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地惊雷扫敌顽 英雄浩气贯长空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的地雷战（十）

□三土

本文第一～九部分介绍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地雷战历史、地雷制造技术、特殊品种的地雷、地雷战战术、战例、地雷战英模及对地雷战的评价，第十部分呈现地雷战的曲折经历——

曲折篇

世间万物发展，总是呈现波浪式前进的整体趋势，难免有暂时的挫折、停顿甚至倒退，地雷战的开展同样如此。在使用地雷的过程中，广大军民既创造了新的方式方法，也获得了许多经验教训。特别在初期和成长阶段，因为对地雷的危险性认识不够，思想麻痹，经验不足，只凭一股对敌斗争的热情，或是急于炸中敌人立功，各种事故和误炸误伤一度层出不穷，影响了群众对爆炸运动的信心，各根据地都或多或少经历过这样的曲折。广大军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认清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依靠实践和群众智慧来纠正偏差，在挫折中奋起前行，通过技术上的彻底改进和提高，战术上增强组织性与计划性，且与其他斗争形式密切配合，使地雷战得以顺利向高级阶段演进，并最终走向成熟。

地雷生产、储运、保管等方面的改进

爆炸运动兴起之初，各地纷纷大办雷厂，但普遍缺乏原料、技术和管理经验，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浪费现象比较普遍，难以适应长期抗战的要求。由于缺乏高级炸药，地雷大多只能装填自制的黑火药，因原料不纯或加工粗糙，往往爆炸力过小，或是发火迟缓，难以起到理想的杀伤作用。以晋察冀根据地为例，蠡县三区耿庄民兵曾埋设一颗地雷，怕人踏响，上面专门盖些柴草，但看守不严，一位过路老太太看到柴草，就想坐在上面休息，结果触响地雷，幸因威力小，仅把老太太震倒，并未受伤。

综合来看，单个大号、特号地雷的实际使用效果并不如多个小型地雷。如图中这对地雷的质量至少在10kg以上，长途携行十分不便

两名民兵抬着一组地雷前行

平北抗日战争纪念馆还原的制造地雷场景，但不够准确，因为组装、密封工序现场不允许有明火火源存在

起初，对雷体大小、装药量、杀伤力和便携性的平衡点难以把握，考虑到黑火药药力小，就简单地提高药量，结果地雷越造越大，加上思想上好大喜功，总希望一次就给敌人以严重杀伤，不顾客观条件限制，专门制造大号、特大号地雷，最大的单个重达60～70斤，虽然爆炸后确实能把炸中的敌人炸得粉碎，但给敌方造成的损失和负担还不如多炸伤几名，大部分破片、药力都白白浪费，而且携行笨重，实际效果并不理想。浪费的另一个原因是缺少成本核算的概念，特别是对价格较高、需要外购的废铁和硫、硝等原料，使用时不能精打细算，保管时不加注意，日常损耗和“扫荡”时被敌发现损失很大。此外，地雷厂特别是小厂数量增加后，生产、储存的管理工作跟不上，常发生事故，造成人员、财产损失。有一次，阜平县地雷厂失火，炸毁房屋数间，伤残数人及驴1头，1个雷壳飞出近30m，落入相邻的群众家中，砸透屋顶并砸破一口大锅。1943年5月，雁北地雷制造所在组装地雷时，因为穿过雷嘴固定引信的木钉过长，用木榔头楔紧时不慎挤燃引信导致炸响，引起旁边装好的地雷及火药连环爆炸，史尚文等4名装配工人当场牺牲，在一段时间内影响到全厂的生产积极性。唐延杰继任晋察冀军区武装部长后，迅速着手解决地雷生产的安全和成本问题，进一步审查了地雷储存、管理等各项规定和安全措施，要求落实“随生产、随搬运”以及专人分工、专室储藏、严禁地雷厂紧邻群众住房等具体制度，并专门召开军工生产会议，要求改黑火药为“朱迪生”黄色炸药，提高威力，缩小雷壳体积，减少用铁，并做出制造石雷药包等一系列安排。经过整改后，缺乏条件的小雷厂被关停合并，保留的厂也进行了分工协作，炸药、引信由专门厂生产，一般厂只生产雷壳，再送至第三厂进行装填，引信在使用之前才装上，大大减少了事故的发生。后来晋察冀《边区人民武装组织章程暂行草案》规定，由各分区设制造所，负责制造雷壳、炸药、引信木塞等工作，各县设装配修理所，设3～5名工人，专门负责组装成品地雷。地雷本身经过改进之后，平均制造成本只有最初的1/3，以前民兵出动，一组2～3颗地雷需要2人抬着走，改进后小杀伤雷1人就可以带10颗，穿壕越沟，来去自如，原先的1个爆炸组可分成2组或更多开展活动，爆炸运动的质效有了突飞猛进的提升。晋察冀根据地还编印有《民兵战术》《战例汇选》等，专门刊载真实战例、战斗要领，各地民兵争相学习效仿，产生连锁效应，对群众性爆炸运动开展作用很大。

