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玉栋的儿童文学创作

韩金男　丛新强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浮萍时代》《雾似的村庄》《我们分到了土地》等名篇佳作的问世，刘玉栋正式步入文坛并引起持续瞩目。此后，他又陆续推出《天黑前回家》（2004）、《公鸡的寓言》（2005）、《年日如草》（2010）、《火色马》（2011）等作品，其中呈现出的一条创作脉络，就是在城市与乡村中徘徊，寻找精神境界的依靠和自然本真的状态，最终回到精神故乡，实现心灵的皈依。此外，在刘玉栋的创作轨迹中，《泥孩子》（2015）、《我的名字叫丫头》（2016）、《白雾》（2016）、《月亮舞台》（2018）四部接连诞生的儿童文学作品仿佛一种天然承续，它们并不是单纯的儿童文学，而是刘玉栋创作的某种拐点。刘玉栋曾在《公鸡的寓言》中提起，他在内心特别困惑迷茫、对小说创作不满意的时候，就会去写自己最熟悉、离心灵最近的事物，那便是童年和故乡。他在对城市人与人之间隔膜的质询中发现现代人情感的冷漠，这种感受促使其写作发生转向。因为从小在农村长大，关注农村生活和细节成为刘玉栋的内在意识，他的儿童文学创作往往也是如此，以童年视角观照自然淳朴的乡村生活，回到童年去体认生命原初的精神力量。

还原真实乡村景象：

并非田园牧歌，也没有愚昧落后

刘玉栋儿童文学创作中的乡村不是闲适恬静的田园，也不是愚昧落后的化身，而是一种于“七〇后”而言最真实的童年生活场景。快速迅猛的城市化进程对乡村的影响前所未有，随之产生的陌生性也使当下的儿童无法切身体认其中的乡村生活，文本与儿童对现实的体认两者之间存在着距离。然而，这种距离营造出了一种神秘的氛围，儿童的阅读会主动去分辨故事中构建的乡村世界是否真实，进一步厘清虚构与真实之间的关系，从而在现实生活中深刻体悟生命的真谛。

王泉根曾经说道，儿童文学不必也没有能力朝与成人文学相同的生活题材与艺术范式靠拢。那么，由成人写出的儿童文学作品与小读者现有的童年经验如何结合，才会营造出恰好符合小读者认知的艺术真实呢？刘玉栋给出了答案。他以一种儿童可以接受的艺术语言展现了记忆中的乡间生活。其中，获得第一届“青铜葵花儿童小说奖”银葵花奖的《泥孩子》，便很自然地做到了将这种语言技艺融合在文本结构中。

其一，乡村是危险的。泥孩子只要一有去河边玩耍的念头，奶奶便总是一脸严肃地对其嘱咐。乡间生活的危机，以一条被泥孩子想象出来的红鲤鱼作为意象呈现给读者。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总是要想孩子所想，用孩子能够接受的方式去创作。学龄前的儿童不会接受成人对其长篇大论的教诲，他们善于模仿，思维活跃。泥孩子也是这样，就算奶奶多次愤怒地叮嘱他“在河边上看到红鲤鱼，千万别下手去抓，更不能下水”，泥孩子仍然不能自已，见到红鲤鱼越游越远后，“泥孩子伸出双手，做出捕捞的姿势。接着，泥孩子小身子一耸，便钻进了水里……身子还是往下沉……红鲤鱼肯定是来抓他喂龙王爷去！泥孩子吓丢了魂儿，夜里发起了高燒”。泥孩子用亲身经历做出了“良好”的示范，恰恰是这样的“浅语”（林良言）更能触及儿童的内心。泥孩子的行为以及结果对儿童会形成一定的威慑力，巧妙的语言不仅告诫儿童要规范自身的行为，而且能够让儿童反思成人对其教诲的重要意义。

