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特殊的斗争
——历史名剧《屈原》问世前后

2022-07-21 06:07朱安平

党史博览 2022年7期

■朱安平

80年前，历史剧《屈原》在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轰轰烈烈上演，犹如一道冲破黑暗、召唤光明的雷电，闪耀于笼罩在分裂投降政治阴霾之下的山城，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作用和巨大社会影响，不仅将国统区抗战话剧运动推向高潮，而且对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是一种有力还击。

这场特殊斗争的胜利，是周恩来亲自领导和指挥的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反分裂、反投降斗争的硕果。

“把话剧这一武器夺过来”

话剧《屈原》的产生并非偶然，而是中国现代史上黑暗与光明决战的悲壮时代使然。以联合抗日为宗旨的第二次国共合作，自1939年起陷入波谲云诡局面。蒋介石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先是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拟定并下发秘密的《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继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出台实施《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共党活动情形及本党之对策》等防共秘密文件，助长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气焰。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包围袭击新四军的皖南事变，扣押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等1万多名新四军指战员遇难，借以强化法西斯专制统治，明目张胆剥夺人民群众言论、出版、结社等自由，致使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遭到严重破坏，整个国家处在是坚持抗战，还是在内外夹攻中走向失败的严重关头。

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曾家岩周公馆和新华日报社，都有特务秘密监视，文化界进步人士成为打击迫害的重点目标，山城处于白色恐怖之中。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面对异常尖锐复杂的斗争形势，及时而周密地作出应变部署。一方面坚决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真面目，谴责反动势力破坏抗日的罪恶行径，一方面有计划地疏散革命力量，将文化界共产党员身份已经暴露或同情中共的进步人士，安排转移到香港等地，另辟新的文化阵地，同时率领尚处于安全状态仍留渝工作者，以合法身份坚守文化阵地，展开针锋相对、灵活巧妙的斗争，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进民族解放神圣事业鼓与呼。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以“履行思想领导责任”，“统一各地文化领导机构”为由，成立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下设文艺、新闻、出版、音乐、美术、戏剧等组和设计委员会，强化审查，实行高压政策，查禁大量进步书刊和戏剧活动，环境愈加险恶，文化界陷入沉寂。针对这一现象，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化组会议上指出：重庆这个“死城”把人民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们对国民党的严禁封锁必须想个法子予以冲破。他认为：在各种文艺形式中，话剧比较容易结合现实斗争，能直接和群众交流，产生深广社会影响，而且当时重庆会集了一批著名剧作家、导演、演员以及优秀舞台艺术家，力量比较雄厚。由于日军封锁了外国影片和胶片的进口，重庆电影院大多冷落，正是话剧大显身手的好时机，他决定“把话剧这一武器夺过来”，打一场文化战线反攻战，作为击败国民党高压政策的突破口。

在周恩来亲自指挥下，从组织力量建立队伍入手，经实际掌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改组后另设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郭沫若、阳翰笙等精心运作，首先组织成立了以民营职业剧团面目出现、实为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化组直接掌握，以应云卫、陈白尘、陈鲤庭等人为领导的中华剧艺社，后来又有类似的以夏衍、于伶、宋之的、金山等人为领导的中国艺术剧社。同时，积极争取国民党控制的文化机构团体为我所用，如属于中央电影摄影场的“中电剧团”、中国电影制片厂的“中国万岁剧团”、三青团的“中央青年剧社”等，通过对业务骨干开展工作施加影响，使之选择政治上倾向共产党或底层平民非党派立场，表面上归国民党军委会、中央党部等系统直辖领导，实际上与进步演剧运动保持默契与密切联系，导演、演员、舞美工作者常常互相支援与配合，形成“‘五中’战山城”局面，即集合五个以“中”字打头的职业话剧团，为进行文化反攻战打下基础。

“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

紧接着，在周恩来精心策划和部署下，一场声势浩大、意义特别的群体活动上演了，庆贺郭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生活25周年，作为发动文化反攻战的前哨仗。

