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的时空错位及影响因素分析

唐健雄， 何 庆， 刘雨婧

(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 长沙 410081)

自2014年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处于持续上升阶段.截至2019年底，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0.60%，地区生产总值突破99.08万亿元.在城镇化规模快速发展的同时，暴露出许多影响城镇化健康发展的问题和隐患，例如“冒进城镇化”、重外延轻内涵式的“不完全城镇化”“城市空心化”等诸多虚高增速现象.坚持推行城镇化是促进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必然趋势，城镇化健康发展也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诚然，长三角城市群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群，人口达到全国的16.2%，GDP为23.9%，接近全国的1/4，面对经济高速发展、人口如此庞大而面积不及全国4%的城市群，其城镇化质量与规模能否协调发展、城镇化水平如何、城镇化发展是否健康等一系列问题亟须回答.

城镇化质量与规模是测度城镇化发展水平的两个方面，对二者的研究必须基于对城镇化质量与规模内涵的界定[1].2001年，学者叶裕民首先对城镇化质量展开研究，认为城镇化质量主要包括城市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两个层面[2].朱洪祥等[3]基于三因子内涵，提出了动力、公平、质量、集约四因子内涵.2013年《中国城镇化质量报告》从本质内涵和构成要素两方面界定了城镇化质量的内涵.十九大报告指出新型城镇化要以人为核心，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高城镇化质量.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层级定义了城镇化质量的内涵，但尚未形成统一认知，而就城镇化规模的内涵则比较统一，常常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建成区面积占总面积的比重、二三产业产值占GDP 的比重等单一或综合指标来衡量[5-6].由于城镇化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要准确测度城镇化的质量相对困难[7].测度指标上，中国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最初从城市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两个层级入手，构建城镇化质量指标体系[2].郭叶波[8]基于城镇化质量的主要特征，从经济、社会、空间、人口、社会、城乡发展质量等六个二级指标来评价中国城镇化质量.研究内容上，侧重于城镇化质量评价及其时空演化[9-11]，同时也涉及城镇化质量内涵[12]、影响因素[13]和动力机制[14]的研究.研究尺度囊括了国家[15]、城市群[13]、省市县[7、16-17]等多尺度研究单元，基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五大发展理念[18]、突变理论[16]、产业视角[19]、经济-制度-社会[20]等视角，主要运用面板回归模型、综合指数法、熵值法和ESDA等研究方法对城镇化质量进行测度和分析.关于城镇化规模的研究聚焦于城镇化质量与规模二者关系上，主要运用象限图分类识别[21]、协调度模型[22-24]等方法来研究某一省域城镇化质量与规模二者协调类型、空间格局.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侧重于城镇化质量的单一主体研究，就城镇化质量与规模二者关系涉及较少，研究区域相对狭小且方法单一.新型城镇化是质量优先和规模适度的城镇化，单一主体的测度无法科学评估一个地区城镇化发展的真实水平，因此厘清城镇化质量与规模二者的关系是城镇化健康协调发展的关键.本文以长三角城市群“三省一市”26个城市为主要研究对象，基于2013年《中国城镇化质量报告》，从经济、社会、环境和城乡统筹等四个子系统构建了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采用标准差椭圆模型和空间重叠性，并引入空间错位指数模型从整体和局部揭示了2009—2019年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的空间分布错位现象，运用空间回归模型对其空间错位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以期为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健康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以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为研究对象，数据主要来源于2010—2020年各省(直辖市)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部分数据缺失，采用插值法补齐.根据2016年国家发改委提出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长三角城市群包括上海市，江苏省的南京、苏州、常州等9市，浙江省的杭州、嘉兴、宁波等8市以及安徽省的合肥、芜湖等8个城市.

