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空间的再定义
——上海城市旧有住区更新策略发展与公共空间演变的研究

文／林子轩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硕士研究生

引言

上海作为中国率先开始翻天覆地的大规模现代化城市开发的城市，又已率先进入了“存量开发”的时代。城市更新成为上海当前城市开发的主要议题，而在这其中，公共空间作为承载城市主要社会活动的场域，是城市更新的最主要阵地。公共空间的更新需求，源自于城市原本活动空间存量的不足和品质的低下，而城市其他功能空间存量过剩，却面临旧有功能的衰微甚至废弃。这样城市公共空间更新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将曾经容纳特定使用功能的、私有的建筑或场地，转变为开放的、活跃的公共领域。

在上海，上述改造发生的主体主要有两类：旧有住区和废弃棕地。旧有住区的改造绝大多数存在于传统里弄民居和公房中；而废弃棕地主要作为上海城市工业遗产，大量存在于黄浦江、苏州河沿岸以及其他城市边缘地区。相对于上海的大部分工业棕地依托“一江一河”规划成功完成大刀阔斧的更新，住区改造中的公共空间更新面临更为复杂与矛盾的境地：上海里弄和老公房的现有存量巨大，与城市环境、其他功能空间紧密缝合，大量原住居民在其中生活并将其视为一种私人领域，但作为社区又不具备现代小区的封闭性，成为城市中模糊而复杂的存在。针对里弄的空间改造往往只能在有限的空间内进行，又同时涉及建筑保护、产权、搬迁、安置等诸多社会、经济、文化问题的制约，在这样的情况下，上海一直在探索和尝试对里弄住宅和既有社区进行公共空间置入和更新的实践。据统计，至2012 年年底，上海现存里弄近1900 条，基本集中于浦西内环以内，加上公共建筑、工业遗产、工人新村等历史文化遗产，存量约占浦西内环内面积的47.1%[1]。从历史风貌区到一般里弄再到工人新村，城市更新涉及的规模在不断扩大：从人走房留的商业化改造，到留房又留人的里弄更新，再到近几年逐渐走进公众视野的社区营造、社区生活圈，空间营造的策略在不断发展，公共空间与私人领域的关系——同时也是公共价值与私人利益的关系也在不断进行博弈，这一过程中公共空间的领域、功能和界限也在被重新定义。

1 商业性重塑：占据主体、置换功能的公共空间

作为上海传统民居的代表形式，石库门里弄自20 世纪初开始在上海大量营建，已成为上海城市文化符号和建筑代表。密集式的建造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提供了紧凑局促又开放流动的城市居住空间。设计之初，石库门居住环境的设想是每单元独门独户一家居住，但之后的社会变革让“七十二家房客”这样的现象成为常态，里弄逐渐变成环境拥挤、生活条件差的代名词。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上海大规模城市旧改将目光瞄准了这些城市中心的老社区。“基于所有权集中的开发权集中”“房屋土地的再商品化”为石库门里弄带来了巨大转折[2]。这种城市商业开发带来的后果就是大量里弄遭到拆除，商品房社区、办公、商业建筑拔地而起，而城市中未被拆除的里弄则陷入愈加严重的边缘化。近年来，这种大拆大建的策略开始得以转变，商业化开发开始基于建筑空间的保护和内部功能的置换进行。

1.1 可复制的完全商业化更新

针对重点历史街区的划定和保护性改造早在2000 年代初就已经开始。在这一过程中，基于里弄建筑的商品化开发找到了新的实践方式，部分保存较好、具有地段优势的建筑被选中为样板进行保留、修复后再开发，成为了成功的城市更新案例。2001 年开业的新天地由瑞安集团经手，采用“丰”字弄堂变异的商业开发模式，将主次弄相交改变为广场形式，将居住空间剔除植入高端商业模式，从此成为这类里弄空间改造的代表；自2003 年启动的建业里改造采取了文物拆除重建的道路，将地块改造为酒店公寓为主的商用街区，也成为了一个资本注入、功能提档的典型范例[3]。这种商业改造模式的巨大成功造成的影响不断扩大，更多不属于历史风貌保护区、也非特色保护建筑群的普通历史街区也得以实现改造。例如衡山坊，在2010 年完成全部居民迁置后，新建商业综合体的计划因下穿地铁的现实条件被排除，业主决定走“新天地路线”，保留原有建筑的同时将原有的居住功能置换为精品商业、文化办公等城市公共属性功能。除此之外，这样的更新模式已经形成品牌和模板，上海另一个街坊更新标志项目——幸福里在番禺路大获成功后，又完成幸福里·睿园的精品文化街区开发，呈现一种“可复制性”。

