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度及其驱动力分析

王 远，贾兴梅

（安徽工业大学 商学院，安徽马鞍山 2430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是新时代的主要特征。城市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也是污染排放和资源消耗的主要场地，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对促进国内国外双循环、推动国家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发展取得了重要成果，城镇化率逐步提升。中国城市化发展具有速度与规模扩张快、质量与效率低、城乡发展不协调、环境污染等特点，因此新时代城市发展应从规模扩张阶段移步到质量提升阶段，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那么，如何理解城市高质量发展？如何构建城市高质量发展体系？如何测度与评价？各地区发展是否平衡？驱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因素有哪些？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文献综述

围绕城市高质量发展这一问题，学者们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张文忠等认为城市高质量发展要考虑经济环境、居住环境、社会环境及自然环境，以人为本，提高生态宜居水平[1]。方创琳认为，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是高质量的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城市管理等，实现多方面的有机统一[2]。李金昌等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两方面着手，认为高质量发展要关注经济活力、创新效率、绿色发展、人民生活、社会和谐五个方面，紧扣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3]。刘秉镰等认为，城市高质量发展必须以新发展格局为统领，以促进城市平衡、充分、高效、公平、可持续、安全发展等作为目标要求[4]。关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界定与衡量方法在学术界尚未达成统一认识，城市高质量发展这一论题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评价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需要构建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合适的评价方法。张合林等从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维度出发构建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度黄河流域9个省（区）高质量发展水平[5]。张国兴等[6]、田时中等[7]、高芳菲[8]、郑耀群等[9]基于新发展理念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方面出发，运用熵值法，构建不同区域的城市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韩永辉等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和增长动力转换三个方面运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对中国省域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评价[10]。李芳林等从经济运行状况、社会进步态势、生态可持续水平三个维度，运用线性综合评价法和三维生态足迹法对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量[11]。刘浩等则从经济发展水平、环境与生态、民生水平、公共服务水平和公共与效率五个维度出发，采用熵权TOPSIS 法、熵权灰色关联法以及熵权GC-TOPSIS法对广西的城镇化质量进行测度[12]。关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构建和测度方法多样，并未形成统一标准。

关于城市高质量发展实现路径的研究，蔡昉指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产业体系作为支撑，应以产业结构升级为抓手[13]。刘秉镰等认为应从分类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新动能培育、空间格局优化与城市发展分类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与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市场化要素配置与政府有效治理有机结合、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内需红利释放及深化开放型城市建设六个方面，实现新发展格局下的中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14]。杨飞虎等提出，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要创新质量变革、完善效率变革和加强动力变革等方面的制度设计，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打下稳固基础[15]。张梦瑶认为，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应以改革创新、多元开放、集约协调、绿色发展、公平共享为实践内核[16]。刘飞等在对湖北省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实证研究后指出，要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坚持区域协调、城乡融合、产业协同、特色分工原则[17]。任碧云等指出，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应构建包含治理策略、推进策略和保障策略在内的“三位一体”策略集合，并推动涵盖产业精准扶持、配套保障有效、社会服务均等、生态环境友好的“四维联动”创新发展实践策略[18]。

综上研究可以发现，学术界对城市高质量发展进行了一系列研究，研究成果丰硕，但现有研究对城市高质量发展问题的探讨，在指标体系上多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基础，并没有引入经济这一重要指标，如张国兴等[6]、田时中等[7]、刘飞等[17]的研究。同时，在研究方法上，考察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因素时，均是从驱动因素的维度上进行分析，如高芳菲[8]、刘浩等[12]、郭佳钦等[19]的研究，较少运用空间地理的分析方法。基于此，本文在借鉴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31个省份的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实证研究，构建突出新时代背景下的指标体系，在实证研究中重点关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差异分析和驱动因素分析，从而丰富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研究，为推动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可行建议。

二、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测度与比较

（一）城市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高质量发展是以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经济发展方式、结构和动力状态[20]。新时代背景下，要更加突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高”，突出新理念和新要求，强调城市发展水平的高级程度。“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不仅是新时代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对是否实现了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评价准则[20]。高质量的城市发展应以新发展理念作为基本遵循，同时要保证经济的发展速度，使城市发展更加高效和优质。因此，本文在构建指标体系时，既遵循五大发展理念，又加入表征经济发展水平的一级指标——经济发展。因此，本文构建的指标体系共包含经济发展、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六个一级指标，力求既能从供给方面满足新时代提出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的要求，又能从需求方面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具体指标选取如表1所示。

