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顿：从实验家到大先生

姜雨婧，陆建隆

(南京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杰出的实验物理学家沃尔顿全称欧内斯特·托马斯·辛顿·沃尔顿(Ernest Thomas Sinton Walton)，他年轻时拜师卢瑟福，研学于卡文迪许实验室，做事低调内敛，性格随和，头脑聪明，动手能力极强.他和搭档科克罗夫特(Cockcroft)因1932年首次实现人工加速质子引起原子核嬗变(disintegration)的伟大成就共同获得了1951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1934年学成归国后，沃尔顿又积极投身爱尔兰科研与教育事业的建设中，他的科研精神与人格操守始终潜移默化地教化着他的后辈，沃尔顿在学术、教育、和平等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激励着一代代爱尔兰的青年与人民.

1 资质过人又胸怀壮志的“状元郎”

沃尔顿于1903年10月6日出生在爱尔兰南海岸沃特福德郡的邓加万，他的父亲是卫理公会的一位牧师，每隔几年就要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所以小学时期的沃尔顿在唐郡和泰隆县上走读学校.1915—1922年，沃尔顿在爱尔兰贝尔法斯特的卫理公会寄宿学校度过了7年的中学时光，此时的他就展现出了在数学和科学方面的过人天赋.彼时贝尔法斯特是世界领先的工业化城市之一，拥有高度发达的创业和创新文化，这种氛围深深影响着沃尔顿[1].高中毕业后，沃尔顿通过了都柏林三一学院的入学奖学金考试，顺利升入本科.在这里，他学习数学和实验科学的荣誉课程，并专攻物理学[2].1926年本科毕业时，沃尔顿这两门课都获得了第一名[2].大学期间，沃尔顿几乎获得了所有可得的奖项[1].毕业后他决定攻读流体动力学的硕士学位，于是又在三一学院学习了一年[2].1927年沃尔顿获得理学硕士学位，彼时，他最大的心愿便是去卡文迪许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

被誉为“诺贝尔科学奖孵化器”的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始建于1871年.自1901年设立诺贝尔科学类奖项以来，截至1927年，先后有10位来自卡文迪许实验室的科学家获此殊荣.卡文迪许实验室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在麦克斯韦、瑞利、J. J. 汤姆逊、卢瑟福这4位实验室主任的接续探索与传承下，实验室自由、宽容、强调合作、广纳贤才、充满创造激情的学术氛围蔚然成风，已在学术界声名赫赫的布拉格父子(1915)、玻尔(1922)、威尔逊(1927)和康普顿(1927)都是在卡文迪许实验室深造过的诺贝尔奖得主. 在当时作为第4任实验室主任的卢瑟福领衔核物理学的研究工作，指导的学生有狄拉克(1933)、查德威克(1935)、鲍威尔(1950)、科克罗夫特(1951)和卡皮查(1978).(括号内为其获得诺贝尔奖的年份)沃尔顿曾向同事讲述当时自己对卡文迪许实验室的神往：“我很想去剑桥，因为当时那里有很多著名的物理学家，当然，剑桥在数学和物理学方面也有着悠久的历史.毕竟，这是艾萨克·牛顿曾经学习和从事研究的学院和大学，你找不到比这更高端的实验室了.”[1]

2 迎难而上又巧思别具的“实验家”

2.1 少年志气，挑战一切不可能

1927年，沃尔顿获得皇家学院杜宾展览委员会的研究奖学金(1851年设立)后，终于鼓足勇气向当时卡文迪许实验室的主任卢瑟福发出申请，可惜卢瑟福以“实验室已经人满为患”为由拒绝了他[1].好在当时三一学院物理系一位教授的助手杰基·普尔(Jackie Poole)认识卢瑟福，在他的帮助下，沃尔顿最终如愿进入了卡文迪许实验室[1].实验室里充满激情与创造性的科研氛围没有辜负沃尔顿之前所有的努力与期待，在卢瑟福的指导下，沃尔顿对原子结构的认知越来越深刻.卢瑟福很早就意识到原子中心有一个很小的原子核，它比原子还要小约十万个数量级.当时人们把原子和原子核的数量级比作“大教堂里的苍蝇”，卢瑟福也将两者尺度的悬殊比喻为“阿尔伯特音乐厅里的小昆虫”[1].

