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柯林斯的意会知识观及其对基础教育的启示

2022-09-02 07:04沈冬香邱玉娥邱德胜
现代基础教育研究 2022年2期
关键词:言传意会柯林斯

沈冬香,邱玉娥,邱德胜

(1.重庆开放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1520;2.湖北省武汉市第十六中学,湖北 武汉 430014;3.西南大学哲学系,重庆 400715)

我国当前的基础教育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注重言传知识的讲授,而忽视意会知识的学习。一般而言,言传知识可以通过语言实现有效的传递,因此,在基础教育中,通过灵活多样的课堂讲授就可以达到传递言传知识的目的。而对于意会知识,它更需要营造一个适宜的学习环境,采取不同于言传知识的授课方式,使学生在体验中逐步习得。而如何加强学生意会知识的学习,目前并没有很好的办法。难得的是,国际科学社会学家、英国卡迪夫大学教授柯林斯(Harry Collins)在将知识分为意会知识和言传知识的基础上,还对意会知识的内涵、维度以及传递和获取方式等做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其中的很多观点对于解决我国当前基础教育中意会知识传递不足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柯林斯意会知识的内涵与研究进路

柯林斯对意会知识的思考来源于其对科学知识形成过程的社会学考察。正是通过对诸多科学实验等科学实践过程的广泛考察,柯林斯的意会知识观才逐渐形成并得以不断丰富。因此,揭示柯林斯意会知识的内涵离不开对其社会学研究进路的探讨。

1.柯林斯意会知识的内涵

对知识、科学知识的探讨由来已久。哲学史上最早对“知识”进行界定的是柏拉图,在其《泰阿泰得篇》中,他通过苏格拉底与泰阿泰得之间的讨论给出了“知识”的定义:知识是真实的信念加上解释。①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2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37页。从这一定义可看出,知识拥有“真”“可解释”的属性,因而知识是确证的,并可以借助语言文字等工具明确地表达出来。

近代以来,科学被视为自然之镜,科学知识被看作是对自然世界的表征,具有价值无涉的客观性,科学知识的形成不会受到科学家个人因素的影响。然而,这种客观主义的知识观好景不长,随着波普尔、库恩、费耶阿本德、罗蒂等诸多人物的批判,客观中立的科学观念逐渐被瓦解,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甚至认为,科学知识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在诸多学派和人物中,波兰尼对传统知识观的批判比较有特色,在他看来,传统科学知识观下的客观主义否定了人性,否定了人的价值。所谓的科学知识的绝对明确性和个体无涉性是错误的,或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在作为实证科学基础的经验材料的形成中,在任何当下直接经验的感性操作获得中,科学永远无法摆脱实验参与者个人的理论参考系和行为动作的介入”。①迈克尔·波兰尼:《科学、信仰与社会》,王靖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正是基于对传统知识观的哲学批判,波兰尼指出科学知识具有个人性和意会性,进而提出了极具革命性的“意会知识”概念。在波兰尼看来,意会知识具有以下几个较为显著的特征:一是不可言传性,意会知识不能通过语言文字符号予以清晰表述;二是意会知识不能以规则的形式传递,只能通过类似于“学徒制”的方式进行传递;三是意会知识具有强烈的地方性特征;四是意会知识是一种“无涉批判性的知识”。②迈克尔·波兰尼:《科学、信仰与社会》,王靖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柯林斯对波兰尼的“科学是属于个人的”的观点予以赞同,肯定了波兰尼对“意会知识”的概念所做的基础贡献,但是,他们对意会知识的理解依然存在差异。柯林斯指出,意会知识可以通过一定方式转化为明确知识,从“人类社会的文化”的意义上来理解,意会知识是可以为社会群体所共享的。基于这样的理解,柯林斯重构了意会知识的概念,并将意会知识定义为:“能在科学家之间,通过科学家之间的个人交往的方式,而不能以或者是还未能以公式、图表或者语言阐述及行动指导的方式,传递的知识或技能。”③Harry Collins,“Tacit knowledge,Trust and the Q of Sapphire”,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Vol.31,no.7(2001),p.72.