表1 城市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经济发展是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其衡量既要关注发展成果和发展效率，还需要重视各种经济风险的影响。因此，本文在指标选取时，除关注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益外，又引入经济风险这一指标，用以表征经济发展的潜在风险，衡量发展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问题。

创新发展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中国创新发展目前处于活跃阶段。据《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2020年中国创新指数世界排名14位，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创新发展质量的衡量既要关注创新投入，又要关注创新产出，技术市场作为科技和经济的重要结合，也是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主要渠道之一。因此，本文在选取创新产出指标时，加入技术市场这一重要产出作为衡量指标。

协调发展既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发展目标，随着城市的发展，协调所包含的内涵正在不断充实。本文在构建协调发展这一指标时，主要涉及城乡发展的协调及产业发展的协调、城乡协调解决发展的不平衡问题，而产业协调则主要关注发展的不充分问题。

绿色发展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时代发展更关注绿色环保，“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时代应将“绿色”作为发展底色。在城市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不仅要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还要减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和污染，对污染的合理化和无害化处理也是绿色发展的重要要求。因此，本文在绿色发展下设绿化水平和污染处理两个二级指标，在污染处理中加入生活垃圾处理能力这一指标来衡量绿色可持续发展能力。

开放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开放发展可以解决内外联动问题，促进地区之间、国家之间互联互通，更好地融入世界发展大格局。在新时代背景下，开放发展不仅包含着贸易规模与数量增加，更蕴含着贸易质量的提高。开放发展采用外贸依存度和外贸开放度进行衡量，包含三个三级指标。

共享发展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终极目标。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共享发展就是使城市高质量发展成果普及广大人民群众，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满足感。在构建具体指标时，主要从公共服务和民生水平两方面入手，公共服务作为基本的惠民利民服务，其广度和深度影响着共享发展；在民生水平这一指标下，加入房价增长率这一逆向指标，中国住房难、住房贵的现象十分普遍，切实解决好这一问题，将会极大地提高居民生活的幸福度和满意度，进而提高民生水平。

（二）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测度方法

为了避免主观赋权法主观性强、信息利用不充分的弊端，本文采用客观性较高的熵值法来确定各指标权重，从而提高结果的可信度及评价的客观性。熵值法作为一项客观赋权法，通过计算熵值作为判断某项指标离散程度的标准，离散程度越大，则该指标对综合评价的影响越强，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构建评价矩阵，如式（1）所示：

其中，Xij表示第i年第j个指标的值，i∈[1，19]，j∈[1，28]。

第二步数据标准化。由于本文获取的各项指标原始数据的量纲和数量级均存在不同，为避免其对评价结果产生不必要影响，本文运用最大-最小值法对原始各项数据进行预处理，将矩阵标准化。如公式（3）所示：

第三步计算各项指标权重。本文采用信息熵赋权法（IEW）计算，具体如式（3）所示：

第四步计算综合得分。如式（4）所示：

（三）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结果及分析

1.省级差异分析

由表2 可以看出，2004—2019 年各省份发展水平整体表现为东高西低，沿海高内陆低。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高的前五名分别为北京、江苏、广东、浙江、上海，多数在东部沿海地带，后五名分别为甘肃、西藏、贵州、云南、海南，多数在西部偏远地区。第一名和最后一名差距为0.307，差距明显，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极其不均衡，各省份之间差距巨大。

表2 各省市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

2.区域差异分析

由图1 可以看出，2004—2019 年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变化平稳，各区域间的整体水平呈现出东部＞总体＞中部＞西部的特征。东部的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远远高于中西部发展水平，但是东部上升速度较中西部慢；而中西部整体发展水平虽然低于东部，但上升速度较东部更快，特别是2015年后，中西部整体呈现波动加速上升趋势。

图1 各区域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变化

三、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分布

（一）研究方法

1.空间相关性分析

全局空间自相关是对某一属性在整个区域的空间特征的描述，通过指标计算从而判断总体空间的关联程度和差异程度[21]，其中最常用的是Moran’s I指数，其公式为：

式中，n为单元数量，xi、xj为第i、j个单元的观测值，Wij为空间权重矩阵，为观测平均值。当Moran’s I=0 时，表示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在空间上不存在相关性，呈随机分布状态；当Moran’s I＞0时，表示正空间自相关；当Moran’s I＜0时，表示负空间自相关。

2.冷热点分析

冷热点分析法也称为G统计量分析法，可以辨别不同区域上的高值区和低值区，从而判别出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区域分布特征。其计算公式为：

