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千古在:家国大爱的诗性书写

2022-07-17 12:33董雪静吉文斌
名作欣赏·学术版 2022年7期
关键词:古典文学家国情怀中华民族

董雪静 吉文斌

关键词:中华民族 家国情怀 古典文学 诗性书写

孟子曾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他将国、家与个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并倡导人们通过修身立德的自我提升,走向家族、国家乃至天下的廣阔空间,即所谓“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钱穆先生说:“有家而有国,此亦是人文化成。中国俗语连称国家,便是化家成国,家国一体,故得连称。”a家国情怀是一种对家和国的深深眷恋和关怀,它根植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长河中,绵密而坚韧地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成为中华民族深层次的文化心理密码和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

一、一带江山如画:山川风物之爱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为古老的农耕民族,中华民族对自己世代生存繁衍的中华大地充满着亲近、感激与欣赏之情,辽阔的疆域、多样的地形和秀美的山川,成为一代代中国人的心灵记忆。

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刘勰:《文心雕龙·原道》)

《原道》是《文心雕龙》的首篇,主旨是表达本于“自然之道”的文学创作观,文中对大自然中山川、云霞、草木、泉石描绘的寥寥数语尽得河山之精华与神韵。“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李白:《庐山谣寄卢氏御虚舟》),像李白一样,古代许多优秀文学家喜欢徜徉于名山大川,漫游在秀山丽水之中,怀着浓郁的感情,讴歌江山如画、人杰地灵的中华大地,唱出了对大好河山发自心底的热爱。

在诗人笔端,雄伟壮阔的河山如一幅幅打开的风景画卷,我们瞻仰了泰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望岳》)的巍峨雄浑,惊叹于华山“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寇准:《华山》)的奇险峻峭,流连于黄山“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徐霞客:《漫游黄山仙境》)的千姿百态。在诗人的带领下,我们感受了长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的奔涌激越,震撼于“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的大气磅礴(李白:《公无渡河》),沉醉于“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的绚丽多姿。

我们走进田园,享受乡村“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孟浩然:《过故人庄》)、“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陶渊明:《归园田居》)的静谧祥和,品悟乡间“日长篱落无人过,唯有蜻蜓蛱蝶飞”(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以及“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王维:《山居秋暝》)的动静意趣。

我们走向边塞,慨叹于“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王昌龄:《从军行》)、“野云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李颀《古从军行》)的旷远荒寒,钦佩“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高适:《塞上听吹笛》)、“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的慷慨豪情。

我们走上楼阁亭台,领略楼阁高台“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王勃:《滕王阁诗》)、“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登鹳雀楼》)居高临远的宏大气魄,体味“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亭”(李白:《劳劳亭》)、“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此恨谁知”(王实甫:《西厢记》)的离愁别绪。

“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总有一片山川让我们魂牵梦萦,总有一带风物让我们心怀激荡,面对山河壮丽,经年征战的岳飞也特意策马寻芳:

经年尘土满征衣,特特寻芳上翠微。好水好山看不足,马蹄催趁月明归。(岳飞:《池州翠微亭》)

岳飞一生戎马倥偬,征战沙场,年复一年地驰骋疆场,使他的战袍上沾满了厚厚的灰尘,诗人很难有闲暇和心思去游览与欣赏他为之战斗的美丽山河。在岳飞率兵驻防池州时,难得有机会到池州城东南的齐山观览,他特意登临了齐山顶上的翠微亭欣赏美好的景致。诗人用最朴实、最简单而又最深沉的“好”字描述了这次出游“寻芳”的内心感受,诗人目力所及之处无不满怀着喜爱、依恋和赞赏,诗人不禁陶醉其中,乐而忘返,直到夜幕降临、明月高悬,才恋恋不舍地趁月催马而归。“好水好山看不足”,不仅表现了岳飞对山水景色的由衷喜爱、无限留恋,更传达了他对锦绣山河最真挚、最深邃的热爱之情。

“一代江山如画”(张昇:《离亭燕》),在辽阔的神州大地上,青山秀水不仅造化了万千景象,更成为炎黄子孙繁衍生息的家园和孕育华夏文明的摇篮。

二、生于斯长于斯:乡土故园之恋

华夏文明形成于农耕时代,作为古老的农耕民族,人们世世代代与耕地相连,聚族而居,也形成了中华民族重土安迁、守家守土的乡土情结。柯灵说:“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方魂牵梦萦的土地。得意时想到它,失意时想到它。每逢过节,触景生情,随时随地想到它……辽阔的空间,悠邈的时间,都不会使这种感情褪色,这就是乡土情结。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诗经·小雅·采薇》)