2.柯林斯意会知识的研究进路

柯林斯对意会知识的把握则主要来自其对实验室诸多案例的社会学考察,因此,社会学分析是柯林斯意会知识观的主要研究进路。

柯林斯最早关于意会知识的研究出现于《TEA激光器:意会知识与科学网络》④Harry Collins,“The TEA Set:Tacit Knowledge and Scientific Networks”,Science Studies of Science,Vol.4,no.2(1974).一文,在对TEA激光器建造实验的实地考察过程中,柯林斯发现,有的实验室已成功地建造TEA激光器,而有的实验室却始终无法取得实验的成功。柯林斯意识到,科学实验中可能存在大量的不可言说的意会知识。实验的具体操作步骤虽然可以在科学家之间进行沟通与交流,但这些交流却无法用清晰的数字语言记录下来。

通过对TEA激光实验的调查,柯林斯还注意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现象:当询问那些取得实验成功的科学家成功的原因时,他们自己也无法讲明其中的缘由,而更多的像是在沙漠里寻宝,此时,除了类似于指南针的这种“信仰”外别无他物。柯林斯由此指出,科学实验就像沙漠寻宝,即便你手握地图,即便你有丰富的地理知识,也不能保证最后的成功。科学家的这种遭遇使柯林斯认识到,发明或建造TEA激光器的过程绝不仅仅是逻辑上知识的叠加。⑤Harry Collins,“The TEA Set:Tacit Knowledge and Scientific Network”,Science Studies,Vol.4,no.2(1974),p.174.在科学实验所需要的知识中,不仅包含可书面化的理论知识或言传知识,同时还包含仅能亲身经历的意会知识。

柯林斯意会知识社会学研究进路的另一个著名案例,是对格拉斯哥大学关于蓝宝石质量因子测量的考察分析。在柯林斯看来,西方落后于俄罗斯20年才成功测出蓝宝石的质量因子,排除手眼协调能力及相关能力弱、没有合适的实验室装备和样本的可能性以外,根本原因在于未能将意会知识运用到测量之中。在实验室失败之前,各个实验室之间的交流方式通常是书面文字的,一些取得实验成功的实验室会在学术杂志上刊登取得成功的详细情况,以供其他科学共同体成员阅读参考。尽管有这些文字指导,但依然有实验失败的情况,然而,在加强对成功实验室的访问和跟实验成功的科学家进行直接交流后,实验失败者成功完成了实验。由此,柯林斯进一步意识到,知识即使再纯粹,也都包含某些意会规则,即不能清楚说明的规则①Harry Collins,The TEA Set:Tacit Knowledge and Scientific Network,Science Studies,Vol.4,no.2(1974),p.167.,而对这些意会规则的把握或许是实验取得成功的关键,由此,柯林斯的意会知识观更加明晰。

二、柯林斯意会知识的两种模式

柯林斯对意会知识的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基于他对实验室的观察研究,柯林斯提出意会知识具有“个体的”和“社会的”两个层面,可称之为意会知识的二维模式;第二阶段是基于对社会层面的意会知识的专门考察,柯林斯进一步将意会知识分为三个层面,可称之为意会知识的三维模式。

1.意会知识的二维模式

在柯林斯看来,言传知识的特点是规则明确,能靠语言文字清楚地陈述出来,很容易就能被转移和被获取,就像电脑程序一样,输入正确的指令就能得到正确的结果。柯林斯将此种获取知识的方式称为“算法模型”(algorithmical model)。②张帆,成素梅:《一种新的意会知识观——柯林斯知识观评述》,《哲学动态》2010年第3期,第72页。柯林斯同时指出,实验未成功者按照明确的实验规则与步骤进行实验却不能成功,原因在于意会知识的缺乏,也可以说实验中涉及的意会知识未能转移或不能以算法模型被获取。要想获得这些意会知识,实验未成功者应采取和实验成功者进行社会交往或者私下交流的做法。在交往或交流中,关于实验如何取得成功的意会知识就会以一种无法明确说明的方式被不知不觉地传递和获取,柯林斯称这种意会知识的获取方式为“文化适应模型”(enculturational model)。

