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发展与危机中的情感及其当代价值

谢瑜 谢熠

摘 要：情感在资本主义发展和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分析，发现资本逐利的激情、工人的情感麻木、社会的去情感化助推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和扩大再生产;资本的情感狂热、工人的情感觉醒、工人阶级意识与社会主义期待阻滞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为资本主义危机积蓄了力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发展与危机的情感阐释对于当代具有重要价值，启示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具有必要性。

关键词：马克思;资本主义;情感;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2）07-0084-07

情感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在微观上作用于个人的意识和行为，宏观上影响着国家和社会的发展[1]。情感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具有重要地位，是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概念的重要内容。马克思认为：“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2]虽然情感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是由经济基础等社会存在的客观因素决定的，是个体基于经济基础需要的主观表达，但是情感具有能动功能，对经济社会发展同样具有促进或者阻碍的反作用。

情感作为一种动机，与人的本质紧密关联，作用于人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对改造世界和创造历史具有重要作用。恩格斯指出，在社会历史长河中，人们通过有意识的情感行动去改造世界。人在社会活动中“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3]253。人作为能动和受动的统一体[4]，其具有情感的愿望与外部世界相互作用创造了历史本身。“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历史就是“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的结果，其中“愿望是由激情或思虑来决定的”[3]254。因此，资本主义发展与危机中产生的情感，也会反作用于资本主义本身，改变着资本主义的历史轨迹。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发展和危机过程中，特别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异化劳动、私有制等核心内容时，情感都是其重要的维度。

一、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情感

情感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作为一种动力，表现出了阶段性促进发展的特征。资本家的贪欲和工人的情感劳动，无论这种贪欲是否合理，劳动是否为麻木的异化劳动，都在客观上推动着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断向前[5]。尽管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最根本的动因是来自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发展历史规律的必然结果，但是情感作为一种动力和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无疑加速了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进程。

（一）资本的激情促进了资本的积累和扩大再生产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人对物质占有的激情与欲望被极大唤起，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和扩大再生产。首先，在“致富欲和贪欲作为绝对的欲望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初期[6]268，逐利的激情迅速推动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在资本主义初期，资本致富的激情以粗暴的方式迅速瓦解了传统小农的分散生产方式。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资本家受贪欲的驱使，用野蛮粗暴的方式实现生产资料、劳动工具的聚集，迅速推动资本主义私有制对传统生产资料占有方式的替代。传统封建生产方式以生产资料分散为前提，当这种方式与生产力发展形成张力，违背资本主义发展需要时，“社会内部感到受它束缚的力量和激情就活动起来”[6]298。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激情驱动下，多数人分散的生产资料被残酷剥夺，形成少数资本家的大财产，这也构成了资本积累的前史。

其次，在资本积累的基础上，资产阶级依旧以利己主义的逐利作为占据统治地位的情感，为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提供了源源动力。恩格斯在分析英国资产者的情感时指出：“所有的热情都受利己心的支配，并把他的情感的全部力量集中在追求金钱这一点上。”[7]105资本家逐利的直接表现就是以占有货币的形式，不断实现财富增长。作为资本重要表现形式的货币，在质上是一般等价物，具有无限性，但是在量上却是有限的，导致了“贮藏货币的欲望按其本性是没有止境的”[6]148。资本家对获取资本的狂热和对工人的冷漠，不断推动着资本家以占有工人的劳动作为代价，进行无休止的资本积累，且这种积累与强迫占有工人的劳动程度成正比[6]268。直接的表现就是资本家总是企图以尽可能低的货币化的工资，占有工人的劳动，推动资本的连续积累和扩大再生产。