原子核物理学自20世纪初诞生后的30年来，主要依靠天然放射性物质产生的粒子开展研究，可以做的实验非常有限.在与卢瑟福的讨论中沃尔顿建议，可以尝试在实验室中以人工可控的方式产生高速粒子流来代替天然放射性物质产生的粒子[1].在得到导师认可后，沃尔顿开始工作.沃尔顿回忆：“当我到达剑桥时，我惊讶的发现他们和三一学院一样穷”[1].当时的卡文迪许实验室完全没有得到国家的财政支持，呈现明显的小科学时代特征.实验仪器的大部分部件都必须从零开始制造，沃尔顿通常都是从其他项目中丢弃的零碎部件中获得自己需要的，比如汽车电池、油灰、汽油泵，甚至他还回收木材、螺丝和钉子[2].

为了产生高速粒子，需要使用极高的加速电压源，最初科学界普遍认为这个电压要达到数百万伏特，在一间普通的实验室中建造这样的装置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在当时，这项工作令人生畏[2].爱因斯坦曾对分裂原子核的难度进行了如下概括，他说：“分裂原子核确实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就像一个盲人试图射杀鸭子，而他在一片鸭子很少的旷野里向空中开枪.”[1]

起初，卡文迪许实验室从事这项研究的仅沃尔顿一人.沃尔顿傲人的实验创新能力和动手能力在解决制造能够产生具有穿透原子核所需要能量的粒子的装置问题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可是屡屡失败的结果让实验的推进陷入僵局，但沃尔顿从未放弃.

2.2 团队合作，守得云开见月明

愁眉不展的实验终于在1928—1929年迎来意外的转机.1928年，乔治·伽莫夫(George Gamow)等人引入了关于阿尔法衰变的量子力学理论，按照这个理论，他们预言，当粒子能量比翻过势垒的顶峰所需要的能量小得多时，依然有一定概率可以穿过这个势垒[3].1929年1月和2月，在玻尔的安排下，伽莫夫来到剑桥访学，在2月召开的皇家学会的会议上伽莫夫报告了他的理论[3].科克罗夫特在与之的讨论中，受到伽莫夫关于势垒穿透理论工作的激发，于是他推测：像氢原子核这样的轻粒子(质子)可以通过隧道进入原子核，且使用的加速电压比最初预设的要低得多，也更容易控制[1,3].

于是卢瑟福当即决定让专业和性格双双互补的沃尔顿和科克罗夫特组队.科克罗夫特是来自英国的物理学家，比沃尔顿年长5岁.1914年，17岁的科克罗夫特在曼彻斯特读本科数学，由于第1次世界大战，第2年他便参军入伍.战争结束后，科克罗夫特回到曼彻斯特，转而在理工学院学习电气工程.在大都会维克斯电气公司当了2年学徒后，便来到了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继续钻研数学，而后加入卡文迪许实验室的大家庭[4].科克罗夫特是位非常有创意的物理学家，但并不擅长实验.相比之下，沃尔顿是一位别具实验天赋和实验精神的能工巧匠.科克罗夫特的传记中记录着这样一个段落：“科克罗夫特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做，不能够独自完成实验，长期来看，他并不是一位优秀的实验物理学家.而沃尔顿则正好相反，他头脑聪明、动手能力强、还有毅力.”[5]

1930年，他们用一个半波整流器得到了稳定的电压，用一个单节的加速器真空管产生了300 keV能量的质子[3].1932年，他们利用一个电压倍加器和一个两节的真空管，将从变压器来的高压再提高4倍，给出800 kV的稳定工作电压[3,5].他们将实验成果整理成《快质子的产生》一文发表在1932年2月第242期的《自然》杂志上.文章最后写到：到目前为止产生的质子最高能量是710 keV，对应的质子速度是1.16×109cm/s……在现有设备上将电压提高到800 kV没有原则困难[3,6].当时制造这台仪器最困难的技术问题出现在提供一个高压离子源和一个抽成真空的管道，通过这个管道，离子可被加速，该管道必须是绝缘的，以便能承受离子源与靶之间很高的电位差，而且经过恰当的安排使沿着管道有均匀的电位梯度以便把假性放电降低到最小[3].

