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史前陶器装饰与青铜器的传统纹饰

廖丽聪

龙泉市匠心青瓷工作室 浙江龙泉 323700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证中国几百万年人类史，目前探明陶瓷烧制史二万余年，近年考古表明，浙江多数地区拥有一万年以上陶瓷文化史，以良渚文明为代表的浙江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中国陶瓷文化作为华夏文明的沉积与承载，一直扮演着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角色，其传统纹饰中存在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蕴含着古人的造物理念、文化心理、审美情趣和艺术追求。在新时代艺术高度发展的今天，研究古代传统纹饰发展历程可让我们了解艺术装饰的来龙去脉，更好地进行艺术创新。

一、史前陶器纹饰技艺为龙泉窑青瓷装饰提供了形式法则

1.史前纹饰

《硕 果》青瓷 廖丽聪

从距今1万年的浦江上山文化陶器来看，陶器纹饰，早期绝大多数以素面红衣陶为主，直到中、晚期，才有少量器型开始出现纹样装饰。装饰部位集中于陶盆口沿、陶罐口沿和颈部，以及部分器錾耳的边缘。纹饰类型主要有绳纹（粗绳和细绳纹)、刻划纹、折线纹（折线戳点纹）、齿状纹（粗齿和细齿状纹）、戳点纹、附加堆纹和凹带纹，以齿状纹数量最多，在表现形式上，有的单独装饰，有的则以组合的形式装饰。这是远古先民审美思想意识的萌芽。

从距今8000年前的杭州萧山跨湖桥遗址陶器来看，其纹饰有彩绘、镂孔、戳印、拍印、刻划、泥点等多种。这也反映出当时人类除了考虑实用性外已开始在生活中追求美学。从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骨器、石器等珍贵文物上看，距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人已在审美方面也有较大突破，出现了一系列精致的图腾纹饰，如植物纹、动物纹、螺旋纹等。

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环太湖地区具有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崧泽文化中期陶器生产趋于繁荣，除弦纹、附加堆纹、瓦棱纹外，还有构图繁复的刻划纹饰大量出现，编织纹丰富多样，最具代表性。遗址中陶器刻划纹最丰富的是编织纹，其比例近50%。

良渚文化陶以素面为主。早期和晚期都发现一定数量的刻纹和彩绘陶器。早期的陶器纹饰多延续崧泽文化晚期和过渡期的编织纹。其刻纹装饰位置大多在豆盘外壁、豆把和圈足。良渚文化晚期的纹饰刻划在豆把上最多，宽把杯、壶、盉等器把上常见到以多股细泥条粘贴而成的编织纹的组合纹饰。装饰部位常在豆把、圈足、三足盘的足外侧，大口尊的外壁、鼎足等处。施纹技法多以谷粒状小点联缀而成，系良渚文化晚期常见的戳印施纹法。

良渚文化对玉器纹饰影响最大的有编织纹，其次是龙首纹。龙首纹是首先以浮雕方式将整个龙首形突出于器表，再以正面形态突出眼、角、鼻，两眼和鼻部通常突出于两个面的交界位置，吻部平直突起，没有细部刻划。良渚文化人、兽和鸟等因素构图中，最典型的是人兽构图，即神人兽面纹。这是良渚玉璜上最常见的纹饰。良渚文化玉琮纹饰以神人(面)和兽(面)组成的神纹为主，或以鸟纹辅之，几乎所有的纹饰都是在此基础上的演绎和变化。良渚时期的纹饰是良渚文化先民的原始宗教意识的体现与反映。

2.史前纹饰的美学特征

远古人在长期的陶器劳动实践活动中发现陶瓷纹饰具有独特的形式美，从而对多种形式因素进行排列组合形成纹饰形式美的法则，如几何纹、对称性、意象性等。这些美的形式越来越明显地呈现人类的丰富情感，或直接体现生命审美规律，演变为深沉的历史文化的积淀。