1.2 研究方法

1.2.1 评价模型的构建 2013年《中国城镇化质量报告》明确提出[25]：城镇化质量是指在城镇化进程中与城镇化数量相对的反映城镇化优劣程度的综合概念，它是城镇化各组成要素的发展质量、协调程度和推进效率.基于城镇化质量的内涵，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既要客观反映城镇化质量的优劣程度，又能凸显城镇化质量的本质特征、基本内涵及主要内容.在参考上述《报告》中城镇化质量指标的基础上，结合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时代特征，借鉴近年来学者对城镇化质量的评估[1，7]，从经济社会生态+城乡统筹四个层面，遵循代表性、系统性及可获得性原则，采用复合指标法，选取30个指标，构建了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质量指标体系.城镇化规模表示城镇化数量的发展水平，学术界一般从人口、经济和土地面积三个方面来衡量，因此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第二、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建成区面积占总面积比重分别表征城镇化的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及土地规模[23](表1).城镇化质量与规模是测度城镇化发展水平的两个方面，故采用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的均值表示城镇化发展水平.参考宋宇宁等[1]对于城镇化进程的分类标准，将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水平划分为三种类型，分别为：高水平城镇化：0.5(UQ+US)>0.6；中等水平城镇化：0.3≤0.5(UQ+US)≤0.6；低等水平城镇化：0.5(UQ+US)<0.3.

表1 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质量与规模评价指标体系

运用极差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利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并采用线性加权综合法[26]测算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质量和规模指数：

(1)

(2)

式中，UQi、USi分别为i城镇化质量和城镇化规模指数，UQi、USi值越大，表明城镇化质量水平越高、城镇化规模越大；xij表示i省份第j项指标标准后的无量纲值；wj表示第j项指标的权重.

1.2.2 泰尔系数 基于城镇化质量和规模指数，运用泰尔系数[27]测算长三角城市群市域城镇化质量和规模的区域差异程度，公式为：

(3)

(4)

式中，T为泰尔系数，T值越大，表明区域间城镇化质量和规模的差异程度越高；n为城市数量；μ1、μ为长三角城市群指数城镇化质量指数均值和城镇化规模指数均值.

1.2.3 标准差椭圆模型和空间重叠性 标准差椭圆模型是一种反映评价要素空间分布的整体特征及演变过程的空间统计方法，主要通过中心、长轴、短轴、方位角等参数直观地表达要素空间分布的相对位置、离散程度以及发展趋势.本文引入此方法精确的描述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的整体空间分布演变特征.具体计算公式参考文献[28].

采用空间重叠性[29]考察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质量与规模二者的空间耦合态势.空间重叠性用重心间距离S表示，距离越近则重叠性越高，公式为：

S=d(HUQ，HUS)=

(5)

式中，S=0，说明二者重心重叠，表示城镇化质量与城镇化规模空间分布具有一致性；S>0，则说明二者重心不重叠，存在空间错位现象.

1.2.4 空间错位指数及贡献度 空间错位理论最初用于揭示城市空间重构背景下弱势群体居住和就业空间机会的差异.本文引入空间错位模型[30]，从微观层面探讨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质量与规模二者空间发展状态，计算方法为：

(6)

(7)

式中，SMIi为i市的空间错位指数；Ri为i市m年间的空间错位贡献度；UQi、USi的含义同式(1)和式(2)；UQ和US分别为该属性值研究单元总和.SMI绝对值大小反映城镇化质量与规模二者空间分异程度.SMI绝对值越小说明二者的同步性越高，越大表明二者的错位现象越显著.

1.2.5 空间回归模型 空间回归模型可以有效解决研究变量之间客观存在的空间关联，在考虑自变量和因变量空间相关性的基础上，改进一般线性回归模型(OLS)，使回归估计系数更加精确.空间回归模型通常分为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具体计算公式参考文献[31].

2 结果与分析

2.1 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整体动态变化

运用熵值法测算出长三角城市群2009—2019年城镇化各项指标权重，得出城镇化质量、规模、水平的指数值，并利用泰尔指数计算泰尔系数值，对整体城镇化动态变化进行分析.

图1 2009—2019年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指数变化趋势

从城镇化质量、规模和水平指数变化趋势来看，以2014年为时间节点，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14年以前，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属于“规模”驱动型，2014年以来，属于“质量”驱动型.这一现象恰好符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城镇化要健康有序发展、由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变的基本要求.具体来看：城镇化质量指数整体徘徊上升，变幅最大，2010年最低值0.32，2018年0.42为最高值，增幅高达31.25%；泰尔系数呈下降趋势，由2009年(0.054)下降到2018年(0.035)，至2019年(0.036)基本稳定在0.03左右，说明随时间维度变化，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质量提高显著，内部差异逐步缩小.城镇化规模指数呈“波浪式”变化，以2014年为节点，整体变化态势为“上升-下降”；泰尔系数2009—2014年徘徊波动，2015—2019年持续增涨，这意味着近年来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内部差异提升，城市规模结构不合理现象突显，可能源于城镇化发展转型过程中更加注重提高城镇化质量，对城镇化规模关注较少.城镇化水平指数研究期内增长趋势明显，其泰尔系数2017年以前徘徊在0.099左右，于2018年下降至0.09并趋于稳定.可以看出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发展模式虽有所调整，其发展水平依然在不断提高，2017年以来城市群内部差异缩小，发展更加协调，这与2017年国务院推进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撤县设市，提高城镇化质量和规模效益的战略不谋而合.

