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致命”的年轻人

赵菀滢

当地时间7月22日，美国艾奥瓦州的警官在马库克塔洞穴州立公园的一个露营帐篷内，发现三具尸体倒在血泊中。

经证实，三名受害者是施密特夫妇和他们6岁的女儿，均死于枪击。凶手的尸体也在约一英里外的公园内被找到。艾奥瓦州公共安全部当日确认，凶手是23岁的安东尼·奥兰多·谢尔文，他在犯下罪行后选择了自尽。但调查人员认为，受害者与凶手之间并无明显联系，杀人动机尚不明确。

这起枪击案，为美国近期爆发式出现的流血事件，又添了一笔。

今年5月在纽约州水牛城，一家超市内外发生的枪击事件，造成10人死亡。凶手年仅18岁，作案时身穿军用迷彩装，手持合法购买的AR-15步枪，并使用一个头盔摄像机进行网络直播。

同月，在得克萨斯州乌瓦尔德的一所小学发生的枪击事件，造成19名儿童和2名教师死亡，凶手同样刚满18岁—他的“成年礼”同样是一把AR-15半自动步枪，他在枪击小学前还重伤了自己的外婆。

7月4日美国独立日，在伊利诺伊州海兰帕克市（Highland Park）发生的屋顶伏击案，造成大街上7人死亡，嫌犯是21岁的高中肄业生。他在当地有名望的父亲，于2019年为儿子获得枪支许可证做了担保，尽管据说他的儿子曾试图用砍刀自杀，而且在其威胁要“杀死所有人”后家人也曾报警。

除美国外，枪击案在犯罪率低的国家，也不时出现。7月3日，丹麦哥本哈根的商场内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导致3人死亡，这是丹麦7年来最严重的暴力事件。同样在枪支犯罪率方面垫底的日本，7月8日上演了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的骇人命案。

与前两年相比，带有“暴力”“枪击”等字眼的新闻报道，正在取代“疫情”“封城”。更令人不安的是，这些罪犯的年龄通常都在15—25岁—一个被执法官员和犯罪学家视作“年轻人的危险十字路口”的年龄段。《纽约时报》指出，这个时期的青年，正处于个人成长和社会压力交织的阵痛期，这可能导致他们趋向使用暴力，甚至制造大规模流血事件。

犯罪回温

在全球范围内，凶杀案仍然高度集中在5个国家。根据巴西Igarapé研究所监测的数据，巴西、尼日利亚、墨西哥、印度和美国的凶杀案数量，占全球总量的1/3；案件量排名前十的国家，几乎囊括了全球凶杀案总量的一半。

尽管疫情中的居家令、封城等措施暂时遏制住了犯罪率，但在众多国家选择“躺平”开放后，暴力事件也再次“回春”。

在南美國家哥伦比亚今年3月的国会选举期间，选举观察团统计了581起针对政治、社会和社区领袖的暴力行为，发现数量比上一个选举周期（2018年）高出了109%。这个竞选周期，是哥伦比亚过去12年中最血腥的时期。

中美洲“谋杀之都”萨尔瓦多的总统纳伊布克尔，曾于2021年1月27日在推特上宣布，该国达成一项重大成就—连续48小时没有杀人事件的报告。但在今年3月26日，萨尔瓦多的警察在24小时内报告了62起凶杀案。萨尔瓦多不得不进入为期30天的紧急状态，以应对不断恶化的社会治安。

后疫情时代的暴力反弹，还蔓延到了世界其他地区。

2022年1月至3月，南非至少有6083人被杀害。与去年同期相比，受害者数量上升了22%，犯罪率上升了9.3%。令人震惊的是，儿童和妇女被杀的案例分别激增了37.2%和70.5%，同时还发生了近1.1万起强奸案。

7月4日美国独立日，在伊利诺伊州海兰帕克市发生的屋顶伏击案，造成大街上7人死亡，嫌犯是21岁的高中肄业生。他在当地有名望的父亲，于2019年为儿子获得枪支许可证做了担保。

瑞典国家预防犯罪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则发现，瑞典是自2000年以来致命枪击事件大幅增加的唯一欧洲国家。在不到十年里，曾是欧洲枪支暴力发生率最低国家之一的瑞典，跃升为了最高之一。