解决地雷使用时的误炸问题

地雷战初期，各地特别是各村、区之间存在单纯防御思想，群众也没有认识到地雷的威力，埋雷时缺乏组织计划性，存在随意乱埋的情况，缺少记录和互相间的联系，加之埋后没有标识，未设专人看守，经常误炸自己人和牲畜，而且这种情况一度非常严重。如大泽山根据地1943年统计，地雷杀伤敌人与误伤我军民的数量达到了1∶1。平北军分区龙赤县县委书记杨林曾对此批评道:“（地雷战）炸敌人寥寥无几，炸自己层出不穷。”1944年第150期《前线报》曾刊登署名“王宴”的文章《怎样避免误伤自己》，总结得更加深刻：“……有9个雷响了的（内有石雷1个），伤亡敌伪投34名，炸死洋马3匹、狼狗1条，另外响了12个雷（内有石雷1个，外加爆炸雷管1个），却俱误伤了自己，伤亡24名，炸死骡子3头。由上面的数字对比来看，它给敌伪投的打击与威胁是不小的，但误伤自己的数字亦很大。若长此下去不纠正，特别到大‘扫荡’时，会有一个巨大的不可想象的损失。这样，爆炸运动没有造成对敌人的有力打击，反而作茧自缚，造成了对自己的严重伤害，这是何等严重的问题啊！……”

整改后，炸药、引信由专门厂生产，一般厂只生产雷壳，再送至第三厂进行装填

地雷引信改为在使用之前再安装，大大减少了事故的发生

过多的误伤，易引发群众的不满，造成干群对立，并给敌人以挑拨离间的机会。在大泽山区地雷战初期，敌人威胁要对敢于埋雷的村庄大肆烧杀，群众也觉得埋雷容易误伤自己，于是有村干部到区上要求不能埋雷，西楼村甚至前脚在公路上埋雷，后脚就有人去报告敌人，结果一次未能炸中。定南县黄家庄民兵在路上埋瓷雷，一名妇女路过时以为是瓷罐子，拾起时被炸伤一只眼。敌人抓住这一机会，向黄家庄强行索要100元，送到那名妇女家去“慰问”，又造谣说“八路专门炸老百姓”。蠡县四区潘家营村在路上埋设地雷，天亮后未起出，也无人看守，被志坚村一孕妇踏响，结果母子双亡，造成两村间的纠纷，志坚村又到潘家营村口埋雷作为报复，后来经区里调解方才解决。此外，某些村庄到处乱埋地雷，又不能有效看守，导致我主力和地方部队在夜间行动时，也容易遇到障碍与危险。有些部队即便熟悉道路，也必须找向导，但有时碰上甲村民兵不知乙村地雷埋在何处的情况，仍无法带路，这样就影响了部队行军转移的速度。如1942年1月间，为配合主力24团进攻博野大营，蠡县42区队一部担任警戒任务，在通过五区途中踏上地雷，1名参谋被炸伤，24团与县游击队则因一次误炸伤亡5、6人之多。特别是通信及侦察人员，对此最感威胁与不便，1943年2月间，八路军某部骑兵团1名排长在深夜赴唐县西大洋村附近侦察时，由于事先未联系，误踏民兵埋设的地雷而身负重伤。

各地针对这些经验教训，从思想、组织、安全等各方面，努力进行改进。如前面提到的蠡县，专门做出规定，即若敌情无变化，在根据地中心地区，平时不埋设地雷，若确需要埋设，必须有人看守，并通知邻村，各村均留一个秘密道口，不设地雷，以便军民通行，同时注意加强岗哨、值班以及各村间的联络工作。需要埋设地雷的村庄，也是在每天太阳落山后，民兵以鸣锣、敲鼓、生火或“土广播”为号，提醒群众不能出门，爆破组则按预定计划，在村庄周围和进村路口埋设地雷。道路距离村庄约2里地外，便设民兵看守，遇有夜间需要行动的干部或群众，经接洽核实无误后，才能由民兵带领由特定路线进入。第二天清晨，民兵们再起出地雷，并通知全村，群众即可以正常活动。采取这样的办法后，地雷误伤情况就大大减少，也不再束缚己方行动。此外，加强民兵爆炸手的组织，在不脱产、不吃公粮的前提下，形成三层分级模式：以联防区为范围，或以围困的敌据点为中心，由各行政村抽出一定数量符合条件的民兵组成，称为基干队，根据上级安排统一或轮流出击；以行政村为单位，由各自然村抽人组成，称为爆炸队，下分侦察、射击、爆炸等组，平时训练，战时出动；以自然村为单位，以民兵骨干为核心，组成若干爆炸组，在统一指挥下，活动于村内村外，埋设地雷、保卫村庄。加强民兵和群众的保密教育，包括地雷制造技术与产量，地雷埋设方式、雷阵组织的具体办法及安全措施、识别暗号等等，一切与地雷战相关的情报都要求严格保守秘密。