其二，乡村生活的危机是儿童独立人格发展的触媒。泥孩子拥有了一把老莫伯手工制作的木质手枪后变得勇敢，家中的蜜蜂们神秘失踪，他决定去林子深处寻找。方卫平说，“出门”和“寻找”往往是少年步入成长的标志性姿态，当原本默默无闻的少年或青年主人公由于受到内外力量的某种驱迫，开始出发去寻找和实现属于自己的天命，他也将在这一闯荡的过程中逐渐告别稚气，长大成人。就是在这次深入丛林的过程中，“我”目击到老莫伯被一个长着白净脸的砍伐榆树的坏人打折了腿，吓到晕厥。然而，“我”的思想却在逐渐发生变化，小伙伴憨牛告诉“我”老莫伯被打断了腿，“我”最初决定瞒着所有人，想逃避自己见到打架全程的事实，然而那个白净脸的坏人样貌在“我”的脑海里不断浮现。后来，“我”和小伙伴一起带着奶奶做的鱼汤去看望老莫伯的时候，脑子里再次浮现出那张可怕的白净脸，这次“我”打算把事情跟老莫伯全盘托出，但是“抻抻脖子，咽口唾沫，却把嗓子眼里的话也一块儿咽了下去”。有研究表明，留守儿童父母缺位的成长经历可能会对其心理发展产生一定消极影响，泥孩子犹犹豫豫的行为正是成长中父母缺位影响的具体表现。虽然交际和社会适应能力的缺乏是家庭因素导致的，但是泥孩子随后一系列主动探险的举动和逐渐成熟的心理，都表明其人格的自主发展已经在乡村生活的危机环境作用下悄然发生。

城市化进程深深影响着当下儿童的成长，幻想中的田园牧歌也已难以存在。面对苦难，他们必须选择勇敢。刘玉栋笔下的乡村童年生活并非一味美好，而是危机四伏。比如：《我的名字叫丫头》中“我”的弟弟从院墙上摔下来，严重受伤;《白雾》中树墩由于低血糖，一头栽进河里，差点儿被淹死;《月亮舞台》里的庄帅在梦里脚底一滑，跌入水中，等等。文本所呈现出来的真实乡间生活和作家独特的生命感受，把艰难困苦展示给了儿童，把应对万难应该具备的勇气和精神气质也传递给了儿童。

传递绿色环保理念：

乡村在消失，我们要行动

正如洪清波对刘玉栋儿童文学创作论述中所提到的，“作品写得十分优美诗意，从天真未凿的童真的视角看成人社会和自然社会的危机”，他所呈现给儿童的乡村真实可感，其间的乡村生活也充满乐趣。然而，这种美好的图景正逐渐被人类破坏，“城市”对“乡土”的侵蚀引发了自然和社会的危机，《泥孩子》中所展现的对环境的忧患意识传递到了随后的《我的名字叫丫头》中，而《白雾》则体现出对过去美好乡村环境的追怀。

刘玉栋精心营造的意象，如环境被破坏后的红鲤鱼与黑鲤鱼，以及记忆里美好的白雾村等，都蕴含着绿色环保的理念。环境恶化最初体现在《泥孩子》中。老莫伯来“我”家送野蘑菇，对爷爷说西闸口少了十多棵老榆树，爷爷说：“这些不要脸的，连老榆树都砍，不怕坏了良心。”为什么榆树不能轻易砍伐？这在泥孩子去深山寻找蜜蜂迷路遇见榆树时有所交代，“泥孩子听奶奶说过，榆树是有灵气的，因为它的叶子，它的花，甚至树皮，曾经救活过无数挨饿的人”，对人有益的树木都遭到了砍伐，河水被严重污染也就不足为奇。大个子叔叔说：“那水的颜色，跟茶叶水似的，俺经常拾到死鱼呢。”这与泥孩子观察到的“河水浑浑的，是黄褐色的，一点儿不像记忆中那么清澈见底”形成了互证关系。乡间环境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破败着，大个子叔叔也无奈地说，这可能是他最后一年捕鱼了。