《采薇》是一首描写戍边征夫回家的诗歌,征夫离家出征时是杨柳轻柔、随风而舞的春天,如今返回故乡则是大雪纷纷、漫天飞舞的冬日,不仅道路泥泞难行,而且人也饥渴劳顿,但是再苦再难也挡不住征夫归家的决心和行动。清人王夫之赞誉这四句诗说:“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c作品以归家的辛苦凸显了对家的思念,更衬托出征夫对故乡依依不舍的缱绻之情。

悠久的农业文明养成了中华儿女依乡恋土的情结,而人们对家乡的情感体验,更是通过离乡被唤醒、被强化,不论走到哪里,故土家园都是内心深处永远的牵挂。当屈原触犯了楚国腐朽贵族的特权,“上下求索”而陷入孤立无援的险恶政治环境时,凭着他的杰出才能,去国远游、择明主而事,未必不能成就自己的一番宏伟事业,当他确信自己在楚国毫无出路、准备依从灵氛和巫咸的劝告去国远游时,他乘着八龙之车周游上下、翱翔天宇,在升腾天际之际,从高空俯视,忽然望见了可爱的故乡,诗人的脚步踟蹰起来:

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屈原:《离骚》)

当屈原又一次看到自己的故乡,不禁悲从中来,面对故乡的山河,他再也不忍离去,就连作为诗人仆夫、马匹的凤凰和飞龙,都蜷曲起身子回頭遥望、不肯向前。屈原眷恋乡关,驻足不行,他彻底否定了一切离楚远游的想法,决定以死明志、以身殉国,坚决不离开父母之邦的壮丽山河。在“去”与“留”的极端矛盾中,充分显现了诗人执着现实、眷恋乡土的赤子之情。

“人生旅途崎岖修远,起点站是童年。人第一眼看见的世界——几乎是世界的全部,就是生我育我的乡土。”d离家的游子就像飘飞的风筝,紧系着故乡跨越时空的细线,无论飘飞到哪里,却始终飘不出对家的思念。李白飘逸豪迈,仗剑天涯,仍会“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静夜思》);王湾在游历时巧遇一群北归的大雁略过,继而触发对故乡的思念,托鸿雁传书带去对家人的问候,祈愿“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次北固山下》);王安石面对“春风又绿江南岸”,不由得发出“明月何时照我还”(《泊船瓜洲》)的慨叹;范仲淹“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渔家傲·秋思》),一身战袍,万里相思,在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里深埋着戍边将士浓重的思乡之愁。

依乡恋土,思乡怀旧,将生命根植于乡土的殷殷之情,游子们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的依恋早已深入骨髓,即便是踏上离乡远游的路,不论走到哪里,内心深处始终桑梓情浓。“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古诗十九首》),这是千百年来游子对家乡的思念之情,“月是故乡明”(杜甫:《月夜忆舍弟》)是自古以来人们对家乡最亲切、最诚挚的爱恋。

故乡是人的情感和精神归宿,当人在旅途,遭遇人生窘境之时,故乡更是构成了人们的灵魂栖息之所。中唐时期,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等人因种种原因,仕途遭遇贬谪,在困顿无依、百无聊赖之际,更生发出对故乡浓烈的忆念向往之情:

梦觉灯生晕,宵残雨送凉。如何连晓语,一半是思乡。(韩愈:《宿龙宫滩》)

问春从此去,几日到秦原。凭寄还乡梦,殷勤入故园。(柳宗元:《零陵早春》)

故乡是诗人生命的起点,对故乡山脉河流、田野大地的书写,是诗人深刻乡土记忆的再现还原,是游子离乡后回望故乡的情感依托,也是对故乡母性情感依恋的深度重温。当遭受贬谪、郁郁寡欢的诗人身处异乡,故乡成为唯一可以得到慰藉的有力怀抱,乡土情结展现着熟悉、亲和、温暖的情感结构,消释了诗人们横亘在心中的块垒,抚平了伤痛的心灵,唤起情感深处最温馨的回忆,让身心创伤得到休养和平复。

