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中的首批红色教官

卓爱平 张旭东

随着国共两党实现第一次合作，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迫切需要建立一支可靠的革命武装力量。为此，1924年5月，在共产党人的建议下，黄埔军校在广州创建。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推动下，不少知识精英投奔黄埔军校，一批共产党员积极介入黄埔军校的政治军事活动，参与、推动、见证了黄埔的“红色潜流”。1936年出版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第三编所收“陆军军官学校最初组织官长名录”共收录教官58名，《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同学录》所收“第一期教职员名录”则收录48名。将这两份名单进行汇总后，删除重复者共为78人（包括孙中山、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等），其中张申府（政治部副主任）、周恩来（政治部主任）、茅延桢（第二队队长）、金佛庄（第三队队长）、郭俊（第三隊区队长）、严凤仪（第四队副队长）、胡公冕（管理部卫兵长）、徐坚（特别官佐）、徐成章（特别官佐）等9人均是在1924年以前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为黄埔军校的首批红色教官。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介绍其中的4位教官。

张申府：黄埔军校第一个共产党人

张申府，1893年6月15日出生于河北省河间府献县小垛庄。他早年在家乡读私塾，14岁时随一位姓陈的远房表叔到北京求学。1917年，张申府以助教名义留北大工作，其间结识了李大钊和陈独秀。1918年冬，他们三人共同创办了颇具影响的杂志《每周评论》，由张申府负责编辑，这份杂志后来被认为是新文化运动从文化启蒙转向政治救亡的标志。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又共同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当时取名为“共产党小组”。

1920年冬，张申府以蔡元培秘书的名义到法国深造，与他同行的还有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刘清扬。李大钊、陈独秀委托张申府到法国后继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到巴黎后，通过刘清扬介绍，张申府与先期抵达的周恩来相识，两人经常一起交流思想，在互相尊重中建立了深厚情谊。1921年初，张申府发展了刘清扬入党，接着，两人又介绍了周恩来入党。

1924年2月，通晓英语、德语的张申府成为时任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翻译员。5月12日，为准备黄埔军校的招生考试，孙中山任命第一批考官，张申府位列其中，并同时被任命为政治部副主任。当时，在蒋介石提名的17名教官中，只有张申府是共产党员。时年32岁、从未接受过军事训练的张申府，成为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的第一人。

张申府进入黄埔军校时，军校各方面的工作还很不完善，政治部更是闲淡，甚至没有开设正常的政治课。张申府所能发挥的作用，在于他利用和廖仲恺等人的关系，将更多的优秀中共党员引进黄埔。

当时，廖仲恺在黄埔军校负责实际筹备工作，后担任军校党代表，戴季陶则是政治部主任。两人对张申府非常热情，并希望张申府能够推荐一些在国外学习的优秀学生到黄埔军校来。

于是，张申府向他们推荐了15人，其中位列第一的正是周恩来，此外还有恽代英、赵世炎、高语罕、沈雁冰、欧阳继修等人。那时，周恩来还在法国，张申府给他寄去了回国的路费，催促他尽快回国。

1924年7月下旬，周恩来从马赛登船启程回国，9月初抵达广州，很快便前往黄埔军校。11月，周恩来正式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以极大的热忱投入黄埔军校的工作。

周恩来：黄埔军校政治工作的核心领导人

周恩来，1898年生于江苏淮安。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11月，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在周恩来到任的时候，军校的政治部只是一个空架子。虽然这项工作对周恩来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但他井井有条而又富于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使政治部的面貌焕然一新，显露出引人注目的才华。

周恩来的做法如下：

第一，建立起政治部的正常工作秩序和工作制度。设立指导、编纂、秘书三股，从黄埔第一期学生中选调共产党员杨其纲、王逸常等分别担任各股主任;明确各股的任务，规定工作细则，制订对学生、官长、士兵的各种调查表;出版报刊《士兵之友》，每日油印发给学生和士兵。

第二，加强对军校学生的政治教育。突出地对学生进行两方面的教育：一是为什么要革命？是为了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和贪官污吏;二是军民关系，要救国卫民，严守纪律。每周组织两次对学生的政治讲演，举行政治讨论和政治问答。

