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网民央地政府信任差异的影响因素探究

刘滢滢，孙莉莉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学院，上海 201600)

引言

政府信任是公众通过评价政府政治行为而对政府产生或失去信心的一种心理活动。在传统文化与政治制度的影响下，中国政府自古以来就具有较高的政治信任。但是，随着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我国政府信任格局陷入到“中央强，地方弱”的困境中，越级上访、群体性事件等行为都是这种差序格局导致的社会不稳定现象。研究表明，如果这种差异程度不能得到控制，则会形成“中央弱，地方更弱”的局面。政府信任离不开公众对政府的认知，而这种认知主要来源于政治信息的传播与民政互动。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传统政治信息传播的方式、搭建了公众与政府互动的新平台。随着互联网的使用，通过网络获取政治信息并参与民政互动的网民群体逐渐壮大，而这种网民群体与非网民群体相比，具有年轻化、思维群体化的特点。有研究发现中国内地网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存在差序格局现象，即网民的政府信任呈从中央到县乡递减趋势。在新媒体时代，具有鲜明群体性特征的网民已经成为公众这一信任主体中具有代表性的群体，因此，探讨网民对央地政府的信任状况，发现其中的影响因素，对于弥合不合理的信任差异，化解政府执政风险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综述

(一)政府信任

政府信任是公众对于行政主体所持的一种态度与评价，是公众接受脆弱性的意愿程度。学界关于政府信任的研究主要从制度主义、文化主义和理性选择主义三方面展开。制度主义认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与政府绩效、政治体制息息相关；有学者提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一定层面上作用于政治体制。文化主义认为政治文化差异会导致民众的政府信任差异，价值观念越趋于传统的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越高，反之，则越低；有学者提出中国的威权主义价值观使得我国国民相较于国外民众更加信任中国政府；此外，有研究表明，文化传播的渠道即大众传媒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理性选择主义用“经济人”假设解释政府的行为，央地政府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去寻求政治信任，由于寻求信任的内在逻辑有所区别，因此会导致信任差的产生；有学者认为家庭经济变化会显著影响政府信任程度；一些学者从区域经济发展角度提出了地区经济水平与政府信任变化有着密切联系。

在研究政府信任过程中，学者们发现民众形成了“央强地弱”的信任结构，即信任中央政府而不信任地方政府。中国差序政府信任的现象研究可以追溯到1993年张厚安和蒙桂兰在对农民访谈中发现的改革开放中形成的差序政府信任问题，“中央是恩人、省里是亲人、市里是好人、镇里是恶人、村里(干部)是仇人”这句民谣充分体现了当时群众对于层级政府的信任差异。然而有学者对中国是否真实存在这一差序信任现象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访谈获得的关于政府信任的数据并不可靠。为了回应真实性的质疑，学者们通过调查得出农村基层群体对于政府信任程度由中央到基层层级递减；通过因子分析与多元回归分析得出农民对于政府信任程度自上而下递减；通过对大学生群体的抽样调查，发现差序政府信任也存在于大学生群体中。学界通过对多种群体的规范量化分析证实了“央强地弱”的信任结构差异的真实性，从而说明探究央地政府信任差异的影响因素具有学术研究意义。

关于央地政府信任差异产生的原因，学界从内生与外源两个方面进行了探究。在内生性方面，家庭经济的改变会影响基层政府信任而不会影响高层政府信任；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其绩效都会影响公众对其信任程度；研究发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央政府信任程度是负相关的；对于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与制度机制，有学者认为这种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使得功绩归于中央而过错归于地方。在外源性方面，通过分析发现公众观念越传统对政府越信任；大众传媒是当代信息传播的重要途径，由于中央政府的新闻大多经过官方媒体报道，所以经过严格筛选过滤后呈现正面性，而基层政府的新闻报道可能通过一些审查宽松的非官方媒体报道，可能具有负面性，因此这种差异也会对差序政府信任产生影响；同时学者们也认为个体的认知水平、生活经历、教育程度等个人感知也会对差序政府信任产生影响；已有研究发现上访这种政治参与会导致政治信任的流失；由于民众与中央政府互动较少、对其认知较少导致中央政府较为抽象，而政府越抽象，民众对其信任程度越高。除此以外，有学者认为年龄对政府信任、差序政府信任有显著影响；也有学者认为男性比女性、受教育程度高比受教育程度低、汉族比少数民族更容易产生差序政府信任。