“回家并非有明确的目的和价值,而是为了不断确定自己,确定自我生命的物理空间和时间,把生的半圆重新拉回到家的位置,以扩张自己,再次回到童年的那次离家,重新寻找家、存在的感觉。”e在对故乡不断的强烈思念和深情回望中,诗人们找到了生命栖居的灵魂家园,在这里,故乡成为他们生命的终极归宿,在一次次对故乡的记忆还原与温情重构中,诗人们以文化怀乡为载体,进而构建了心灵追寻的精神家园。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乡土风物、故乡家园都积淀在个体内心深处,不断外化为对锦绣河山与家族亲人的关切之情。在很多时候,在很多人身上,“故乡”不只是一个专属的地名,它常常会超越时间,跨越空间,与生命价值紧紧相连,与天下情怀牢牢相系,成为中华儿女凝聚力的情感源泉和民族精神的坚实内核。

三、哀民生之多艰:黎民同胞之情

民本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这一思想源远流长,《论语》云:“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孟子云:“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孟子·离娄下》)又云:“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对民众的“仁爱”思想是儒家文化的重要主张,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然而,历史进程中百姓的生活却往往是“涂有饿莩”(《孟子·梁惠王上》),“民离散而相失”(屈原:《哀郢》),为此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为百姓的多灾多难哀伤,为民生艰难而叹息流泪。

爱民忧民、关心民生疾苦始终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主题,也是家国情怀的重要表现之一,那些久传不息的名篇佳作充满着对人民命运的悲悯、对人民悲欢的关切。早在春秋战国时代,连年无止的徭役征戍就开始沉重地压在百姓身上,《诗经》中的一些诗歌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百姓的苦难:

肃肃鸨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苍天,曷其有所?(《诗经·唐风·鸨羽》)

“ 王室”在《诗经》中常用作兵役、战争的代称,“王室靡盬”是指战争不息的常用诗句。“鸨”是属于雁类的一种鸟类,其爪间有蹼而无后趾,生性善于行走、涉水,不善于飞翔,由于没有后趾,所以无法像其他鸟类一样停靠在树枝上栖息。诗中以鸨鸟艰难地振翅起飞,停留在栩、棘、桑这些多带刺的丛生灌木上起兴,以此映射贫苦百姓的艰难生活——王室繁重的徭役让百姓回家遥遥无期,致使家中的田地荒芜失种,年迈的父母无人赡养。鸨鸟迫飞,不得其所;百姓服役,无以归耕。面对无自由、无期限、无酬劳的徭役,也只能通过呼天抢地的呐喊,来表达对征役之事的厌倦和无奈。

连年征战,征伐频仍,人民饱受战争的哀痛与苦难,有“少小离家老大回”的老兵,他们“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乐府诗集·十五从军征)》,一生征战疆场,归来面对的却是衰草古柏的坟冢家园;有瘦骨嶙峋、饥寒交迫的母亲,“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王粲:《七哀诗》),就算婴儿在草丛中号哭,母亲也只是回头看看,无可奈何地挥泪而去。战争导致百姓颠沛流离、骨肉分离,更导致百姓民不聊生、遭受兵燹之害,作为一代枭雄的曹操,面对战乱不息造成的“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景象,也禁不住发出了“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蒿里行》)的悲凉哀叹。

战乱不仅让家国哀鸿遍野、满目疮痍,更让很多百姓流离失所、失去性命,就算有幸活下来,同样也难以摆脱征徭的苦难。有这样一位农妇,她的丈夫因战祸的洗劫而死去,为了躲避社会动乱,她进入深山在破茅屋中栖身,然而就算暂时躲避了兵祸,“人祸”之乱仍然使她陷入绝境:

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苎衣衫鬓发焦。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征苗。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杜荀鹤:《山中寡妇》)

孤苦无依的寡妇鬓发枯黄、面容憔悴,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然而官府却变本加厉地敲骨吸髓,逼赋催税,桑林毁坏了不能养蚕,却要向官府缴纳丝税;田园荒芜了无法耕种,还要征收青苗捐,为了保持最基本的生存,山中寡妇只能以野菜和菜根充饥。诗人见证了这触目惊心的现实场景后,沉痛地发出“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的感慨,展现出频繁的战争和统治者竭泽而渔式的赋税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更寄托了诗人对广大民众的深切同情。

除了无偿无休的徭役,各种苛捐杂税是把百姓压得透不过气来的另一座大山。“厚地植桑麻,所要济生民。生民理布帛,所求活一身。身外充征赋,上以奉君亲”(白居易:《秦中吟十首·重赋》),原本种桑植麻、纺织布帛是为了满足百姓生活之需,然而地方官员各种巧立名目,大肆搜刮聚敛,以赋税之盈余的名义向皇帝进贡,通过掠夺百姓的“身上暖”,去博取皇帝的“眼前恩”,致使广大劳动人民在重税压迫下困苦不堪,始终挣扎在生死线上。