彭博社指出，治安是一个世界难题。在欠发达地区，帮派暴力和毒品贩运的普遍，导致流血事件层出不穷。而在发达经济体中，没有任何国家的枪支暴力能和美国“媲美”。根据《华盛顿邮报》的统计，今年头7个月，美国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即除枪手外造成4人及以上伤亡的事件）平均每周至少发生4起，并且还在持续升温中。

2021年，美国境内发生了近700起此类事件，比2020年的611起和2019年的417起有所上升。今年截至7月4日，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343人死亡，另有1391人受伤。

“每天早上起来，我都不得不去看那些数字，看新闻，读到那些故事，这很可怕。这实在是太疯狂了。”宾州费城的市长吉姆·肯尼，在看到费城凶杀案创下33年来的最高纪录后悲哀道，“这里的情况比战场还糟糕。”

致命“年轻人”

暴力事件在增长，杀手也越来越年轻。

自2018年以来，美国发生的最致命的9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中，有6起是由21岁或年龄更小的人所为。例如2021年，密歇根州一名15岁的少年被控屠杀4名同学。

但在2000年之前，这些事件的作俑者通常是20—40岁的中青年。

在1949—2017年有案底的30起最致命的大规模枪击案中，仅有2起涉及21岁以下的枪手：一起发生在1999年，两名青少年在科伦拜恩高中屠杀13人；另一起是2012年，一名20岁的年轻人在康涅狄格州纽顿市的桑迪胡克小学杀害27人，其中大部分是儿童，也包括枪手的母亲南希·兰扎。

哈姆林大学是明尼苏达州历史最悠久的高等学府，该校犯罪学和刑事司法的副教授吉利安·彼得森表示：“当涉及大规模枪手时，我们看到两个群体：一种是40多岁的人在工作场所犯案，另一种则是非常大的年轻人群体（18—21岁），他们似乎陷入了一种杀人的社会传染病中。”

为什么年轻人更有可能参与大规模暴力事件？目前并没有一个最直接的解释。

费城天普大学心理学和神经科学教授劳伦斯·斯坦伯格指出，从生理的角度来看，青春期的大脑仍在发育，大脑中导致冲动行为和情绪敏感的部分，与调节这种冲动行为的部分，出现了“巨大的不匹配”，因此也更容易出现冲动行为。

在2005年的罗珀诉西蒙斯案中，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处决被判犯有谋杀罪的少年”是违宪的，并推翻了25个州的死刑法规。当时大法官们给出的判决理由，便提到了这个生理发育“缺陷”，因而认为需要给未成年罪犯改过自新的机会。

青春期的冲动是动因，但在逐案审查时不难发现，冲动背后往往还有更深层次的诱因，将年轻人拽入犯罪的深渊。

在水牛城枪手的案例中，18岁的凶手佩顿·詹德隆（Payton Gendron）将枪口瞄准了黑人群体，企图给在网上培养他的種族主义者社群留下深刻印象。在乌瓦尔德校园枪击案的案例中，18岁的枪手萨尔瓦多·拉莫斯（Salvador Ramos）是一名高中辍学生，他常年在网络上恐吓女生、散布暴力信息，但所有人都权当是个笑话，无人在意他。

“当涉及大规模枪手时，我们看到两个群体：一种是40多岁的人在工作场所犯案，另一种则是非常大的年轻人群体（18—21岁），他们似乎陷入了一种杀人的社会传染病中。”

研究大规模枪击事件的伊利诺伊州诺克斯学院心理学教授弗兰克·麦克安德鲁分析称，他所研究的案例里，几乎所有年轻杀手的动机都是需要证明自己。“这些感觉自己是失败者的年轻人有一种压倒性的动力，要向所有人证明他们不在底层。”

何谓底层？在剑桥词典中，它被定义为“在社会中地位最低、钱财最少的社会阶层”。在社科学家看来，他们通常缺乏教育，做着底层工作，甚至是失业。而这部分人口也与犯罪学家眼中的“危险”人群不谋而合。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2021年的研究结果表明，失业率的增加是导致疫情期间枪支暴力和凶杀案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长期以来，社会经济劣势和收入不平等均与暴力有直接关系，而疫情造成的经济萎缩可能增加暴力风险。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2021年的数据，在G20国家的青年失业率中，犯罪率激增的南非排在第一位，青年失业率约为64%。

南非统计局6月1日的报告显示，在2022年第一季度，南非15—24岁年轻毕业生的失业率从40.3%下降到32.6%，但25—34岁的毕业生的失业率增加了6.9%，达到22.4%。当地普遍存在的情况是，无论是否受过教育，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面临失业。

