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丛生：《申报》话语中的芜湖开埠十五年

尚子翔

(1.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中国史博士后流动站，安徽 芜湖 241000；2.安徽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近代中国通商口岸是《申报》关注的焦点，芜湖作为皖省第一个通商口岸自然也不例外。通过《申报》的报道内容能够看出，芜湖通商开埠后暴露出诸多问题，传统社会秩序出现了行将倾覆的征兆。旧的社会治理体系已经难以应对新问题，地方官府统治权威大打折扣。失范和越轨加剧了社会风气沉沦，破坏了社会稳定局面。在这一过程中，当地社会结构性矛盾不断激化，特别是阶级矛盾日渐尖锐，为酝酿社会革命埋下伏笔。

一、不可多得：《申报》对芜湖口岸的完整关注

《申报》创刊于1872年，略早于芜湖被确定为通商口岸时间，故成为少有能够完整展现该地区近代社会变迁景观的大众媒体。早在1877年初,芜湖尚未正式开关，《申报》就在头版位置连续刊登了招募销售代理的告示：“启者宜昌、温州、芜湖三处现闻将新开口岸，从此大贾巨商日渐云集，阅报者当更繁盛。如在彼三埠之人有愿经理《申报》者，祈来本馆面订，以便承办，此布。”[1]这则广告拉开了《申报》进入芜湖媒体市场并系统关注这里的序幕。以“芜湖”为关键词对《申报》数据库进行标题检索，1876年至1891年间共查到各类新闻244篇；而此时关于安庆的新闻只有68篇(如表1)(1)检索数据源自《爱如生·申报》数据库；1876年签订的中英《烟台条约》将芜湖辟为通商口岸，1891年这里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芜湖教案”，这两个事件是近代芜湖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分水岭。因此，在检索时以此确定了时间区间。。可见，芜湖在《申报》上的新闻数量远远超过了同在皖江沿岸、当时的皖省省会安庆，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芜湖社会已经走向活跃，成为皖江流域备受大众媒体关注的宠儿。

图1 1876—1891年安庆、芜湖在《申报》上的新闻数量

这里有一点需要指出，以城市名称为关键词对《申报》数据库进行标题检索并不能完全掌握新闻数量。因为该报在对某地进行报道时常使用别称作为新闻标题，如芜湖曾被称为“鸠兹”“赭塔”“中江”等，这些别称不下10余个。为弥补数据库检索存在的缺陷，我们又对期间《申报》作了人工统计。这一过程虽难免遗漏，但确实梳理出远大于数据库检索的新闻数量。1876年至1891年间，《申报》年均刊登涉及芜湖的新闻100篇左右，共包含各类消息近3 000条。在这些报道中，涉及地方官场的政治新闻数量最多，其次是社会生活新闻，接下来依次是经贸、军事、中外交涉以及文化教育等新闻。报道内容的多元化说明芜湖通商开埠后社会生态日趋丰富。

另外，通过观察芜湖新闻数量变化的情况，我们还能发现1884年是一道明显的分水岭，就在这年芜湖新闻数量有了大幅攀升并一举超过安庆。由此至1891年爆发“教案”的这段时间，应该是芜湖愈发开放、不断被拉入口岸殖民体系甚至引发社会剧变的一段时期，这也是它能够吸引媒体关注的重要原因之一。《申报》的关注为我们了解近代芜湖口岸社会转型提供了丰富素材。通过梳理这些新闻报道的内容，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发现该口岸在近代社会转型中爆发危机的全过程。