每个指标的Gi统计量为：

其检验值为：

其中，xi、xj分别为i、j区域的观测值，Wij是空间权重分别是的数学期望和变异系数。当Z(G*i)显著为正时，表示该区域周围的高观测值显著集聚，属于热点区；当Z(G*i)显著为负时，表示该区域周围的低观测值显著集聚，属于冷点区。

（二）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分布

首先，本文利用ARCGIS中的自然断裂法（Natural Breaks）对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分类，共分为五类，结果见图2。图2显示，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东高西低，沿海高内陆低，南北和东西发展大致呈带状分布。南北方向上，黑龙江、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共11个省份，形成沿海城市高质量发展高值带；东西方向上，江西、安徽、湖北、湖南、重庆、陕西、宁夏、四川、新疆共9个省份，东西贯穿为城市高质量发展中值带。其余地区，包含吉林、内蒙古、山西、河南、甘肃、青海、西藏、云南、贵州、广西、海南，为低值分散区。整体来看，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趋势较好，南北和东西两条“高值带”和“中值带”贯穿全国，这对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大有益处。

图2 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

其次，本文分别对2004、2010、2015、2019年和总体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得到结果如表3所示。全局Moran’s I指数均为正数，且Z得分也为正值，p＜0.05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并非随机分布。同时，对比四年的结果可以发现，全局Moran’s I指数出现缓慢下降的变化趋势，说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空间集聚特征在逐渐减弱。

表3 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全局自相关结果

为了更好地识别区域空间变化的差异性，利用ARCGIS 软件进行冷热点分析，检验结果如图3 所示。由图3可以看出，城市高质量发展整体呈现出“东热西冷”的空间分布特征。对比2004至2019年的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从时间变化趋势可以看到，热点区从“条带状”逐渐发展成为“团状”；而冷点区始终集中于中西部地区。在空间变化上，最热点始终在长三角地区，次热点则从最初的辽宁—山东—浙江沿海地区，演变至长三角周边的安徽、江西、湖北等中部地区，由南北沿海纵向发展逐渐演变为东西团状分布；整体冷点区存在向北、向西移动的趋势，且最冷点逐渐消失。由此可以看出，最热点对于周边地区存在辐射带动作用，同时热点区也会对冷点区存在“驱逐减弱”效应，使得整体的冷点强度减弱、范围缩小。

图3 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冷热点分布

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因素分析

（一）研究方法

地理探测器（Geographical Detector）是一种基于空间方差分析的空间分析方法，可以探测空间分异性以及揭示内在驱动力[22]。地理探测器主要进行四个方面的探测：因子探测、交互作用探测、风险探测和生态探测，最常用的是因子探测和交互作用探测，可以分析各种现象的驱动力、影响因子及多个因子的交互作用。

本文利用该模型对经济发展、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这六个因素对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影响进行分析，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i=1,…,L是驱动因子的分层，N是研究区域样本数，Ni为第i层上的样本数量，δ2测算区域的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方差，δ2i为第i层的方差，P的取值范围为[0，1]，P值越大，表明选择的因子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越大，反之，则越小。

交互作用探测器可探测出自变量间的共同作用是否会对因变量产生增强或减弱的作用，即自变量是独立影响还是交互影响。以两个自变量x1和x2为例，交互作用如表4所示。

表4 交互作用影响力

（二）结果分析

在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时，自变量需为类型变量，因此本文利用ARCGIS 软件中的Jenks（自然断裂）方法对自变量进行分类，共分为五类，分别为1，2，3，4，5，数值大小与自变量值大小相对应。为了更好地反映“十一五规划”“十二五规划”和“十三五规划”的成果，结合本文的数据，选取了均值、2004年、2010年、2015年和2019年五组数据进行详细的对比分析。2004—2019年各驱动因素的空间分布结果如图4所示。

图4 各驱动因素均值的空间分布

1.单因子结果分析

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作为因变量Y，驱动因素的类型变量作为自变量Xn（n=1，2，…，6），运用GeoDetector 进行计算，单因子探测结果如表5所示。可以看出，创新发展的影响力一直最强，高于其他五个驱动因素，且在五组数据中均显著，说明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受到创新发展的影响最强。经济发展均值的影响力为0.569，通过显著性检验，2015年经济发展的影响力最大为0.754，同样显著，而2004和2019年的影响力均较小，分别为0.274和0.294，且不显著。这表明经济发展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较大，但是不同年份间差别大、不稳定。协调发展的总体影响力为0.631，不显著，各组数据的协调发展影响力在0.58～0.71，但只在2004年显著，表明协调发展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分异存在一定影响。开放发展的总体影响力为0.725，且显著，而各年份数据小于0.5，不显著，开放发展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空间分异存在影响。绿色发展和共享发展的影响力均较小，协调发展各组数据均小于0.2，共享发展均小于0.5，且各组数据仅共享发展在2004年显著，其余均不显著。

