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魏武定五年张显珍造一佛二菩萨像赏析

刘光博

（阳信县博物馆，山东 阳信 251800）

阳信县博物馆收藏有一尊珍贵的石雕造像（图1），为国家二级文物。该石雕造像是1967年县辖曹家庄民众捐赠给县文化馆保存，后转交阳信县博物馆收藏。关于该石造像，常叙政、刘少伯先生曾在《考古》杂志1985年第11期做过简单介绍。

图1 东魏武定五年张显珍造一佛二菩萨像

1 张显珍造一佛二菩萨石像介绍

石造像以汉白玉雕就，上尖下方，为一佛二菩萨像，身后有舟形大背光（顶部微残）。造像通高83厘米，宽42厘米。主佛高37厘米，磨光肉髻（微残），面清癯，削肩，身着褒衣博带式袈裟，内着僧衹支，束结飘带外垂，手施无畏及与愿印，头微前倾，双目下视，赤足立于圆形覆莲台上。佛两侧各立胁侍菩萨一尊，面方圆，含微笑，头戴莲瓣形宝冠，裸胸，披巾，巾带至腹部穿一环相交下垂绕向身后，腰围多褶长裙。左侧胁侍菩萨手提净瓶，右侧菩萨一手举持莲蕾，一手垂提香袋，均双足跣露，端立于主尊两侧伸出的化生莲蕾台上。佛与菩萨均采用浮雕、高浮雕、阴线相结合的雕刻手法，衣纹细密华丽，衣角下摆宽大重叠，层次多变，披巾在身两侧成锯齿状，雕刻技巧精湛，形象生动。

造像座为长方形台座，台座长42厘米、宽23厘米、高16厘米。其三面刻有铭文，正面镌刻发愿文：“大魏武定五年，岁次丁卯八月乙丑朔十四日戊寅，创（沧）州乐陵郡厌次县张显珍敬造玉石像一区（躯），其功既就，上为亡父母、师僧父母、过去父母、未来父母、七世先亡、现存眷属、居家大小，又为皇帝陛下、群僚百官、州郡令长、法界众生，普同斯福。清信士佛弟子张显珍所愿如是。”两侧分刻有17位供养人姓名，多以张姓信士为主。根据发愿文可知此石像为厌次县张显珍等人出资于东魏武定五年（547）雕刻的。

自东魏孝静帝天平元年（534）始，厌次县、阳信县同属沧州乐陵郡。因受到渤海长期海侵影响，此时阳信县治所已迁至云城（今阳信老城区西北部），而厌次县治所在马岭城（今惠民县何坊乡王里洼），两地毗邻。北齐文宣帝天保七年（556），省并厌次县入阳信县，为了治理方便，阳信治所也再由云城迁至马岭城，两地关联密切。张显珍造像文献记载始见于民国十五年（1926）重修《阳信县志》本（图2），其卷一《舆地志》“古迹”条载：“魏张显珍造玉石像在曹家庄西药王庙内，座上刻云：‘大魏武定五年……’按沧作创、躯作区，未知所本。”该处药王庙历史沿革已不可考，此像或为民国之前发现后移入曹家庄西药王庙保存。

图2 民国十五年（1926）重修《阳信县志》本

2 南北朝时期阳信所在黄河三角洲地区佛教的发展

山东地区的佛教传播始于东汉末年。东晋时期，京兆高僧竺僧朗在前秦皇始元年（351）“于泰山西北金舆谷昆仑山别作精舍，内外屋宇数十余区，闻名而造者百有余人”。竺僧朗所创建的朗公寺为史料记载中山东地区最早的一所寺院，对山东地区佛教以泰山为中心传播产生重要影响。南北朝时，中国进入了多民族政权并立的阶段，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而此时阳信所在的山东北部黄河三角洲腹地地区处于南北政权的交接地带，在南北文化交流中有重要作用。长时间的战乱及频繁的朝代更迭，民生维艰，为佛教教义的传播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加之南北朝统治者大多崇信和推广佛教，一时山东地区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东部的佛教中心，佛教发展成鼎沸之势。近年来，以青州为中心的山东北部地区包括博兴、广饶、诸城、青州、济南等地相继出土大量南北朝时期佛造像（图3），正是此时该地区佛教兴盛发展的佐证。

