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服务：县级融媒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模式
——基于吉林省M市融媒体中心的调研

刘 鹏

[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吉林省行政学院）省情研究中心，吉林长春130012]

2018年8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建设，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1]从治国理政的高度看，“引导+服务”是当前基层媒体融合发展的核心功能，也是其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构建的基石。2018年9月，中宣部在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现场推进会上强调，要“努力把县级融媒体中心建成主流舆论阵地、综合服务平台和社区信息枢纽”[2]，即确立了县级融媒体中心三大发展目标。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来看，这一目标的确立是对“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两大核心功能的进一步诠释。当前，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已经在全国基本实现并初见成效，然而大多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方面仍处于起步阶段，缺乏好的方法和路径。如，在地化传播不明显，服务当地作用不突出；公共服务功能开发不足，政务服务资源匮乏；引导功能与服务功能相剥离，服务功能较弱；单向传播模式仍为主流，互动功能发挥不强；等等。针对这些目前县级融媒体发展中存在的诸多实践问题提出相应对策，构建创新模式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课题。

一、县级融媒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解读

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2019年1月15日发布实施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规范》指出，县级融媒体中心是“整合县级广播电视、报刊、新媒体等资源，开展媒体服务、党建服务、政务服务、公共服务、增值服务等业务的融合媒体平台”[3]。这一官方性质的定义被当前学界普遍认可和引用，为县级融媒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解读提供了依据。县级融媒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具有深厚的理论支撑，从相关的理论解读中可以看出县级融媒体与基层社会治理在目标、方式等方面高度耦合，是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模式的有益尝试。党的十九大明确了“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的方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提高基层治理水平写入“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中，把基层治理提高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顶层设计框架层面。县域在社会治理体系中所发挥的基础性作用使其成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县级融媒体参与县域社会治理作用的发挥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基层的具体实践，影响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质量。因此，对县级融媒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解读应站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来思考。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确保县级融媒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正确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党的新闻舆论媒体的所有工作，都要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做到爱党、护党、为党。[4]作为官方媒体链的重要一环，县级融媒体的建设发展以及在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成效中的角色定位都应该坚持党媒姓党的重要原则，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学习马克思对于新闻传播和新闻现象的实践总结，即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县级融媒体发展可以更好地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解决问题，毫不动摇地把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放在首位，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国家根本利益，坚持“二为”方针，确保新闻舆论工作始终与党和人民同心同德。要紧紧围绕国家大政方针，紧密结合国内国际形势筹划新闻舆论工作，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领域中新闻舆论引导的主动权、话语权和主导权。特别是在当前新兴媒体大幅度占领受众的时期，更应当积极深度融合，占领新兴媒体这一重要的舆论阵地，把马克思主义立场在这个阵地里挺起来。

（二）“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理念明确县级融媒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对县级融媒体的发展定位为“引导群众、服务群众”，关于创新社会治理强调“要更加注重联动融合、开放共治，更加注重民主法治、科技创新，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能力”[5]。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中，各方社会力量、社会群体都应共同参与进来。在这些参与到社会治理的诸多主体之中，兼具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整合舆论监督、弘扬社会正气等社会职能的新闻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对于引导社会舆论、推进社会治理有重要作用，其社会治理的主体地位随着“引导+服务”功能的扩展得以彰显。党的“十四五”规划中进一步提出，要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向基层放权赋能，加强城乡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建设。[6]“下移”“放权”“赋能”，这三个关键词将改革目标指向基层，同时也强化了社会治理主体的基层性与广泛性。县级融媒体正是在渠道扩展、权力下移中实现政府与人民密切沟通进而更基层化地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成为融合主流舆论阵地、综合服务平台和社区信息枢纽的基层社会治理空间。