(1)抽象几何纹。从先民在陶器装饰中的线条刻画形式分析，体现了远古时代的独特艺术的演变与发展。其线条刻画较为写意，勾勒的线条也更加偏向线性，从整体效果上来看，几乎是形成了相对集中的几何形图案。缜密的排列、细致的刻画，由繁入简，从具象走向抽象，这一转变现象也印证了浙江先民思维能力的逐步提高以及审美意识的觉醒。

(2)对称性。纹饰中对称性图案是其中较为常见的一种。如河姆渡植物纹中的五叶纹，直接模仿大自然，诠释了植物生长的动态效果，左右对称的造型从视觉上呈现出统一、和谐、平衡的中正之美。

(3)意象性。河姆渡先民对纹饰的创造是基于对自然的感触，但又不同于简单的描摹，他们在创造刻画纹饰的同时根据归纳、线性融合、抽象等相关手法，逐渐转向表意化，开创了新石器时代独特的艺术风格。例如动物纹中较为典型的是双鸟朝阳纹，当光芒四射的太阳升起之时，周围双鸟互相对望，似在引吭啼鸣。其夸张的写意手法与现实的写实手法相结合，既能突出主体物的独有特征又贴近生活。以现实生活为写照，正所谓“艺术源于生活”，同时这也深深蕴含了河姆渡先民对生活的热爱之情以及对大自然的礼赞之情。

二、青铜器装饰为龙泉青瓷装饰提供良好的参考范本

《芳 华》青瓷 廖丽聪

《莲 韵》青瓷 廖丽聪

我国陶器发展促进了青铜器的产生，青铜器纹饰在陶器文化中孕育，经历着由流散到整齐、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变过程。青铜器初创阶段继承和模仿了已有的陶器纹饰，后期陶瓷器也将青铜器衍生的各种纹样布局纳入了艺术装饰系统中，陶器和青铜器在互相吸收借鉴中，对原有装饰纹样进行接纳、修改与创新，逐渐形成各具特色的新纹样艺术形式。在距今4500～4000年前，青铜器装饰出现各种扭曲、旋转的线面构成各种玄奥怪异的图形簇，图形构成中常出现抽象的脸状图形，带有浓重的图腾味，体现古人对神鬼的尊敬和相关寓意。青铜器鼎盛期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约1600余年。其装饰既体现出青铜材料的本体美，并在外形、图案、体量分配上形成强烈的韵律美，给人愉悦和满足。后期青铜器装饰形成了独立而丰富的艺术系统。

1.青铜器外部装饰，遵循形式美的规律，根据形式美的需要而装饰。早期青铜器在陶器纹饰中吸取灵感，或者直接挪用。商代陶制封顶盉，与青铜封顶盉几乎一模一样。青铜封顶盉运用陶范内浇铸、整体成型的工艺，同时也复制陶器盉的玄纹装饰带，其后在青铜器装饰中将这一纯装饰的形式纳入到青铜器纹饰中。商代青铜器，图案纹样是以单独适合纹样为主，多采用对称格式，主纹和地纹相结合，在较粗的花纹或主体花纹上再勾刻以细线，形成三层花纹，增加了层次感。西周青铜器纹饰继承了商末周初复杂绮丽的风格，主要有窃曲纹、鸟纹、环带纹、重环纹、垂鳞纹、瓦纹等；运用二方连续的带状纹样，不用地纹；质朴洗练，富有节奏韵律感。商至两周青铜器上的吉祥纹样，掀起了一个象征性装饰的高潮。其后期，则从象征装饰性逐渐向艺术性装饰转变。春秋战国时期的纹饰，在装饰题材上已将传统的动物纹进一步抽象化，大多变化为几何纹，并出现一些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题材，如宴乐、射猎、战争等。在模印基础上出现一些刻化和镶嵌的装饰。春秋时期艺术风格比较疏简，战国时期则趋于繁缛。因这一时期突兴创薪意识，美的形式如奇葩怒放，装饰图案琳琅满目、精美绝伦。