最后，在资本家对财富的狂热追求中，资本家变为了人格化的资本，将资本的逐利属性变为资本家的内在属性，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提供着不竭动力。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内置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之中，资本家在社会属性上具有了资本逐利的特性，这种特性不断推动着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成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具有绝对的致富欲”。此时，资本家逐利的动机就成为了在社会机制的作用下，追求“交换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增殖”。因此，当资本的逐利本性变为资本家的本性时，资本家持续追求扩大再生产和价值增殖的热情，就超越了单纯物质占有和享受的普通欲望，而成为资本家的天然使命和存在价值的表现。资本家成为资本逐利的人格化载体，“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6]267。在这种资本逐利的激情驱使下，为了生产而生产成為了资本家的行动逻辑，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增长和生产力的提高。

（二）工人的情感异化促进了资本的扩大再生产

在资本积累和扩张过程中，离不开工人无休止的劳动。然而，在资本的生产和财富扩张过程中，工人的劳动并不是拥有自主性的自由劳动，也不是人的本质需要，而是一种受资本控制的强迫的异化劳动。在异化劳动过程中，工人的情感受到摧残，变得麻木，与人本身的价值需要和情感追求相背离。工人麻木的情感，使工人沦为资本的占有对象，为资本的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提供了便利。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7]53。虽然工人在异化劳动中感到来自资本对精神和肉体的摧残，但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相当长时间内，工人却无法挣脱这种控制，情感变得麻木，成为资本主义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工具。

工人的异化劳动往往被掩盖在工资的合理性外衣之下。工资成为资本家控制工人的手段，也是工人情感异化的来源。在异化劳动中，工人为了生存而获取工资成为工人的情感导向，最终却“表现为工资的奴仆”[7]61。在异化劳动中，工人的情感也是异化的，并直接表现为麻木和愚昧。资本家往往也利用工人这种接受控制而不知团结和反抗的麻木和愚昧，让工人陷入彼此的内部竞争。以竞争的方式从内部分裂工人，进一步压低工资，资本家实现了对工人劳动最大程度的剥削和自身财富的积累。“假使厂主不会遇到工人集中的、大量的反抗，他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逐渐把工资越降越低。”[7]109异化劳动虽然是强迫的、背离人的本质属性的劳动，但是在客观事实上却为资本的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提供了支撑。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作用下，异化劳动中的工人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需要，只有被迫麻木地选择让渡自己的劳动和劳动成果。生产资料、工人本身和劳动成果都成为资本家占有的对象，工人劳动创造的财富成为资本家的财富，也成为资本主义持续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前提。

（三）社会的去情感化促进了资本的扩大再生产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快速发展，在资产阶级以利益为主导的取向下，社会和社会关系的工具性特征越来越明显，呈现出去情感化的特征。去情感化的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带有明显的工具性的功利色彩。资本为了谋利而不择手段，工人为了生存而相互竞争，人与人的关系成为一种冰冷的利益关系。在去情感化的社会关系中，资本家不再为同情、博爱、道德之类的情感和精神所困扰，只管赤裸裸地掠夺和剥削;不断追求财富的积累和增长，成为资本家存在的价值和使命。同时，在去情感化的社会中，工人在阶级意识没有觉醒前，也只顾个体的生存需要，并与其他工人竞争，为资本家最大化占有工人劳动进行生产提供着有利的外部条件。

资本主义的发展，促使人和人的关系变为纯粹的利益关系，传统的情感被“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7]403。由于资本逐利的作用，促使传统社会的各种情感关系演变成冷漠的金钱关系。整个社会以利己主义为价值取向，以谋取利益和积累财富作为奋斗目标，社会关系变为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联系社会的情感纽带被金钱所替代和消解。金钱的利益关系超越了宗法的、市民的、乡土的、道德的各种情感关系，积累财富和赚取利益的逻辑成为社会发展的价值主导。当社会不再受到传统情感的束缚，不再为剥削压榨感到不妥时，私有制与占有金钱的贪欲就会表里合一。资本赚取财富的热情，变得顺理成章，这在社会情感上为资本主义快速发展扫清了障碍。正是社会的去情感化和逐利的工具性趋向，使人们不再顾忌传统的宗法道德情感，表现出对积累财富的狂热，从而加速了资本的生产和扩大再生产。

