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俊宇
内容提要 个人信息权作为新兴权利,兼具有人格属性和财产属性,内涵与外延具有不确定性。在一元保护模式与二元保护模式尚未达成和解的前提下,可对个人信息保护的内容进行分类,运用霍菲尔德理论以“最小公分母”的类型统合个人信息的双重属性,平衡信息主体与信息处理者之间的内部关系,构建人格利益保护为中心的类型化保护模式。个人信息类型化保护模式须与个人信息合理使用制度相协调,导入合理使用的场景化理论,完善正当必要性原则,建立第三人监督制度,以达致个人信息安全与共享、个人信息保护与自由流通的动态衡平。
个人信息权作为一种新兴的权利,有着不确定的内涵与外延。学界对于个人信息权的属性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时至今日,未有定论。支持单独成权的学者主张,“个人信息与隐私信息有着明确的界限,实践中将个人信息作为权利保护并不存在障碍”[1]杨立新:《个人信息:法益抑或民事权利——对〈民法总则〉第111条规定的“个人信息”之解读》,《法学论坛》2018年第1期。。反对者则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111条将个人信息规定为受法律保护权,应构建“个人信息受保护权与国家保护义务框架”的个人信息权利保护模式[2]王锡锌:《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及展开》,《中国法学》2021年第1期。。实际上,“权利义务贯穿于法律现象逻辑联系的各个环节、法律一切部门以及法律运行的全过程”[3]张文显:《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