(二)媒体使用与政府信任

政府信任源于政府与公众之间互动的满意程度，而承载信息的媒介即媒体是这一互动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大众传媒能够给公众提供政治信息，是除了政府本身之外的政治图像的主要生产者，而政治图像又是公众形成政治认知的重要来源。因此，在新媒体时代媒体的使用与政府信任是密切相关的。关于媒体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早期西方学者认为媒体报道的负面内容会削弱政府信任；我国学者认为国内具有政治宣传效果的媒体对于政府信任甚至会产生负面影响。从媒体使用类型上看，纸质媒体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是正向的，网络媒体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是负向的；从媒体使用性质来看，新闻性、娱乐性与传统媒体的政治性都对政府信任无显著影响；从媒体对不同层级政府影响程度来看，传统媒体对中央政府信任影响呈正向，新媒体对中央政府信任影响呈负向；而对于新媒体的负面影响学者们认为长期来看会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从不同媒体渠道来看，官方媒体可以提高政府信任，而非官方媒体会削弱政府信任；但经过学者的进一步研究，官方媒体与非官方媒体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并不能如上笼统概括，官方媒体过多的正面报道有可能会适得其反，损害政府信任，而非官方媒体对于政府负面消息的曝光有可能会间接提高政府信任。

通过上述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学界在差序政府信任格局的形成问题上并不缺乏研究，但其研究的信任主体的社会角色范围单一，例如农民群体、农民工群体、大学生群体，这些特定的群体不能代表绝大部分公众，因此研究结果具有限制性。将网民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可以保证社会角色的多样性，从而保证研究结果具有代表性。关于媒体使用与政府信任关系的研究，学界采用案例研究等定性研究方法较多，定量研究较少，本文将用多元回归的实证研究方法探究媒体使用如何影响央地政府信任。

二、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一)分析框架

学界关于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从制度主义、文化主义和理性选择主义路径展开。制度主义认为政治体制和制度机制与政府信任程度紧密相关；文化主义认为传统价值观、大众传媒会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理性选择主义认为家庭收入、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会影响政府信任。在研究政府信任过程中，学者们发现民众形成了信任中央政府而不信任地方政府的差序信任格局。基于此，有学者提出了差序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模型，从央地绩效差异感知、地方资源收支偏差感知、地方政策执行偏差感知、媒介倾向以及个体“亲央疏地” 倾向五个方面来阐述其对央地政府信任的影响。通过分析地方资源收支偏差感知因素可知，地区间会由于获取与配置资源的能力不同，即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产生信任差异；通过分析地方政策执行偏差感知因素可知，民众与政府的互动会影响信任差异的形成；通过分析媒介倾向因素可知，媒体的使用会导致央地政府产生信任差异。因此，通过梳理学界关于政府信任、差序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研究，本文提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媒体使用、政治参与是形成网民央地政府信任差异的原因。

(二)研究假设

通过对以往关于影响央地政府信任因素研究的梳理，结合前文研究文献回顾和评述，本文将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1.所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央地政府信任

研究表明，人们对于经济发展状况的评价越高，对于经济成长未来的预期越好，对于经济发展成果分配越满意则越容易信任政府当局。由此可见，网民对经济发展的评价、预期以及成果分配的满意度是影响政府信任的关键因素。通过比较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可知：首先，相比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达地区的人们有着更高的经济成长预期，而发达地区现有的经济增长速度难以达到这种期望；其次，相比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达地区的人们会由于物价、房价等上涨而产生更为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因此，经济发达地区的网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低于欠发达地区。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网民所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央地政府信任差异越大。

2.媒体使用与央地政府信任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改变了政治信息的传播方式，由传统的大众传媒向新兴媒体转变。对于新兴传播媒介来说，无论是官方媒体或是非官方媒体，它们都在政府与公众的互动中发挥促进信息传播的重要作用。调查研究表明，受威权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官方媒体或非官方媒体的使用并不会明显提高或降低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使用官方媒体的网民会因其报道的及时性、准确性、真实性而提高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由于非官方媒体报道更具自主性，甚至会出现一些有损政府形象的言论，因此，使用非官方媒体会降低网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基于此提出：

