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自由化与劳动收入分配研究

李宗省

（天津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87）

一、引言

学术界关于收入不平等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大卫·李嘉图在其论著《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中曾经提出，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将会因为土地价格的不断提高而导致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斯蒂格利茨也在其研究中将收入不平等问题列为重要研究议题，由此将学术界的目光再一次聚焦到收入不平衡问题上。从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现状看，收入分配差距问题较为复杂，且不同地域经济发展差异会直接造成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目前，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收入结构呈现金字塔型：高收入人群最少，中等收入人群次之，低收入人群最多。在具体研究中，主要是以H-O模型及S-S定理作为理论基础，贸易自由化规模的扩大增加了一国的充裕要素，对提高国民收入具有重要意义，而贸易自由化规模的缩小则会导致国民收入下降。一些学者认为，高技能劳动是发达国家发展生产的丰富资源，而在发展中国家高技能劳动则是稀缺资源。以此理论为基础进行分析，在国际贸易自由化影响下欧美等发达国家居民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扩大，而发展中国家居民收入差距将逐渐缩小。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也是影响居民收入的重要因素，贸易自由化发展会让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结合上述理论分析，笔者结合中国国情，对贸易自由化发展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展开研究。

二、理论发展状况与整体理论框架

（一）贸易自由化对劳动收入分配影响的研究状况

学术界关于贸易与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研究最初是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展开的。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又以H-O理论模型和S-S定理为基础，这两种理论都适用于因行业或部门差距而产生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研究。现实中，许多国家收入差距往往发生在同一产业、同一部门之间。在S-S定理应用中，发达国家中高技术工人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会不断拉大，但发展中国家高技术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会逐渐缩小，这一理论与许多实证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偏差。

20世纪70年代后，世界范围内逐渐形成了全新的分工体系，许多产业贸易实现了长远发展。在这一时期，诸多理论研究体系都以不完全竞争及规模经济作为主要研究方向。规模经济的发展让各行业大厂商成本进一步降低，从而影响到各行业员工的收入。基于古诺寡头模型研究，发现进口贸易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各行业中的低技能水平人群的工资收入。在贸易自由化发展中，以外包为基础对国际贸易发展与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进行研究，外包行业作为许多进口企业的中间产品，发达国家在不断发展扩张中逐步将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本国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同时将本国各方面资源逐步向高技术密集型产业聚拢，进一步增加了本国企业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外包行业的不断发展，促使全社会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到生产要素上，生产要素开始在不同行业、企业之间流动。美国在漫长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一直将非技能生产活动外包认定为对世界上众多低劳动力成本国家进口竞争的基本反映。如果生产与非生产之间工人的实际替代性较强，那么贸易自由化发展中外包的发展会让工人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扩大。反之，如果两者之间的替代性相对较弱，那么甚至会导致行业内出现大范围失业现象。以S-S定理作为理论基础进行研究，发达国家借助外包形式，将国内低技术密度、高耗能与高污染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直接降低了发达国家对基础技能工人的需求，而对科技型人才的需求则大大增加，由此使得高技术人才的收入相比基础技能工人的收入更高。

（二）贸易自由化对中国收入分配影响的理论框架

从目前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看，贸易在优化社会劳动收入分配中所起到的作用、影响极为复杂。为全面深入分析这个问题，需要将贸易自由化对中国收入分配的影响进行进一步细化，具体分析如下。

当前，贸易自由化发展对中国劳动收入分配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要素禀赋效应及空间效应联合实现的。其中，要素禀赋效应的影响为正向，即贸易自由化发展会使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从而实现社会劳动收入均等分配；空间效应的影响为负向，即贸易自由化发展会让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排除外部需求作用后，发现就当前中国整体状况而言，贸易自由化发展对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是负向的。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不同区域贸易政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让贸易自由化各方面要素均等化效应难以发挥出全部作用，致使贸易自由化发展中的中国居民收入呈现出非均等化现象。

经典理论假设能够成立至少需要两个保证条件：一个是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状态，另一个是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即不存在市场扭曲等情况。基于中国经济体制原因，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便重点实施区域偏向型贸易政策。此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国家政策的引导和工业化先行的方针，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一直在不断扩大。在存在内部扭曲的情况下，自由贸易发展并不是最佳选择，而随着内部扭曲的消除，自由贸易发展将成为最好的选择，进而对进一步改善社会劳动收入分配差距产生积极影响。

就空间效应而言，多域分析视角为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因为区域偏向型贸易政策的实施，直接让全社会的资金、人员呈现出东、中、西部三地区分流现象，致使中国内部出现空间多域。虽然整体上中国劳动力依然十分充沛，但就空间层面而言，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劳动力必然存在差异。此外，近些年来中国已经出现了大面积劳动力流动及迁徙，而因为工资刚性等方面的问题，让劳动力报酬差距问题借助劳动力流动而愈加凸显。

三、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现状及收入分配差距面临的问题

（一）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实现了飞速发展，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加入WTO后，对外贸易规模更是进一步扩大。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由改革开放初期的206.4亿美元增至2020年的4.6万亿美元。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世界经济发展出现疲软，中国对外贸易步伐放缓。许多国家为了更好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开始采取贸易保护主义，严重影响了自由贸易的发展。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各国对外贸易都受到较大影响。基于中国疫情防控措施得力，中国对外贸易总体实现逆势增长。2020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为32.16万亿元，比2019年增长1.9%；贸易顺差为3.7万亿元，比2019年增长27.4%。