（三）媒介赋权、对话沟通理论实现县级融媒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增能

美国学者罗杰斯将传播引入赋权理论，指出“赋权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产生于小群体内众多个体间的相互交往，实质是个人、组织与社区借由一种学习、参与、合作等过程或机制，获得掌控自身相关事务的能力，以提升个人生活、组织功能与社区生活品质”[7]。互联网尤其是新媒体技术的发展，给公众提供了凭借媒介参与社会治理的平台，使公众越来越有机会和意愿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实现媒介近用权，进而作为主体参与到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而政府也通过这个平台更多更直接了解到公众的实际需求和心理需要，使治理更加开放、透明、民主、高效。县级融媒体正是为政府与公众提供此种服务的优质平台，媒介的赋权功能也为县级融媒体在参与社会治理中由过去的自上而下宣传和引导功能向双向互动信息枢纽增能提供了可能。1998年，Kent 和Taylor 首次提出基于互联网的对话沟通理论，认为网络沟通具有直接性、对等性，是实现平等对话的理想媒介。[8]县级融媒体正是凭借自身的技术融合优势，为基层群众提供了直接表达诉求和意见的平台，为政府与群众搭建起直接、平等沟通的桥梁。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县级融媒体为公众话语赋权和解放提供了平台和机会。

二、研究方法与案例选取

（一）分析框架：引导+服务

县级融媒体突破了过去以新闻舆论引导为主要任务的性质，增加了基层服务功能，使县级融媒体成为兼具新闻宣传、公共服务、社交互动功能的综合平台，也意味着媒体融合要突破过去的技术融合、内容融合，向功能融合方向迈进。县级融媒体中心是基层社会多功能的“转换口”与“适配器”，致力于做联结党中央与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9]因此，应将县级融媒体参与社会治理创新模式放置到“引导+服务”这一大的分析框架中，从“引导+”“服务+”以及引导与服务互动关系的角度切入治理模式。在这一框架中，县级融媒体实现媒介与治理的双重逻辑契合，完成告知、宣传、沟通、反馈、服务，甚至营销与动员，使之真正成为信息的“传递装置”[10]141，进而实现“治理媒介化”的功能转向。一方面，县级融媒体在“引导+”中要扮演信息传播者、舆论引导者、文化传承者等角色，以新闻宣传、舆论引导、文化传播来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社会共识；另一方面，县级融媒体在“服务+”中要扮演社会服务提供者、协商平台搭建者、舆论监督整合者等角色，以信息沟通服务、收集社情民情、形成舆论监督合力等构建社会认同，实现基层社会多元共治。同时，“引导+”和“服务+”二者间具有相互促进的内在逻辑：一方面，以服务性社会资源集成化的平台优势提升其舆论引导实效；另一方面，以高度的传播力和关注度，吸引更多公众充分实现媒体近用权，进而提升服务实效。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通过座谈会、参与式观察、半结构化访谈、数据分析等方式，把握个案的具体运营情况、具体数据，进行分析比较研究。通过座谈会的方式与该市宣传、网信、融媒体中心、信访办等相关部门进行座谈，了解该市融媒体运营、舆情治理等具体情况，并到融媒体中心参观了解其硬件建设与人员聘任、培训等情况，在参与节目制作与活动筹备过程中实时观察，并以访谈的方式与该中心负责人、新媒体部门工作人员交流，获得真实、新鲜数据，通过对其移动客户端、官方微信公众号、抖音号、快手号的实时跟踪了解权威报道、平台服务功能运作等情况，多种数据的相互印证与支撑形成了“三角验证”，以确保案例分析的建构效度。

（三）案例选取

本文选取的案例为吉林省M 市融媒体中心的建设及其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案例选取具有典型性。吉林省M 市作为省级第二批融媒体中心建设试点单位，自2019年正式挂牌成立即确立了“全力打造新型综合党媒、做强媒体主业、拓展文化产业”的战略目标，聚合广播、电视、刊物、公众号、APP、短视频等平台一体化的全媒体品牌，打造“创新+服务+学习+活力”融媒，从运营模式、工作流程、平台搭建、功能发挥等方面突破了之前单向宣传的媒体运行机制，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中创新拓展“引导+服务”模式。成立独资国有企业大河之声文化传播公司，既保持事业单位的公益一类属性，又开辟了一条经营创收的新路，采取“融媒体+活动”“融媒体+服务”等商业化运营模式，通过活动拓展、视频制作、硬广承接、网络直播、活动植入、户外LED 大屏，以及与其他商业公司合作方，打通与市场链接通道。在2021年第九届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中，该融媒体中心被评为全国先进县级融媒体中心和基层广播电视机构（48家）之一。该融媒体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于2021年被评为吉林省“学雷锋志愿服务先进典型标兵（省最佳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三、县级融媒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模式