假设2.1：网民使用官方媒体获取信息的频率越高，其央地政府信任差异越小。

假设2.2：网民使用非官方媒体获取信息的频率越高，其央地政府信任差异越大。

3.政治参与与央地政府信任

新媒体时代，互联网的使用为公众与政府的互动提供了一个新平台。通过文献梳理可知，民众与政府的互动会影响其对央地政府的信任程度，良性的政治互动会增加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对于中央政府而言，虽然民众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参与到中央的政治活动中，但研究表明,抽象性的政府更容易获得民众的信任，因此，政治参与并不会显著影响网民对中央政府较高的信任程度。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网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与政府回应的高效性是提高地方政府信任的关键因素。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网民政治参与程度越高，其央地政府信任差异越小。

三、数据、变量测量及模型构建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7年网民社会意识调查数据库，在选取了相应调查研究所需的变量后，去除缺失值，共使用了2256份有效数据进行研究调查。在确定研究变量后，对数据进行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得到KMO值为0.592，巴特利特球形检验值为0.00，数据具有结构效度；对数据进行可靠性分析得到，alpha值为0.695，数据具有较好的信度。

(二)变量设置

在参考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结合前文的分析框架及研究假设，通过的样本选取与删选，最终确定将以下变量纳入回归分析：本研究将变量分为因变量、自变量和控制变量。

1.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即央地政府信任差，信任差可操作化为中央政府信任减去地方政府信任。政府信任是指公众对政府政治活动的合理期待，本文表现为网民对于党中央政府以及对省级政府的信任程度，测量指标选取问卷中“对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的态度？”“对省级政府的态度？”这两个问题作为对央地政府信任感的测量指标，该项指标有“完全不信任，不太信任，比较信任，非常信任”几个选项，分别赋值为1、2、3、4。经过统计，央地政府信任差介于-2到3之间，平均值为0.324，标准误为0.589。其中，相比于地方政府更加信任中央政府的网民占34.16%(信任差大于0)，相比于中央政府更加信任地方政府的网民占3.61%(信任差小于0)。由此可见，网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普遍大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

2.自变量

本研究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媒体使用和政治参与三个角度出发，探究网民形成央地政府信任差异的影响因素。自变量选取分为三个层面，在经济发展水平层面，家庭平均年收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所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所以政府信任体现在网民家庭平均年收入方面；在媒体使用层面，政府信任体现在网民获取信息的渠道方面；在政治参与层面，政府信任体现在网民政治参与频率方面。

(1)家庭平均年收入。把问卷中“您家庭的平均年收入大概多少万元？”选项作为衡量指标，收入为连续变量，直接纳入模型。

(2)信息渠道。把问卷中“请问您主要通过哪些渠道来获取时政类消息和评论？频率如何？”这一问题作为衡量指标，根据选择项，将央视、新华社、人民日报的时政分析报道(含微博及微信公众号)设置为官方媒体，将新浪微博、非官方的微信公众号、荔枝电台等自媒体平台新闻设置为非官方媒体。该项指标有“几乎不使用、不常使用、经常使用、几乎每天都使用”四个选项，分别赋值为1、2、3、4。

(3)政治参与。把问卷中“您平时通过参加游行、示威、信访、上访、投票等实际行动表达自己的想法吗？”选项作为衡量指标，该项指标有“从来不参加、基本不参加、有时候参加、经常参加”四个选项，分别赋值为1、2、3、4。

3.控制变量

本研究选取年龄、性别、教育程度作为控制变量。年龄为连续变量，直接纳入模型;性别将男性赋值为1，女性赋值为0；教育程度将初中及以下赋值为1、高中赋值为2、本专科赋值为3、硕博赋值为4。

(三)模型构建

本文关注经济发展水平、媒体使用和政治参与对央地政府信任差的影响。建立模型为：

Y=a+b1Χ1+b2Χ2+b3Χ3+b4Χ4+b5age+b6sex+b7educ+c其中Y为央地政府信任差Χ1，为家庭平均年收入，Χ2为官方媒体使用频率，Χ3为非官方媒体使用频率，Χ4为政治参与频率，年龄(age)、性别(sex)、教育(educ)是与政府信任有关的因素，bi(i=1,2,3,4,5,6,7)为变量的回归系数。详见下表1：