二、资本主义危机中的情感

资本主义生产“必须增长和扩大，否则必定死亡”[7]76。然而，资本的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同样酝酿着自身“繁荣、生产过剩、停滞”的周期性危机，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不断受到挑战的生存危机。资本主义的过剩危机和生存危机，既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来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弊端，同时也是资本狂热与冷漠、工人情感觉醒以及无产阶级团结和社会主义期待的产物。

（一）资本狂热导致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危机

资本逐利的狂热是资本主义危机的重要情感来源。一方面，资本的冷漠和对工人的剥削，引起了工人的持续抗争，直接影响了资本扩大再生产的秩序。马克思在描述工人运动时，认为资本家的无情压榨，试图以极低的工资占有工人的劳动、实现资本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遭到了工人的反抗和抵制。“工人对资产阶级的反抗在工业发展后不久就已经开始。”[7]105工人的反抗从最初的零散的反抗，逐渐演变为以工会为组织的集体反抗，或者在工会引导下的个体激情反抗。工人杀害工厂主，破坏工厂生产设施设备的激情行动时有发生。工会“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工人对有产阶级的仇恨和愤怒”[7]111。由于资本过度逐利导致工人极度贫困，在工人反抗行动的集体情感表达中，甚至只能是在绝望地用“冲破一切藩篱的狂野的激情来解释的个别行动”。随着工人有组织的反抗增多，工人不再局限于为提高工资和改善生活条件而抗争，还为工人阶级整体的利益诉求而斗争。这种组织化斗争不仅在前期以罢工和破坏为手段来寻求生活条件的改善，还在后期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出现，进行有组织有目的的斗争，以此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从工人阶级初期的反抗，到后期的抗争，无不说明着工人的反抗贯穿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历程。工人持续的抗争极大撼动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秩序，成为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危机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资本逐利的狂热和不断扩大再生产的本质，也为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埋下了伏笔。资本主义社会的逐利激情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和被动性，致使资本扩张也具有盲目性的特征。这种盲目性在客观价值规律的作用下，促使资本主义陷入生产狂热与周期性危机的交替中。恩格斯认为，资本与资本、劳动与劳动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斗争关系。这种斗争关系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因为如果资本不与其他资本斗争，最大限度地进行扩大再生产，就会被其他资本所替代;劳动亦是如此，如果工人不全力以赴地劳动，就没有办法与其他劳动者竞争，就会被淘汰。这种嵌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斗争关系，导致“卷入竞争斗争的人，如果不全力以赴”，“就经不住这种斗争”，从而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陷于高烧状态”，也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繁荣和危机、生产过剩和停滞的反复交替”的根源[7]38。

在资本主义逐利的生产狂热中，周期性危机难以避免。在这种循环往复的周期性危机中，资本主义的生产基本上每隔十年就被强制打断，进入停滞，然后又再度激起生产的热情，出现短暂的繁荣，再以“发疯似的生产过剩和最后再度崩溃而结束”[7]71。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危机时更为直接，认为资本主义过剩危机，就是基于赚取货币和积累财富的生产，并非基于收入而用于消费的生产过多，即在资本贪欲和逐利狂热下“为了发财而生产的东西过多了”[6]823。然而，由于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作用，资本占有财富的欲望从未停歇，资本主义社会总是在危机和繁荣之间循环。同时，每一次危机，都将工人置于生活艰难的境地，反而增加了工人革命的热情，助推了工人以更加有力的方式与资产阶级斗争。恩格斯在论述共产主义原理时认为，工业革命加速了资本主义危机的循环往复，也刺激着工人革命的热情，这为从本质上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积蓄着力量。在资本主义每次周期性危机中，工人都会被迫陷入极度贫困，进而“激起普遍的革命热情”，这种激情冲击着资本主义制度本身[7]301。