当时在国统区举行政治集会因犯禁而困难重重，左派进步人士参与集会更会遭到迫害。周恩来巧妙地以“祝寿”名义应对，利用文艺聚会实现政治诉求。郭沫若集著名诗人、作家、历史学家于一身，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即从日本回国，一直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国民党撤销政治部第三厅以后，他继续担任新设立的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和中国文艺家抗战协会的领导工作。在皖南事变发生后的极其艰难之际，他仍坚持留在重庆，一面协助周恩来积极做好文艺界统一战线工作，一面怀着对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的满腔愤怒投入文艺创作。借“祝寿”褒奖这位为挽救民族危亡进行不屈斗争的英勇战士，有利于扩大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影响，激励更多人投身这一战斗行列。郭沫若起初谦辞，周恩来恳切而郑重地表示：“为你做寿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为你举行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又是一场重大的文化斗争。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敌人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

周恩来特意安排阳翰笙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名义负责这项工作，广泛邀请国民党党政要员和各民主党派、进步人民团体、文化界等代表人士参与筹备，并以中共中央南方局名义电告延安、成都、昆明、桂林、香港等地党组织密切配合，把它办成全国性的纪念活动。尽管明知郭沫若是一个亲共的文化名人，为之做寿在政治上含有向国民党示威意味，但因其不是公开的共产党员，国民党方面也不好公开反对。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道藩后来不得不承认这是周恩来的一着“高棋”，悻称“他们算准了我会作为发起人第一个签字”。

祝寿活动于1941年11月15日拉开序幕，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办公所在地，先行召开纪念茶话会，与会人士向郭沫若表达生日祝贺，一致肯定他的战斗业绩，称赞其对民主自由的讴歌、对社会丑恶的揭露、对青年的同情、对光明的礼赞，拓荒劳绩厥功至伟。

16日清晨，《新华日报》领头推出《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二十五周年特刊》，周恩来亲自题写刊名，并在头版显著位置刊载亲撰专文《我要说的话》作为代社论，其中写道：“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当天下午，800多位各界名流聚集在中苏文化协会，隆重举行“郭沫若先生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和五十寿辰纪念茶会”。门口醒目地耸立着一支特制巨型毛笔，笔杆上嵌有“以清妖孽”4个大字。这是日本反战运动领导人鹿地亘与一批青年人特制合送的寿礼，吸引了众多宾客的注意。冯玉祥、沈钧儒、周恩来、张道藩、张申府、黄炎培等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纷纷发言，盛赞郭沫若辉煌的人生历程和业绩。周恩来站在台阶上，面向拥挤的人群说：“郭先生不只是革命的诗人，也是革命的战士，无论从他的著作抑或行动里，都燃烧着那烈火一般的感情……在反对旧礼教旧社会的战斗中，有着他这一位旗手；在保卫祖国的战斗中，也有着他这一只号角；在当前反法西斯的战斗中，他仍然是那样挺身站在前面，发出对野蛮侵略者的诅咒，这些都是青年们应当学习的……希望郭先生继续领导着青年们前进，更来一个二十五年的光辉灿烂的创作生活。”

作为配合与后续，戏剧界同时推出了两场气势宏大的话剧献礼演出。一场为中国万岁剧团所演郭沫若的五幕历史剧《棠棣之花》，以聂政刺杀韩相侠累为题材，歌颂热爱祖国、自我牺牲的精神；一场为中华剧艺社所演阳翰笙的六幕历史悲剧《天国春秋》，反映太平天国由于内部分裂导致革命失败，表达团结御侮、反对分裂主题。舞台上激荡的舍生取义凛然正气，发出的“大敌当前，我们不应自相残杀”激愤呐喊，触及当时严峻现实，引起社会强烈共鸣，不到一个月时间共演50场，观众近4万人次。

整个纪念活动规模空前、声势壮观，充分显示出重庆文化界团结进步的力量，开始打破皖南事变以后笼罩在重庆上空的沉闷空气。

“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到屈原的时代”

祝寿及演出活动取得极大成功，令郭沫若感奋不已。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表示：“五十之年，毫无建树，犹蒙纪念，弥深慊愧，然一息尚存，誓当为文化与革命奋斗到底。尚祈时赐鞭笞。”就在生日过后仅一个月，《棠棣之花》正上演的一个晚上，有个演员在后台向郭沫若建议道：“郭老，你给我们写一部《屈原》吧！”这犹如电光石火一下点燃了创作引信，催生了这部“古为今用”强大战斗效能发挥最为显著，坚持抗日进步、反对投降倒退宣传影响最为巨大的历史剧。郭沫若由此担当起文艺反击战主攻的重任。