二、治理无能：传统社会衰落的逻辑起点

当地传统社会崩塌的起点始于政治秩序衰败，它已经难以应对时代变化带来的挑战。第一，芜湖地方行政机构冗杂。芜湖口岸存在两套行政系统，一个是芜湖县：“县署居城之中，北负赭山，南望白马诸峰”[2]145；另一个是皖南道，即“徽宁池太广道(1855年移驻徽州，1865年复迁回芜湖)，统辖徽州府、宁国府、池州府、太平府和广德州”[3]。皖南道道署衙门位于青弋江南岸，与芜湖县县署衙门隔河相望。“一般情况下，分巡兵备道作为中央皇权或是地方封疆大吏在重要区域的代表，战时整兵御敌，平时职司风纪……其后职能逐渐扩充，包括整饬文教、兴修水利、修筑城墙等”[4]。按当时皖省行政建制规定，“皖南兵备道正四品”[5]。而从《申报》看，该道道台在晓谕行文中一般自称为“钦命二品衔、监督芜湖新关、办理通商事务、分巡徽宁池太广兵备道”[6]。可见，皖南道作为中央派驻机构，道台品阶较高，职权范围多与地方官府重叠。加之芜湖通商开埠后成为长江中下游沿岸要地，地方事务又倍受安徽巡抚、两江总督、湖广总督等各方封疆大吏关注，日常行政极易出现相互掣肘的现象。例如，1888年芜湖码头摆渡船船夫暴力攻击英籍“北京”号客轮事件和1891年“芜湖教案”都暴露出地方行政体系反应较慢的问题。为此皖省也曾作出调整，《申报》称：“芜湖保甲差事总巡、分巡如林之立，向归道宪领袖。兹大宪于闹教事起后，见该道职司巡察，兼理新、常两关，事务纷纭，恐致顾此失彼。特檄令将局务改归太平府督率办理，并令简一员驻芜，遇有华洋交涉事宜，即就近禀请长江水师提督派拨水师保护。”[7]这一调整后来不了了之，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第二，芜湖地方官员轮换过快，施政缺乏持续性。从1884年至1891年，先后有邹钟俊、杨士玉、钱文骥、严组章、王万甡、王焕熙和俸朝仁等7人担任芜湖知县，梁钦辰、成善、双福、孙树人、成章和彭禄等6人担任皖南道台。由此可知，芜湖知县和皖南道台平均任期都在1年左右。在这些官员中，有很多人属京官外放，仅在赴任途中就要花费大量时间。他们抵达芜湖后，还要前往安庆、南京等地拜会各方上宪，筹备繁缛的就职仪式。这套交接任职的流程走下来，短则两三个月，长则耗时半年。即便交接完毕，上任官员或待赴新职，或就地寻觅居所侨寓，在此期间还会暂住官署，致新任官员只能借地办公，故时常出现新任官员还未搬进官署衙门履职就又要调任他处的情况。这样频繁的离任、赴任，繁文缛节般的官场规矩直接影响地方官员施政连续性，成为破坏社会治理能效的重要原因。

第三，芜湖地方官员施政能力低下，施政方式简单粗暴，难以适应社会变化。早在1889年，芜湖城南永福庵一带开设了当地首家照相馆。据芜湖地方志记载：“永福禅院俗名大庵，在道署前，唐时建。清乾隆五十七年重修。嘉庆七年，主持僧静修改建业林。光绪间，芜湖关道张荫桓、袁昶先后捐廉修建。粤商捐款在庵左建筑岭南公所。”[2]546通过这段描述我们不难看出，永福庵是芜湖名刹，素来香火鼎盛，同时又毗邻官署和广东商会，特别是粤商又以开放新潮闻名。馆主在此开办照相馆显然经过深思熟虑，相中了这片热闹非凡的生意宝地。然照相馆开张后，青皮地棍、甚至青楼女子多来光顾，自然容易滋生是非。时任芜湖道台成章见状，“以佛地清净岂容有此俗物”[8]为由，命人驱逐馆主，查封相馆。芜湖地方官员不仅用扬汤止沸的办法应对新事物，在对待城市扩容产生的火患、卫生、治安等问题时亦是如此。如果遇到更为棘手的问题，他们甚至干脆甩锅逃避责任。例如，芜湖码头摆渡船就是当地社会治安的顽疾。这些船夫经常讹索过往商旅钱财，如遇乘客稍有不从他们便会将船只划到江心逼人就范，更有甚者见外地客商便做出谋财害命的勾当。这一现象令过往芜湖的商旅叫苦不迭。芜湖地方官员见状干脆将摆渡船甩给船头管理。官员们除了从船头那里收取相关费用外，其他一概不问，这种应对问题的能力和态度已经与社会变化格格不入。