第三，指导新成立的军校教导团的政治工作。选派第一期毕业生中的共产党员蒋先云、许继慎等到各连担任党代表。规定了士兵的政治训练计划。在对学生继续进行政治教育的同时，担负起对教导团士兵进行政治训练的任务。

第四，指导建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当时，广州除黄埔军校外还有粤军讲武学校、桂军军官学校、滇军军官学校、军用飞机学校等军事学校。成立这个联合会的目的，是广泛地联合这些军事学校中已毕业和未毕业的青年军人。1925年2月1日，联合会举行成立大会，黄埔军校学生集体加入成为会员。入会的除上述几个军事学校的学员外，还有一些海军和大元帅铁甲车队的官兵。联合会以蒋先云为负责人，出版机关刊物《中国军人》。到4月间，会员已发展到2000多人。

经过这样一番整顿，黄埔军校政治部的工作很快步入正轨，出现了新的气象。当时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指导股主任的王逸常回忆说：“从此以后，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周恩来同志每日除了用少量时间浏览我们为他准备的报纸剪辑、工作日记，批阅来往函件外，大量的时间都花在找人谈话和抓工作落实上。他思考事物周密，处理问题敏捷，原则性和灵活性掌握适度。他经办的事没有不水到渠成的。”在这段时间内，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发展到43人，军校的党支部由周恩来代表广东区委直接领导。

1925年初，陈炯明在北洋军阀支持下自称救粤军总司令，准备进犯广州。广州革命政府遂于1925年1月15日发表《东征宣言》，决定出兵讨伐陈炯明。黄埔军校学生编为校军，参加了此次战役。周恩来作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自然也随军东征。

第一次东征战役最终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当时很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黄埔校军这支组建不久、训练时间很短、人数不多的新军，却能够出人意料地屡摧强敌，建立赫赫战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支军队是以革命精神武装起来的，士气高，纪律严明，并能够得到民众的帮助。这自然与周恩来主持下的黄埔军校政治工作密不可分。

东征前，对行军作战中的一整套政治工作制度的建立，周恩来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一是周密地部署了战时政治工作制度，对党代表的职责、政治工作宣传队的工作等做了详细的安排。他还亲自对部队、对民众进行演讲、动员。在东征军出发之日，政治部印发《敬告士兵同志们》的传单。各团、营、连都设有党代表，其中不少是由共产党人担任，负责行军和作战时的政治工作。

二是要求军队保持严明的纪律。黄埔校军一律颈系红巾，军服整齐。军校政治部提出：不蛮横无理拉夫役，需要向群众征派挑夫、向导时，由政治部统一办理，每5公里路程给4毫酬金。购物都用现金支付，决不赊欠短少。宿营不住民房，只住庙宇祠堂。部队所需的稻草、米、菜等物资，由政治部安排。部队离开时，须把驻地打扫干净，稻草捆好，借物归还。政治部还发布《告百粤父老兄弟姊妹》书，宣布：“有违反我们所宣告的行为者，请不必客气，具实向我们的官长报告，定必依法惩办。”广东人民历来受尽了横行不法的军队（包括打着国民党旗号的滇、桂等军）的欺压和蹂躏，对军队早已谈虎色变。黄埔校军的森严军纪，使人耳目一新。当时的《商报》在3月27日有一篇报道说：“军行所至不扰民间一草一木，老妪妇孺，喜而挤观。鸡犬不惊，商市安堵。入夜无公家空房，则扎篷营露宿。东江人民父老，谓民国以来仅此次所见，乃是真正革命军，真正卫国保民之革命军。”

三是向民众展开政治宣传。东征出发前，周恩来先从军校第二期学生中挑选出能讲广州话、客家话、潮州话者约20人，组成武装宣传队。在东征军到达前，宣传队先往沿途村镇到处演讲，张贴红绿标语，散发传单，教村里的小孩们唱“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国民革命歌》，向村民宣传东征的目的和意义。政治部还准备了告敌军士兵的传单，由飞机在敌阵地上空散发。这样的战地宣传工作，是过去的中国军队中所没有的。当东征军攻占东莞、海丰等县后，政治部又在当地召开有上千人参加的各界联欢大会，周恩来亲自出席并发表演说。他在东莞的演讲中说：“此次军校出发，是为人民解除痛苦而来，但全恃本校军队，力量太小，若无人民援助，仍不足负重大责任。故本校极希望东莞人民通力合作，以促革命成功。”各地民众在协助军队运输、充当向导并刺探敌情等方面都做了不少工作，有力地配合了东征战事的发展。

