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营企业主的政府信任感知研究

〔摘要〕政府信任是政治、经济与文化多重因素交织影响的结果。本研究基于2018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从腐败感知和营商环境感知两个维度分析企业主的政府信任。研究发现，企业主的腐败感知越差，其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越低;企业主营商环境感知越好，其对政府的信任越高，而法制环境满意度是中介变量。在政务服务、政府行为、信息维度等基于行为方面改善营商环境的同时，也应提升基于制度的政府信任，以进一步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关键词〕政府信任;营商环境;腐败感知;亲清政商关系

〔中图分类号〕F27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22）04-0141-09

在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时代背景下，私营企业主的政府信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私营企业主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重新出现并迅速发展的新社会阶层，不仅是改革的受益者，也是改革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 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些因素都塑造和影响着这一群体对政府信任的感知。随着时代变迁，政府信任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也发生着变化，这与政府职能转变的历程紧密相连。当前，政府信任越来越表现为对政府营商环境、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运行效率等方面的评价。在本研究中，我们从企业主对营商环境和腐败的感知视角出发，分析企业主政府信任的主要来源及制度基础。

一、文献综述与假设

学者对“政府信任”的概念界定主要围绕政府主体、公众主体以及二者互动角度展开。从政府主体角度，朱光磊等人认为政府信任是政府在施政过程中通过合理、有效地履行职能来取得公众信任的能力①;从公众主体角度，牛静将公众作为主体，认为政府信任体现了公众对政府运作、政府人员行为及社会制度的认同与信任②;从政府、公众二者互动角度，李砚忠认为政府信任涉及公众与政府间的互动关系，并将其视为一种公众对政府运作的评价态度和归属心理，政府信任结合了政府对公众的信用与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是政府和公众两者有机互动之后的动态结果。③

在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方面，有学者研究发现年龄、个人全年总收入、受教育程度等因素，以及本地政府的受信任度等对中央政府信任具有显著影响王庆林、陈舒笛：《中央政府公信力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CGSS 2010年数据》，《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5年第9期。;吕维霞等人研究发现政府承诺对信任的影响最为显著，公众总体感知质量、满意度及政府形象对信任均具有积极显著影响吕维霞、王永贵：《基于公众感知的政府公信力影响因素分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翁列恩等人研究表明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排序分别为治理效果的良善性、治理主体的参与程度、行政过程的科学性和服务质量的优质性翁列恩、陶铸钧：《地方政府公信力影响因素研究》，《理论探讨》2019年第3期。;陈永进等人基于CGSS 2015 和 CSS 2017 数据研究表明公众清廉感知对政府信任有显著正向影响，清廉感知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在受教育程度上存在差异，公众受教育程度越高，清廉感知对政府信任的影响越小。陈永进、祁可、何宁：《清廉感知、依法办事水平与政府公信力——基于CGSS 2015和CSS 2017数据的实证研究》，《重庆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薛可等人对中国网民的研究表明不同类型媒体使用影响政治信任，官方媒体使用对网民政治信任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而非官方媒体使用则具有显著负向作用。薛可、余来辉、余明阳：《媒体使用、政治信任与腐败感知——以中国网民为对象的实证研究》，《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政府信任是政治、經济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交织影响的后果，在内容上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政府信息公开的及时性、权威性与可信性。第二，政府行为方式的可信度，主要表现为公众对政府工作人员办事态度、办事效率、履责能力等的综合评价，其中公众对政府工作人员是否依法依规履职的信心占据重要位置，公众对政府工作人员的廉洁感知或廉洁预期尤其重要。杨慧青、彭国胜：《腐败感知与中国公民的政治信任——基于第七波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第三，政府信任的制度基础，主要表现为公众对政府运行的基本制度、法治环境等因素的理解和信任。而公众主要是通过自己日常生活接触到的政策、身边事例来感知政府，进而建立或者修改自己的政府信任。腐败程度和营商环境是民众感知政府信任的两个重要维度。