从城镇化水平类型看：研究期内高水平城镇化数量稳定，位于上海、南京两市，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水平的变化主要取决于中低水平城市数量的替变转移上.2009年以中低水平城镇化为主，涵盖江苏、浙江及安徽三省的24个城市，合计占比92.31%；2014年城镇化仍以中低水平为主，但中水平城镇化城市数量已经超过低水平城镇化，占比53.85%，增幅达27.27%；2019年中水平城镇化完全占据主导地位，远远超过高、低水平城镇化.显然，可以发现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水平在持续提高，且极化现象明显，中水平城市数量不断增长，成为该地区的中流砥柱.近年来长三角地区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带来了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大部分城市城镇化水平实现了从低到中等阶段转变，由于上海、南京作为近代及改革开放率先崛起的城市，其城镇化水平居于高位短期内难以被取代，形成了“两头小、中间大”的纺锤型结构.

2.2 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的空间分异特征

通过熵值法和线性加权综合法，测算出2009—2019年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城镇化质量和规模指数，文章以初始年份2009年分类标准为基准将二者各分为三类，城镇化质量包括高水平、中水平和低水平地区，城镇化规模包括小规模地区、中等规模地区和大规模地区，为直观地反映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质量、规模的区域差异，进一步利用ArcGIS 10.8对研究期内2009年、2014年及2019年城镇化质量与规模分类结果作空间可视化表达(图2).

表2 2009—2019年长三角城市群市域城镇化类型分布

图2 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质量与规模演进格局

总体来看，2009—2019年城镇化质量始终以中水平地区为主，高水平地区不断增加，低水平地区持续减少.2009年城镇化质量水平在空间分布上总体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发展态势.低水平地区有6个，主要分布在安徽省境内，包括安庆、滁州、池州、宣城等市.高水平地区位于南京、苏州、上海和杭州等4个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高、基础设施完善、区位优势明显是它们的显著特征.绝大多数城市属于中水平地区，呈“一体两翼”格局分布，“扬州常州池州绍兴台州等市”为一体，左翼为合肥、芜湖等市，南通市为右翼.2014年泰州市上升至中水平地区，低水平地区下降到5个，空间布局保持不变，常州、无锡两市从中水平地区转移至高水平地区，高水平地区增加到6个，增幅达50%，主要分布于“南京上海”沿线，将中水平地区切割成三个片区.2019年低水平地区下降至2个，降幅高达60%，全部分布在安徽省境内，可以发现安徽省城镇化质量提升显著，但低水平地区依然是其努力的方向，池州、滁州、盐城等3市由低水平地区上升至中水平地区，宁波、合肥则由中水平上升至高水平地区，高水平地区增至8个，占地区总量的30.77%.综合来看，随时间维度的变化，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质量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区域内部差异逐渐缩小，高水平地区已经成为辐射带动全域发展的主力.

城镇化规模在空间上始终保持“中部凸起”的分布格局，中等规模城市逐渐取代了小规模城市，成为区域主导的城镇化规模类型.2009年小规模城市13个，占比50%，居于主导地位，主要分布在区域的北部和南部，中等规模和大规模城市分别为11个、2个，合计占比50%，分布于区域的中部，形成以南京、上海为两大核心的城镇化规模辐射带.2014年绍兴、嘉兴、泰州、扬州、南通等5市由小规模城市转移至中等规模城市，中等规模城市增加到13个，取代小规模城市的主导地位，大规模城市由南京、上海两大核心成长为上海、苏州、无锡、南京、铜陵的倒“V”型结构.2019年中等规模城市11个，下降15.38%，依然占据主导位置，铜陵、马鞍山市成为小规模城市，二者均为因资源而兴的典型工业城市，2014年以来新型城镇化战略规划要求调整城镇化发展方向，进入以提升质量为主的转型发展新阶段，因此在提高城镇化质量的同时打破原有粗放的、集约化水平低、规模不合理的城市布局，使资源型城市城镇化规模有所放缓.大规模城市东西扩张，常州市取代铜陵市，形成南京至上海的带状布局.