图3 黄河三角洲佛教寺院、造像出土点示意图

阳信地处山东北部的黄河三角洲腹地中心地带，南北朝时正是南北对峙政权的核心交接地带，时风之下，阳信地区的佛教信仰亦是风靡。近年来，在今天阳信所在的滨州地区就有阳信、无棣、惠民、博兴、邹平等地相继发现了大量的南北朝时期佛教遗迹。位于阳信县流坡镇前菅村西500米处的县级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单位德安寺（亦称“菅家寺”）即是建于此时（据载建于北齐武平中期，约573年前后），是阳信地区有文献记载历史最悠久的寺庙。在阳信周边尤其以博兴地区出土佛像最为丰富，博兴位于山东北部，地处泰沂山脉北麓、黄河下游南岸，该地区佛寺遗址众多，以龙华寺最具代表性，对周边地区影响广泛，是滨州地区佛教发展的中心位置所在。

龙华寺遗址就出土有南北朝时阳信县人出资供养的佛造像，如现藏博兴县博物馆的冯贰郎造观世音像（图4），光背的背面上刻铭文曰：“大魏太昌元年（532）十一月十四日，清信士阳信县人冯贰郎为父母造观世音像一躯，并及居家眷属，现世安稳，无诸患苦，常与佛会，愿同斯富。”即该造像为东魏时阳信县人冯贰郎出资制作，供奉于博兴龙华寺。同为博兴龙华寺遗址出土的还有北魏太和十四年（490）阳信县人范天□造像、北魏正始四年（507）阳信县人张铁武造多宝像、北魏孝昌二年（526）乐陵郡阳信县法义六十余人造弥勒像（残存石座），足见博兴地区佛教的兴盛对阳信地区佛教信众的影响。

图4 东魏太昌元年冯贰郎造观世音像（博兴县博物馆藏）

除上述之外，近年在阳信周边其他县市亦出土有多尊阳信县人出资供养的佛造像。如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藏有东魏武定八年（550）张池奴造弥勒像一躯，台座上发愿文曰：“大魏武定八年四月庚辰朔八月丁亥，青州乐陵郡阳信县张池奴为七世师僧、父母，敬造弥勒像一躯，愿一切众生，普同此福。”据传其于20世纪末出土于青州地区，为北周武帝“灭佛”的遗物。滨州市惠民县（北齐时为阳信县辖域）沙河杨村出土的北齐天保七年（556）造思惟像，铭文曰：“大齐天保七年……乐陵郡阳信县□□□，敬造太子思惟像一躯……”河北沧州博物馆馆藏北齐天保八年（557）半跏思惟菩萨石雕像，发愿文曰：“大齐天保八年……沧州乐陵郡阳信县马子□寺比丘僧庆敬造供养。”从以上列举可知，南北朝时阳信地区的佛教信仰之盛行，不乏出资造像供养者。

3 张显珍造像的来源及产地分析

阳信及周边地区地处平原地带，并没有良好的石材用来雕刻佛像，张显珍造像所用汉白玉石材并非当地所产，应为外地运来石料。根据该造像台座的铭文中有“敬造玉石像一躯”，可知其当为曲阳系统的造像。河北曲阳地区盛产汉白玉石料，其石像雕刻历史悠久，可追溯到西汉时期，河北省满城县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汉白玉石俑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曲阳石雕，至东魏、北齐时尤为盛行。曲阳石佛像发愿文中常将当地出产的汉白玉雕刻的佛像称为“玉像”“玉石像”。由此可知，张显珍造一佛二菩萨白石像或雕刻于曲阳地区。无独有偶，惠民县沙河杨村曾出土十件小型汉白玉石雕像，大多是来源于定州地区的成品造像流通至山东地区。其中一件北齐武平五年（574）造像残座上铭“僧人道安等……造定州白石像一躯”，更是直接标明了石佛像的产地，此时的惠民县即为乐陵郡阳信县的管辖范围。或是从曲阳地区运来石料，在当地雕凿而成。《北齐书》载《阳休之传》中记：“魏孝昌中……是时葛荣寇乱，河北流民多凑青部。”大量河北人口移民到山东地区，其中当不乏曲阳石雕能工巧匠，给青齐之地的石雕造像工艺带来了成熟的技术。距阳信不远的博兴龙华寺遗址曾出土有数件未完工的石雕造像及石材，其中就有从外地运来的白石。

值得一提的是，民国《庆云县志》卷一《地理志》载：“石佛像二，藏城南菅家寺（今阳信德安寺），座并刻文。其一，洁白如玉，北齐天保八年造……，其一，双弥勒像，北齐武平六年……。宏（弘）治间，土人掘地得之。”（图5）据记载描述，文中的“洁白如玉”“双弥勒像”皆具有河北曲阳系统造像常用石料及造像风格。双身像流行于北朝时期河北地区，定州、邺城地区近年来多有出土，而同时期的山东地区鲜见。此二尊像极有可能也是来自定州地区，可惜的是现今德安寺仅存遗址，此两尊造像不知所存，无法知其原貌。