（一）腐败程度感知

腐败感知近些年一直是政治学者们研究的重要议题。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学者们普遍认为腐败感知会降低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缪娅、吴心喆：《个人腐败感知与腐败经历对政治信任的影响》，《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腐败程度感知是指个体对腐败范围和程度的认知态度袁柏顺：《公众腐败感知与腐败的民间传说——基于C市城区公众腐败感知调查的一项研究》，《公共行政评论》2016年第3期。，是公众对政府公职人员腐败行为的主观评判。倪星、孙宗锋：《政府反腐败力度与公众清廉感知：差异及解释——基于G省的实证分析》，《政治学研究》2015年第1期。个体的腐败程度感知影响其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李辉等人研究表明，相较于没有腐败经历的个体，有过腐败经历的个体会趋向于认为政府是腐败的，且腐败经历对腐败感知的影响在不同层级的政府中有所不同，相较于中央政府，腐败经历对地方政府的腐败感知和反腐败评价影响更强李辉、孟天广：《腐败经历与腐败感知：基于调查实验与直接提问的双重检验》，《社会》2017年第6期。;任建明研究表明，政府腐败感知不佳的农村居民对基层政府信任程度也显著偏低，村民腐败程度感知与其对基层政府信任程度显著负相关，公众腐败程度感知越高，政府信任程度越低任建明、王璞：《腐败程度感知、公共服务效能与基层政府信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陈永进等人研究表明与“腐败感知”相对的公众清廉感知对政府信任有显著正向影响，清廉感知越高，越趋向于认为政府更值得信任。陈永进、杨莹、卢远交：《公众腐败感知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基于第四波ABS数据的实证研究》，《产业与科技论坛》2020年第14期。例如杨慧青等人分析发现，腐败感知会明显降低公民的政治信任，公民的腐败感知越高，其政府信任程度越低。杨慧青、彭国胜：《腐败感知与中国公民的政治信任——基于第七波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也有学者从客观经历出发，分析公民的腐败经历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例如胡荣通过分析上访农民发现农民上访到更高层级，其对政府的信任会下降一个层级。胡荣：《农民上访与政治信任的流失》，《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3期。

总体而言，相关研究普遍验证了腐败对政府信任的削弱作用杨慧青、彭国胜：《腐败感知与中国公民的政治信任——基于第七波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但是现有的分析和经验证据都是以社会中普通公民为主，政府信任在不同群体之间存在差异。在西方的研究中，学者认识到不同阶级之间，由于阶级利益的不同，其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也不尽相同。郭寒、汪玮：《政治信任的国家治理逻辑构建——一个研究综述的视角》，《观察与思考》2021年第2期。西方现有研究分析发现，企业主与政府合谋，获取甚至裹挟国家权力，以此来谋求个人利益，形成所谓的旋转门机制，因此企业主形成了对政府的高度信任。在中国来说，学者们普遍认为企业主并未形成所谓阶级，同时其内部较大的差异性，使得其缺乏共同的利益和意识，不是铁板一块蔡欣怡：《绕过民主：当代中国私营企业主的身份与策略》，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0—36页;范晓光、吕鹏《中国私营企业主的社会构成：阶级与同期群差异》，《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因而需要对其的政府信任做进一步分析。据此，我们提出假设1：企业主感知的腐败越严重，企业主的政府信任越差。