（二）工人的情感觉醒阻滞资本的扩大再生产

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史上，工人的情感总体来说呈现出由麻木到觉醒的状态。在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初期，工人的情感具有一定的麻木性，在异化劳动中丧失自我，但是并不意味着工人在情感上百分之百地就接受和顺从资本的控制。由于资本的逐利本性，只是将工人作为物品和生产工具来对待，引起了工人为了争取改善自身的生活状况而进行直接简单的反抗。这种反抗也成为工人维护自己作为人的尊严的仅有方式[7]105。尽管“大多数罢工都是以工人吃亏而告终”，但是“只要工人还没有完全丧失人的情感，他们就不能不对此表示抗议”[7]110。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工人需要坚守作为人的类本质，而反映出的一种朴素的情感反抗，是对资产阶级将其作为物来对待的反抗。单凭工人只是被资产阶级视为物品这一点，“工人也要成为资产阶级的敌人”[7]104。

如果说初期的工人反抗运动只是简单的“捣毁了工厂，砸碎了机器”的零散形式，那么随着工人的进一步情感觉醒，其对资产阶级的反抗就演变为有组织有目标的反抗。初期的反抗虽然对资本的生产和扩大再生产造成了一定影响，但是并未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走向形成根本威胁。情感觉醒后的工人反抗运动，则对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产生了重要冲击。在恩格斯看来，工人早期的罢工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掌握资本主义本身的运行规律。随着工人斗争经验的积累，工人逐渐意识到资产阶级是利用工人之间的竞争，实现对工人的劳动占有和控制，“建立在由于一些工人和另一些工人的对立而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分裂上”[7]110。因此，当所有的工人下定决心，不再让资产阶级利用工人之间的相互竞争剥削自己的时候，资产阶级“财产王国的末日就来临了”[7]110。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发展，无产阶级的力量逐渐壮大，并成为一个联合的力量独立存在。虽然工人短期内的抗争取得的成功往往都是暂时性的，但这对于促进工人的联合抗争的热情，以及唤起阶级团结的集体意识，具有积极意义。早期工人斗争的重要价值也并非直接的胜利，而是工人得以不断扩大联合[7]409。工人的联合进一步促进了其意识和情感的觉醒，为工人后期有组织地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提供了基础，也为加深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危机提供了力量支撑。

事实也证明，英国工人运动的后期，工人的激情和觉醒，对资产阶级的生产和扩大再生产造成了重创，迫使资产阶级为此作出妥协和让步。工人通过工会和秘密委员会的组织形式，开展了更加有组织有计划的反抗，这种组织形式也为工人的情感声张提供了支持。正如恩格斯在描述英国工人运动时所指出的：“工会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工人对有产阶级的仇恨和愤怒。”[7]111与此同时，联合起来的工人在反抗资产阶级中，也推动着广泛的情感觉醒和传播，并表现出具有忍耐和激情的特征。“英国工人为了不受有产阶级的压迫而宁可慢慢地饿死，宁可天天看着家里的人挨饿，宁可冒着总有一天资产阶级肯定要复仇的危险”[7]116-117，“一种特殊的‘野蛮的正义感’支配着他们，驱使他们在密室中集会，以冷静的思考宣布自己的工人伙伴是自己阶级和这个阶级的事业的逃兵”。“虽然把自己的情感用如此尖锐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只是少数人，但这种情感势必广泛传播，并且有力地渗透到群众之中”[7]113。工人有组织的，冷静却又有激情的运动，影响着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格局。英国“具有社会性质”的宪章运动，更是将无产阶级推上了历史的舞台，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揭开了无产阶级争夺政治权力和阶级利益的历史篇章。

（三）无产阶级团结和社会主义期待阻滞资本的贪婪和扩张

早期的工人斗争，也曾尝试让资本为改善工人状况进行妥协，但这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没有改变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关系。资产阶级民主派试图运用博爱等观念，以改变工人的生活状况、提高工资作为条件，来平息工人的抗争，并维持资本的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但是“博爱只有在资产阶级利益和无产阶级利益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继续存在”[8]。当资本觉得工人无所顾忌时，就会再度显露出逐利和贪婪的真面目，而不顾工人死活。因此，工人早期的为争取权益的简单粗暴的激情斗争，多数以失败告终。