到了《我的名字叫丫头》中，对环境进一步恶化的图景描绘变得隐晦，然而，《泥孩子》中的鲤鱼形象再次出现在篇章中，厘清了这条线索。《泥孩子》中众人认为红鲤鱼是泥孩子虚构的，因为河水的浑浊意味着污染已经十分严重，所以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有红鲤鱼在水中游动。而丫头也同样虚构了一条黑鲤鱼，她说父亲幻化为一条黑鲤鱼失踪了。鲤鱼的颜色由红转黑，暗示着此刻的环境已经达到无法逆转的程度。黑色意味着荆棘丛生，又常常隐喻着死亡，黑鲤鱼的出现不但谕示着父亲生命的逝去，而且进一步凸显了生态环境的恶劣。

《白雾》与《泥孩子》《我的名字叫丫头》中所呈现的乡村环境截然不同。那一年，“我”随着妈妈从城市回到一个叫白雾的村庄，那里充满美好与希望，“晚霞把树枝染成红色，炊烟从树枝后面升起，空气中飘着一股煎鱼味儿”。“白雾村”中雾的意象勾起“我”零散的记忆，童年的居住地逐渐涌入“我”的脑海：父亲远在西北地区工作，“我”和母亲暂住老芦花鸡姥姥与老山羊姥爷家中，并与长颈鹿吴老师为邻，同小兔子童木和树墩表哥玩耍。树墩表哥经常带我们挖田鼠洞、捕鱼、勇斗大黑狗。“我”感受到白雾村的温暖，十分珍视这充满诗情画意的自然环境。但正如刘玉栋所说，雾是一个很好的概念，朦朦胧胧，代表记忆的不确定性。美好的白雾村实际是“我”构想出来的乡村图景。在梦里，白雾村的街道整齐划一，“两边还有红砖砌成的水沟，水沟边上是一排整齐的柳树”，“一只金色的蝉趴在树干上，闪闪发光……它是一只金色的蝴蝶”，白雾小学里“所有的教室都变成了红砖瓦房，门窗都是新的，玻璃锃亮，还有漂亮的操场和篮球架”，村外“道路两旁全是奇特的树木和鲜花……树木枝叶肥大，翠绿鲜亮”，“四四方方的庄稼地就像一块块碧绿的毯子，远处，白雾村的房子则像一堆堆的积木”，村北的松树林都是“高耸入云的参天大树”……白雾村如同陶渊明幻想中的“桃花源”，象征着人类理想中的生存家园。白雾则如方卫平所言，象征着庇佑人类生存家园的自然伟力，也诠释着指引少年精神成长的永恒命题。

现代工业文明对人类生存环境的侵蚀已经越来越明显，刘玉栋以儿童化的语言抒发己见，其强烈的忧患意识是对乡村环境正在陷落这一现象的深刻反思。天性使然，作为儿童，他们更亲近自然，更爱护动植物，将绿色环保的理念注入儿童文学，显然会生发出更为独特而巨大的文学价值与社会价值。

挖掘创作之“根”：

齐鲁文化传统的深层滋养

吴义勤指出，“乡土的道德化”是刘玉栋的价值支撑，也是他的叙事策略。作为土生土长的山东作家，齐鲁大地的文化传统始终滋养着刘玉栋的精神气质，并作用于其创作。无论是把真实的乡村面貌告诉给孩子们，还是将环保理念刻进孩子们的内心深处，无不显示着刘玉栋在文化传承创新方面的自觉与自主。在他的儿童文学创作中，“乡土的道德化”发生了变形，儿童文学特殊的读者群体使其在创作的时候转换了思维，他试图找到一种温情的叙述方式去表达苦难背后的温暖与感动。

回到《泥孩子》的故事中，老莫伯为了守林而被坏人打断了腿，坏人的行为已经违背传统伦理道德，然而小说并没有顺应这个逻辑去描写坏人怎样被打败，而是转入了温情场景。首先是以捕鱼为生的大个子叔叔给“我”奶奶送鱼，随后奶奶给老莫伯做好了鱼汤，再之后“我”和伙伴带着鱼汤去看望老莫伯。虽然老莫伯的身体受到了伤害，但是周围邻里带给老莫伯的精神寄托却充满了无穷的能量。温情的叙事远离冷漠与残酷，人性的淳朴和人与人之间真挚的感情寄寓着美好的希望，这一切都会带给每一个小读者面对未来迎难而上的力量。泥孩子在第一次出门的时候见证了老莫伯被暴力殴打的场景，由此对林子产生了恐惧，然而在小伙伴们的帮助下，他决定再一次去林子。第二次去林中的目的由寻找失踪的蜜蜂转为寻找丢失的木质手枪，虽然这次同上次一样没有按照既定的目标去寻找，但是，泥孩子在林中与其他两个小伙伴一起努力，成功地拯救了林中的鸟群。