（二）营商环境感知

营商环境是近些年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大背景下，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和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内容。2001年，世界银行开始发布各国营商环境排名，之后各个组织和智库逐渐建立各种指标体系对各国和地区的营商环境进行评估，国内也形成了不同省市的营商环境指数。但是学者们普遍认为，现有的评估体系过于关注监管主体在营商环境的作用，忽视监管质量，最重要的是忽视了市场主体，即企业主对于营商环境的感知，而企业主的营商环境满意度是一个地方营商环境评价的重要标准。娄成武、张国勇：《基于市场主体主观感知的营商环境评估框架构建——兼评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模式》，《当代经济管理》2018年第6期。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学者们普遍发现，营商环境对于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营商环境的改善不仅能够促进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还能促进企业的发展。例如董志强等人通过研究中国30个大城市的营商环境数据发现，营商软环境对一個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非常显著。董志强、魏下海、汤灿晴：《制度软环境与经济发展——基于30个大城市营商环境的经验研究》，《管理世界》2012年第4期。夏后学等人研究发现营商环境的改善有助于消除寻租的影响，有利于企业创新。夏后学、谭清美、白俊红：《营商环境、企业寻租与市场创新——来自中国企业营商环境调查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2019年第4期。但是现有的研究主要分析研究营商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较少研究关注营商环境对企业主个人态度的影响，或者现有研究预先假设了营商环境对企业主个人态度的影响，缺乏进一步的分析验证，因此本文将进一步分析营商环境感知对企业主的政府信任的影响。我们认为，良好的营商环境不仅可以提高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率，同时还可以促进企业主对政府的信任。因此，提出假设2：营商环境感知会影响企业主对政府的信任，企业主的营商环境感知越好，其对政府信任度越强。

二、数据与变量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主持进行的“中国私营企业调查”（CPES）。该调查每两年进行一次，在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和高质量的产出。陈光金、吕鹏、林泽炎、宋娜：《中国私营企业调查25周年：现状与展望》，《南开管理评论》2018年第6期。调查使用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信息中心提供的全私营企业名录作为抽样框，进行了严格的目录抽样。依托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工商联和市场监督管理局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调查，本文使用数据的调查时间是2018年。

（二）变量操作化

1.因变量：政府信任是民众在理性思考和实践感知的基础上对政府形成的心理预期李兆东、李雪颖：《环境治理、信任危机与资源环境审计》，《财会月刊》2021年第10期。，范柏乃等认为应当从社会、经济、公共服务、行政管理四个方面测量。范柏乃、江蕾：《我国地方政府信用缺失的治理对策研究》，《公共管理学报》2005年第1期。结合调查问卷的题目设计，考虑到私营企业主政府信任的独特性，我们将可能影响他们对政府信心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态、安全等维度都纳入政府信任，将政府信任操作化为以下9道题目：“您认为今后 5 年，我国可能会面临经济陷入低迷”“您认为今后 5 年，我国可能会面临工人大规模失业” “您认为今后 5 年，我国可能会面临物价大幅上涨” “您认为今后 5 年，我国可能会面临房地产泡沫破裂” “您认为今后 5 年，我国可能会面临局部金融危机爆发” “您认为今后 5 年，我国可能会面临地方政府债务破产” “您认为今后 5 年，我国可能会面临生态环境严重恶化” “您认为今后 5 年，我国可能会面临社会矛盾激化”“ 您认为今后 5 年，我国可能会面临战争或恐怖主义引发灾难”。回答选项分别是“很有可能”“较有可能”“不好说”“不太可能”“不可能”，分别计1分、2分、3分、4分、5分，然后将其加总形成政府信任，值越大，表明政府信任越强。为了进一步验证题项之间的一致性程度，我们采用信度分析，其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872，大于0.8，说明题项的一致性程度较高。

2.关键自变量

腐败感知是指公众的主观感知，即对一个地方腐败程度的主观评价。通过借鉴现有研究朱琳：《腐败的测量与识别》，《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本文利用问卷中“本地需要更严厉的反腐败”来测量调查对象的腐败感知度，回答分别为非常同意、同意、不好说、不同意、非常不同意，依次计1分、2分、3分、4分、5分，分值越大，即认为当地比较廉洁，不需要严厉的反腐败，则腐败感知越正向。

营商环境感知方面，我国“放管服”政策实行以来，改革成效明显，营商环境质量明显改善。营商环境也成为衡量政府绩效的一个重要综合性指标。市场主体对营商环境的感知直接影响其投资行为。而市场改革不断深入的今天，营商环境感知是政府信任的主要来源，也会影响整体的社会心态与社会信任，具有很强的扩散性。因此，将市场主体态度作为营商环境感知来测量营商环境是一种主流的做法。娄成武、张国勇：《基于市场主体主观感知的营商环境评估框架构建——兼评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模式》。根据问卷中题项，利用李克特量表，将营商环境感知操作化为“过去一年来，你认为整体营商环境改善程度如何”，回答分别为明显改善、有所改善、一般、改善不大、完全没有改善，依次计5分、4分、3分、2分、1分，数值越大，营商环境感知越好。