在“引导+服务”的大框架中，县级融媒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模式由目标设定、机制建立、角色定位、路径优化四个方面组成（如图1）。其中，目标、机制是总体规制，统筹和确保各环节的有序运行；角色是内容指向，廓清县级融媒体服务于治国理政中的定位；路径是实施方案，针对县级融媒体工作现状，选择适当对策、创新方法以提高治理效能。四个层面环环衔接、层层递进、融合共生，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中形成逻辑严密、运行有效的循环系统。

图1 县级融媒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模式

（一）目标设定

主流舆论阵地、综合服务平台和社区信息枢纽是当前县级融媒体建设发展的三大目标，也是其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总体目标。这三大目标突出了舆论引导功能和基层服务功能，总体上融于“引导+服务”这一大的框架。建成主流舆论阵地是县级融媒体中心借助基层主流媒体的资源优势和地利优势，以高度的政治意识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打造优质内容，不断增强传播力和引导力，发挥舆论引导作用，凝聚社会共识，打造舆论高地。建成综合服务平台是县级融媒体中心借助链接政府资源优势，为群众提供精准的本地服务，包括媒体服务、党建服务、政务服务、公共服务、增值服务等业务，打造提供各种服务咨询发布和沟通交流的融合平台。建成社区信息枢纽是县级融媒体中心借助制度优势，搭建连接基层政府与基层群众的沟通桥梁，充分利用自身的媒介属性构建政府、媒体、个人之间的交流互信协作机制，为更好地发挥公共议事、协商民主、社会治理精细化等功能提供便捷高效平台。

（二）机制建立

1.信息公开机制。从发布信源的角度看，县级融媒体在信息公开的过程中既应该作为发布信息的主体，也应该作为桥梁搭建好各方信息发布的平台。首先，县级融媒体是各种新闻报道、生活资讯等信息发布的主体，包括各种重大时政新闻、当地的热点新闻、社会服务信息、具有舆论导向的报道，等等。这是县级融媒体作为主流新闻媒体的重要职责。其次，县级融媒体是各种信息汇集的平台，利用好这个平台可以打破“信息孤岛”的割裂困境。平台为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社区、村民委员会、群众个人提供优质的终端入驻条件和服务。信息的公开透明加之融媒体业务与社会服务的融合，在县级融媒体这个平台上供给方与需求方之间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的信息链，实现多元主体的虚拟硬连接，在供给方、需求方身份转换、深度交流、互相增进了解和信任中，形成畅通高效的社会多元共治的信息链。在这个链条中，信息发布是否公开透明及时、信息交流是否便捷通畅，是考验信息公开机制是否完善、落实是否到位的关键。

2.舆论引导机制。紧紧把握新闻舆论引导的主动权、主导权、话语权，站在讲政治的高度，唱响主旋律，传递正能量，激发新动力，净化、引领并重塑舆论生态。提升舆论引导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发挥阐释解读、辨析说理、疏通引导功能，营造和谐文化生态环境，巩固和壮大主流思想舆论阵地。夯实主流媒体地位，树立权威形象，讲好中国故事，宣传当地优秀典型，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练宣传当地文化精神内涵，运用丰富的话语形式赋予主流意识形态更多的文化魅力和感染力，引导群众增强“四个自信”，正确看待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在虚假新闻、错误言论出现时及时发声、敢于交锋、善于引导；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亮剑、澄清谬误、明辨是非；在重大时间节点加强宣传，利用融媒体打造多种形式的宣传矩阵，与当地的重大活动结合打造地区形象，改进话语表达形式贴近群众心理，等等。这些都是完善舆论引导机制的重要举措。

