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的多维分析

○罗 峰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风雨历程中，始终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将人民、民族的最大利益扛在肩上，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空中接续奋斗，实现了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业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将党领导的百年辉煌业绩首次概括为四个方面的“伟大成就”，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决议中，除了重申这四个“伟大成就”外，还提出了与之相对应的实践层面上的四次“伟大飞跃”，即“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每一次实践层面上的“伟大飞跃”既表现为有效的政策供给、制度安排和一些开创性格局的形成，也表现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数据，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从1978年的1.8%提高到现在的17%以上；在14亿多人口中有超4亿的中等收入群体，成为增长势头最强的世界消费大国之一；高铁运营里程已近4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超过16万公里……还体现为中国人民所呈现出的主动进取的精神状态，“中国人民更加自信、自立、自强，极大增强了志气、骨气、底气，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强大能量充分爆发出来，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精神”。这些文件与领导人的相关表述、权威媒体的相关归纳无不昭示着党领导与执政的有效性。这种有效性体现在国家政权的人民属性及其制度性安排上，体现在经济快速增长与民生福祉不断增进以及社会长期稳定发展上，也体现在文化繁荣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等方面上。

中国共产党领导与执政的有效性，其实也就是党在不同时空下的“能”，能攻坚克难、能带来良好经济发展绩效和民生福祉的改善、能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在现代社会，从规范意义上看，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种能动性的主体性力量，其行动是在一定的价值与理论指引之下进行的；同时，现代政党与国家政权密切相连，其行动的有效性与国家政权建设的制度取向密切关联；另外，政党在驱动社会、国家运转和动员民众时，其行动的有效性来源于其政策的科学性；最后，“打铁还需自身硬”，政党要提升自身行动的有效性必须不断提升自身的组织力，加强政党能力建设。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考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有以下四个维度：价值维度——人民性，它规定了政党的价值属性与目标导向，这也是现代政治运行基本价值尺度；政权维度——制度性，它设定了政党国家建构的理性化目标；政策维度——科学性，它明确了政党政策供给的适应性、回应性与合规律性；政党维度——组织性，它提升与塑造了政党能力，是政党自身建设及其内整合的主要依凭与手段。

一、价值维度——人民性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指出：“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本身只表现为一种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定。在君主制中是国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则是人民的国家制度。”这里的“人民的国家制度”实质上指出了现代政治运作包括政党行动应然的价值取向，即“人民性”。现代政治不是一种个人的、私密的政治，而是以人民利益为依归的、依靠人民参与的政治；同时，现代政治实践、活动的展开，作为规模宏大的集体行动，必须通过科学的理论来完成政治组织自身的组织建构，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社会动员、推进社会整合。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这是其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庄严宣告和行动的价值指针。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党在百年风雨历程中，将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贯穿历史与现实活动的全过程。习近平指出：“一百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都是在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近代以后各种政治力量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赢得人民信任、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党在坚持初心使命上矢志不渝、坚定如磐。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奋斗目标和工作任务，但这些目标和任务总体上都服从服务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风雨历程中，彰显“人民性”这种价值属性的不仅有中国共产党对民众利益的现实关注与回应，也有不断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与时俱进品格。尽管人民的具体诉求、民众的幸福来源和国家建设的现实任务在革命、建设与改革的不同时空中是不一样的，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和政策取向却并无二致。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根本遵循和不变基因。革命战争年代的打土豪、分田地，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时期所有制结构的改造与创立，改革开放时期市场机制的引入等，无不是站位人民立场、践行初心使命的生动实践。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史中，正是由于把握了现代政治的人民属性及其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与时俱进，人与社会的积极性得以调动、活力得以迸发，政治活动的价值感与意义才得以明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种集体行动才能得以有效展开。

二、政权维度——制度性

现代政治是围绕着国家政权展开的。这是因为，政治活动离不开权威的制度供给和充足的资源保证，而国家政权是建构制度体系、动员与整合各类资源的权威性组织，没有国家政权组织，社会就会处于无政府的自然状态，人与社会的发展也就无从谈起。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同时，“没有现代的制度体系，也就不可能有现代国家。可以说，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在本质上就是现代制度体系建构和成长的过程。”对于以人民幸福、民族复兴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掌握国家政权、构建国家政权并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些是党推动国家政权建设的战略路径，也是党借助国家政权的力量来驱动国家现代化、践行初心使命的主要目标。党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起新中国，宣告了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形成，中国从此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通过构建国家最基本的制度体系，为今后中国一切进步、发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与制度基础；在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通过政治、行政领域的改革、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等，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充满活力的体制保证；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通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使国家的政权体系更加完善、制度基础更为稳固。国家制度的成熟与定型意味着国家政权建设的现代化与理性化，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有着更为可靠的制度保证。从这里可以看出，在新中国成立后70多年的历史中，中国共产党驱动着国家政权建设行进在制度化的轨道上，国家运转的理性化程度在不断加深。“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最根本的是因为党领导人民建立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和发展了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方面制度，不断加强和完善国家治理。”在党的百年风雨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围绕着国家政权，从掌握、运用政权到不断将现代化进程中的理性因子注入其中，推动国家的制度体系建设，党成为中国现代政权体系建设的核心驱动力量，这不仅塑造了一个日益繁荣富强的现代国家，也塑造了一个有向心力、影响力的强大政党。