从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类型分布可以看出，二者存在一定的空间错位.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质量与规模发生空间错位的城市以“小规模-中水平质量”为主，“中等规模-高水平质量”次之，均为规模滞后型错位.2009年“小规模-中水平质量”城市数量7个，占错位城市总数的77.78%，主要分布于浙江省境内的嘉兴、湖州、绍兴、金华和泰州等市，苏州、杭州两市属于“中等规模-高水平质量”错位.2014年“小规模-中水平质量”城市数量大幅下降，只有湖州、金华、泰州三市，铜陵市成为唯一一个“大规模-中水平质量”城市，常州取代苏州成为“中等规模-高水平质量”城市.2019年“小规模-中水平质量”城市8个，增幅达166.67%，新增城市为盐城、滁州、马鞍山、铜陵、池州等5市，合肥、宁波跻身“中等规模-高水平质量”城市.

3 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空间错位分析

运用ArcGIS Desktop空间统计工具得出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质量和规模标准差椭圆的基本参数，利用空间重叠性测算出2009—2019年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质量和规模重心二者的错位距离、错位走向(图3、表3).进一步采用ArcGIS 10.8对2009年、2014年和2019年城镇化质量和规模的标准差椭圆分布及重心移动轨迹进行可视化表达(图4).

图3 2009—2019年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质量与规模标准差椭圆长短轴变化

图4 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质量与规模标准差椭圆分布及重心迁移轨迹图

表3 2009—2019年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空间错位

从标准差椭圆分布形状来看(图3)，呈明显的东南西北走向.具体来看，2009—2014年，城镇化质量标准差椭圆分布范围呈收缩趋势，此阶段标准差椭圆面积由97 133 km2下降至96 317 km2，长轴由400.13 km延长为400.56 km，短轴由309.09 km缩短至306.16 km；城镇化规模标准差椭圆分布范围也呈收缩趋势，此阶段标准差椭圆面积由84 673 km2下降到83 951 km2，长轴由392.56 km下降至382.81 km，短轴则从274.64 km增长到279.24 km；这说明城镇化质量、规模在空间分布上均趋于集中，城镇化质量在南北方向上呈扩张态势，东西方向上呈集聚态势，城镇化规模则恰好相反.2015—2019年，城镇化质量标准差椭圆分布范围呈扩大趋势，此阶段标准差椭圆面积由96 376 km2增长至98 379 km2，同时长轴与短轴分别由400.71 km、306.24 km增长至403.07 km、310.77 km，这说明城镇化质量在南北和东西方向上均呈扩张态势，在空间分布上趋于分散.城镇化规模标准差椭圆分布范围呈收缩趋势，此阶段标准差椭圆面积由82 241 km2下降到78 543 km2，长短轴分别由379.56 km、275.89 km下降至372.92 km、268.17 km，意味着城镇化规模在南北和东西方向上呈集聚态势，空间溢出效应降低.

标准差椭圆模型和空间重叠性从宏观层面揭示了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的空间分布错位现象，但未能精确的描述和分析二者在市域层面上的错位强度与类型.因此，本文在宏观分析的基础上，引入空间错位模型，探索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的空间错位特征，并计算各城市空间错位指数及年均贡献率.借鉴包富华[32]等分类方法，依据各城市空间错位指数均值，将长三角城市群26市划分为六类区域：负向高错位区(SMI<-2)、负向中错位区(-2≤SMI<-0.2)和负向低错位区(-0.2≤SMI<0)，正向低错位区(0≤SMI<0.2)、正向中错位区(0.2≤SMI<2)和正向高错位区(SMI≥2)，并据此绘制相应点折图.