3.多元协同机制。为包括党委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村民委员会、群众个体等众多主体主动参与、协同参与社会治理搭建桥梁，提供信息交流的平台，凝聚社会共识，汇聚协调各方力量为社会稳定发展贡献力量；充分实施“移动优先”战略，充分利用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官方网站、抖音、快手等平台，创建相关栏目，为群众提供参政议政、参与社会事务管理、反映诉求的便利畅通的平台。追求操作方式的便捷、话语表述的通俗、知晓范围的广泛、互动性的提高，督促相关部门及时回应，让群众的诉求有回声，意见有反馈，建议有成效。另外，在内部组织结构上，建设适应多元协同合作的组织生产运营关系，管理模式从单向的控制型体系向共治的赋权型体系转变，平台建设从单一性封闭性平台向合作的融合型平台转变。

（三）角色定位

传播学集大成者施拉姆提出，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包括三个方面：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一般社会功能。[11]31作为大众传媒，县级融媒体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这些功能所应扮演的社会角色可以概括为社会信息传播者、社会舆论引导者、社会服务提供者、社会经济推动者、协商平台搭建者、舆论监督整合者、优秀文化传承者等。其中，社会舆论引导者、社会服务提供者和协商平台搭建者在实现三大发展目标的过程中尤为重要。

1.社会舆论引导者。当前，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尤其是自媒体的广泛应用，社会舆论生态越来越复杂。客观上，网络传播的病毒式、裂变式和网络舆情的突发性、迅捷性、非理性带来了舆论引导的风险挑战；主观上，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将网络舆情进行极端化处理，企图裹挟民意，进行意识形态渗透。舆论引导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它既决定了舆论生态环境，也影响着意识形态安全，是当前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中一个重要命题。在舆情引导中，主流媒体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县级融媒体作为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应积极发挥社会“稳定阀”作用，肩负起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社会责任。在提供有价值、正向的新闻资讯过程中，尤其是议程设置时，县级融媒体首先是作为新闻信息的传播者，只有及时、准确、客观地报道，才能增强作为主流媒体的权威性，做好舆论引导，有效参与舆情治理和社会治理。

2.社会服务提供者。县级融媒体服务的对象为两个向度：一方面为党委政府服务，搭建党务政务服务平台，通过技术开发和资源整合，为政务部门提供数字化服务平台，推动数据公开、政务公开，助力党委政府各部门工作协同合作，助力党委政府了解群众声音和诉求，实现公共服务供给的及时有序和社会治理的精准有效；另一方面为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基层群众服务，提供方便快捷地获取、表达平台，包括一站式了解政务类、民生类、服务类、资讯类、娱乐类等各种信息，简洁通畅表达诉求和意见，为群众提供了解社会的便利通道，提供反映诉求、舆论监督的方便快捷、有效对接通道。另外，从信息的属性上看，县级融媒体在对旅游、文创、物产等带有商业属性的信息传播中，并且自身也作为市场主体直接或间接促进经济运行中成为社会经济推动者；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中，通过轻松娱乐的内容产品丰富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成为优秀文化传承者。

3.协商平台搭建者。“社区信息枢纽”目标决定了县级融媒体增添了在社会信息服务中为促进多元主体协商对话而搭建平台的身份。首先是促进基层政府与基层群众的对话。作为主流媒体，县级融媒体能够更好地理解政府社会治理的理念和方式；作为基层媒介，县级融媒体能够更好地体察基层群众的现实诉求和情绪心理。因此，县级融媒体为政府与群众搭建的沟通平台远远超越了物理链接属性，能“更好地理解政府与公众不同的运作逻辑，从而超越具体分歧，打开对话通道，创设对话语境”[12]。一方面，通过宣传解释使政府的决策政策更好地被人民群众认同认可；另一方面，通过助力各部门对群众意见建议的有效反馈促进社会监督、民主协商，从这个角度看，县级融媒体又可以作为舆论监督的整合者。其次是促进社会多元主体的对话协商。在多元主体协同共治中，县级融媒体不仅作为其中的一个主体参与其中，也为多元主体的对话提供了平台和可能。社会协同实践的前提是多方取得共识和价值认同，而为共识和认同提供可能的基础则是相互了解，信息传播和获取是关键，县级融媒体正是一个提供公共信息服务尤其是当地信息汇集交流的优质平台。