正是基于对实验室中意会知识传递方式的思考,柯林斯看到了意会知识的社会性,进而,柯林斯从“个体的—社会的”“言传的—意会的”两个角度将人类知识分成了四种,建构了意会知识的二维模式,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意会知识的二维模式

由表1可清晰看出,在柯林斯的意会知识观里,意会知识具有个体和社会的二维性。属于个体层面的经验型知识,指的是个体在实践活动体验中获得的意会知识;属于社会层面的文化型知识,指的是属于社会群体知识并会因社会文化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可以说这是专属于一个社会共同体的意会知识。

2.意会知识的三维模式

柯林斯在意会知识的二维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意会知识产生的原因,并根据产生原因的不同将意会知识区分为三种类型:关系型意会知识(relational tacit knowledge),身体型意会知识(somatic tacit knowledge),集体型意会知识(collective tacit knowledge),由此形成柯林斯意会知识的三维模式③Harry Collins,“Building an Antenna for Tacit Knowledge”,Studies of Sciences and Philosophy,Vol.17,no.3(2013),pp.33-37.,具体如表2所示。

表2 意会知识的三维模式

关系型意会知识是三种意会知识中最简单的一类,这种意会知识形成的原因来源于不亲密的社会关系。“秘密”是关系型意会知识的日常案例,人物A并没有将其知道的所有知识告知人物B,而是对其有所隐瞒;对于人物B而言,被隐瞒的这部分知识变成了意会知识。在“不匹配的显著性”和TEA激光器建造的案例中,成功者和失败者之间因为关系不亲密,并不知晓彼此关注的是不同的变量,同时忽略掉关键因素。由此可知,关系型意会知识是由于双方不亲密的关系导致交流的缺乏而造成的。

身体型意会知识储存于身体中,此种知识之所以是意会的,其原因在于人类大脑和身体能力上的受限性而不是认识论层面上的。柯林斯在“骑自行车”这个案例中指出,身体技能只是在自行车上保持平衡,实际上还应该包括第三种意会知识,即集体型意会知识。

集体型意会知识是柯林斯最关注的一种意会知识,此种意会性是由群体文化差异造成的。如在道路上安全骑行自行车或驾驶车辆,不仅要通过身体技能使自行车保持平衡或使汽车正常行驶,还需掌握当地交通规则或共识,而且随着社会发展变迁,这些规则或共识会处于不断的变化当中。对于那些对当地交通规则完全陌生的外地人而言,这些规则和共识就是意会知识。

柯林斯构建出意会知识的“个体—关系个体—集体”三维模式,如同“点—线—面”,层次不断深入,涉及范围不断扩大。而柯林斯关于意会知识的三维模式是在其早期构建的二维模式的基础上,通过增加“关系个体”(个体间社会交往)这一维度而形成的,这一拓展使得柯林斯的意会知识观更加丰富和具体。

三、柯林斯意会知识的获取与传递

在柯林斯看来,意会知识是不能依靠书面文字、公式、图示等方式陈述出来的知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获得意会知识?意会知识能否被传递,即一个人能否获取其他人所拥有的意会知识?如果能,如何获取?针对这些问题,柯林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柯林斯认为,意会知识可以通过社会交往的方式在人与人之间传递。意会知识不仅可通过身体实践的方式获得,还可以通过语言实践的方式获得。柯林斯根据他对意会知识做出的分类指出,不能对“意会知识能否被传递”这一问题做出单一的论断,应该区分对待不同种类的意会知识。

基于对意会知识的社会学研究进路和对意会知识的社会维度的关注,柯林斯指出,“获取和传递意会知识的方式是和那些已经拥有相应意会知识的人打交道”。①Harry Collins,“Building an Antenna for Tacit Knowledge”,Philosophia Scientice,Vol.17,no.3(2013),p.34.他把这一过程称为“社会化”(socialization)。在柯林斯看来,言传知识与意会知识的差别在于知识载体不同,言传知识的载体是可见的或者可触摸的,意会知识则有所不同。