而这种繁荣与复制现象背后，公共空间作为消费需求的载体占据原有的生活空间，私有空间和“社区”概念的消失往往是被忽略的代价。精品商业、创意办公、文化市集层出不穷，城市公共空间的商业属性作为核心卖点完全占据了传统里弄和历史街区，公共空间服务的、被使用的对象也已经发生转变——从这一地段的原住民变成了流动的“外来者”，原有城市空间的归属感和场所性被削弱甚至完全消失，城市公共空间更新成为为消费文化和开发需求服务的对象，成为了一种纪念碑式的符号体系。乔丹·桑德在《本土东京》一书中表示，本土性是“一套关于形式、空间以及在当地生活体验的话语系统”[4]。书中以东京为例，阐释了城市中的场地认同感与文脉是源自于居民的日常生活和共同体，而非城市的纪念性。当历史街坊变成了城市舞台，成为纪念性的存在却抹去了市井生活的烟火气息，在成就了区域的繁荣的同时也必然会掩盖未解决的问题：原来街坊的居民难以安置，商业化改造和开发商的补偿性开发导致了被哄抬的房价，功能的转变导致原本连续的城市环境被割裂，割裂后的区域留下的是大量同质化的功能，本质上逐渐变成了传统商业模式借用特殊场地与形式的外皮。

不可否认的是，对于目前阶段的城市更新而言，历史街区全盘重塑、商业化改造仍是一种收益显著、成功可行的方案，但在铺天盖地的改造浪潮中对于公共空间介入后被抹去的私有空间和被忽视的社区文化也应重新获得关注。

1.2 商业与生活的部分共存

除了上述商业属性的公共空间对传统街区的完全占据，一些共存、共生现象也在特殊情况下发生。田子坊是这类更新中名气较为响亮的案例，通过“居改非”将大量底层住房改为艺术家、商家入驻的店铺，大量住房被出租商用，这种创意街区、时尚街区与市井生活共存的模式大受消费者和资本欢迎。但在其光鲜的背后，底层公共空间也逐渐演化为趋同的消费场所，而原住居民受到大量外来干扰，利益与出租户产生矛盾，这种矛盾与复杂性成就了田子坊，也成为巨大的隐患。这种改造进程中公共功能与私有空间的冲突正反映了当前商业化更新中城市空间真实状态与问题所在。可以想见，对于打着保留日常性的旗号却走向泛商业化道路的街区，这样的更新引发了更多城市问题。

同样始于品牌式商业化改造，位于复兴中路上的“中国第一代豪华公寓”——黑石公寓则试图在“商”“居”共存的道路中寻求更好的解决方案。幸福里旗下的黑石公寓M+更新项目中，黑石公寓作为私宅保留了居住功能和一定的私密性，周围的2、3 号楼作为公共空间对外开放（图1）。公寓一层、二层被改造为集书店、零售、展览和咖啡酒吧为一体的商业空间，三到六层均为原有未迁出的住户，还保持着原有的公寓式居住功能。黑石公寓底层和周围的M+音乐街区共同制造了艺术化、精品化、符号化的高消费公共场所，而最有历史价值与文化意义的公寓大楼本身和其内部生态却被这个场所隔离，不为游客所知，原住户也不愿被过多打扰或融入其中。这样的现实因素下，项目在设计中尽可能在底层的公共区域运用大楼内部的装饰元素以延续原有空间，控制周边建筑外墙材质与灯光来缓解与原住民的矛盾；在“网红化”的外壳之下，黑石公寓打造的艺术、音乐主题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租用公寓房间改造为住所和工作室，与原住民增进社区联系；黑石公寓3 号楼为青年音乐人设立的活动空间、公共广场、不定期的社区文艺演出，将社区生活概念逐渐纳入公共空间的范畴。