为了进一步厘清营商环境与政府信任的关系，我们根据现有研究和问卷中的题项将政府信任操作为政务服务、政府行为、信息三个维度。其中政务服务维度主要是指政府在行政审批等方面的表现，政府行为维度主要是指政府对于企业家监管行为的表现，信息维度主要是指当地有利于企业经营管理的信息条件。根据问卷题项，我们将政务营商环境操作化为“行政审批手续方便、简捷”“节省工商证照办理时间” “工商行政机关公正执法”“企业注册更加灵活”“企业年报程序简单便利”“五证合一换证手续简化”;政府行为维度主要是“政府官员勤政、积极服务企业”“市场监管部门运动式执法”;信息维度操作化为“企业从国有银行贷款的难易程度”“企业从民间渠道筹资的难易程度”“在当地找到需要的熟练工人的难易程度”，回答分别为明显改善、 有所改善、一般、改善不大、完全没有改善，依次计5分、4分、3分、2分、1分，然后分别加总，数值越大，表明营商环境感知越好。

3.控制变量

性别（GEN）。根据问卷中企业主性别划分。

年龄（AGE）。基于现有研究发现，年龄不仅展现一定的时期效应，也会影响其对政府的信任。根据问卷中企业主出生年计算企业主年龄。

企业年限（FIR）。本文根据企业成立时间，计算出企业年限。

文化程度（EDU）。本文将企业主受教育程度劃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或高职、大专、大学本科、硕士、博士。

留学经历（ABO）。现有研究表明，企业主海外经历会影响其企业经营行为和对政府的态度。刘青、张超、吕若思、卢进勇：《“海归”创业经营业绩是否更优：来自中国民营企业的证据》，《世界经济》2013年第12期。因此，根据问卷中企业主留学经历，划分为留过学和未留过学。

党员身份（CCP）。有研究证明企业主的政治身份不仅会影响企业经营绩效，还会影响其对政府的信任。王瑜：《社会转型期私营企业主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风险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财经大学，2014年，第75页。根据问卷中所询问的党员身份信息进行判定。

行业（IND）。本文将根据企业的主营业务，将企业行业划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

企业纳税额度（TAX）。企业纳税额度不仅反映了企业的经营规模，展现了其应对风险的能力，同时也间接影响企业主的社会经济地位。吴延兵：《企业规模、市场力量与创新：一个文献综述》，《经济研究》2007年第5期。因此根据企业的纳税额来判断企业的规模，同时将企业纳税额做了对数化处理。

企业党建（CCP2）。根据企业是否建立党组织判定。

法制环境满意度（LAW）。根据问卷中法制环境满意度来测量，“对失信主体的惩戒”“企业主和家人的人身安全保障”“财产和财富的安全”“企业主人格权的保护”“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的完备”“合作企业的法治意识”“司法机关的立案效率”“法院判决书的执行情况”。回答分别为明显改善、 有所改善、一般、改善不大、完全没有改善，依次计5分、4分、3分、2分、1分，然后分别加总，数值越大，法制环境感知越好。

（三）描述统计

本文所使用的变量描述统计如下。政府信任的均值为28，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整体营商环境感知均值为3.668，最大值为5，说明整体营商环境感知较好;腐败感知为2.4，这说明样本的腐败感知处于中等水平;样本的平均年龄为45岁，最小值为18，最大值为81;企业主的文化程度均值为3，说明平均的教育程度为大专;企业平均年限为7年;企业平均纳税额度（对数）为3.5;样本中党员的比例为27%;男性比例为76%;样本中建有党组织的企业占比39%;主营业务为第一产业的企业占比为8.6%，第二产业占比41.9%，第三产业占比49.5%，所以重点选取第二、三产业。