表5 各驱动因素的单因子解释力

从均值上看，创新发展影响力最大，为0.858，其次是开放发展、协调发展和经济发展，而绿色发展和共享发展的影响力水平较低，分别为0.149和0.392。这说明各地区的创新发展差异、开放水平差异、协调发展差异和经济水平差异均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分异存在重要影响，而绿色发展和共享发展的影响力较弱。

从时间上看，创新发展的影响力逐渐增大，2004—2019年，由0.789增至0.888，创新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动力，影响整体城市高质量水平；2004—2019 年，经济发展的影响力由0.274 逐渐上升至0.754，年均增长率达8.8%，但2019年下降较大，经济发展的影响波动幅度较大；协调发展的影响力整体较大，但存在下降趋势，2004—2019年，由0.703波动降至0.586，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分异影响逐渐减少；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开放发展的影响力较小，且仍在逐渐缩小，绿色发展由0.179降至0.038，开放发展由0.454 波动降至0.386，共享发展由0.492 降至0.128，特别是绿色发展的水平最低，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分异的影响极小。

2.交互作用结果分析

地理探测器不仅可以探测单因子驱动作用的大小，还可以探测驱动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本文利用交互作用探测器对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六方面驱动因素的交互作用进行分析，探测结果如表6所示。由交互探测结果可以看出，各组数据驱动因素间的交互作用均大于单因子独立作用，为双因子增强或非线性增强，均是增强型影响。

表6 各驱动因素的交互因子解释力

数据来源：作者利用GeoDetector 计算得到，原始数据来源于2005—2020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各省份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

从均值来看，经济发展与其他五个因子的交互作用均是双因子增强，作用强度均超过0.80。这表明经济发展会促进其他五个方面的发展，从而提高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创新发展与其他五个因子的交互作用也均为双因子增强，且作用强度均大于0.88。这证明了创新作为高质量发展内在驱动力的重要作用。由此得出，各驱动因子交互后的影响力大于单因子的影响力，即因子交互后的驱动作用大于单个因子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

具体来看，2004年各驱动因素的交互作用均是增强型影响，绿色发展与经济发展、绿色发展与开放发展、绿色发展与共享发展为非线性增强，绿色发展的单因子作用最小仅为0.179，与其他因子交互后的作用大大增强，其余驱动因素间均为双因子增强。创新发展和共享发展的交互作用影响力最强，为0.944，表明创新发展与共享发展交互后的驱动力影响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分异。2010年各驱动因素间均是增强型影响，其中经济发展与创新发展的交互作用影响力仍然最强，达到0.945，协调发展与绿色发展次之，为0.934；另外，协调发展与经济发展、协调发展与创新发展、创新发展与绿色发展的影响力均大于0.9，交互作用影响力强，显示协调发展和创新发展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影响力。

2015年驱动因素之间交互作用的影响力最强的为创新发展与绿色发展，数值达0.984，其余各项驱动因素的交互作用力，除协调发展与开放发展的影响力为0.735外，均在0.8以上，各驱动因素交互作用的影响力远远大于单因子影响力，特别是绿色发展，单因子影响力仅为0.092，而与其他驱动因素的交互作用力均大于0.8。这表明绿色发展与其他各项交互后，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影响城市高质量发展。2019年创新发展与其他五个驱动因素的交互作用影响力均大于0.9，与绿色发展交互后的影响力最强为0.968，表明中国创新实力的增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开放发展、绿色发展和共享发展单因子影响力的进一步降低，进而导致与其他因素间结合不紧密，交互作用的影响力较小。这也表明中国的城市高质量发展需要注意可持续、开放和共享方面的问题。

对比2004—2010 年的数据来看，2010 年整体交互水平的影响力低于2004 年，由于2010 年开放发展水平和共享水平单因子影响力的降低，它们与经济发展、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交互作用影响力均低于2004年的水平。这说明2004—2010年可能存在着开放和共享发展不足的问题，使其与其他驱动因素结合不足。