图1 黑石公寓室外公共空间（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作为保留部分居住功能的商业性改造，既要防止公共空间的商业属性将原有居住空间完全吞并，也要避免不同空间之间不相干地分隔甚至矛盾地对立。通过外部空间业态与内部居住模式的调整和磨合，使二者从被动地共生、“平行地存在”转化为相互容纳、相互链接、相互依存，即居住功能为公共场所提供原生文化支持，公共活动为原住民提供服务与活力，是一个不同于传统商业改造的新模式。同时，旧改成本不断增加、居住功能与私有空间无法迁出旧有住区成为广泛存在的现状，这也进一步驱动了旧区改造新的尝试。

2 保留式更新：为私有利益退让的公共空间

商业性改造留下的问题所激发的是更多对里弄改造功能转变与公共介入的新思考。当里弄改造难度日益加大，居住空间被挤压、隔离，那么通过改善居住空间环境，保持原有用地性质不动的保留式更新策略就是一条新的出路。张松在2012 年“上海里弄住宅保护与更新”研讨会上就曾提出，上海里弄的去留有两条路径：一是原封不动；二是被动迁到其他地方，“建议今后应采取第三条道路，即进行适当改善，让一部分居民能够继续居住在这里，同时不排除部分改变适当的功能”[5]。

2.1 私有生活空间的保留与升级

作为完全保留居住生活空间的改造，新里旧里混合生长的和合坊、名列上海第一批优秀近代建筑名单的步高里率先开展了基于改善居民生活条件的探索，重点进行基础设施和设备更新，马桶工程、厨房工程等改善了传统里弄脏乱差、难以居住的局面，使得清空居民的商业化改造不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选项，也给后来的同类保留式更新提供了借鉴和指导。

2017 年启动更新的春阳里成为了上海全市里弄区域第一个保留原有功能的整体更新改造项目。在2016 年被上海市政府正式列入了城市历史风貌保街坊后，经过三期工程，春阳里23 栋楼中已有七栋404 证房屋完成改造和居民回迁，是典型的“留房又留人”“螺蛳壳里做道场”的改造方案，体现了上海城市更新从“拆、改、留”到“留、改、拆”，历史街坊改造从“房留人走”到“留房又留人”的根本性转变。“留房”，需要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保护城市公共利益；“留人”，要保证居民的生活质量，营造现代化的个人空间。于是个人空间与公共利益的博弈就成了这类里弄改造实际操作的要点。不局限于基础设备的改良，春阳里针对每一户进行了空间的优化设计，设计团队按户定制，通过20 多轮方案的优化做到一户一方案。这样的改造策略选择牺牲一部分公共空间，将精力放在居民基本生活空间的定制，保证个人的权益最大化[6]；而出于城市历史风貌的考虑，春阳里改造在整体置换改造建筑结构体系的同时，对外立面保护结构、屋顶也进行了整体修缮，同时拆除了大量原有的违章搭建，主弄两侧的树池也被移除，保证改造后的巷弄整洁、宽敞（图2）。

图2 改造后的春阳里，生活场景的缺失（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2.2 公共活动空间的规范与退让

在这类改造中，为了满足私人领地的优化，公共空间的地位也发生转变，不得不做出迁移和让步。对于空间的整合再分配，空间的守恒会引发利益的冲突，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矛盾在空间分配的过程中最易被激发。减少公用面积、独户独厨带来的是邻里间“隐性”共享空间的消失，改造后的里弄空间形式单一，单元大门常闭，户外活动因共享空间的缺失而消失，反观未经改造的老旧单元空间，虽促狭但形态丰富、热闹依旧。原有的生活场景很多发生在这些共享空间中，里弄生活的地方感，某种程度上也是来源于公共空间导致的社会结构[7]。从和合坊到春阳里，相较于内部设施的翻新，对建筑外部空间的改造大多停留在外立面的风貌恢复，而真正的空间设计和针对生活场景的恢复却难以寻觅。同样，对于破坏了城市空间的秩序、有安全隐患的违建需要拆除，但有些空间和构筑是居民出于生活需要而自发营建，有的是出于必需或者特殊的生活需求，还有的公共设施、家具物件一直作为居民之间的共有空间使用，这些公共生活的载体同样被连带拆除、移走。正如何志森在广州番禺垃圾桶项目中鼓励民众自发放置的旧家具来营造属于市民的公共空间和公共领地，这些物件和它们创造的场所是公民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在公共环境的体现[8]；上海传统里弄中这种公私杂交、自发生长的状态也是传统生活印迹、历史肌理的延续，是“城市风貌”的一部分，而“规范化”的公共空间实际上是因基本的居住面积、环境需求而导致的一种牺牲。目前政策下，大多数里弄改造还是只能实行“一刀切”，而不是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与居民私自搭建的合法化改造，被恢复的单一的公共秩序反而缺失了空间的丰富性和场所精神。