这种温情的力量持续贯穿在《白雾》中。童木挖完田鼠洞后，沉闷地说：“那些田鼠没了粮食，它们吃什么？它们如何过冬呢？”听完这句话，“我”的爱心同样被唤醒。由于“我们”缺乏考量，导致田鼠们赖以生存的家园被捣毁。面对无法弥补的错误，“我”和童木都没有把从田鼠洞中缴获的黄豆带回家。在经历挖田鼠洞事件后，“我”对周围事物的认识也在悄然发生转变。当姥姥家的大黑猪要被宰的时候，“看着大黑猪憨态可掬的样子，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儿”。清晨下雾的时候，树墩表哥带我们捕鱼，收获颇丰，这本是一件令人喜悦的事情，然而“我”和童木都闷闷不乐。童木忧虑鱼的性命，“我”除了忧虑鱼儿的生死，还承受着付出与收获不成比例带给自己精神上的痛苦和压抑，内心深处持续萦绕着一种并非脚踏实地的空虚感。张炜曾经说过，刘玉栋的儿童小说，和他的当代书写一脉相承。确实如此，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之间并没有一条明晰的分界线，某种程度上，儿童文学其实更需要作家用心构思。刘玉栋不但以极强的社会责任感书写了儿童成长过程中的复杂性，而且通过描写孩子们对鸟群的爱心以及挖田鼠洞后的自我反省，再次弘扬了古语“人之初，性本善”的精神内涵，其间也展现出“脚踏实地做事”这一人生信条的深刻价值。

《月亮舞台》中的主人公庄帅（胖墩子）父亲早逝，母亲改嫁，爷爷去世后，他与奶奶相依为命。年少的他平时要自己做家务，假期要打工。与同龄人相比，庄帅承担着其他孩子尚未知晓的生活重任。虽然父亲在其成长过程中缺席，但是父爱永恒，面对生活的苦难，被父爱包围着的胖墩子对未来充满希望，以一颗积极且善良的心直面生活中的挫折和人情冷暖。刘玉栋用某种柔软的力量，支撑起了少年在温情中的自我成长。

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的文学地理版图，齐鲁文化是刘玉栋创作的“根”，这种深层的文化之根在作家成长的过程中会逐步内化为一种潜意识。作家只有熟稔自己所叙述的事物，才能在当下展开对故土的守望。刘玉栋的儿童文学创作，是从其主观经验出发对童年记忆的回溯，就如海德格尔所言，回过头来思必须思的东西，这是诗的根和源。作家书写童年是以诗性的方式对个体生命进行重新建构，他们通过对源头的追溯来重新审视自身的成长过程，以达到追寻生命本质的目的。刘玉栋的儿童文学创作在故事层面往往留有断崖和空白，似乎并不多么“尽善尽美”，但恰恰是这种并不完美的结局，会有助于儿童形成自己独立的人格精神。故事在文本中结束，故事背后文学世界里的儿童还在不断长大。泥孩子马上就要去上学了，丫头也就要康复了，冬冬回到基地后会与久别的父亲团聚，庄帅的暑假也即将结束，他们在日后会有着怎样不同的生活经历？这些都会让儿童产生思考，并成为陪伴他们成长的重要记忆。

总体而言，刘玉栋的儿童文学创作既珍视一代人宝贵的童年经验，也善于把握儿童文学表现真实性的分寸感。他的儿童文学创作在其整个文学世界中的比重虽然有限，但却自觉承担了揭示理想世界与现实生活之间隔膜的重任，重新建构了儿童文学的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尺度，也为儿童成长提供了一种属于自己的独特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