那么,对于不同种类的意会知识,采取哪些具体的传递方式呢?就实验室中的意会知识而言,柯林斯认为,失败的实验室应重视对成功实验室的访问,观察后者如何开展实验,只有加强实验成功者之间的交流,才能认识到被实验者忽视掉而未在发表的论文上说明的“关键”因素,认识到对于实验成功合适的选择是什么。此外,柯林斯对其他种类意会知识的获取与传递也分别做了说明,具体见表3。

表3 意会知识的获取方式

柯林斯所说的身体型意会知识就是指依靠身体实践获得的知识,它不能在人与人之间传递。而关系型、集体型等其他种类的意会知识都是基于人的社会性,以融入的方式被获取、传递。对于集体型意会知识而言,此种融入方式具有长期持续性,因为“随着社会的变迁发展,群体的共识规则也会随时间与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变化。没有任何的规则可以说明变化频率和变化速度”。①Harry Collins,“Building an Antenna for Tacit Knowledge”,Philosophia Scientice,Vol.17,no.3(2013),p.37.此外,在特定时期、特定地点获得的意会知识只在那个时期、那个地点才成为意会知识,即集体型意会知识具有限时性和地域性。

柯林斯认为,“身体是使我们能够去认知的条件之一,我们对事物的认知更多的是来自社会,是社会赋予了人类行动的真正意义”②张帆:《互动型专长:一种新的知识类型》,《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9期,第10页。,而这就涉及意会认知的涉身度(embodiment)③有学者将柯林斯的“embodiment”译为“体知合一”,但本文此处主要是讨论身体在意会认知中的涉及程度,故而译为“涉身度”。问题,以及柯林斯提出的交互型专识(interactional expertise)。

柯林斯曾将交互型专识视为介于言传知识(形式的)与意会知识(非形式的)之间的第三种知识,在柯林斯这里,意会知识的特征是能在科学家之间以私下社会交往的方式传递的知识或技能。交互型专识则指:“一种能够专业地谈论而不能在实际中运用实践技能或专识的能力,其获取方式是沉浸(immerse)在该领域的实践者或从业者的生活形式(form of life)中。”④Harry Collins,“Interactional Expertise as a Third Kind of Knowledge”,Phenomen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no.3(2004),p.126.柯林斯所说的“生活形式”就是该领域的实践专家的语言环境,一种语言上的社会互动。由此可见,柯林斯所谓的交互型专识是一种特殊的意会知识。交互型专识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获取方式是语言层面上的实践,而一般意义上,获取意会知识的社会交往方式含义则更加丰富。

玛德琳案例是关于交互型专识的一个经典案例。⑤这个案例由奥利佛·萨克斯(Oliver Sacks)在其著作《错把妻子当帽子》(1985年)中提出。玛德琳是一个双目失明、四肢瘫痪的病人,已经丧失了身体行动能力,但并未丧失语言能力。她依靠别人为她阅读讲解书本上的内容,变成了一个拥有智慧和文学素养的人。如果一个人在不参与某个领域广泛的实践情况下而能理解该领域的专业语言,那么身体在获取语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什么呢?柯林斯认为,作为一种意会知识的语言能力的获取只需最小的身体涉入度,“要包括听觉器官,否则就没办法进行交流”。⑥Harry Collins,“Interactional Expertise as a Third Kind of Knowledge”,Phenomen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no.3(2004),p.133.因此,相比于身体依赖而言,交互型专识的获取更加依赖于社会情境。

从柯林斯提出的关于“意会知识获取的最小涉身度”的观点可知,在“意会知识的获取与传递”这一问题上,他认为意会知识具有可传递性,意会知识的获取并不完全依赖于身体实践,身体只发挥部分的作用。

四、柯林斯意会知识观对基础教育的启示

如前所述,意会知识虽然不可直接言传,但可以通过主体之间的交流互动、主体自身的身体体验或主体沉浸在特定群体文化中而获得。毋庸置疑,知识的特性决定教学目标和教学过程,也影响教学策略和教学行为。在基础教育阶段,如果能将柯林斯的意会知识观运用于课堂教学实践,将有助于学生在获取言传知识的同时获得不同类型的意会知识,进而提高教学的质量。