这些种种矛盾其实是在现代城市居住模式的发展中必然会经历的问题投射到了里弄这一特定空间。总的来看，春阳里模式的保留式改造更侧重改善居民个人空间和生活条件，弱化了里弄的公共利益和公共空间价值，在现有的政府要求和规划限制下，这样的改造或许已经是最优解，但仍不是旧有住区更新最终应实现的最佳状态。春阳里的改造也并非完全忽略其公共属性与城市角色，改造完成后春阳里也推行了“租房管家”的新模式，吸引白领、年轻人入驻，同时鼓励部分店铺外租，试图找回已经发生转移的公共空间，但这样的公共空间要谨防再度成为与原住民割裂的存在，走回过度商业化的道路。当城市中心居住场所不可避免地走向士绅化，城市建设应该思考如何在可行的限度内允许公共空间的市民共建和自发生长，以丰富的生活场景抵抗社会空间的“规范化”；同时吸引更多的满足日常需求的商业功能、社会服务功能走进市民的生活场所，成为人人共享的空间，发挥城市价值。

3 日常化营造：平衡介入、共同参与的公共空间

随着“人民城市”成为上海城市更新的新目标，上海城市更新在观念上逐渐发生转变。上海市政府于2015 年印发了《上海城市更新实施办法》以及《上海市城市更新规划土地实施细则（试行）》，而后在2021 年9 月正式施行《上海市城市更新条例》，十五分钟生活圈、社区规划师制度等以社区为单位出发的议题被纳入上海2035规划和这些条例之中，上海的旧区改造也从风貌建筑、里弄街坊走向更大范围的工人新村、老公房小区乃至普通社区。城市更新、住区旧改的主体不单单是公共空间的置入，也不仅是原有居住功能的升级，而是二者如何紧密结合在一起而达到城市与个体的共存与双赢。住区更新也不再是将某一街坊单独划出做一纸简单的规划，而是从生活者、在地者的角度出发，将居住、就业、服务等等生活需求作为一个整体，从而营造出个人日常生活与城市公共生活相结合的场所。

3.1 适当介入、模糊界限的社区公共空间

2021年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以人民城市——十五分钟生活圈为主题，重点关注公共空间的生活属性并展示于大众面前。曹杨新村作为上海第一个工人新村被选为艺术季两个示范社区之一，而横贯曹杨社区南北的百禧公园于展览开放前落成，成为主要设展场地。百禧公园被称为中国的“高线公园”，是一座长约一公里，多层级、复合型的步行体验式社区公园（图3）。公园最早是真如铁路的一部分，铁路废弃后在1999 年改造成曹杨铁路综合市场。2020 年市场遭到拆除，新的公园空间旨在因地制宜地将原有的城市伤疤恢复为生活绿带，完成社区公共空间的迭代转型。不同于纽约、首尔的高线公园，这一三层的带状空间并非是贯穿城市腹地、联结商业办公空间的通道，而是伏于居民区之中，它创造了一系列的日常生活舞台：休憩、运动、展示、交往在不同层面的场景中同时发生，弥补了原有居民活动空间的不足，又为社区外的市民提供了穿越社区与认识社区的机会。

图3 百禧公园（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位于浦东新区的昌里园则用另一种手法在社区边界创造出新的公共空间。昌五小区原有350余米长的围墙同国内所有传统封闭住区的边界一样，隔离了社区生活与城市环境，而建筑师通过对“墙”这一实体进行空间上的转化，得以重塑社区边界，激发街道生活。改造设计通过把围墙变成园林式的廊，引入折线型漫游式的动线，冰冷的围护结构变成了丰富的交流场地，模糊了中国普通住宅社区与公众参与城市空间的界限。昌里园一方面很好地延续了“墙”的形式：带状连贯的形体、关键节点处的绿植强化了边界感，让社区外的人知道这是一个属于社区的界面；而另一方面城市公众的渗入是通过轻巧的扭转、古典园林对景般的视觉联系、虚实相间的界面实现的，而非大面积的活动空间，是一种“灵活、协调、有机的修补匠式的工作方式”，而不是“‘结构性’的置换，表层式的治理”[9]，这样将城市公共空间的介入控制在了一个很合理的分寸内。