在此之前，关于原子核结构的绝大多数信息都是利用天然放射源发出的阿尔法粒子进行实验得出的，利用加速器人工加速粒子的方法为探秘原子核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3].这种途径具有许多优越性.根据查德威克的测算结果，天然放射出的质子能量约5.7 MeV，相比之下，经过加速器加速的质子能量大得多，且质子能量可以随意改变[3,7].

1932年4月14日，沃尔顿独自在实验室利用这台实验仪器进行实验.他将电压调高到一个合理值后，为了避免高压伤害便离开了控制台.“我手脚并用、蹑手蹑脚地爬进我们在仪器下面建造的一间小棚屋.我透过显微镜看了看，就在那里，在显示屏上有很多微小的闪烁.”这是沃尔顿在1982年于剑桥发表演讲时对当时场景的回忆[2].

成功来的太过“突然”，观察到原子核分裂的沃尔顿不敢相信自己眼睛，于是他立马找来了正在电磁实验室做着行政工作的科克罗夫特.两人又仔细检查一遍实验现象后，紧忙找来卢瑟福，看到实验现象后卢瑟福思索良久，最终确定了闪烁的亮度和云室中径迹的密度表明辐射粒子就是正常的阿尔法粒子，这对搭档成功了[1,8]！尽管他们的设计并非第一个电压倍增方案，但却是所有仪器中最优秀的一个[3].这台高压倍增器现也被称为科克罗夫特-沃尔顿粒子加速器，至今还被经常作为大型加速器的注入器使用.

正是在技术上极具天赋的沃尔顿使这个装置运转起来的，因此沃尔顿是世界上第一个通过人工手段见证原子核嬗变的人.沃尔顿制造的实验仪器具有超凡的技术独创性，他在失败中不断摸索、改进、完善、突破，从未轻言放弃，力求精益求精.最重要的是，沃尔顿制造了无法通过购买获得的零部件，克服了资金短缺、资源不足等困难，这一伟大成就是真正的“独创战胜逆境”！

2.3 成果斐然，E=mc2首次被实验证实

1932年4月28日，卢瑟福把科克罗夫特和沃尔顿带到英国皇家学会参加会议，他在开幕词中回顾了过去3年里原子核结构的研究进展，同时报告了这对科学界的新星利用加速器人工加速的粒子进行的第一个核嬗变的实验结果，全场哗然[1,9].两天后，《自然》杂志刊登了他们的文章《快质子引起锂的嬗变》.

除了原子核嬗变，这篇文章最引人关注的成果是对爱因斯坦质能方程E=mc2的实验证明.1905年爱因斯坦首次推导出质能方程时，他说“设计一个检验这个理论的实验，这并不是办不到的事”；但到了1907年，他已深信要达到检验他的理论所需的实验精度“当然是做不到的”；1910年他说：“暂时还没有任何希望”用实验检验E=mc2[9].

在沃尔顿和科克罗夫特的实验中，用加速质子轰击锂靶后产生两个阿尔法粒子的同时，也伴随能量的释放.他们的结果如下：

1932年5月4日，爱因斯坦来剑桥访问，他亲眼目睹了沃尔顿和科克罗夫特的实验，并对自己所看到的现象感到钦佩和惊讶[2].爱因斯坦晚年也肯定了自己质能方程的等价性是由科克罗夫特和沃尔顿在1932年通过实验证明的[2].

在发表《快质子引起锂的嬗变》这篇论文后，沃尔顿和科克罗夫特继续提高探测器的灵敏度，将云母窗的厚度变薄，并把研究范围拓展到了硼元素[12].他们发现，硼被快质子轰击后会产生大量的阿尔法粒子：当硼11核在吸收了一个质子后会生成硼12，随后嬗变成3个阿尔法粒子[12].这一研究成果以《快质子引起的轻元素嬗变》为题，发表在1933年的《自然》杂志上.