“可怜身上衣正单”的卖炭翁,“心忧炭贱愿天寒”(白居易:《卖炭翁》),冻得发抖的时候,一心希望的还是天气更寒冷些;一位因遭灾而无力缴米纳租的老农,在典卖衣物仍不能完租的情况下,只好卖女纳租,去年嫁了大女儿,今年又已托人为二女儿作媒,送出去换微薄的钱米,“室中更有第三女,明年不怕催租苦”(范成大:《后催租行》);三代以捕蛇为生的蒋氏人家,尽管祖辈、父辈皆因捕蛇的差事中毒而死,但第三代的蒋氏仍然从事着捕蛇的营生,比起那些“非死则徙尔”的乡亲,蒋氏“以捕蛇独存”(柳宗元:《捕蛇者说》)。

诗人笔下一桩桩如泣如诉的血泪故事,都是“苛政猛于虎”(《礼记·檀弓下》)的真实缩影,诗人同情民众悲苦、揭露统治者惨无人道的意绪流荡于字里行间,凝结为“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的无比悲愤和对历史的深刻思索。

伟大的“人民诗人”杜甫,经历了流亡途中的国破家亡之劫难、之苦痛,使他更加爱恋与同情祖国和人民,诗人通过“三吏三别”等作品,深刻写出了黎民百姓在乱世中饥寒交迫的惨状和身世飘荡的孤独,饱含深情地揭示了人民的巨大不幸和痛苦,更是一针见血地揭露了造成人民苦难的原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门之隔划开两个截然不同的生命世界:门内歌舞升平,觥筹交错,穷奢极欲;门外冻馁相加,饿殍遍野,白骨累累。“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想到百姓的苦难,诗人心里像火烧似的焦急,只要百姓过上“男耕女桑不相失”(《忆昔二首》)、“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安居乐业的生活,他宁愿“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表达了对人民最赤诚、最无私的挚爱。

“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于谦:《咏煤炭》),千百年来,一代代有识之士不仅关心民瘼、“哀民生之多艰”,更是为民请命、救民于水火,逐渐凝结成一种为国为民甘愿献身的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升华为一种与人民休戚与共、水乳交融的大爱。

四、醉里挑灯看剑:报国卫国之行

在中华民族的文化认知中,人在家中,家在国里,化家成国,家国一体。家国情怀不仅是一个人对自己的亲人、家园、祖国和人民的深情大爱,更表现为一种对国家、民族的高度认同感、归属感,以及为国家、民族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始终是民族脊梁爱国爱民的思想情感基础和奋发图强的强大精神动力。

曾子云:“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告诫人们要胸怀大志,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情怀。北宋大儒张载著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横渠语录》),对担当情怀的具体内涵作了深刻阐释。

从司马迁的“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报任安书》),到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后出师表》);从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到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病起书怀》);从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二首》),到鲁迅“我以我血荐轩辕”(《自题小像》)……历史上一位位爱国爱民的杰出人物,以责无旁贷、自觉担当的气概,铸就并传承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和民族精神。

爱之深,痛之切。尤其是民族危亡的时期,国将不国、家园被毁、无可归依,惨痛的社会现实更强化着个体与家国之间的血脉联系,郁结、升腾为报国卫国的情绪,充溢在作家整个的生命里。宋代战乱不息,文人的家国情怀空前高涨,尽管苏轼一生饱经忧患,政治上很不得意,然而始终把国家兴衰、人民苦乐放在第一位,极少考虑个人得失,其云:

窃怀忧国爱民之意,自为小官,即好僭议朝政,屡以此获罪,然受命于天,不能尽改。(苏轼:《辩贾易弹奏待罪札子》)

为了天下太平、百姓生活富足安康,苏轼从不改变直言犯上的个性,即便是得罪权贵,也毫不畏惧。苏轼始终深怀“大江東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情,即便因多年的茫茫奔波“早生华发”(《念奴娇·赤壁怀古》),但他从来不忘兴国安邦之志,尽管年事已高,却仍然希望赴边疆抗敌,“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猎》),担负起保家卫国的重任。

1127 年,靖康之乱不但把国家一分为二,而且也把李清照的人生撕裂为两段,她先前像春水一样宁静安逸的生活被打破了,她不得不仓皇南渡,孤苦伶仃,穷愁潦倒,在离乱中失去了故乡,失去了大量金石收藏,也失去了相依为命的丈夫。南渡后,李清照已年近半百,生活的苦难折磨,让那个“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的弱女子,一下子蜕变成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汉子。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李清照:《夏日绝句》)