三、政策维度——科学性

对于一个政党而言，社会的支持与认同是其产生权威性影响力的重要因素。而政党要想获得社会的支持与认同，一个重要方式就是通过制定科学的纲领、路线、主张和政策等来明确自身的价值目标、判定时局的演进趋向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方略等。所谓科学，就是政党的这些政策供给、目标定位等契合了一定时空下社会的最大公约数，接通了社会的公共理性以及事物的演进规律，如此才能形成权威性影响力。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其百年来在中国社会之所以能形成权威性影响力，就在于其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时空下能提出的科学化政策供给。毛泽东曾指出：“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在这里，毛主席提出的政策“走上正轨”，就是指政策科学性的问题，它包括党的政策要具有适应性（适合时代的要求与潮流）、回应性（符合社会最大多数民众的利益诉求）和合规律性（契合事务演进的规律与逻辑）。党政策的科学性是党领导、执政有效性的重要体现。党政策的有效性体现在革命、建设与改革的不同历史时空。在土地革命时期，通过领导农民进行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等满足民众利益诉求的政策，吸引了广大贫苦百姓参加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扩红运动”的有效性蕴含在这些政策之中；在抗日战争年代，通过建立“三三制”，吸纳了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参与政权机关，这一政策设计有利于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亿万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这对解决农民的温饱、丰富农产品的供应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还有后来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精准扶贫政策以及新时代新发展格局的构建等，这些政策的科学性最终体现为良好的领导与执政绩效，即革命、建设和改革目标任务的完成，人民的幸福感与国家的硬软实力的增强。通过解析百年来党的相关政策，可以为认识其之所以“能”提供一个更加微观的视角。正基于此，习近平指出，一百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统一思想、统一步调、团结一致向前进，之所以能够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和辉煌成就，就在于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高瞻远瞩、见微知著，既解决现实问题，又解决战略问题，准确判断和把握形势，制定切合实际的目标任务、政策策略。

四、政党维度——组织性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治理好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和人口最多的国家，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确保党始终纵览全局、协调各方。”“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政治优势，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中国共产党作为内生于中国社会的政治组织，要完成自身的价值使命、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力量以革命、建设与改革的磅礴力量，形成能调动最广大民众积极性的规模宏大的集体行动，这就要求党全面领导的切实推行。党全面领导的着力点一方面离不开“向外”的努力，即以有效的政策设计与制度安排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另一方面也离不开政党“向内”的努力，即加强党自身建设，提升党的自组织力，将自身塑造成一个坚守理想、结构优良、功能强大、守正创新以及生机勃发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能使力量倍增。”这里的“组织”，既可以当作名词使用，即党组织网络的延伸与拓展，也可当成动词使用，即政党的组织行动，这两个方面是提升党组织力、增强政党组织性的两个重要面向。从现实层面来看，“在中国现代化征程中，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获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过程中，在建构现代国家、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也实现了对自身的革命化锻造，党的自组织能力及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水平得到不断跃升。”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演进带来了中华民族的百年辉煌，中华民族的百年辉煌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百年扎实的自身建设举措。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党自身的强大，不仅仅体现在党员人数上、党组织网络的完善上，更体现在其勇于自我革命、从严治党的决心与行动上。百年来，党无论是在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还是在纪律建设上，都在系统推进、全面发力，并且越来越注重制度建设。正是有了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我们党才能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才能在各种历史迷雾中廓清前进的政治方向；正是有了组织建设，从革命战争年代的“支部建在连上”到现在的党建全覆盖，党作用与影响社会有了健全的组织网络支撑，党组织力的提升有了机构、载体上的保障；正是有了作风建设，我们党才能在发展的不同时空中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形成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正是有了纪律建设，我们党才能清除损害党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才能及时刮骨疗毒、吐故纳新，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从自身的视角来总结、提炼党组织发展的有益经验，这个视角异于“他者”的视角，它有利于克服“他者”这个外在视角的“行政黑箱”所带来的“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习近平将这个“自身的视角”视为破解“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

五、结语

价值、政权、政策和政党，这是我们解析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的四个维度。由于价值、政权、政策以及政党都是现代政治学的核心议题，价值的维度提供理论导航与力量源泉，政权的维度提供工具选择与制度支撑，政策的维度提供政策供给与行动路径，政党的维度提供变革的力量与能动的主体，因而，可以把这“四维”分析视为一种政治学意义上的解读。把这四个维度结合在一起进行整体上把握，也许能提供一幅认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的相对完整的学术图 景。

①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 年版，第4—7 页。

②④⑦ ⑭《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 年版，第8—62，62，66，65 页。

③张旭东等：《认清大势增信心 凝神聚力开新局——当前经济形势述评》，《解放军报》2021 年8 月13 日，第2 版。

⑤党的“内整合”即怎样调动党员个体行动的积极性，促成有效的集体行动。参见罗峰：《嵌入、整合与政党权威的重塑——对中国执政党、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272 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39 页。

⑧ ⑰ 习近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求是》2022 年第1 期。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413 页。

⑩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基础与发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7 年版，第235 页。

⑪《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 卷，外文出版社，2020 年版，第119 页。

⑫《毛泽东选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298 页。

⑬《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再接再厉 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人民日报》2021 年9 月16 日，第1 版。

⑮《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 卷，外文出版社，2014 年版，第395 页。

⑯ 罗峰：《治国理政思想缘起刍议——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学术月刊》2021 年第6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