四是加强民众的组织工作。黄埔校军所到之处，帮助当地民众建立工会、农民协会、学生会、教职员联合会等组织，以此来组织和发动群众。周恩来在东莞的演讲中说：“本校希望东莞同胞者约有三事：（一）为革命军向人民宣传解释，使之了解人民与革命軍之关系;（二）实行民治，县长民选;（三）各界团体宜有强固之组织。”他特别重视民众组织的问题，说“人民如有强固之组织，则军队不敢横行，请各界注意此点”。东征军占领海丰后，任命军校学生李劳工（共产党员）为后方办事处主任，吴振民为海丰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长兼教官，将武器发给海丰农民自卫军，并恢复了被解散两年多的海丰农会。

在这次东征中，黄埔校军的政治工作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像这样有着良好的政治教育和宣传工作的军队，在中国历史上还不曾有过。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军队政治工作方面所进行的最早的尝试，并且取得巨大的成功，对后来人民军队的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而周恩来在领导军队政治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富有创造性而又周密干练的才能，在国共两党内、特别是黄埔师生中受到广泛的尊敬和推重。

茅延桢：安徽才子 黄埔精英

茅延桢，1897年出生于安徽寿县正阳关一个中医世家，1914年随父迁至颍上县定居。192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夏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毕业。1923年夏，根据党组织的安排，茅延桢来到上海从事党的工作，是上海早期的53名党员之一。

1924年春，党组织决定派遣茅延桢前往广州参加黄埔军校的组建工作。茅延桢到达广州后，得到廖仲恺的赏识。廖仲恺认为他年轻而有魄力，便把他推荐到孙中山身边工作。工作一段时间后，聪颖活泼的茅延桢受到孙中山的赞赏，称他为安徽的小才子，随后委任他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队第二队队长、军事教官，并给他颁发了委任状。

茅延桢在黄埔军校工作勤奋，思想活跃。他领导的二队有120多名学员，这些学员的学习、训练、生活等都由茅延桢负责安排。茅延桢全身心地投入教学训练，精心细致、一丝不苟。为了确保军事训练的质量，他像学生一样站在队列里接受苏联顾问的训练，不叫苦不叫累，不摆架子，认真聆听苏联顾问讲解纲要，掌握要领后，再回到队里教授学生。他带领学生进行军事训练，摸爬滚打，样样亲自示范。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学员们的军事素质提高很快。

茅延桢同时还是中共黄埔特别支部领导下的学生队党小组组长，白天忙于军训，夜晚开展党团活动，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他向学员们讲解国内外形势，组织他们阅读进步刊物。还向学员们讲述自己对革命的亲身体会，用自己的经历去感化教育学员，提高大家的思想觉悟。

茅延桢待学员平易近人，与同事相处谦逊有礼，深得学员和同事们的喜爱。在他的带领下，二队的思想活动最为活跃，许多学生深受他的思想影响和启发，积极向党靠拢。为此，茅延桢与学员张隐韬、李奇中、赵楠等共产党员建立了归属中共黄埔特别支部领导的“C.P”小组，并积极发展党员。在二队100多人的队伍里，半年内就有20多人参加了共产党，其中包括著名烈士许继慎、曹渊等人。“C.P”小组还经常秘密开会，交流对形势的看法，把打倒列强、打倒军阀、完成国民革命视为当前紧迫的任务。为了壮大革命力量，茅延桢多次给家里写信，鼓励家乡进步青年来广州报考黄埔军校。在他的号召下，陈道生、唐家保等5名颍上青年考入黄埔军校学习。

黄埔军校建校之时，经费极为困难，枪支极为缺乏，学员们只好以棍代枪艰苦训练。当时，苏联为了支援中国革命，先后用海轮运来几批枪支弹药。1924年7月，茅延桢奉命到虎门去卸运一批枪支弹药。这是一项重要且需严格保密的任务，因为在当时运送的路途上，有反动军阀设置的关卡，所以行动必须机密谨慎。茅延桢决定把这些枪支弹药装在箱子里，然后在上面盖上木头，伪装成普通的货物。在他的带领下，队员们历经艰难险阻，从虎门将武器顺利运送到黄埔军校，圆满完成任务。这为解决军事训练的武器问题，以及日后新军装备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