2.青铜器的纹饰部位主要在器物的腹、颈、盖和足部。纹饰的内容主要有牛、虎、猴、羊等动物装饰。商周时期是饕餮纹、夔龙纹、野兽面纹、蟠龙纹、凤鸟纹等，商代最具代表性的纹样是饕餮纹，其大量使用与当时人和神的思想观念有很大联系，当时巫术的主要标志图案是兽面形的饕餮纹。周代打破对称格式，大部分都组成“S”形纹样，且以环带纹、窃曲纹、鳞纹等在纹饰中占有绝对优势，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有蟠螭纹。上海博物馆藏的《鱼龙纹盘》是卷屈龙纹中的精品，其构图严谨，造型独特。此外还有造型柔美、神态自若、富丽端方的凤鸟纹，其他如虎纹、牛纹、鹿纹、象纹、兔纹、蝉纹、鱼纹、蛇纹等均造型准确生动，对主体器物起着良好的衬托作用。

3.花卉、缠枝、盘草等植物装饰纹样在青铜器装饰中常常出现，盘草纹、藕曲纹、四瓣花纹、垂叶纹等图案常与其他纹样配合运用，也有单独使用的。战国中晚期的“四兽镜”是以满地细密组织有序的植物纹样衬托出四只线条流畅、动态生动的犬兽形象。此外青铜器上出现了雷纹、云纹、涡纹、勾连波纹、垂鳞纹、桑纹等自然景物装饰纹样，美观雅致，蔚为壮观。

《青 莲》青瓷 廖丽聪

4.青铜器中人物装饰不多，但极为经典。商后期与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上，出现不少精致的人、兽结合纹饰或造型。战国早期“嵌红铜狩猎图壶”的装饰画面中有老虎、犀牛、狮、鹿、熊、野猪、狼等生动变形的动物与狩猎人各种情态组成的人兽搏斗图，场面宏大，悲壮庄严。反映古代传说中的战争景象，以及人类与自然搏斗中的能动力量和胆略，是古代人兽互动母题思考中的审美体现，人类在与猛兽的搏斗中重生，在战胜自然中获得力量。

5.青铜器中几何形装饰屡见不鲜，如圆、方、三角、直纹、环纹、棱纹、斜格纹、凹凸纹等均为常见式样。春秋中期，文字作为一种符号标志进入青铜器装饰，成为当时一种几何装饰的新潮流。在青铜器装饰中的铭文变成线状，字体变形拉长，形成横竖疏密有序的装饰几何图形。因时代不同、器物不同、地域不同，青铜器中的几何形装饰呈现多种风格。几何形的交叉运用，也有几何形与动物、人物等结合，演变出许多疏密雅致、华丽大方的装饰形式。

商代许多陶器的腹部、肩部和圈足有常见的饕餮纹，夔龙纹，花瓣纹，云雷纹，连环纹，对比其同一时期的青铜器，可以发现其形制、纹饰几乎完全相同。陶瓷艺术与青铜器艺术在相互影响中，经历了一个由互相借鉴到互相融合再到创新发展的过程。

中国远古陶瓷和青铜器的传统纹饰随着时代历史的发展，在时代变迁中演变发展，由单一走向多样，由粗犷趋向精美，由简单装饰发展成为意蕴丰富的装饰艺术，其中包含了纹饰装饰的实用形式美和文化艺术美，体现了丰富的艺术价值和高雅的精神追求。传统装饰纹样历史悠久,丰富多彩，历经数千年发展，至今依然光鲜亮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传统纹饰要在传承中前行，在实践中反复探讨，在深入研究、反复研讨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传统纹饰只有在时代发展中不断创新，不断注入新鲜血液，才会在时间的洪流里发出熠熠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