图5 民国《庆云县志》卷一《地理志》

东魏武定五年（547）张显珍造一佛二菩萨像与同时期曲阳地区雕刻的东魏武定八年（550）张道明夫妻造阿弥陀佛白石立像（河北省景县张村出土，现藏河北博物院）（图6），对比可发现二者在佛像造型上有诸多相似之处。张显珍造像左侧为观音菩萨，右侧为势至菩萨，中间的主尊也有可能是阿弥陀佛。另有曲阳修德寺遗址窖藏出土的东魏兴和三年（541）李晦等造弥勒佛立像（图7）与本文所述的张显珍造像主尊在造型及衣纹刻划、台座等方面颇为一致，二者皆是磨光肉髻、削肩，身着褒衣博带式袈裟，内穿僧祇支，腹部以上用双阴刻线表示衣纹，跣足站立在覆莲花台座之上，可资比较。

图6 东魏武定八年张道明夫妻造阿弥陀佛白石立像（河北博物院藏）

图7 东魏兴和三年李晦等造弥勒佛立像（故宫博物院藏）

张显珍造像虽然从造型和雕刻工艺等方面显示出其与曲阳等河北地区的密切联系，但是仍然有地方民间工艺的痕迹。考察阳信周边，近年来除了发现有青州龙兴寺窖藏以及滨州博兴龙华寺窖藏出土佛像比较多外，距离阳信仅百余里的河北黄骅地区发现规模不小的佛像窖藏尤其值得注意。1980年，黄骅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对旧城和岭庄的两个窖藏进行了一次抢救性考古挖掘，出土残损石造像64尊，这些造像大都是东魏、北齐所制，仅一尊为唐代造。这批石雕造像基本由白石雕刻而成，显示出明显的曲阳石雕系统风格，且绝大多数带有刻款，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黄骅与阳信两地毗邻，自古以来两地交流密切，尤其是在海盐贸易方面。黄骅以及阳信所在的黄河三角洲地区盛产海盐，历史悠久。《魏书·食货志》载：“（东魏孝静帝天平元年，534年）自迁邺后，于沧、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盐。沧州置灶一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灶四百五十二，幽州置灶一百八十，青州置灶五百四十六。又于邯郸置灶四，计终岁合收盐二十万九千七百二斛四升。军国所资，得以周赡矣。”其中尤其以沧州、青州地区产盐量最大。此时的黄河三角洲地区的产盐大县无棣、阳信等地即是归属沧州管辖，从近年滨州地区多处古代盐业遗址的发现也能得到证实。而黄骅更是长期作为盐业管理机构所在地，且沧州地区的场灶多在现今河北黄骅市海丰镇附近，当时水路盐运以北临海丰镇的柳河为要津。陆路由羊二庄经沧州而总汇瀛州（河间）为转运，西行行销各地。海盐业的兴盛发展促进了两地之间的交流，也为两地佛教信众带来了良好的经济基础。以此为背景，张显珍造像也有可能是随着盐运路线从河北黄骅地区而转运至阳信的。

出土于黄骅地区的东魏武定七年（549）比丘僧惠休等三十一人造一佛二菩萨像（图8）与本文所述的张显珍造像在造型及细部的刻划上如出一辙，且制作年代极其相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张显珍造像背面的半圆形档的设计（图9），在同时期的黄骅出土窖藏佛像中应用广泛，所以张显珍造像亦有雕刻于黄骅地区的可能。

图8 东魏武定七年比丘僧惠休等三十一人造一佛二菩萨像（黄骅市博物馆藏）

图9 东魏武定五年张显珍造一佛二菩萨像背面（阳信县博物馆藏）

4 结语

张显珍造像石质细腻白润，造型优美，采用圆雕、浅浮雕、阴刻线等雕刻工艺，技法娴熟，且带有明确的纪年款，来源可靠，是北朝时期阳信地区佛教兴盛的重要实物佐证，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文史价值。

①常叙政，刘少伯.山东阳信县征集一件东魏佛像[J].考古，1985（11）：1046-1047.

②民国十五年（1926）重修《阳信县志》本卷一《地舆志》“古迹”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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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民国《庆云县志》卷一《地理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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