四、县级融媒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优化

（一）打造主流舆论阵地，引导群众凝聚价值共识

1.形成精细化在地化内容，增强关注度和权威性。县级融媒体建设意味着基层主流媒体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中要区别于中央主流媒体和省级主流媒体的“高大上”，即其传播的内容定位不能是大而化之的，有大也必须有小，尤其要注重根据其传播场域和受众范围，对内容进行精细化打造和在地化选择，以形成富有特色的、更接地气的、更能吸引当地群众的基层舆论格局，完成“最后一公里”建设。这是基层主流媒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改革立足点。吉林省M市融媒体中心搭建快融平台系统，组成“中央厨房”，通过流程再造、集中指挥调度、打造多元化终端产品，实现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端发布；成立“V 视工坊”“E 融工坊”“Live 工坊”三个工作室，负责短视频制作、客户端维护和直播工作；创新融合方式，借助“快融平台”“媒资系统”建设，实现采集汇聚、策划指挥、内容生产、审核发布、数据分析的功能目标；坚持内容为王，牢牢把握用户思维，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讲好本地故事，创作了大量紧扣时代脉搏、反映时代精神、鼓舞人心又催人奋进的新媒体作品。其中，有理论学习、政策解读，如微信公众号的“微学习”，也有以精准短小、鲜活快捷的形式讲述本地生动故事，突出本地的生活资讯、文化民俗，如微信公众号中“My story”栏目图文并茂讲述吉林省M市的由来和历史。在移动客户端上的新闻报道除省内新闻栏目外，特别突出M 市新闻的位置，如《东北不夜城正式对外试运营》《雪农旅融合振乡村》等。“梅城等你”系列节目通过微视频，展现人民公园等景点景观，体现当地全域旅游特色。深入一线挖掘本地故事，宣传本地典型人物，也是在地化报道的重要策略，因为身边的人和事会给受众更多的真切感和感召力。如《刘小爽：敬业有担当抗疫冲在前》等报道体现本地抗击疫情中社区工作者、下沉干部和志愿者的担当奉献精神，《魏凤娟：学生们的“临时妈妈”》体现当地人民教师对学生的无私关爱。

2.注重阵地建设，把牢舆论引导话语权。充分发挥主流媒体舆论导向作用，利用新媒体平台优势，融合传播、多点推送，构建立体式、全覆盖的宣传网络，坚持以主流声音传播主流价值，以内容制胜、以思想引领，积极顺应新兴媒体传播规律，主动发声、及时发声、正面发声，牢牢把握话语权，为当地发展汇聚正能量，传播好声音，为推动当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舆论支持。吉林省M 市融媒体中心打造了包括移动客户端、两个微信公众号（定位是有聊又有料的政务微信平台）、抖音号、快手号在内的县级主流新媒体平台，累计粉丝总量超过108 万，年增长粉丝超80 万。新媒体矩阵覆盖面、影响力、传播度在吉林省43 个县级融媒体矩阵中遥遥领先。在政务微信、抖音、快手等平台发布了大批接地气的新媒体作品，政务微信（链接官方微博）关注量已达22.3 万人。移动客户端“大河之声”容纳了其中心的电视、广播、报纸精彩节目和内容，还包括新闻、专题、直播、网络课堂及投诉热线版块。利用全媒体矩阵，把握重要时间节点，发布专题报道，掌控舆论引导节奏。通过广播、电视、移动客户端、抖音等平台聚焦五四青年节、全民国家安全日、清明节等专题；在重要的节日、活动日等，积极推介城市风光和旅游景区，形塑优化城市形象，如春节期间宣传知北村、冬奥期间宣传海龙湖滑雪场等；疫情防控期间通过实时发布疫情公告，宣传科学防疫知识、制作传播志愿者微视频等疏导公众情绪、引导正向舆论。