安设地雷后，部队、民兵行动以及群众转移，必须按照事先规定的路线进行

晋察冀边区民兵在村口埋雷，后面有专人负责警戒，防止泄密或误伤人畜

海阳县武委会特意在1944年冬召集各区会议，专题讨论误伤问题，并做出以下规定：“根据地内依险要地带，划定固定性的雷区（四至要分明，一般每区2～5个），边沿斗争区划封锁线；多用活雷，实行飞行爆炸，武器要掌握在好的民兵（基本群众）手里，反对盲目地平均分配武器，好的村子可以多发，埋地雷要派专人看守并严格保守军事秘密；加强通讯联络工作，联防与联防、村与村的主要负责人要经常互相主动联系，并规定简明的联络记号；村中老幼要有躲避危险的方法，一旦有情况应先藏于洞内，万一有情况需要冲到别的地方再回来或者突围时，要先找村中之负责人了解情况，有计划有组织地走，乱跑一通最容易遭到危险；平时可把雷窝挖妥、伪装好，假若需要埋雷的话，也不要接弦，特别是晚上。除对敌情十分有把握外，一般不接弦。……要派有军事常识的人专门负责，一旦有了情况，保证接上雷弦，若敌情消除而地雷未炸时，仍负责及时将雷弦解开；进行社会性的普通军事教育及提高民兵的爆炸技术。”

以海阳县赵疃、文山后、小滩3个“爆炸模范村”为例，在1945年5～6月日寇对海莱地区进行“扫荡”期间，文山后村误伤民兵4名，炸死群众2名、伤群众3名，误伤自己与毙伤敌伪数量为5∶102，占比约为5%；赵疃村误伤民兵2名、群众3名，小滩村误伤群众4名，误伤自己与毙伤敌伪数量均为4∶90左右。误伤的主要原因是“扫荡”初期，民兵村团部的威信尚未很好建立，群众不听民兵指挥，加之转移进出混乱而引起的，随着村团部威信很快提高，误伤的情况就逐步减少，在反“扫荡”的最后10天内，没有发生1起误伤。究其原因，首先是实现一元化领导。3个村都组建了战时指挥部，村支部为统一领导核心，村团部为统一指挥核心，领导全村投入战斗。以赵疃村为例，村团长、指导员指挥民兵作战，民兵队长负责放哨、通讯联络，村长带领群众转移，并解决民兵战时生活问题，各救会长与副指导员负责组织生产，青妇小队在做好后方勤务同时，积极配合民兵作战。全体干部在战斗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及时解决民兵家中生产、衣服鞋袜缝补、伙食供应、弹药供给等实际问题，振奋民兵作战情绪，保持旺盛战斗意志。其次是民兵爆炸作战与群众转移组织相结合。民兵提前做好警戒与侦察工作，敌人从哪里来，都能够及时发觉并掌握情况，不致惊慌失措；敌人曾3次企图包围赵疃村，都被民兵岗哨发觉，及时组织转移，在群众中很快建立起了村团部的指挥威信；3个村的民兵昼夜无休，来回护送回家生产或搬运东西的群众，所有误伤民兵均是紧急情况下为掩护群众而触雷，赵疃村民兵赵祥增在负责看守地雷时，群众因紧急敌情转移蜂拥而至，即以牺牲个人的精神，趴在地雷上面，掩护群众安全通过。第三是埋设与排除相结合。爆炸组内每名组员埋设地雷情况，要求全组都知道，各组埋雷情况，小队长以上干部全盘掌握，即使有人牺牲，别人也能够将未炸地雷全部起出。固定地雷一般设在敌人走而民兵、群众不走的地方，飞行爆炸动作要求迅速，雷弦一般等群众转移、敌人前来时才挂上，敌人走后，先经民兵搜索、确定安全后，群众才能返回。