正值193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评选期间，卢瑟福提名了沃尔顿和科克罗夫特两人，有人就诺贝尔奖是否只适合颁发给科克罗夫特一人来征求卢瑟福的意见，但是卢瑟福坚持认为这项荣誉必须包括沃尔顿[1].且在原子核还未被分裂时，卢瑟福就曾给予沃尔顿高度评价[15]：“沃尔顿是一位非常能干的人，他是我们唯一有能力和技术实现高速粒子产生的学生.”沃尔顿天才般的动手能力也多次受到同事们的赞赏和钦佩[1].沃尔顿一生共被诺奖提名了8次，直到1951年才和科克罗夫特共同获得了这项姗姗来迟的荣誉.

2.4 回眸反思，成功归因于何处

科克罗夫特和沃尔顿的实验是一个典型的融合裂变反应，在核反应机制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且后来发现这个反应对天体中元素的形成也有关键的影响.总之，这对搭档的工作既有实验设备上的突破，也涉及物理理论的验证，他们杰出的科研成就无疑是实验物理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在钦佩与感叹之余，我们不免会去思考，当时全球还有3组美国团队与他们争夺分裂原子核的大奖，为什么这份“幸运”会降临在剑桥上空？其中肯定离不开科克罗夫特和沃尔顿自身探索未知的热情、愈挫愈勇的坚持与从零做起的态度，也因为卡文迪许实验室是一方科研厚土，它拥有丰富的人才和专业的知识，但最根本的原因当属导师卢瑟福.

首先，卢瑟福自身的影响力能够吸引许多像伽莫夫这样杰出的物理学家来到剑桥，这就为本校学生创造了更多交流与探讨的机会；其次，卢瑟福也是一位责任心极强的严师，他不仅亲自敦促沃尔顿和科克罗夫特进步，还总是要求他们取得积极的实验成果[1].根据沃尔顿回忆，任何学生取得实验成果后，老师卢瑟福都会立刻赶来[2].综上，自身实力的不容小觑，齐心协力的同门互助，积极优越的科研环境，德高望重的恩师指导，这4点共同成就了这份荣誉的诞生.

3 传道受业又忧国忧民的“大先生”

3.1 拳拳报国心

1931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沃尔顿留在剑桥担任研究员.1934年，31岁的沃尔顿正值事业巅峰期，他本来会受到全世界任何一个顶尖实验室的欢迎，但他却选择于此时回到爱尔兰都柏林三一学院担任物理系的研究员[1].原因有三：1)源于沃尔顿安静、不争不抢的性格，高调的生活并不适合他；2)他要迎娶他最心爱的未婚妻弗雷达·威尔逊；3)心系祖国的沃尔顿要投身于爱尔兰本土的科研事业建设.

独立后的爱尔兰对大学科研经费的投入非常少，学术在一些地区已然成为一片死水.具有远见卓识的沃尔顿立刻注意到教育和科研对国家经济繁荣发展以及推动工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因此沃尔顿经常督促政府为教育和科研提供更多支持.极具危机意识的沃尔顿也十分坚持科学本土化，他认为“二手工业”将使爱尔兰陷入“其他国家不再认为有利可图”的工业危险[1].1957年，沃尔顿写信给当时的爱尔兰总理埃蒙·德·瓦莱拉(Eamon de Valera，爱尔兰第一任总理)，谈及爱尔兰科研的困境，以及这种糟糕的状况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影响，高瞻远瞩的沃尔顿直言：“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奠定足够坚实的科学基础，从而无法保证繁荣的工农业生产.我们今天正在进入一个新的科学时代，如果我们要从中受益，绝不能让我们的人民成长为科学的文盲！”[1]

沃尔顿凭借前瞻性的眼光，看到了教育与科研对于国民素质、国家经济发展与工农业生产的重大作用，他身体力行，在他写给政府的一封封书信的期待与建议下，如今爱尔兰的教育、科研与现代工业在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首都都柏林在2012年被评为“欧洲科学之城”，在2021年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学习型城市奖，我想这中间定有沃尔顿不可磨灭的功劳.