三、世风沉沦：传统社会解体的诱导因素

在芜湖社会治理缺失的背景下，殖民开发带来的城市化必然陷入一种混乱状态，社会风气不断恶化就是最为直接的表现。它动摇了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念，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传统社会的凝聚力。第一，芜湖开埠后纵欲之风甚嚣尘上，败坏社会风气。“黄赌毒”行业异常兴旺，甚至完全走向大众化。《申报》曾报道过一种在芜湖城厢走街串巷的戏班子，“专唱黄梅调淫剧，红氍初上，尽态极妍，舞态歌声竟有仇实父秘戏图中描摹不到之处”[9]。这类戏班子流动性极强，收费十分低廉，所到之处，观者往往趋之若鹜。伴随流动人口增加，芜湖还兴起了“台基之风”。此风起于上海，“男女之事为‘秘戏’，有台始可演戏，男女借客店幽会留宿，故名‘借台基’”[10]。从当时《申报》反映的情况看，这股不良风潮已经传到芜湖，甚至有人以此牟利。“又有老妪在僻静之区租得茆屋一椽，勾引良家妇女匿迹其中，与无赖少年作阳台之会，猥琐龌龊，殊勘痛恨。”[11]这种经营便捷的色情行业被带到芜湖，既反映了畸变的城市化进程，也暴露出当地社会道德沉沦的问题。芜湖一向赌风甚炽，此时传统的赌博行业也变换了经营方式，当地城厢已经出现了“白鸽票”。“白鸽票，彩票的俗称。”[12]玩法和现代彩票类似。这种“白鸽票”传到芜湖后，人们争相购买。《申报》曾报道横街广福元杂货铺主仆二人中彩的热闹情形，“三元之票得中九子，高占鳌头，共得彩洋一千八百余元”[13]。 彩票的出现意味着赌博业向博彩业转型，是赌博行业走向大众的重要标志。除此以外，遍布芜湖的大小烟馆也将销售方式化整为零，按吸食“口数”销售鸦片烟膏，烟客们只需“出青铜数十文便可领略其中滋味”[14]。在畸变的市场经济刺激下，不良商家肆无忌惮地追逐利润，极力将声色行业引向普通民众，芜湖世风日渐沉沦。

第二，不义之举在芜湖愈演愈烈，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申报》曾报道芜湖当地一种“找尾价”的恶俗，“岁云暮矣，凡置卖田产之家，其卖主必百般滋扰。或怂恿妇女携老扶幼坐食人家，俗谓之增找尾价”[15]。这种违背诚信交易原则、扰乱社会秩序的不义之举随处可见，甚至被无限放大。市场交易受此影响更是以次充好、假冒伪劣。“芜市行用之钱，朱壳等物掺杂其中，有三七、四六名目。山上摆钱桌者林立，无非以掺杂为渔利之计。甚至大钱中掺和砂壳钱，名曰水上漂。买卖挑剔最易折耗，小本生涯者多苦之。”[16]这种破坏市场公平、诚信交易的行为还曾酿成过外交事件。“近来出口之货以鸡鸭毛、五倍子为大宗类，皆消诸德国。刁滑商贩每于包内掺和砂石、泥土，德商屡受其欺。乃禀请德领事佛君照会各监督饬行严禁。”[17]秩序混乱不仅体现在市场交易上，芜湖当地社会治安也日趋恶化，城厢贼盗横行，一些惯犯甚至时常光顾衙门官署、军营火药库以及英国殖民机构等军政要地，官府根本拿他们没有办法。更骇人听闻的是，芜湖城郊“自陶沟至弋矶、广福矶、四合山江滩绵互廿余里，荒烟蔓草人迹寥寥，匪徒咸狙伏期间，伺有贾船商、缉私盐船之停泊者，辄阻而抢掠，谋财害命，将尸抛掷江心。”[18]芜湖口岸不义之举层出不穷，给社会秩序带来极大威胁和挑战。