2010—2015年的数据显示，2015年交互作用的影响力整体上大于2010年，特别是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水平的提升，与其他因子的交互作用影响力大大增强。在这段时间，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对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的影响在逐渐增大。

2015—2019年的数据显示，创新发展与其他五个因素的交互作用均较大，均在0.9以上。这说明创新发展与其他因素结合的交互作用影响力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分异影响巨大。中国创新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且发展的深度也在不断提升，逐渐渗入其他方面，与其他因子结合得更紧密和高效。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2004—2019 年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算及其时空差异和驱动因素的实证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1）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但是东中西部三个区域之间存在差距，东部地区的发展水平远远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前五名分别为北京、江苏、广东、浙江、上海，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带，后五名分别为甘肃、西藏、贵州、云南、海南，主要集中在西部偏远地区，第一名和最后一名的差距为0.307，差距明显。中国区域间的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极其不均衡，各省份之间差距巨大。

（2）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东高西低，沿海高内陆低，东部地区由于其特有的区位优势，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全局Moran’s I指数均为正数，且都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全局Moran’s I指数呈现缓慢下降的变化趋势，即空间集聚特征在逐渐减弱。

（3）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热点区从“条带状”逐渐发展成为“团状”。最热点始终在长三角地区，次热点则从最初的辽宁—山东—浙江沿海地区，演变至长三角周边的安徽、江西、湖北等中部地区，由南北沿海纵向发展逐渐演变为东西团状分布；冷点区始终集中于中西部地区，整体冷点区存在向北、向西移动的趋势，且最冷点逐渐消失。可以看到，最热点对周边地区存在辐射带动作用，同时热点区也会对冷点区存在“驱逐减弱”效应，使整体的冷点强度减弱、范围缩小。

（4）不同驱动因素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不同，创新发展最突出。通过地理探测器的单因子探测发现，创新发展对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影响最大，协调发展、经济发展和开放发展水平次之，绿色发展和共享发展水平最小。即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受到创新发展的影响最大，绿色发展和共享发展的影响力较弱，绿色发展和共享发展作为高质量发展更高层次的要求，也是未来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需要重点提升的方向。

（5）各因子之间的协同作用对城市高质量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交互探测显示，各驱动因素的交互作用均大于单因子独立作用，通过2004—2019 年数据对比发现，中国“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期间，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表现各有不同。“十一五”期间，城市高质量发展驱动因素中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与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力驱动不足，而“十二五”期间，解决了这一问题；“十三五”期间，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发展与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更强，创新对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分异影响更大。

通过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关于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第一，打造中心城市，建设高质量发展带。充分发挥东部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实现“以优带劣”“以高带低”。政府应大力支持开展跨区域、跨省份的交流活动，建立跨区合作机制，促进资源的自由流动，通过经验分享、对接帮扶等政策，畅通东中西部交流，形成东部辐射中部、中部辐射西部的“大幅射圈”“广交流带”。深化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辽中南等城市圈的发展，在各区域形成发展中心，特别是中西部地区，政府应根据区位条件，打造中心城市，形成“城市带动城市”的“小辐射圈”，促进地区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

第二，推动创新发展，建设创新型城市。创新对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从要素驱动发展转向创新驱动发展，发挥科技创新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加强基础研究，加大科技创新投入，积极引进外来技术，同时注重对城市本身原始创新能力的培养，建设有特色的高水平大学和科研所等，努力实现自发创新和引进吸收再创新融合迸发；加快创新技术产出，促进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推动创新主体间打破壁垒，开展深度合作，充分释放人才、信息、技术等创新活力，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重视创新型人才培养，完善支撑创新的人才体系，将更多资源投向培养高端人才；支持新兴产业的发展，不断促进技术市场的发展和完善，培育城市发展的新动能。

第三，重视开放、绿色和共享在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着力构建通道、平台、产业、政策四大开放体系，深度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有效推进绿色文明建设，促进绿色发展，走生态与产业互动、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道路，发展绿色经济，打造绿色城乡，倡导绿色消费；持续提升共建共享水平，建设智慧城市，提升城市信息化水平，完善智慧公共服务水平和城市管理系统，打造智慧城市综合体，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第四，加强经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之间的协同发展，注重要素间合作渗透。根据本地区资源优势和现阶段发展状况，优化要素配置，促进整体发展水平的提升和质量的提高。以经济、创新扩展城市高质量发展边界，重视其对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带动作用，将经济作为基础、创新作为引导，促进各要素间互动优化，提高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以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充实发展内涵，为经济和创新发展提供持续动力，提升整体发展层次，促进产业发展结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