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勇
内容提要:《野草》之后,鲁迅实际上在某种层面上部分地扬弃了其早期所践行的19世纪的文学观念,而向中国传统与早期现代搜寻资源:其一是创造性转化了晚明顾炎武以降的“汉学/经学”书写传统,成就了其晚期杂文的写作;其二则是创造性转化了中国早期现代叙事传统,成就了晚期《故事新编》。这两种创造性转化路径的写作有一个共通的特点,那就是及物性,即一种追求鲜活生命之“敞开”的“文”之实践性。1930年代鲁迅既与自由派文人不同,又与左翼作家有着隐微的错位,个中原因恐皆源于此。并且也正是由于这两种创造性转化路径的写作才使得鲁迅成为了一个伟大而独特的“文”之实践者与行动者。
季剑青在《“早期现代中国”论述的谱系与可能性》①季剑青:《“早期现代中国”论述的谱系与可能性》,《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年第2期。一文中有一个洞见,他认为,从晚明至民初的“早期现代文学”本质上是一种消费型的文学,而以“五四”新文学为核心的“现代文学”则是一种生产型的文学,并且只有“现代文学”才能“把阅读和写作变成一种社会性的实践,作者和读者在此过程中转变成新的相互联结的主体”。他征引鲁迅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的一段话来印证这个论断:“十九世纪以后的文艺,和十八世纪以前的文艺大不相同。十八世纪的英国小说,它的目的就在供给太太小姐们的消遣,所讲的都是愉快风趣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