第三，芜湖文教事业混乱不堪，价值导向错乱。芜湖书院时常发生学生搅闹学堂、滋扰考场新闻。即便是当地最高学府中江书院也难幸免，早年踏实严谨的治学作风已经荡然无存。“(皖南道台)梁小若观察前日临中江书院，见院中什物多有残缺者，因谕李仁山、苏雨苍两广文嗣后须督率住院生童实心检点，以召慎重。”[19]教学秩序混乱不仅体现在书院公物损毁上，还反映在书院学生们时常外出或骚扰地方群众或聚众斗殴，有些学生甚至勾连外人到书院内行窃财物。由此可见，彼时芜湖传统读书取士的价值导向已被颠覆，社会呈现出一派末世景观。各种旁门左道一时大行其道，游方僧道、神汉巫婆云集芜湖。他们招摇撞骗，蛊惑人心，就连寺庙道观也成了藏污纳垢之地。“芜地尼庵之多甲于他处。每届朔望，香闺秀女膜拜山门，细步芳尘，喃喃暗祷，风尚如是，不以为怪。繍幡香车常接迹于庵前，其有建庵于僻静处者，则所做诸事更觉不可思议，上月有某姓女入庙烧香被诱留宿致贻中冓之羞事。”[20]这些龌龊勾当使“好男不当兵，好女不入庙”的民谚在当地广泛流传，足见芜湖口岸精神世界已毫无正气可言。

四、矛盾尖锐：传统社会解构的根本原因

近代芜湖开埠通商后，土客矛盾、阶级矛盾以及文化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得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恰恰是这些结构性矛盾将当地传统社会推向解构的深渊。第一，客民涌入改变了芜湖传统社会格局，增加了当地社会冲突的风险。受太平天国运动影响，皖江流域南岸大部分地区人口锐减，大批外省移民迁入芜湖一带，“不数年客即十倍于主，因是有客民之号”[21]。移民潮涌从诸多方面重塑了当地社会生态，“宁国‘湖北话’是宁国境内的主要方言。它是清末湖北移民后裔说的话。”[22]不仅是语言方面，就连当地风俗也被移民改变。“节届端午，各经纪人争趋道左，或扎艾为旗，或削蒲为剑以及钟馗之小像，道士之灵符，铺户居民无不争先购致。而携筐挈榼赠馈宾朋者尤觉相错于道，荆楚风俗本如是也。”[23]可以看出当时客民对当地社会影响之大。在这种形势下，土客矛盾日趋激烈。“客民既众，贤愚不一，掘人坟墓、伐人树木、拆人墙屋、抢人稼穑，无日不有，无处不有，习以为常，殊不为怪。”[21]一些客民甚至聚集起来打家劫舍，“芜湖本江南一口岸耳，沿岸而内溯支河汊港，清浅纵横最易藏垢纳污，其间平原沃野财富所出。乱后楚人之佃其土者遍地皆是，以故强凌弱、众暴寡，日积月累，幻而为揭竿啸聚之渊。”[24]这些客民团伙盘踞在芜湖周边，曾制造过远近震惊的湾沚劫案、西河劫案等大案，公然洗劫市镇、对抗围剿官军。立足稳定后，客民又转变经营方式，通过为乡里修路架桥、给本族子弟捐纳一官半职树立威信，进而成立组织扩大影响，达到操纵乡里的目的。