尽管屈原这位2000多年前的伟大爱国诗人，一直为郭沫若所热爱和崇敬，从小最爱读其作品，“五四”时期就有歌吟屈原诗作《湘累》，北伐战争中又有《过汨罗江感怀》，后来还翻译过屈原大量作品，出版了很多有关屈原研究论著，对屈原的身世、思想、性格等了解甚深；但为创作历史剧《屈原》，还是重新披阅史料，潜心加以钻研，更为深刻认知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悲愤遭遇，及其所体现的中华民族崇尚正义、抗拒强暴的优秀精神，激励他以历史剧“借古鉴今”形式，通过屈原形象的艺术再创造，揭露黑暗社会现实，抨击反动统治集团，传达人民群众的愤怒声音。诚如他所自述的创作动机：我写这个剧本是在1942年1月，国民党反动统治最黑暗的时候，而且是在反动的中心——最黑暗的重庆。不仅中国社会又临到阶段不同的蜕变时期，而且在我的眼前看见不少的大大小小的时代悲剧。无数的爱国青年、革命同志失踪了，关进了集中营，代表人民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却在陕北遭受着封锁，而在江南抵抗着日本帝国的侵略最有功劳的中国共产党的八路军之外的另一支兄弟部队——新四军，遭到了反动派的“围剿”而受到损失。全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因而我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到屈原的时代里去了。换句话说，我是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前的时代。

由于对屈原业绩、精神已烂熟于胸，郭沫若在被日机轰炸得几近废墟的残存悬脚危楼的居处，奋笔疾书，仅10天就一气呵成创作出五幕历史剧《屈原》。他原准备写屈原的一生，后来为了更好表现主题浓缩为一天，用橘园、宫廷、城外和东皇太一庙四个场景，概括反映楚国统治集团内部，以屈原为代表的爱国力量，与以南后郑袖、上官大夫靳尚为代表的投降派，围绕是坚持爱国立场，主张联齐抗秦，反对外来侵略，还是坚持反动立场，破坏齐楚联合战线，向秦国妥协退让，展开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不仅展现了历史的真实，而且赋予其现实意义，使人们以古鉴今得到启示，认清国民党顽固派如何坚持反共反人民立场，破坏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内镇压爱国力量，对外向日本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的本质及其真面目。

剧中全力塑造了屈原伟大而崇高的光辉形象，无比热情地歌颂他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情怀和光明磊落、刚直不阿的品格。他对国家与人民怀着深沉的爱，对学生、侍女、卫士、渔父，都平等对待、关怀、爱护甚至敬重。在激烈变幻的时代风云中，他更是成为代表人民意志的正义与光明化身，其竭力维护国家利益，力主团结一致，共抗强敌，反对卖国求荣，正是当时国统区人民乃至全国人民共同愿望的表达。他因此横遭谗谄与迫害，又寄寓当时积极抗日的共产党人、爱国志士，尤其是皖南事变中受害的新四军的遭遇。他不畏强暴、正气凛然，犯颜直谏昏庸无能的楚怀王，直面痛斥卖国而又卑鄙的郑袖，以及奸邪凶狠的秦国使者张仪，即使在身被囚禁，戴着枷锁，失掉自由的情势下，爱国立场仍坚定不移，借着雷电交加暴雨欲来，倾吐对黑暗的诅咒、对邪恶的抗争、对光明的追求、对自由的呼唤，曲折反映了当时国统区人民与国民党顽固派的矛盾和斗争，影射和挞伐国民党对外消极抗日、对内加紧反共，实施专制统治和腐败政治。最终，他在正确主张被排斥后，抛弃了“走上层路线”的斗争方式，与卫士一起潜往汉北，隐喻当时国统区民众对北方抗日根据地的向往和期待。