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1924年10月14日，茅延桢带领二队参加了讨伐广州商团暴乱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茅延桢率领的学生军士气高涨，作战英勇，最终取得了胜利。在庆功大会上，孙中山亲自向茅延桢颁发了嘉奖令。

1925年2月1日第一次东征开始后，作为东征军右翼军总指挥部中校参谋、代参谋处长（后任代理参谋长），茅延桢直接参与和决策了黄埔校军作战计划的制定。在整场战役中，他不但发挥了优秀的指挥才能，而且亲自上阵参与作战。在战斗间隙，他还坚持写日记，对牺牲的战友进行追悼缅怀，对战斗经验进行及时总结，写下了厚厚的手稿《东征战记》。

6月，茅延桢率部回师广州，参加了平定滇、桂军阀叛乱的战斗。

8月，茅延桢主动请缨，前往河南郑州对军阀部队进行策反工作，不料遭到反革命分子的暗算，牺牲时年仅28岁。广州国民政府得此噩耗，即电河南督军，要求缉拿凶手，并唁电家属表示哀悼。后茅家将烈士骨骸运回寿县正阳关五里铺安葬。

1945年4月党的七大召开前夕，中共中央组织部编印“烈士英名录”，茅延桢被光荣载入史册。

郭俊：黄埔学员心中的好教官

郭俊，生于1897年，湖北安陆县城关人。1922年，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前夕，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被分配到湖北驻军第一混成旅，与共产党员李之龙联络，进行革命活动。

1924年1月，黄埔军校筹建，郭俊受党组织委派奔赴广州，参加创办工作并担任第三队第一区队长。为了适应当时迅猛发展的革命斗争形势需要，军校把学制缩短为半年，修订了各项典、范、令，开设了战术、兵器、筑城、地形和交通通信五大教程，对学生进行艰苦而又紧张的教育训练。郭俊勤勤恳恳、忠于职守，热情地向学生传授军事技术、宣传革命道理。他对学员们说：“要早日建立起我们革命的军队，就要求我们刻苦学习，尽快地学会军事技术。”他还经常把党创办的《向导》周报拿给思想觉悟较高的学员们看，增强他们学习和革命的自觉性。在郭俊的影响下，学员们懂得了刻苦学习军事技术的重大意义，任务再重、训练再苦都不害怕、不退避。他们高唱黄埔军校校歌：“怒潮澎湃，红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情绪高昂地进行军训。

在训练中，郭俊对学员要求非常严格，但从不打骂和轻易处罚他们。一次列队出操时，有个学员迟到了，按照纪律应受到处罚。可当郭俊弄清了这个学员是因发烧拉肚子而来晚了的情况后，非但没有批评他，反而还当众表扬了这个学员带病坚持训练的精神。

郭俊喜欢和学员们促膝谈心，善于运用富于哲理的话语启发学员，没有一点官架子，学员们都愿意和他接近。在郭俊的熏陶下，他所辖区队的很多学员被培养成出类拔萃的人物，不少人在后来回忆起郭俊时仍念念不忘。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阎揆要回忆说：“在黄埔军校时，学员对区队长郭俊很满意，很拥护，我当过他的传令兵。他带兵很有办法。”

郭俊在黄埔军校还担负着秘密开展党的工作的任务。当时，由于校内国民党右派的阻挠和限制，开展党的活动非常困难。他便利用课余、夜间、野外散步等各种机会，秘密进行党的活动。有时，郭俊也利用星期天休息的时间，组织党小组成员前往广州东皋大道的礼堂听取党内的各种报告。

1924年10月，广州发生了商团叛乱事件。商团武装公然开枪打死、打伤参加庆祝“双十节”游行示威的群众百余人，广州顿时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危急关头，孙中山动员黄埔学生军投入战斗。郭俊受命带着所属区队学员，与黄埔军校另两队学员组成中央革命委员会卫队，协同工团军、农民自卫军等部包围西关商团据点，进行夜战火攻，迫使其缴械投降。在这场战斗中，郭俊率领的军校学生军沉着勇敢，无一伤亡，胜利返校。