（四）模型设计

为了验证前文假说，厘清本研究中腐败感知、营商环境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本文通过以下方法进行检验：由于政府信任为连续变量，因此采用OLS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本文将腐败感知（CORR）、营商环境（ENV）、年龄（AGE）、性别（GEN）、文化程度（EDU）、党员身份（CCP）、留学经历（ABO）、企业年限（FIR）、党建（CCP2）、纳税额度（TAX）、行业（IND）纳入模型，ε是随机误差项，建立使用的泊松回归模型如下：

TRUST=β0+β1CORR+β2ENV+β3AGE+β4GEN+β5EDU+β6CCP+β7ABO+β8FIR+β9TAX+β10CCP2+β11IND+ε

在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时，将借鉴温忠麟等人的研究，采用逐步回归进行检验，探索法制环境满意度（LAW）是否为腐败感知与政府信任之间的中介变量。

TRUST=β0+β1CORR+β2ENV+β3AGE+β4GEN+β5EDU+β6CCP+β7ABO+β8FIR+β9TAX+β10CCP2+β11IND+ε（1）

LAW=β0+β1CORR（2）

TRUST=β0+β1CORR+β2ENV+β3AGE+β4GEN+β5EDU+β6CCP+β7ABO+β8FIR+β9TAX+β10CCP2+β11IND+β12LAW+ε（3）

三、统计分析

（一）腐败感知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

由表2可知，腐败感知度对政府信任是正向影响，即认为当地越廉洁，其政府信任越强，其影响系数显著为正，验证了假设1。在模型2中控制了企业主和企业特征之后，系数仍然显著，这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前提下，企业主认为当地越廉洁，其政府信任越强。因此验证假设1。从现实来看，企业主腐败感知越差，其对政府的信任也越差。

同时，企业主的年龄与政府信任的关系也是显著为正，即企业主的年龄越大，其政府信任度越强;企业主的文化程度越高，政府信任度越强;企业主拥有党员身份，其政府信任度越强;相较于女性企业主，男性企业主的政府信任度越强;企业的纳税规模越大，其政府信任度越强;企业中建立有党组织，其政府信任度越强。

由表3可知，在模型1中，仅放入整体营商环境变量和腐败感知，营商环境变量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营商环境感知越好，其政府信任度越强，腐败感知系数与前文一致。在模型2中，我们将营商环境不同维度变量纳入模型，分析发现，政务服务维度、政府行为维度、信息维度与政府信任的关系均显著为正;在模型3中纳入企业主和企业特征变量后，政务服务维度、政府行为维度、信息维度系数仍然显著，并有所提升，这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前提下，营商环境是影响政府信任的重要因素，具体来看，政务服务维度的营商环境感知越差，其政府信任越差，政府行为的营商环境感知越差，其政府信任越差，信息维度的营商环境感知越差，其政府信任越差;同时通过比对不同维度的营商环境感知系数可以发现，政府行为维度的系数显著大于政务服务维度和信息维度，这表明在同等感知程度上，政府行为维度的营商感知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最大。在模型4中，除了不同维度的营商环境感知外，还纳入企业主、企业特征和腐败感知，分析发现，不同维度的营商环境感知仍然显著，结论基本一致，同时腐败感知仍然显著，与前文结论基本一致。因此营商环境假设得到验证，即营商环境感知越好，其政府信任度越强。

（二）政府信任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腐败感知和营商环境感知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我们将企业主法制环境满意度作为中介变量纳入模型进行分析检验。在模型1中分析发现，企业主腐败感知越差，其法制环境满意度也越差，系数显著为正;在模型2中，将法制环境满意度纳入模型，分析发现，腐败感知的系数有明显的下降，从开始的0.757到现在的0.577，这表明法制环境满意度是腐败感知和政府信任之间的中介变量，部分中介效应显著。模型3和模型4是为了验证法制环境满意度在营商环境和政府信任之间的中介效应。在模型3中，分析发现，企业主的营商环境感知越好，其法制环境满意度越好，且系数显著;在模型4中，纳入中介变量和控制变量后，分析发现，营商环境系数仍然显著，同时相较于全模型而言，其系数有所下降，系数从1.548下降至0.923，因此部分中介效应存在。