从错位程度看：整体上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质量与规模呈“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W”型，SMI绝对值由2009年的1.128提升到2019年的1.185，增长了5.05%，说明城镇化质量与规模错位程度加深.具体来看：2009—2014年，SMI绝对值持续下滑，降幅达7.39%，2014—2016年，SMI绝对值呈倒“V”型，2015年为最高值1.058，2016—2019年，SMI绝对值持续增长，增幅高达11.48%.可以发现2014年之前，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质量与规模差异逐步缩小，协调发展的趋势明显，2014年之后，二者错位程度不断加深，且速度很快.从市域来看(图5)，SMI绝对值高于整体水平的城市有9个，占比34.62%，分别为上海市、江苏省境内的南京、无锡市、浙江省的杭州市以及安徽省的铜陵、安庆、滁州、池州、宣城等城市.SMI绝对值低于整体水平的城市有17个，比重远远超过一半.由此可见，大多数城市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空间错位程度均低于长三角城市群整体水平，二者错位程度的加深可能是由部分城市引起的.

图5 2009—2019年长三角城市群市域SMI绝对值均值

从错位类型时空演变来看(图6)：整体上SMI值主要分布在0.2到2之间，其次为-2到-0.2之间，其他值域分布很少，说明长三角城市群市域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的空间错位类型以正向和负向中错位区为主.研究期内SMI值处于同一值域的城市有10个，占比38.46%，表明其空间错位类型保持不变，城镇化质量与规模发展相对协调.

图6 长三角城市群市域SMI值及错位类型演变

1) 从错位方向上看，2009年大多数城市以正向错位类型为主，覆盖16个城市，占比61.54%，主要分布于江苏省的常州、南通，浙江省的杭州、嘉兴、湖州和安徽省的安庆、滁州等地，其特征为该时期城镇化质量大幅度提升，但依然滞后于城镇化规模的发展，表现为质量滞后型城镇化.负向错位区布局分散，共有10个，主要集中分布在“上海、南京、无锡”和“合肥、芜湖、马鞍山”两片区，意味着城镇化质量高度发展，远远领先于城镇化规模的扩张.2014年，正向错位区城市数量增长，达18个，是负向错位区的2倍，其中常州、合肥、芜湖市由正向转为负向错位区，从负向转为正向错位区的只有1个，同时整体的分布区域没有太大的变化.2019年，错位方向上城市数量恢复到2009年，发生方向改变的城市有6个，占比23.08%，仍以正向转负向为主.

2) 从错位等级上看，2009—2019年，六种错位类型城市数量变幅很小，基本保持稳定，以正向和负向中错位区为主，占比持续增加，分别为65.38%、69.23%和73.08%.低错位区数量分别为4个、5个、3个，高错位区为5个、4个、4个，可以发现错位等级两极化现象明显.正向中错位区由2009年集中分布在“常州—南通—盐城—扬州—湖州—绍兴—金华”等地到2019年分布在“湖州—绍兴—金华—舟山—泰州”及“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两个部分，其他类型的错位区均呈分散布局.等级转移上，为“梯次”转移，其中由高等级向低等级转移与低等级向高等级转移的城市均有4个，其他城市保持不变.

3) 从年均错位贡献度来看，上海、南京、滁州、池州等城市空间错位贡献度较高，宁波、舟山、泰州等城市错位贡献度较低.其中，空间错位贡献度最高的城市为上海市，高达15.78%，其次为南京、滁州、池州、无锡、铜陵、安庆等城市，空间错位度均在6%以上，泰州市最低仅为0.48%.错位贡献度最高的9个省份，年均空间错位贡献度高达68.37%.由此发现，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的空间错位现象主要由小部分城市的不匹配造成的，因此协调和统筹这些城市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的匹配成为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发展的关键.

4 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的空间错位的影响因素分析

城镇化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城镇化质量与规模作为这一现象的两个方面，在现实状态下，二者往往存在明显的空间错位，很难实现真正的协调发展.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的空间错位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本文在梳理已有研究[33-36]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二者空间错位状况，城镇化质量和规模发展不一致是内部影响因素，因此选取人均GDP、每万居民拥有公共交通车辆、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支出比表征城镇化质量，人口城镇化率、土地城镇化率表征城镇化规模，由于城市发展除受内部因素影响外，考虑中国城市发展的现状，政府对城市的规划与发展有重大影响，于是引入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表征政府宏观调控能力.表4给出了OLS和SLM模型估计结果，空间依赖性检验结果表明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空间错位指数存在着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因此用空间回归模型优于OLS回归模型.LM检验的结果表明，空间误差项的对应统计量(Robust LM-Error)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未能通过假设检验.与空间误差模型相比，宜采用空间滞后模型.