“生”当建功立业,报效国家;“死”要气壮山河,可歌可泣。李清照以铿锵有力的话语肯定了项羽宁愿选择一死,也不愿意苟且偷生、愧对江东父老的英雄行为,赞美他是“人杰”“鬼雄”;同时也有力地讽刺和谴责了在山河破碎、国难当头的形势下,偏安江南一隅的统治者不思进取、祸国殃民的可耻行径,表达了对处在水深火热中仍坚持抗金的将士及中原人民的怀念与敬仰,爱国之情喷涌而出,直撼人心。

如果说李清照作为女中豪杰,其爱国行为主要通过作品的思想情感表现的话,生活在南宋时期的陆游和辛弃疾则穷其一生,都在为恢复中原而呐喊、奋斗。陆游生于两宋之交,少年时代不得不随家人辗转迁徙,饱尝流离失所的痛苦。尽管成长于偏安一隅的南宋,但受家庭爱国情怀的熏陶,陆游从小心中就埋下了共御外侮、收复河山的雄心壮志。直到四十多岁时,他才有机会实现了自己多年的愿望,着戎装,披铁甲,执长矛,跨战马,奋战于报国一线。然而,由于受到投降派的诬陷打击,他的军旅生涯短短不满一年便戛然而止。

尽管请缨无路、报国无门,然而在陆游一生的悠长岁月中,始终满怀报国壮志,“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夜泊水村》),即便到暮年也痴心不改;他始终以收复中原为己任,“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不忘驱除外侮、统一国家;他始终关心民生疾苦,“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关山月》),惆怅沦陷区百姓生活的艰辛苦痛。陆游用自己的一生深切关注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从少年到青年再到老年,依旧“尚思为国戍轮台”(《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就算到生命的尽头,唯一惦念的还是“但悲不见九州同”,嘱咐儿孙们“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示儿》)。陆游用他的一生诠释了对国家民族深沉、浓烈、真挚、执着的家国大爱。

与陆游同时代而稍晚的辛弃疾,年少时家乡沦陷,他目睹了硝烟翻滚、山河破碎,从小就苦练剑术,立志救国。辛弃疾“一生大都是在被抛弃的感叹和无奈中度过,当权者不使为官,却为他准备了锤炼思想和艺术的反面环境。他的能量不能化作刀枪之力、施政之策,便只有一股脑地注入诗词”f,他一生期待重整河山,本该属于战马嘶鸣的沙场,却无奈困足于江南风景北望山河,只能梦回塞外: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正值壮年的词人空有一腔报国复国的凌云壮志,面临的却是“报国欲死无战场”(陆游:《陇头水》),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苦闷境遇。词人只能在不眠之夜醉酒乘兴,梦回当年浴血奋战的战场,在梦中运筹帷幄,沙场点兵。尽管屡遭挫折和打击,“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成为词人无法实现的人生奢望,但辛弃疾始终未泯抗金复国、建功立业的壮志雄心。即便到了白发萧萧,仍然“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步出夏门行·龟虽寿》),他以廉颇自比:“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表达了痴心不改、报效国家的强烈愿望。在辛弃疾身上,集中体现了像屈原、诸葛亮这类爱国忧民的杰出代表的人格力量,也带有像廉颇、李广这类英雄人物百折不挠的勇武精神。

历史上,一次次民族危机促使一批批文人成为战士,以笔代刃,化一张张书纸为一片片沙场,谱写成一曲曲“舍生取义”的浩荡长歌。“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曹植:《白马篇》),“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戴叔伦:《塞下曲·其二》),“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其四》),“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过零丁洋》),“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石灰吟》)……诗人将自己身心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甚至不惜以“死”来维系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这样气贯长虹的誓死报国情操,凝聚成一股對国家和民族高度的责任感和强大的精神力量,带给整个中华民族的爱国感召和精神力量是贯穿百代、历久弥新的。

五、结语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国一体的精神实质始终如一,个人是基石,家庭是纽带,国是最大的“家”,家国大爱饱含着对山川风物的喜爱、对故土家园的热爱、对天下苍生的关爱和对国家民族的挚爱。家国大爱,是超越了一己之情而上升为对天下万家、芸芸众生的弥天大爱,表现出宏阔充沛的生命格局和生生不息的传承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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