此后，黄埔军校内革命势力与反动势力的斗争日益尖锐起来，集中反映在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针锋相对的斗争上面。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郭俊和青年军人联合会中的共产党员团结国民党左派，用演讲和漫画等多种形式，揭露“孙文主义学会”骨干分子王柏龄及其同伙打击共产党人、破坏国共合作、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的种种罪行，使王柏龄丑态毕露，威风扫地。

1925年2月1日，第一次东征开始，郭俊担任由黄埔学生组成的校军第一教导团第三营第七连连长。在行军中，他认真执行周恩来“组织官兵向人民群众进行政治宣传”的指示，沿路开展“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为拯救东江人民而战”的宣传工作，所到之处不拉夫、不筹饷、不住民房、公平买卖。一次，郭俊所在连的官兵到一座村庄扎营时，烧了农户家的柴。当时主人不在家，郭俊亲自留下一张纸条说明情况，连同柴款一并压在桌子上。

部队向淡水挺进时，郭俊的连担负尖兵任务，发现敌洪兆麟部在淡水城内部署了一个旅的兵力，为其主力集结进攻广州做准备。郭俊立即向团部报告。2月25日拂晓，黄埔校军向淡水城发起进攻。激战至正午，第一教导团首先攻入城内，经过一场巷战，歼灭了全部敌军。不久，敌人后续部队出动万余兵力疯狂反扑。郭俊奉命率全连担负右翼掩护指挥所的任务，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当时敌军数倍于我，情势十分危急。在此紧要关头，周恩来派陈赓率部支援，经过一番激战，终于挡住了进攻淡水城的敌军。接着，第一教导团迅速组织部队，向城外敌军发动反攻。时近黄昏，敌人把黄埔校军误认为是从城里溃逃出来的自己人，未予阻击。黄埔校军趁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端起刺刀冲杀，敌人顿时慌乱无措，纷纷败退。黄埔校军乘胜追击，杀得敌人狼狈逃窜、溃不成军，并迅速控制了整个潮汕地区，名声大振。

不久，陈炯明主力5万余众反攻潮汕，郭俊率七连奋勇迎击。战斗中，郭俊发挥共产党员的英雄模范作用，身先士卒，奋不顾身，虽身负重伤仍坚持战斗，最后被击中胸部，倒在血泊中。战斗结束后，战友们找到他时，他已奄奄一息。

10月上旬，广东国民政府发动第二次东征时，郭俊伤愈归队，任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一营营长。在攻打惠州的战斗中，郭俊所在的一师为总预备队。经过反复变换战术，主攻部队终于打开缺口。郭俊随即率部入城，同敌人展开巷战，经过30个小时的浴血奋战，号称“南国第一天险”的惠州为国民革命军所占领。

在战斗中，郭俊发现一营副营长侯镜如革命性强，作战勇敢，便对他重点培養。部队攻克惠州之后，郭俊和周恩来一起在惠州西湖关帝庙秘密介绍侯镜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后，郭俊被提升为三团党代表。他率部由平山、白云进入海丰时，突遭七八千敌军的袭击。在遭遇战中，郭俊率第三团奋勇抵抗，部队伤亡很大。他毫不动摇，果断动员后备力量全力投入战斗，以侦察队从右侧冲锋，抄敌后路，特务连正面增援，第三营向敌人密集的郑家桥冲锋。敌腹背受击，终被击溃。三团以少胜多，胜利地结束了海丰战斗。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为了保证10万北伐大军的各项军需需要，于6月30日成立了兵站总监部，郭俊被委任为第一兵站少将站监，主管第一军的兵运、兵器、粮秣、被服、军饷、医疗等各项后勤工作。7月9日，北伐军正式出师后，兵站随大军北上。郭俊兢兢业业，千方百计保证各项军需供给。1927年1月29日，在攻打游埠的战斗中，郭俊不幸腹部中弹，因伤势过重，在转往衢州途中牺牲。

北伐军进攻浙江前，郭俊曾写信给家中言明抱负，他说：“这次打仗为扫除军阀解救民众，我不为官、不为财、不怕死，只为革命拼死战。”郭俊言行一致，以身殉职，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品质和为革命献身的伟大精神。

（责任编辑：徐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