第二，贫富分化严重导致芜湖社会阶级矛盾加剧。芜湖开埠后盛行奢靡之风，酒楼茶肆争奇斗艳，达官显贵聚会于此。“上年冬，有好事者购股拓地，在江干建造三层楼房屋一所卖茶。凡茗茶细点、海错山珍靡不齐备，且颜其最高一层曰‘更上一层楼’。一时墨客骚人咸以邀伴登此楼，籍旷眼界，遣兴消愁。而纨绔子弟又咸得在此楼召青楼姊妹花征歌侑酒，于是自晨至暮迄于夜半，歌声、拇战声洋洋盈耳，生意十分兴旺。今春随有步其后尘者，在二街后依势建造楼房一座，其最高一层则颜曰‘揽胜亭’。依山傍水眼界较彼楼更佳。于是品茗消遣之俦，迟到便无座位，生意更山群矣。”[25]在奢靡生活的另一面却是城市贫民结庐蚁居的凄惨处境。“江北被水，灾民纷纷南下，乞食无门，欲归不得，甚有卖妻鬻子者。其为人佣工，每月只需二三百文，尚苦无插足处，流离困苦竟至此乎。”[26]故芜湖口岸时常爆发米市工人罢工事件，地方官府为此专设镇压机构。“芜湖弹压米市局设自去秋，各米行因河下小工繁多难以约束，禀请芜湖县特派委员专司其事，颇著成效。今春米粮禁止出口，此局暂行停止。刻下新谷登市，米市已开，姚桂山少尉奉王玉如大令饬令招募勇丁，依旧在江口设局专司弹压事宜。”[27]这显然是资本和权力、官员和资本家相勾结后，共同对码头工人进行镇压的表现，揭示了芜湖口岸经济繁荣背后隐藏着的阶级矛盾危机。

第三，芜湖城市社会亚文化走向反动加速传统社会解体。芜湖通商开埠后，城市无产阶级开始出现，由于他们处于社会从属地位，故以一种亚文化身份存在。此时，他们尚未实现阶级自觉，在争取自身生存空间的过程中往往崇尚丛林法则，恃强凌弱、以暴制暴的方式使他们以“流氓无产者”的形象活跃于社会。“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28]411在芜湖口岸，他们就是“青皮地棍”。《申报》对这一群体作了大量描述：“据芜湖访事人云，近有一种少年梳宽辫、衣黑衣，挈鹭捉鹇，游行尘世，不耕而食，不织而衣。遇事生风，专以鱼肉乡愚为生计。”[29]除了鲜明的外观、行为特征外，他们还创造了一套颇具反叛色彩的话语体系，都以小阎王、九千岁、小霸王、座山虎、滚地龙、通城虎、三王爷、满天星、孙悟空、飞蜈蚣等名称作为自己的绰号，将“流氓无产者”的反动性暴露无遗。他们看似耀武扬威，实则处于绝对弱势的社会地位，在凄苦的生存境遇下，只有通过拉帮结派、好勇斗狠与日渐异化的主流社会进行对抗。

五、余论：《申报》的猎奇性揭示出芜湖口岸的社会危机

通商开埠后，芜湖在面对外力冲击时，传统社会内部再难凝聚起与之对抗的力量。“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事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这种联系从那时起就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黄金吸引之下迅速发展起来。”[28]779这种强加的、违背局部地区发展规律、以殖民掠夺为目标的联系只会给当地社会带来深重苦难。《申报》是近代中国都市报纸之嚆矢，习惯将新闻视角聚焦于达官显贵、街谈巷议以及市井奇闻，并以此作为在媒体市场立足的制胜法宝，所以说在新闻品味和报道风格上《申报》具有很强的猎奇性特征。而恰恰是因为这一特点，《申报》生动展示出了芜湖传统社会在通商开埠后产生的社会治理危机、世风沉沦危机以及矛盾尖锐危机。根据这些危机的生成逻辑可以判断出，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看似由殖民侵略导致，其实质则是自身内部无法应对挑战造成的恶果。因此，在解决社会转型或发展的衍生问题时，我们要立足自身实际，从内部入手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