1.加强师生互动,促进关系型意会知识的学习

在柯林斯看来,关系型意会知识是意会知识的第一种类型,加强关系型意会知识学习的途径就是主体之间形成更亲密的社会关系,在他的实验室考察中,“监视”或者“实验室互访”是较为有效的方法。在基础教育阶段,要加强学生对关系型意会知识的学习,应进一步密切师生关系,加强师生互动。教师应该加强示范教学,学生应深度观察教师的每个教学环节包括实验环节等。面对疑惑时,学生与教师可以便捷沟通,最大限度地实现关系型意会知识的传递。

对于教师而言,示范教学极为重要。师傅在带徒弟学习时,师傅的工作过程以操作实践为主,很少用语言去表达,师傅通常不会直接告诉学徒该怎么做,而是需要徒弟自己观察、总结。这样的工作方式使师傅的知识与经验内隐于头脑之内。因此,师傅在对徒弟进行指导时多用示范演练,很少用语言进行讲解。

对于学生而言,很多课程的学习需要深度观察和体悟。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主要按照教学大纲讲授知识,有可能忽略学生现有认知水平。对于此种情况,师生之间密切的交流互动可以解决传统教学方式的问题。学生在交互活动中逐步学习和领悟教师的经验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实现关系型意会知识的有效传递。

2.注重亲身参与,促进身体型意会知识的学习

身体型意会知识不能彻底通过语言的表达进行传递,它的获得需要身体的参与和亲身实践。比如骑自行车,我们很难用语言来描述如何保持自行车平衡不倒;游泳也是如此,即便游泳教练将游泳的科学原理和动作要领讲得再透彻,学习游泳者不下水亲自实践也是无法学会游泳的。事实上,不论是哪一种意会知识,都无法与认识者个体分离。离开了认识者,意会知识本身就不再存在,对于身体型意会知识尤其如此。因此,在基础教育中,应注重学生的亲身参与,促进学生身体型意会知识的学习。

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要意识到每位学生都是独特的个体,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课堂上,核心的基础知识需要讲授,其余的则需要学生实践参与和亲身体悟。通过亲身参与,学生充分运用自己的感官,去感受、体验、探究、思考,从而获得相应的认知。在理论学习的同时,学生还需要到相应的教育场所或实验室进行实践,及时完成实践教学的各个环节,包括实践教学前的准备、实践教学中的参与以及实践教学后的记录、总结和反思等。由此,学生在真正的亲身参与中才能习得身体型意会知识,不断提高自己的实践技能。

3.沉浸群体文化,促进集体型意会知识的学习

集体型意会知识无法通过简单的语言交流甚至身体实践来获取。柯林斯的意会知识观揭示出,集体型意会知识植根于人类社会,学习者要获得这类意会知识,不仅需要与知识掌握者进行充分的交流,还需要学习者长时间沉浸在特有的文化群体中,感受共同体的文化,由此领悟并习得集体型意会知识。

为了使学生获得集体型意会知识,教师应该注重沉浸式教学与情境设置。具体而言:第一,对于特定的学习内容,如了解一个地区的风土人情与社会习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利用课外或者寒暑假的时间亲赴当地进行田野调查,通过与当地居民的相处和交流,可以最大限度地习得这一群体的文化,从而获取特定的集体型意会知识;第二,当前科技日新月异,在无法体验真实情境的情况下,教师可以借助人工智能、万物互联、大数据应用等新一代智能技术营造虚拟情境,使学生在虚拟情境中实现认知过程中身体的感受、体验、经历等经验层面的嵌入,从而获得集体型意会知识;第三,通过逼真的问题情境、丰富的指导材料,为学生和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彼此对话、分享自我体验提供方便的交流平台,使其沉浸在特定的目标文化中,将有助于习得特定目标的集体型意会知识。

意会知识是学生理解言传知识的基础,是知识创新的关键。在基础教育阶段,为了使学生在言传知识和意会知识的学习中取得更好的成效,教育主管部门应该做好顶层设计,社会各界、学校以及学生家长应该加强配合,密切沟通,多方协调,多措并举,最大限度地创造有利条件,为学生的学习提供场地、技术乃至经费方面的支持,持续推进基础教育质量的稳步提升,为创新型国家建设培养更多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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