所有这些改进措施，关键是突出了爆炸运动的群众性，保护了群众的切身利益。同样在大泽山区，当较为系统的地雷战作战体系建立起来后，初期的被动局面也得到彻底扭转，不仅民兵杀敌效率提高，群众的埋雷积极性也空前高涨，连商人都开始埋雷炸敌人。45岁的农民赵金光，经常帮助村上挖雷坑，自己当民兵的儿子连续3、4天没有战果，他就主动问儿子：“人家都响了，你怎么不响呢？”许多老年人和妇女都要求把地雷埋在自家门口，说：“比锁还管用。”各根据地基本上都经过类似的一番曲折反复，才真正把地雷战变成群众性的运动。

纠正地雷在使用战术上的不正确倾向

为尽量避免误伤，一般要求临战前才将雷弦接上，即“不见鬼子不挂弦”（电影《地雷战》画面）

提前埋好的地雷即使没有挂弦，也需要用篮子等在野外比较显眼的物体遮盖，一方面是防止日晒雨淋，另一方面是提醒相关人等注意避让（电影《地雷战》画面）

电影《地雷战》里的这一镜头中，最容易让人忽略的一个动作，就是在挂弦之后，要特意将旁边的一缕植物拔掉，其实这是事先约定的一种识别暗记

谁埋的雷由谁负责记录，同时负责检查战果及战后排除，这是保障雷手自身安全和避免误伤群众最重要的要求（电影《地雷战》画面）

首先是思想上轻视地雷等民兵武器的倾向。特别是战争初期，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一些地方的干部和民兵思想上出现了畏缩逃跑情绪，片面地依赖主力和地方部队，而忽略了群众性游击战争，具体表现就是“重大枪轻地雷”，地雷战一度停滞。有些地方地雷只限于山区和少数民兵使用，技术战术上长期不进步，群众爆炸运动没有全面开展起来。在肃清思想后，通过干部带头带动，党政军民齐动手，正面坚持与敌后爆炸相结合，积极顽强主动打击敌人，重新让地雷战焕发生机，使敌人瞻前顾后、到处挨打，从而被迫减少或停止进攻，各地的局面得以迅速改观。其次是使用上的“甩手掌柜”倾向。只顾埋雷而不管结果如何，是否爆炸、杀伤效果均不过问，在封锁敌人的同时也封锁了自己，还使得一些地雷受潮损毁或被人挖走，造成无谓损耗。1946年8月刊出的《胶东军区武装部参谋会议关于八年抗日战争中民兵战术的总结》中，着重批评了这种所谓“报销主义”：“不管敌人活动规律，只管将地雷埋在敌据点附近，是否能炸中敌人即不管，同时把飞行爆炸只看作是到据点埋雷，敌人扫荡时仍是把地雷预先设好，敌人不经过雷区就无办法，结果常是打了自己。……”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主要是加强对民兵特别是民兵干部的教育训练，做好埋雷前后的组织谋划，不断总结提高爆炸战术，同时及时奖励表扬先进，将个人的发奖记功、地雷等军火的补给与战果挂钩，促进地雷战战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再次是战术上将地雷战孤立使用的倾向。一些地方的干部和民兵思想上存在自满情绪，战术上偏于保守，只会单一、机械地使用，而不能将埋地雷与钻地道、上高房、打冷枪等各种战法灵活结合，起不到取长补短、相互配合的作用，给敌人造成各个击破的机会。如1942年5月27日发生的定县“北疃惨案”，之所以会造成群众、民兵近千人遇难，除七地委七分区未按事前战斗部署进行支援之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北疃村内没有广泛埋设地雷，地道口又缺乏地雷和射击孔掩护，加之外村群众大量涌入北疃地道，因缺乏组织产生拥挤混乱，游击队和民兵无法行动，地道失去了战斗作用，导致敌人在汉奸指引下，可以从容地将地道破坏，并向地道内施放毒气。而后来的地道战、村落战中，均重视了地道构筑时本身的隐蔽与防护，特别是通过地道内外广设拉、触、挂等多种形式的地雷，结合打冷枪、投掷手榴弹等方式，给予立体式掩护，就再没有类似的惨剧发生。（待续）

加强平时训练和制度执行，是避免事故和误伤最有效的方法（电影《地雷战》画面）

挂上和拆除雷弦，是埋设地雷时最危险的工作，绝大部分意外都是发生在这两个环节（电影《地雷战》画面）

“北疃惨案”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地道缺少地雷等保护手段，又因拥挤失去了战斗功能，使得敌人能够从容挖开地道并施放毒气，导致重大人员伤亡（电影《地道战》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