（二）中国收入分配差距面临的问题

当前，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逐渐拉大，已经超出国际警戒线，许多问题亟待解决。

一是基尼系数不断升高，已经超过国际警戒线。基尼系数是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警戒系数在0～1之间，基尼系数越小表示收入分配越平均，基尼系数越大表示收入分配越不平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组织规定：若基尼系数低于0.2表示指数等级极低 (高度平均)；若基尼系数在0.2～0.29表示指数等级低 (比较平均)；若基尼系数在0.3～0.39表示指数等级中(相对合理)；若基尼系数在0.4～0.59表示指数等级高(差距较大)；若基尼系数在0.6以上表示指数等级极高(差距悬殊)。Wind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自2000年首次超过警戒线0.4以来，总体呈现出先攀升后稳定的态势。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至今，基尼系数从未低于0.46；2015—2017年，基尼系数由0.462升至0.467。

二是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且这种差距在继续扩大。针对这一情况，中国采取了诸多积极有效的措施，如取消农业税、实施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提高粮食销售价格等，以此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通过这一系列措施不断缩小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但从根本上分析，中国的二元结构并没有得到改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依然存在。

三是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根据2016年全国31省份GDP排名，西部地区GDP总量为156461.13万亿元，占到31省份GDP总量的20.32%；中部地区6省份GDP总量为159113.21万亿元，占到31省份GDP总量的20.67%；东部地区GDP总量为456044.16万亿元，占31省份GDP总量的59.26%，东部地区明显处于绝对领先地位。从居民收入差距看，2019年，东部地区排名第一的浙江省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9899元，而西部地区排名第一的四川省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4708，前者是后者的2.02倍。

四、贸易自由化发展对劳动收入分配影响的实证分析

通过研究发现，贸易自由化发展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较为复杂，且随着国家或地区差异其影响方式也不同。采用1997—2020年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其中贸易依存度的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世界经济增长率数据来自IMF。鉴于中国的统计数据主要是城乡两个主体，选取了前人研究推算得出的基尼数据作为研究数据。在模型分析中，为确保研究的真实性及数据的准确性，引入了D1、D2、D3和S4等四个政策虚拟变量，其中D1表示在国家贸易自由化刚开始推行的试点阶段；D2表示贸易自由化不断发展并向沿海口岸城市全面推进的阶段；D3表示贸易自由化全面纵深推进阶段，S4表示城市化改革发展、农业哺育工业的宏观战略阶段。

具体实证中，借鉴了Feenstra&Hanson的经验模型。在各方面假设条件不发生变化的大前提下，依据设定的分析框架建立以下回归方程。

其中，被解释变量GINIt表示基尼系数，OPENt表示中国在t期的对外贸易状况，Ywt表示在t期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增长率，Dit表示在国家贸易自由化发展进程中D1、D2、D3和S4等四个虚拟变量 （具体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Dependent Variable:GINI

由表1可知，区域偏向型政策虽然对整体结果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在将其纳入整体空间后所产生的影响相对较小。总体上看，实证检验结果与中国的基本国情及前文提出的观点基本吻合。

五、贸易自由化发展对劳动收入分配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进口环节

首先，产品进口环节包括两个部分，分别是中间产品进口及最终产品进口。其中最终产品进口往往会对国家同行业产生巨大冲击，进而大大压缩该行业相关产品生产规模，降低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而中间品进口在进入中国后，需要与中国自身的生产相结合，这一过程可以很好地吸纳社会各方面的劳动力，进而提高社会劳动收入份额。

其次，进口贸易存在技术溢出效应。高质量、高技术进口产品是中国迫切需要的，这些产品往往包含技术溢出效应，有利于推动中国技术发展和进步。同时，进口高质量、高技术产品可以提高对高技术人才的需求，进而提高高技术人才的收入。可以认为，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较大程度改变了国内高技术人才与低技术人才的劳动收入分配。

（二）出口环节

首先，产品出口环节存在一定的商品数量扩张效应。随着产品出口规模的扩大，企业对工人的需求也会增加，这有利于降低失业率，进而提高居民收入。此外，出口企业不断扩张，极大带动了同行业上下游相关企业的发展，有利于提高社会就业率，推进劳动收入分配合理化。

其次，出口贸易快速发展带来了负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显示，随着出口贸易的不断发展，商品的要素密度开始不断向资本偏移，虽然会对中国劳动收入分配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但由于资本的逐利性会促进同行业技术竞争，促进非出口企业模仿并学习出口企业的生产技术，包括与出口企业合作并利用出口企业的设备、器械进行生产。在此过程中，社会中占据主流的低技能劳动力极有可能会被排除在外，从而导致全社会范围内劳动收入全面降低。此外，各行业间的垂直溢出效应也会直接拉动行业上下游相关产业结构升级，并进一步对劳动的派生需求产生一系列影响，不断降低劳动的相对价值及实际使用量，从而对社会中的劳动收入分配产生不利冲击。

六、结束语

研究表明，造成劳动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地域的自然环境、区域的地理位置、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劳动力市场、社会体制、地方政策等方方面面。可以看到，贸易自由化不断发展与全社会劳动收入分配之间并不存在其他排他性因果关系。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中国收入分配不均的现状必将得到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