《屈原》一举成功，显示了郭沫若的高昂革命激情、惊人创作伟力和独特浪漫气质。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屈原并没有写过《雷电颂》这样的诗词，而且也不可能写出这样的诗词。那是郭老把自己胸中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愤恨，把国统区人民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愤恨，借屈原之口说出来的。《雷电颂》是郭老代表国统区人民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控诉！

“更重要的是政治斗争”

随着《屈原》上演，文艺反击战向前推进并全面展开，两军对垒、斗智斗勇，呈现白热化状态。

周恩来获悉郭沫若在写《屈原》，立即亲自登门探望，热诚表示支持。他说：“屈原这个题材好，因为屈原受迫害，感到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才忧愤而作《离骚》。皖南事变后，我们也受迫害，写这个戏很有意义。”他还就剧本创作中的问题，同郭沫若一起讨论。

剧本写完后的第13天，即《中央日报》于1942年1月24日开始连载时国民党方面才发现。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潘公展，看出这个戏明显将抨击矛头指向国民党一党专政，第一反应大为震惊，责问：“怎么搞的，我们的报纸竟然登起骂我们的文章？”这正是郭沫若和周恩来商量后实行的一个策略。《屈原》完稿后众多报刊竞相要求发表，郭沫若最终只交给曾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过鲁迅《阿Q正传》、时任《中央日报》副刊编辑的孙伏园，条件只有一个——“一字不改”，果然原稿照发见报。一些进步朋友迷惑不解地问郭沫若：“为什么把《屈原》交给国民党中央的机关报发表？”郭沫若说：“《中央日报》难得给我们一块宣传阵地，这有什么不好？”郭沫若名气极大，蒋介石尚待之以礼，潘公展眼看木已成舟，只好将孙伏园撤职了事。

对于《屈原》上演，周恩来同样非常重视并予以支持。当时并非所有人都真正意识到了编演《屈原》的意义，对剧本中的某些情节，以及人物评价方面，我方内部曾有不同意见，甚至不赞成上演这部戏，显然是把它看成一个单纯的历史或艺术创作问题。事实上，郭沫若本人对此也有过思考，在《棠棣之花》上演期间，就公开阐释过自己的见解：剧作家的任务是把握历史的精神而不必为历史的事实所束缚。剧作家有他创作上的自由，他可以推翻历史的成案，对既成事实加以新的解释、新的阐发，而具体地把真实的古代精神翻译到现代。周恩来十分赞同郭沫若的这一观点。当关于是否上演《屈原》的争论出现时，他态度鲜明地指出：“是否肯定这个戏，不仅是艺术创作问题，更重要的是政治斗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历史，应该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同时也应该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但历史剧的创作，只要在大的方面符合历史真实，至于对某些非主要人物，作者根据自己的看法来评价是允许的。这个戏无论在政治上和艺术上都是很好的。”

因此，郭沫若创作剧本尚未完成，周恩来即指示文艺界党组织选择和动员最好的演员参加演出，剧场安排在最具规模和档次的国泰大戏院。经演出的实际组织者和负责人阳翰笙协调，确定以中华剧艺社为演出班底，由社长兼导演、著名影剧艺术家陈鲤庭亲自执导，向“中电”“万岁”等剧团商借人手，按“全明星制”配备组织空前强大阵容。该剧从主角到配角均由一流名演员担任，金山饰屈原，张瑞芳饰婵娟，白杨饰南后，顾而已饰楚怀王，施超饰靳尚，丁然饰子兰，苏绘饰张仪，周峰饰卫士，张逸生饰钓者，可谓群星灿烂、相得益彰。周恩来不仅观看排演，提出具体修改意见，还把主要演员请到红岩村，讲解演出《屈原》的政治意义，探讨如何进行表演特别是对《雷电颂》大段独立台词的处理。他强调：“重要的是要充分理解、正确表达郭老的思想感情，这是郭老说给国民党反动派听的，也是广大人民的心声。可以预计，在剧场一定会引起观众强烈的共鸣，这就是斗争。我们当前的艺术必须为政治服务。”郭沫若亦曾多次亲往现场，介绍创作构思，讲解剧情发展脉络，分析典型人物性格，示范朗诵台词。