为了进一步探讨这些系数差异是否显著，我们采用 KHB 分解法检验自变量系数的变化。相较于Sobel-Goodman 方法，KHB分解法可以较好适应不同模型假定，因此本文采用KHB分解法来进行中介效应检验。通过 KHB 分解法结果发现（见表5），在没有中介变量的简约模型中，腐败感知的系数为0.706，营商环境的系数为1.627，在纳入中介变量之后全模型中，腐败感知的系数为0.577，营商环境感知的系数为0.923，相较于简约模型，系数差异分别为0.128和0.69，差异显著，这表明部分中介效应存在。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稳健性检验的目的是检验结果的稳定性，同时通过对变量的不同定义和分类方法，找出变量之间的差别和对结果的不同影响。通过将因变量拆解成不同题项纳入模型，根据问卷中的题项将政府信任拆分为经济、失业、物价、房地产、金融、债务、环境、社会、战争9个维度。总体来看，基本与前文结论一致，营商环境感知的系数方向和显著性均未发生变化。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应用2018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分析了私营企业主这一特殊群体的腐败感知和营商环境感知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分析发现，企业主的腐败感知越差，其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越低;同时企业主营商环境感知越好，其对政府的信任越高，法制环境满意度是其中介变量。具体来说，结论主要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企业主的腐败感知会影响其对政府的信任。本文进一步验证了腐败感知会削弱企业主对政府的信任。第二，良好的营商环境感知会促进企业主对政府的信任。良好的制度环境会增强企业主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同时政务服务、政府行为、信息维度的营商环境的改善也有助于提高企业主的政府信任。第三，法制环境满意度是中介变量。外界的制度环境感知通过法制环境满意度传递影响，法制环境满意度是企业主腐败感知、营商环境感知与政府信任之间的中介变量。

在中国政府信任研究中，学者们普遍认为政府信任是建立在政府和社会互动基础上形成的人格信任，或者是一种社会关系，特别是在企业主与政府之间关系的研究中，认为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和合作共谋构成双方的信任来源。Andres G.Walder， “Local Governments as Industrial Firms： a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of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5， pp.263-301;周黎安：《“官场+市场”与中国增长故事》，《社会》2018年第2期;Kellee S. Tsai， “Capitalists without a Class： Political Diversity among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005， vol.38， no.9， pp.1130-1158.然而，這种信任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随着我国对反腐工作的重视，在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倡导下，政府信任的基础需要转变为基于制度的正式信任，即从行为信任转变为制度信任。制度对于信任的建立至关重要，相较于腐败感知而言，企业主所体验的营商环境改善对于政府信任的影响更大，因为随着法制化进程，腐败寻租带来的不确定性是短期的，而营商环境的改善对于企业发展的影响是长期的。不少学者研究证明制度性信任的重要意义，相较于关系信任，制度信任更加稳定。陶芝兰、王欢：《信任模式的历史变迁——从人际信任到制度信任》，《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赵泉民：《论转型社会中政府信任的重建——基于制度信任建立的视角》，《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改善营商环境离不开政府主导和制度建设，房莉杰研究发现，就具体制度而言，制度环境是制度信任形成的最终决定因素，制度环境不断变化，因而制度受众的信任态度和行为也处于变化过程中，因此，应从制度环境着手不断加强制度建设，进而提升企业主的政府信任。房莉杰：《制度信任的形成过程——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为例》，《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2期。考虑到实际情况所限，无法做到多方位的深入讨论研究，希望在未来有更多定量研究关注企业主的政府信任问题，分析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进而不断提升企业主的政府信任，优化营商环境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优质土壤，加强制度建设、行为约束等，不断提升国家治理效能，为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参考。

〔作者简介〕武晓晨，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四川成都610031。

①朱光磊、周望：《在转变政府职能的过程中提高政府公信力》，《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②牛静：《传媒与政治信任之关系的研究现状及展望》，《国际新闻界》2012年第1期。

③李砚忠：《政府信任：一个值得关注的政治学问题》，《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