G20国家中，青年失业率排名第二的，则是拉丁美洲凶杀案最多的国家—巴西，其青年失业率高达32%。

在“毕业即失业”的当下，经济压力带来的心理健康危机，也成了压垮年轻人的最后一根稻草。2022年1月，麦肯锡的一系列调查和访谈发现，Z世代（1995—2009年出生的一代人）对生活前景感到最为消极，心理健康水平远低于前一代人。美国儿科学会2019年发布的报告也曾指出，美国青年存在“破坏性”的心理健康危机，“心理健康障碍已经超过了生理问题”，成为青少年中最常见的问题。

尽管大规模枪击案的肇事者是年轻人中一个极端的少数群体，但《纽约时报》的分析认为，这也体现了一个在年轻一代中扩散的心理趋势—他们被孤独、绝望和网络上的暴力内容所淹没。

何时禁枪？

“枪支暴力已经把美国的日常场所变成了杀戮场。”7月11日，拜登在白宫庆祝《两党安全社区法》成功落地的活动上，邀请了近期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受害者及家属。

这项法案是美国国会自1994年以来首次通过的重要控枪法案，但拜登在庆祝会上承认，这还远远没有达到他的目标—禁止突击步枪，或至少将购枪的最低年龄从18岁提高到21岁。

与“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同理，没有枪支，也就不会出现大规模枪击案。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大规模枪击案都是一个边缘事件，凶手的个人情况、心理因素等都是无法规避的风险。但数据不骗人，来自10个国家的130项研究的证据表明，在大部分国家，同时实施限制多种枪支的法律，可以从根源上降低枪击案发生的概率。

1987年，一名英国枪手杀死16人后，英国禁止了凶手所使用的半自动武器。现在，英国是发达国家中枪击案相关死亡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在澳大利亚，1996年的一场枪击案造成35人死亡后，澳政府马上展开强制性枪支“回购”，从而大大降低了大规模枪击案的发生率。2002年的德国、2019年的新西兰和2021年的挪威，皆是如此。

2022年1月，麦肯锡的一系列调查和访谈发现，Z世代（1995—2009年出生的一代人）对生活前景感到最为消极，心理健康水平远低于前一代人。

但美国还在拒绝显著收紧枪支管制，持枪权拥护者还声称：“禁枪是对枪手发出的公开邀请函：来我们这儿作案吧，保证不会被持枪群众当场击毙。”

2016年，一篇发表在《柳叶刀》上的《美国的枪支立法和枪支死亡率：一项横断面的国家级研究》下结论称，联邦政府只需要实施三项法律，就能大幅降低全国的枪支死亡率：对购买枪支进行普遍的背景调查，这可以将全国枪支死亡人数从每10万人中的10.3人减少到4.46人；对购买弹药进行背景调查，这可以将死亡率降低到每10万人中有1.99人死亡；通过微型印章或弹道指纹来识别枪支，这可以将死亡率降低到每10万人中有1.81人。

但即使是三项看似基础的立法，在美国也寸步难行。不仅如此，今年6月23日联邦最高法院更裁定，纽约州“限制在公共场合隐蔽携带手枪”的法令违宪。这一裁决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高法院“对持枪权最大的扩展”之一。

而在发生过多起校园枪击案的得州，过去的两届立法会议也放宽了枪支管制。2021年9月1日，得州通过了一项新的法律，允许符合法律规定的人在得州的公共场所携带手枪，且无需携带许可证。该法案的提案人、共和党籍得州参议员查尔斯·施韦特纳认为，这是一个关于提高自卫能力的简单法案，“相信将改善个人和整个社会的安全”。

今年5月乌瓦尔德小学的枪击案发生后，得州众议院7月中旬关于该事件的详细报告，归咎于应对袭击的每个执法机构：当地警察失误，更有经验的机构未能采取行动。调查报告称，当天有近400名地方、州和联邦执法人员在现场，其中包括91名州警—但没有人主动领导应对行动。

“更多的枪支并不能阻止犯罪。”《科学美国人》宣称，每年倒在枪口前的美国儿童，比车祸中丧生的儿童还多；一年中死于枪击的儿童，也比执勤的警察和现役军人中的牺牲者还要多。“就像疫情一样，枪支是一种公共卫生危机。但在这一点上，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辜负了我们的孩子。”

精神疾病和极端思想会“致命”，但不受管束的枪支，会放大这种负面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