除上文提到，沃尔顿在学术巅峰时期回到祖国，全心全意投入到指导本土科研与教育的建设外，还有一件事可以看出沃尔顿对爱尔兰浓浓的热爱.1951年，沃尔顿终于迎来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奖项——诺贝尔物理学奖.在抵达瑞典之后，沃尔顿被记者包围了，他们都想采访这位英国获奖者.沃尔顿听后立即纠正了全世界媒体的报道：“我是爱尔兰人，不是英国人.”[1]

3.2 熠熠教师魂

学生眼中的沃尔顿幽默、教学经验丰富，是一个用实际行动赢得学生尊重的老师，并不总把教师权威挂在嘴边.有一次，沃尔顿为大一的学生授课，他正在黑板上写字，一个调皮的学生把一个钢球沿着大教室的台阶滚了下去.沃尔顿并没有停下手中的粉笔，而是在心中默数着听到的弹跳的次数.然后他拿起钢球，根据听到的弹跳次数走了几步，这时，那位因影响课堂秩序被老师“提醒”的同学因为脸红很容易就被认了出来，然后沃尔顿警告他不要再恶作剧了，这一举措让班级里的其他同学感到兴奋，并欢呼起来[1].二战期间，沃尔顿平均每周要上17小时的课[1].

在同事眼中，沃尔顿最让他们敬佩之处在于，他总能够用清晰易懂的语言来阐述最复杂的概念[1].这一特点在沃尔顿的画作中也有所体现，他总可以用最少的线条和文本传达最多的信息.甚至沃尔顿在70多岁的时候还做了示范演讲，这些演讲简单、清晰又完整，可以称为典范.有一位同事这样评价他：“作为一名物理学家，他拥有我所见过的所有伟大物理学家的特质，那就是他对所有简单的事情都能理解得很好.”[1]沃尔顿于1974年退休后一直在物理系指导工作，直到最后生病.

1941年沃尔顿接到了师兄查德威克的电话.查德威克邀请他加入一个美国组织，但碍于一些原因无法阐明组织性质，因此沃尔顿拒绝了.不久，查德威克又给沃尔顿寄来了信件，这封信稍微挑明了组织的性质：一个从事战争工作的团体，但他不能透露这项战争工作的内容.

由于战争原因，彼时如果沃尔顿离开，学院就仅剩下两位讲师，因此沃尔顿给查德威克回信，以此为由拒绝了邀请.后来沃尔顿意识到，这个神秘的美国组织就是从事原子弹研究的——曼哈顿计划，查德威克则是曼哈顿计划英国使团的负责人.

能被接连两次邀请加入这样一个精英团体，充分说明沃尔顿当时在科学界的地位.虽然外界看来他与这次机会失之交臂很是可惜，但他本人并不这样认为，他反而因“错失良机”感到高兴.首先，沃尔顿是一个坚定的核和平主义者.他支持正义的战争，但要将核战争的威胁降至最低[1].其次，沃尔顿认为，作为一名老师要对学生与学院负责，这是他对祖国的承诺.

热爱并追求和平的沃尔顿成为了爱尔兰帕格沃什集团(一个致力于减少核战争危险的国际组织)的总裁,并始终坚持军备控制原则.1989年，帕格沃什国际军备限制会议在爱尔兰的上议院举行，这次会议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沃尔顿的积极支持[2].

沃尔顿对爱尔兰教育和科研的杰出贡献使爱尔兰成千上万的学生怀念他.现在的都柏林三一学院有一个以沃尔顿命名的俱乐部“Trinity Walton Club”.该俱乐部面向13～16岁中学生进行涉及大学内容的STEM教育，旨在帮助中学生发展他们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这4个方面的能力.

3.3 徐徐家风吹

沃尔顿和妻子弗雷达结缘于中学校园，婚姻生活非常美满.两人均出生于牧师家庭，同样身为人师(弗雷达是一名优秀的幼儿园教师).沃尔顿在剑桥求学期间，正处于热恋期的两人常常互通书信、分享近况.这些书信现在成为了给科克罗夫特和沃尔顿做传的学者的重要参考资料[2].在发现原子核嬗变后，沃尔顿第一时间写信与恋人弗雷达分享喜悦.时过多年，在得知获得诺贝尔奖后，沃尔顿也携早已成为妻子的弗雷达一同前往瑞典共享这份姗姗来迟的荣誉[2].