（二）打造综合服务平台，助力多元协同发展

1.提供精准信息服务，满足公共需求。县级融媒体不只是一个媒体机构，而是一个兼容舆论引导与综合信息服务的平台。“媒体服务、党建服务、政务服务、公共服务、增值服务等业务”，县级融媒体中心这些服务功能的立足点可以概括为满足公众的公共需求。公共需求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县级融媒体提供的服务应该是精准的，如何做到精准？要考虑群众的实际需求、本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特点。吉林省M市融媒体中心坚持服务基层，打通功能堵点，将融媒体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平台融合建设，实施物理平台共建、线上空间共享、线下活动共容，打通教育服务宣传群众的便捷通道。如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立直播间面向群众开展各类培训，把吉林省M 市100 个新建党群服务站作为融媒体中心党建、政务服务的发力点，联合党群服务站开展党建活动、疫情防控、政策宣讲等工作；聚焦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心工作，承办啤酒节、国际马拉松比赛等大型活动；五一、中秋等节庆期间，与中央电视台联合采编发“东北不夜城”“梅小野星光花海”“海龙湖”系列精彩活动，实现央视新闻联播等6 个频道35次播出本市新闻；抗疫期间，联合培文实验学校推出全市小学生假期学习专栏，师生“多对一”在线实时交流辅导，全部课程免费，微信公众平台精选课程进行发布。“大河之声”服务专栏，包括水费、电费等各种缴费服务链接，公交、超市、加油等常用服务链接，公积金、养老保险等办事服务链接，市民政局、气象局等部门官方微信公众号链接。微信公众号中“微梅城—臻成优选”栏目中推广当地乡镇特产、电商扶贫，支持线上购买，也可以添加到微信小程序购买。

2.搭建沟通桥梁，实现基层多元协同共治。因新媒体自身的“传受地位交互”“多项互动融合”赋权特点，使县级融媒体中心成为实现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便利平台，加之“最后一公里”的优势，助推了县级融媒体不再只是单纯“信息交流的总阀”，而成为一种基于“互动”的“社会关系”的聚合。基层群众的“在场”与用户的有序参与将市井的琐碎纳入结构化体系，让县级融媒体真正发挥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作用，使其能够多层次立体反映社会现实、收集民情民意、加强媒体和社会舆论监督，从而实现乡村“三治”融合，实现基层多元共治。一方面，从报道的角度来看，通过多媒体采访、全媒体技术制作和全媒体矩阵发布实现对基层群众声音与生活场景的完整真实呈现，满足了政府社会治理中急需的民意民情信息。另一方面，从平台的角度看，县级融媒体为政府、企事业、社会组织、社区、村委会、群众个人提供了便利而有效的信息交流沟通空间，满足了大众成为信息生产者、意见表达者、社会治理参与者的需求。县级融媒体中心不仅实现了从媒体到平台的功能拓展，而且实现了从单向宣传引导到互动协调的多元治理功能拓展。吉林省M市融媒体中心的市场化运营，能够克服几乎依靠基层财政拨款运行的困境，而不再成为基层政府单纯的宣传机构，这样也就为更多地制作和传播涉及舆论监督的报道，增强基层媒体监督功能提供了可能。该中心移动客户端“大河之声”APP 有“随手拍”栏目中的“曝光不文明行为”和“我要报料”，使网民可以通过图文说明的方式，对建设、交通、卫生、文明等城镇建设问题提出意见建议，通过照片能够真实呈现现场，比单独的文字说明更具有视觉冲击力和真实性。该栏目还设有评论区和回复区，目前看回复得不够及时和全面，如果该栏目能够得到更多的回应则会吸引更多的关注和参与，激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则更能加强基层治理所需的监督、问责和透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