表1 关于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四、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运用 Stata14.0 软件对央地政府信任差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在经济发展水平、媒体使用和政治参与对央地政府信任差影响的回归分析(表2)中，模型1是只将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模型2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纳入家庭平均年收入作为自变量；模型3是在模型2的基础上，纳入官方媒体使用频率作为自变量；模型4是在模型3的基础上，纳入非官方媒体使用频率作为自变量；模型5是在模型4的基础上，纳入政治参与频率作为自变量。

表2 央地政府信任差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根据模型1的结果，在控制变量中，年龄对央地政府信任差的影响显著，且信任差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扩大，年龄每增加1个单位，信任差就扩大0.02个单位。根据模型2的结果，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家庭平均年收入对央地政府信任差影响显著，且信任差随着家庭平均年收入的增加而扩大，家庭平均年收入每增加1个单位，信任差就扩大0.004个单位，符合假设1。根据模型3的结果，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官方媒体的使用频率对央地政府信任差影响显著，且信任差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加而扩大，使用官方媒体的频率每增加1个单位，信任差就扩大0.054个单位，不符合假设2.1。根据模型4的结果，在控制其他变量后，非官方媒体的使用频率对央地政府信任差影响显著，且信任差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加而缩小，使用非官方媒体的频率每增加1个单位，信任差就缩小0.028个单位，不符合假设2.2。根据模型5的结果，在控制其他变量后，政治参与频率对央地政府信任差影响显著，且信任差随着参与频率的增加而缩小，网民政治参与频率每增加1个单位，信任差就缩小0.05个单位，符合假设3。上述因素影响网民央地政府信任差异程度由大到小分别为官方媒体使用频率、政治参与频率、非官方媒体使用频率、家庭平均年收入。

五、讨论与结论

本文从现代网民特征的角度探讨了影响网民央地政府信任差异的因素。基于网民社会意识调查数据库，我们对提出的理论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

在年龄方面，网民群体中，年龄较高的群体央地政府信任差异比年龄较低群体信任差异要大。关于此结果，有研究证明随着年龄的增加，公众对于中央政府更加信任，而对于地方政府的质疑增多。由此可见，要缩小网民央地政府信任差异程度，需要更加关注年龄较高群体的地方政府信任。

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家庭平均收入较高地区的网民央地政府信任差异程度比收入较低地区的网民央地信任差要大。由于经济发达地区的媒体对于社会问题更加关注、腐败问题批判力度更大等因素，所以导致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网民比经济发达地区的网民更加信任当地政府。因此，为了提高发达地区网民地方政府信任、弥合信任差异则需要注重经济发达地区的廉洁政府建设。

在媒体使用方面，使用官方媒体频率较高的网民央地政府信任差异程度比使用频率较低的网民央地信任差要大；有研究表明，经常使用官方媒体的公众会由于官媒过多的政治性报道而降低对政府的信任。特别是在一些群体性事件中，如果地方官媒发布的信息并不能满足网民的心理预期，反而会引发舆论，从而造成信任差的扩大。由于新兴媒体的诞生，政治信息传播媒介多样化，而非官方媒体不是政府的喉舌，报道更具有自主性与真实性，因而经常使用非官方媒体的公众会由于非官媒的正面报道而提高对地方政府的信任，从而缩小央地政府信任差异程度。因此，在新媒体时代，为了提高政府信任、弥合信任差异则需要加强并规范非官方媒体的使用，适度监管非官方媒体信息传播，通过监督来保证非官方媒体的信息活动在法律与道德的约束下进行，既要尊重非官方媒体报道的自主性，又要保证信息的合法性与真实性。而对于官方媒体，可以通过减少政治色彩来提高网民对其报道的信任程度。

在政治参与方面，政治参与频率较高的网民央地政府信任差异程度比参与频率较低的网民央地信任差要小。研究表明，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网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与政府回应的高效性是提高地方政府信任的关键因素。因此，在新媒体时代，鼓励网民通过互联网平台参与政治活动、政府积极回应网民政治诉求是提高央地政府信任、弥合信任差异的有效途径。

相对于以往的研究，本文以网民群体为研究对象，扩展了已有研究的对象，从而提高了研究结果的代表性。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得出，网民生活地区经济水平、媒体使用、政治参与是影响网民央地政府信任差异的显著因素，进而提出加强经济发达地区廉洁政府建设、加强并规范非官方媒体使用、鼓励网民政治参与、积极回应网民诉求的建议。由于学界关于央地政府信任差异合理范围的研究尚有欠缺，所以本文未能探讨网民央地政府信任差异的合理程度，这是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