两人共孕育了5个孩子，但第1个孩子不幸早夭.养育成人的4个孩子都成为了科学家，其中3位是物理学家，7个孙子辈中也有3个是物理系的毕业生[1].尽管沃尔顿一直强调，他没有给孩子们任何压力，但不难透过孩子们的事业选择看出沃尔顿润物细无声的教育与影响.沃尔顿低调不张扬的品质深深烙印在孩子们的心里，多年后菲利普·沃尔顿回忆：父亲喜欢回忆过去在剑桥的时光，但他并没有过多地谈论这些实验，也没有细谈他是如何分裂原子的[14].他这样评价父亲：他是如此内敛和谦卑，多年来，他所做出的贡献比他登上新闻头条的次数多得多[14].在沃尔顿和孩子们眼中，优良家风和精神气质的传承比物质的遗产更加丰厚.

我国《颜氏家训》就家庭教育对子女影响的重要性进行过阐述，认为教育主体的言行举止和思想品格对于受教育者来说，是一面镜子，更是一本活教材[16].在孩子们对沃尔顿的回忆中我们不难读到，学术的高潮并未在沃尔顿的心中掀起波澜，反倒是那段勤勉笃学的剑桥时光拥抱了他的回忆.这种低调谦逊的高尚品格润物细无声地浸润着孩子们的心灵.退休后的沃尔顿也一直在三一学院物理系工作，他或与年轻的同事们一起探讨问题，或独自安静地坐在角落里轻声吹着赞美诗，谁也不会想到这位亲切祥和、闪烁着睿智光芒的老者，正是物理学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早年的抱负到达巅峰后，退休后的沃尔顿过着幸福且满足的生活，我认为正是这种淡泊名利、低调谦逊的品格才使沃尔顿的一生被幸福的画笔勾勒得简单、清晰又平整.

4 魂归故里，不带走一片云彩

妻子去世后，沃尔顿便回到了贝尔法斯特——这个启蒙他科学兴趣的地方.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是在一家疗养院度过的.沃尔顿90岁生日那天，他和他的家人把诺贝尔奖章和奖状赠送给了三一学院，以纪念他对三一学院的毕生奉献[17].

1995年6月25日沃尔顿逝世，享年92岁.他的葬礼在利森公园的卫理公会举行，和妻子一起被埋葬在迪恩的田庄墓地.一块小而简的墓石是坟墓的标志.

虽然沃尔顿为人低调、不自显其功，但他的祖国、家乡、学校与千千万受过他惠泽的爱尔兰人民却牢记着他毕生的卓越贡献.沃尔顿诞辰100周年之际，爱尔兰发行了一枚纪念邮票，他的母校都柏林三一学院也相继出版了3本记录他科研与生活的书籍，其中《Ernest Thomas Sinton Walton (1903—1995): the Irish Scientist》的全部收益将用于资助三一学院的学生奖学金[1].2004年年末，沃尔顿出生地邓加万揭幕了一块牌匾，上面集中记录着沃尔顿一生中最杰出的学术成就.此外，在都柏林被评为欧洲科学之城的那一年，三一学院为沃尔顿建造了一个抛光雕塑，用以纪念他为学校和整个国家做出的巨大贡献[1].

5 结语

如果仅从学术成就数量角度评价沃尔顿，他除1932年的科研成就外，没有更多载入史册的学术建树，这一点远不及他的师兄弟们.但他亲手制造的高压加速器不仅人工分裂了原子核，还验证了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实现了实验物理史上里程碑般的突破，开创了一个通过粒子加速器来研究核物理的新纪元！时隔9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在利用这台加速器来服务当下的实验需要，这一标志性的、超高质量的、经受住实践与时间考验的学术成就，足以为沃尔顿在20世纪璀璨的物理学星河中划出一席之地.但如果仅从学术方面评价一位科学家，显然是片面且狭隘的.沃尔顿的一生，低调又平缓，丰满且幸福.他追求卓越，但不仅仅停留在实现自我的卓越，他懂得知足，但对科学教育的传授却无穷无尽.在卡文迪许钻研笃学的沃尔顿是聪颖勤勉的实验家，穷尽余生来教化兴邦的沃尔顿则是当之无愧的大先生！沃尔顿是值得我们怀念的，他的人生故事也给予了我们很多深远绵长的智慧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