更加紧密的联系,从而为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新的动力。G20 杭州峰会通过的《全球投资指导原则》提出“营造开放、透明和有益的全球投资政策环境,促进国际国内投资政策协调,促进包容的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九大原则,依然是推进国际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指南。我国已正式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29)《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电子商务便利化、数据转移自由化、个人信息安全化为主要内容,并就加强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等领域的合作进行了规定。,这也是我国推行高水平开放的具体举措,有助于加强与成员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

2.数字经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

受地缘政治、国家安全、投资贸易等因素影响,数字治理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前沿。作为数字经济发展大国,丰富的数字治理议题为我国争取国际话语权提供了重要契机,为发展全球数字治理规则贡献中国智慧。

数据主权是全球数字治理的首要议题。由于数据的无序流动对国家安全、监管框架,甚至执法权形成挑战,许多国家会对跨境数据流动加以政策或法律法规限制,这时围绕数据主权与“长臂管辖权”的博弈就呈现加剧态势。美欧希望通过“长臂管辖”扩大其跨境数据执法权限,尤其是美国2018 年颁布的《澄清境外数据的合法使用法案》规定,美国政府有调取存储于他国境内数据的权限；而中俄等新兴经济体则希望通过数据本地化解决数字治理与本地执法问题。美国的“治外法权”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全球数据主权的游戏规则,对全球数字治理产生强烈冲击。

跨境数据流动是全球化背景下数字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也是全球数字治理的核心。但各国出于对数据资源的保护、国家安全等方面的考虑,该领域尚未形成全球性规则体系。美国在数字经济和信息技术领域具有全球领先优势,通过“长臂管辖”加强其跨境数据执法能力,同时严格限制所涉重大领域的技术数据和敏感数据的跨境转移。新兴经济体以维护数据安全为着眼点,实施数据本地化或限制性跨境数据流动政策。习近平强调:“把‘一带一路’建成创新之路,合作建设面向沿线国家的科技创新联盟和科技创新基地”,“全面提升我国在全球创新格局中的位势,提高我国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的影响力和规则制定能力”(30)习近平:《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求是》2021 年第6 期。。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发达、发展速度很快,需要积极参与包括数字贸易规则、数字税等数字经济规则的议定,实现在“数据自由流动”与“数据本地化”、安全性与成长性、全球化与各国利益之间的平衡。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协同并进,推动数字治理的中国方案。例如融入APEC 框架下的“跨境隐私保护规则”(Cross-Border Privacy Rules,CBPR)体系并参与该体系的规则制定,或加强与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进行规制协调,还可以通过我国跨境数据流动规制体系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协调推广,在实践中创新规则。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论述,具有前瞻性、全面性、全局性、全球性,我们需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站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时代潮头,敏锐地把握了现代信息通信技术发展的规律与趋势,超前提出发展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把握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体现了敏锐的前瞻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坚持促进发展和监管规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既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又注重规范和防范数字经济风险,筑牢数字安全屏障,防范资本无序扩张,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体现了两手抓的全面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上,从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推动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全局上来谋划数字经济发展,做好顶层设计和体制机制建设,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和国家大数据战略等发展数字经济的国家战略,建设数字中国和智慧社会,体现出高瞻远瞩的全局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积极参与全球数字经济合作与治理,主动参与国际组织数字经济议题谈判,维护和完善多边数字经济治理机制,体现了共建数字文明、造福世界各国人民的全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