国民党方面则百般进行阻挠，先是企图设置演出登记障碍，但经不住质问：“你们《中央日报》能够登，为啥不能演？”继而威胁剧院老板夏云瑚，逼迫他把中华剧艺社赶出剧院。但夏本是爱国商人，在党组织帮助之下，以不演戏就无法赚钱维生为借口，顶住了威胁，排练没有终止。国民党方面遂又四处拼凑班子上演“战国策派”话剧《野玫瑰》，还以国民政府教育部名义授奖，妄图与《屈原》抗衡，但被《新华日报》揭露批判美化汉奸特务、宣扬“曲线救国”的实质，遭到戏剧界拒演抵制。

“打开了一个缺口”

《屈原》终于冲破阻力，于1942年4月3日如期公演。前一天，《新华日报》专门在头版刊登醒目广告，用了五个“空前”字样：五幕史剧《屈原》，明日在国泰公演，中华剧艺社空前贡献，郭沫若先生空前杰作，重庆话剧界空前演出，全国第一的空前阵容，音乐与戏剧的空前试验。当天演出盛况空前，至《雷电颂》高潮，台上屈原借着庙外咆哮的风、轰隆的雷、闪耀的电，发出震撼人心的呼叫：“把这黑暗的宇宙，阴惨的宇宙，爆炸了吧！爆炸了吧！”台下观众以雷鸣般的掌声应和，整个剧场变成了一片沸腾的海洋！第二天，重庆各报都作了报道，公认“此剧集剧坛之精英”，“上座之佳，空前未有”，“堪称绝唱”。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在观看演出过程中紧握着郭沫若的手说：“可惜是在战时，否则我一定想法子把你们全班人马请到莫斯科去。”郭沫若则回答道：“但愿你们早日打退法西斯强盗，让我们的戏能够有在友邦首都上演的幸福。”山城观众奔走相告，争先恐后排队购买一元法币一张的票，不少人半夜里就抱床被子睡在剧场门口等候第二天售票，更有人专程从成都、贵阳赶去看戏。《屈原》此次演出分两轮进行，首轮演出在4月3日至17日，第二轮在5月13日至15日，前后共演出22场，观众达3.2万人次。山城上下、嘉陵江畔，常常会发出“爆炸了吧！……”的怒吼声，皖南事变以后沉寂的气氛终被彻底打破，普遍感到“替民众痛快淋漓地呼出了一口怨气”，极大地鼓舞了国统区人民。

国民党方面对《屈原》上演引起的反响十分惧怕与仇视，利用《中央日报》《中央周刊》等报刊进行围攻、诋毁，企图抵消其巨大影响。

周恩来立即作出反应，安排《新华日报》协同《时事新报》《新民报》等进步报纸，推出大量评论文章，解读剧情人物，剖析“屈原精神”的意义，同时以《屈原》唱和为题，广泛征集和发表有关《屈原》的诗作。各界知名人士、文坛宿将、社会贤达等纷纷应和，以100多首诗作肯定和赞扬郭沫若的非凡胆略和卓越成就，有力抨击了国民党当局借攻击《屈原》维护其独裁统治的核心所在。郭沫若亦撰文《历史·史剧·现实》公开发表，阐述自己关于历史剧的主张，回击国民党“御用”文人所谓“失实”攻击，指出“史学家是发掘历史的精神，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的精神”。历史研究要“实事求是”，史剧创作则要“失事求似”，两者任务毕竟不同。

蒋介石对此甚为恼怒，厉声斥责道：“这出戏搞得如此沸反盈天，矛头究竟是对着谁？为啥还让他们去演？”严令陈立夫、潘公展查办。遂由潘公展出面，举行所谓“文艺界招待会”，邀请剧作者和演员出席，实则下达禁演令。会上，潘公展气势汹汹地质问：“什么叫爆炸？什么叫划破黑暗？这是造反，我们的领袖不是楚怀王！”与会的原山东省立剧院院长王泊生紧随其后，对《屈原》大骂一通后，要求立即禁演。潘公展借口“顺从民意”悍然同意。在场的《屈原》演员报以一阵叩击盖碗茶杯声表示蔑视，然后在郭沫若率领下愤而起身，大义凛然，昂首阔步退出会场，以示严正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