随着以工人为主的无产阶级意识和对社会主义社会期待的情感觉醒，无产阶级不再以零散和简单的力量进行斗争，而是逐渐意识到进行阶级斗争和解放的必要性，试图以社会变革的形式改变资产阶级的统治。无产阶级的这种情感觉醒已经触动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本身，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陷入本体性危机。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不愿意自我解放，并且反对工人阶级自我解放时，“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变革”[7]70。在推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无产阶级的意识得以确立，并以政党的方式进行抗争和争取自己的阶级利益，追求无产阶级对理想社会的期待和构想。马克思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7]421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革命的工人政党的使命时指出，应当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消除私有制和阶级本身的根本性问题出发，而不是满足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通过改善工人生活状况，让工人依旧成为资产阶级附庸的状态。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停止于工人生活状况的改善，这仅会停留在改良的状态。无产阶级政党的目标“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7]557。

无产阶级工人的崛起，甚至使中等阶级感到工人阶级的志向和力量才是改变和拯救社会的唯一希望[9]。无产阶级一度吸引了小资产阶级和中等阶级在情感上的拥护，并作为反抗资本家阶级的依靠，以至于在法兰西内战中其公开团结在工人阶级的旗帜之下。恩格斯在描述美国工人运动时也指出：“工人群众感到他们有共同的苦难和共同的利益，必须作为一个与其他阶级对立的阶级团结起来;为了表达和实现这种感觉，要把每个自由国家里为此目的而预备的政治机器开动起来。”[3]271工人有组织的反抗和政黨化的革命斗争，不仅阻滞了资本的贪婪和扩张，为工人争取保障和利益，还极大动摇了资本主义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方式的基础，使资本主义陷入更深层次的生存危机中。

三、马克思主义情感分析的当代价值

从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发展与危机中的情感分析可以发现，情感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反过来对社会存在也具有重要影响。情感在资本主义历史情境中对资本、劳动、工人、社会变革等方面的重要影响，有力说明了不能忽视情感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价值。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发展与危机中的情感分析，在社会发展层面能够为如何发挥情感的积极作用、防范情感的消极影响提供启示。

（一）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十分必要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逐利的狂热，既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导致了社会的急剧分化，以及工人的情感反抗。财富分配的差距过大，特别是以不合理和带有剥削性质的占有为基础的差距过大，在情感上既会刺激利益获得者赚取财富的激情，但也会遭到利益受损者或者利益边缘群体的情感反抗，从而对社会的稳定发展造成消极影响。马克思在分析雇佣劳动与资本时，用住房的比喻分析了社会差距对人的情感的消极影响。马克思指出，一个人的住房无论多小，只要与周围的房屋没有差距时，居住者就会满足于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然而，当小的住房旁边建立起一座宏大的宫殿时，房子就会成为其居住者没有办法讲究，或者只能生活在很低水平下的表现。即使房子此后变得更大，只要与宫殿的差距仍然存在，那座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感到受压抑”[7]345。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情感分析可以发现，当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过大时，必然会在情感上引起部分群体的不满。因此，社会的健康发展需要将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也启示当下社会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具有必要性。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乡、区域、行业等各个层面之间的收入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分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由追求生产效率和经济增长而来的这种收入差距，具有合理性和公平性[10]。然而，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期待，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11]，还是保护社会生产热情、维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力的重要保障。财富分配差距过大既会打击部分群体的生产热情，容易使其产生消极的“躺平”心态及相对剥夺感和不公平感，也会使之对社会主义发展的期待持有消极情感。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要保持适当的差距，以确保生产的热情和效率，为共同富裕创造财富基础;也要防止两极分化和阶层固化，为共同富裕创造现实条件。值得注意的是，共同富裕也并不是财富的平均分配，平均的财富分配必然会损害人们的生产热情，特别是企业家创造财富的热情。马克思对私有制的反对，也并非对一般意义上的私有财产的反对，而是对以占有生产资料为前提的垄断、威胁，带有资本主义剥削性质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反对[12]。