表4 模型估计结果

续表4

从城镇化质量角度看，模型中人均GDP和每万居民拥有公共交通车辆均与空间错位指数呈显著的负相关，从系数看人均GDP对空间错位指数作用强度更大.人均GDP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公共交通车辆体现基础设施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已经逐渐完成了从粗放到集约的迭代发展，粗放式盲目扩张给城市发展带来了诸多问题和挑战，因此完成迭代的城市更加注重规模与质量的平衡发展.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极大的加强了区域内部的联系，提高了人流、物流、信息流的自由度，为城市向外扩张和内部集约发展提供了桥梁，本质上促进了城市质量与规模的协调发展.城市发展绝不是单纯的GDP增长，新型城镇化要求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无论是城市空间规模的扩大，还是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环境改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完善都必须以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为基础.因此一般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空间错位程度越低.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和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支出比重对空间错位指数具有不显著的正向影响，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表现为地区的生态环境状况，是城市发展的软实力，能够吸引以信息、生态和智能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发展，可以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通过升级传统产业和催生新型服务业，提高城市土地集约化程度，助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及经济高质量发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城镇化规模缩小而质量提高的局面.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支出比是衡量城乡统筹的关键指标，城市与乡村是互为支撑的两个主体，城乡发展差距扩大致使大批农民进城，给城市服务、医疗、卫生、教育等带来巨大压力，间接的削弱了城镇化发展质量，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提出极大的缩小了城乡差距，也是目前未对城镇化空间错位造成重大影响的主要原因.

从城镇化规模角度看，人口城镇化率和土地城镇化率与空间错位指数均呈显著正相关，土地城镇化率系数0.34明显大于人口城镇化率系数0.04，表明相比于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对空间错位指数的贡献更大.人口城镇化是人口向城市集聚过程，是一种隐性变化，它不仅表现为人口的空间迁移，为其提供服务的相关产业、医疗教育和基础设施等一系列的配套产品亟须建立，城区可承载人口有限，人口大量集聚必然要向外围扩展，城市的空间规模不断增大，而为其提供配套服务的相关设施难以匹配到位，居民的生活质量下降，可能会出现城镇规模扩大而质量滞后的局面.而土地城镇化是一种显性变化，通过空间错位贡献度可以看出，长三角城市群部分城市规模与质量的严重偏离引起区域整体不协调，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盲目扩大城市范围，试图通过土地开发带动城市发展，片面追求大马路、新城区、开发区等，建成区人口密度偏低，建设用地粗放低效等问题日益凸显.此类城市要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实施城市功能错位发展战略，形成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才能保障城镇化健康协调发展.

从政府宏观调控能力角度看，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与空间错位指数呈显著负相关，系数为-0.03，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与空间错位指数关系不显著.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只能代表政府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对城市发展做整体调控，而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表明政府在城市发展中切实的投入，更能够代表政府宏观调控能力.考虑中国实际情况，政府在城市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城市的规划和治理起重要作用.可以看出，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系数相对较小，这意味着理想状态下，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对城镇化发展起到协调作用，弥补市场在调配资源方面的不足，一旦超过了界限，反而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导致城市发展错位.

5 结论

1) 研究时段内，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质量显著提高，内部差异逐步缩小；城镇化规模先增后降，近年来区域内部差异扩大，规模结构不合理现象有所突显；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发展趋于协调，其变化主要取决于中低水平城镇化数量的替变转移上.

2) 城镇化质量和规模演变格局：2009—2019年城镇化质量始终以中水平地区为主，高水平地区不断增加，低水平地区持续减少.随时间维度的变化，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质量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区域内部差异逐渐缩小，高水平地区已经成为辐射带动全域发展的主力.城镇化规模在空间上始终保持“中部凸起”的分布格局，中等规模城市逐渐取代了小规模城市，成为区域主导的城镇化规模类型.

3) 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空间错位：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质量与规模存在明显的空间错位，其错位距离呈波动性增长的上升态势，而错位走向始终为西南-东北走向.整体上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的空间错位程度呈“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W”型，大多数城市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空间错位程度均低于长三角城市群整体水平，空间错位类型以正向和负向中错位区为主，且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的空间错位现象主要由小部分城市的不匹配造成的.

4) 空间错位的影响因素：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的空间错位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人均GDP、每万居民拥有公共交通车辆、人口城镇化率、土地城镇化率和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对空间错位指数有显著影响，其中人均GDP和土地城镇化率对空间错位指数贡献最大，其他影响因素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