（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价值

资本追求利润的狂热和对工人利益的漠视，工人为了维护自己生存和生活的反抗的情感，埋下了资本主义危机的种子。这警示我们，在当下社会发展过程中，资本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违背与社会对公平正义的追求而来的反抗是相伴而生的。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前提。第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要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也要防止资本作恶，侵害工人、群众和社会发展的利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由于私有资本与公有资本坚守公益性质的不同，其逐利的本质驱使部分私有资本产生了对积累财富的过度热情，甚至在互联网等部分行业领域形成垄断，并以垄断的优势地位损害社会的公平正义，伤害消费者和劳动者的情感。因此，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健康发展，既要继续发挥公有资本有条件的实现分配相对公平的优势[13]，也要防止私有资本的作恶，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情感损害。第二，要保障弱势群体权益。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工人面对资本的强势压榨，一直在进行着不断的反抗，并成为资本主义危机的重要来源。虽然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消灭了压榨剥削的土壤，但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依旧存在部分相对弱势群体。保障弱势群体权益、给予弱势群体情感关怀，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内容，也是增强全体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方面。一方面，在宏观上要尽可能地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利益。尽管经济增长进程中总体上所有人的生活水平和财富都在增长，但是城乡之间和城乡内部之间的差距却有所扩大，出现了相对弱势群体。通过收入再分配手段，给予这一部分弱势群体基本生活保障，有利于增强其对社会发展的情感认同。另一方面，在微观层次上要强化对弱势群体权益的保护，对强势群体失范行为的治理。在当下社会发展中，工人相对于企业主、社会经济地位的中下层相对于上层，客观上都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弱势群体的利益受损往往会引起群体性的情感反抗，引发社会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例如，在互联网、制造加工等行业中，工人长期加班、机械化劳动，强势群体侵犯普通群众利益，通常都会引起群体性的情感反应，甚至诱发社会的普遍情感反抗。再比如，近年来围绕官员、富人等主体的热点负面事件，往往都会牵动着公众的敏感神经，成为网络舆情的热点，即是公众对强势群体失范行为表达情感关注和不满的例证。

结语

情感确认和心理认同是道路自信的重要社会心理基础[14]。马克思经典文本对资本主义发展与危机的情感分析，尽管是在具体历史情境中的阐释，但是对当下社会发展仍然具有重要价值。经典文本对社会发展的情感分析，不仅展现了社会历史长河中情感的不可或缺，也为研究当下社会情感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危机既来源于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合理”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离不开情感对经济社会发展“合情”的反作用。情感是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动力[15]，在人改造世界的能动和受动两个层面，作用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全面分析理解马克思关于情感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并将其理论和思想与中国当下实际相结合，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陈金龙.中共建党纪念活动的情感意蕴[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17-23.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26.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李忠军，张宝元.关于“人是能动与受动的统一”的理解：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1（10）：86-95.

[5]成伯清，李林艳.激情与社会：马克思情感社会学初探[J].社会学研究，2017（4）：1-21.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35.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49.

[10]李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收入分配问题[J].政治经济学评论，2020（1）：116-129.

[11]袁银传，高君.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历史背景、科学内涵和时代价值[J].思想理论教育，2021（11）：33-39.

[12]张文喜.马克思所有权批判及其相关的公平正义观[J].中国社会科学，2016（8）：4-23.

[13]陈鹏.社会主义公有资本运行模式是对资本主义私有资本运行机制的扬弃[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4）：44-52.

[14]岳奎.论道路自信的社会心理认同[J].马克思主义与現实，2019（2）：192-197.

[15]欧阳康，熊治东.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情感意蕴及其当代意义[J].世界哲学，2018（4）：5-13.

【责任编辑：雨 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