这两个实例代表了原有的介于城市与社区之间或是割裂城市与社区的场所，通过改造使两种空间实现复合，模糊了公共与私密的界限。这样日常化的公共营造既服务于社区也从属于城市，从而强调了社区更新的理念应把社区与城市的关系共同考量，建立一种平衡关系，而这种平衡关系来自于内部与外部共同的参与，即建筑或社区空间保持对社区居民的开放、友好的同时还应提供城市公众介入的渠道，反过来说，城市功能的介入应该是温和的、恰当的，保持原有空间状态的延续，可以不被过度干扰与破坏。

3.2 公众参与、持续发展的日常公共空间

日常化公共空间营造以社区为试验场，具有更灵活的尺度、更多元的形式和更广阔的土壤，这种理念亟须被复制与传播，实现更大的社会影响。四叶草堂联合同济大学景观学系的上海社区花园的实践就是很好的范例，缘起于2014 年的社区绿色微更新通过企业参与、基层政府支持、志愿者组织与公众共建共治的机制在上海生根发芽，至2019 年由设计团队直接参与的社区花园已完成60 余个，经过培训的培训者所完成的居住社区自治性小微社区花园有500 余个[10]。城市更新不再完全是政府主导、设计师操刀的事情，这种全周期公众参与的社会范式需要政府、设计师、社区公众等多方面的沟通与协调，居民可以从计划、建造到运营、维护全方面直接参与营建自己身边的生活空间，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从冲突转变为相互依存。

对于这类更新，如何控制公众参与项目的深度成为了关键。如果项目后期的运营与维护也交由社区居民进行而缺少社会组织和设计师逐步对接与协助，项目的可持续发展便成了城市微更新最大的挑战。杨浦街道鞍山四村第三小区的“百草园”在经过近四年的时间后维护状况基本良好，但园内仍有不少植物、设施长期处于无人养护的状况，种子接力站的设施也已近乎闲置，说明社区花园项目的全民参与在现在的传统的居民小区中仍存在维护与运营的问题（图4）。政府难以负担过高的养护成本加之居民后期的参与意愿有限，这也是国内现阶段公众深度参与公共空间营造的难点。对此，社区花园项目通过“以点带面”，挖掘社区“领袖”的策略，即在社区和社会组织中培育和发掘优秀志愿者和部分相关专业的专职人员成为社区营造的先锋力量，来初步解决现阶段居民缺乏主动治理意识的问题[11]。同时，自2018 年起，杨浦、虹口等上海各区逐步推行社区规划师制度，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生活共同体”。这也有助于社区居民与社会组织和设计师逐步对接与协助，社区微更新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会得到更好的解决。

图4 2020 年11 月的鞍山四村第三小区“百草园”（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公众参与带来更强的公民意识和更高的社会效益，效益带来更多的政策支持，而政策支持又让更多的投资方、设计者和社会力量投入到公共空间的营建中，形成良性循环。越来越多的社区花园、口袋广场、社区庭院等微更新项目渗透入城市生活，社区美术馆走进愚园路、创意实验室落地鞍山新村，更丰富的公共空间类型参与到社区与城市的互动中。社区规模的空间操作产生城市规模的意义，由点成面带动城市公共空间的质变。范围和含义被扩大的社区营造也给了设计者与营造者更大的发挥空间，在社区更新中重新被挖掘的和新诞生的公共空间具备了更多的可能性。此前不论是商业改造还是整体保留，植入移除还是共生杂交，都是自上而下的产物，而当代城市视角下的公共空间在全民共建、全民共享的大背景下被注入了新的含义和新的目标：好的城市公共空间应是政府主导与公众参与相结合的，是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互相依存的，是功能和形式上多义、包容、复合的空间。

结语

基于里弄与社区的上海城市公共空间营造的策略转变是一种更新与演化，也是必然的结果。公共领域逐渐走进日常生活且被不断赋予新的形式与意义，城市生活与个人生活、城市利益与私人利益趋近平衡与共赢是城市治理和规划愈加以人为本、走向进步的体现。当然，公共空间的发展不是简单的演替，商业化改造、保留式更新和日常化营造在上海当前及未来的旧有住区城市更新中仍会时时共处和并行。针对不同的城市区域、不同的环境因素和现实条件，各种改造策略均有其存在的意义和实施的合理性，也有其不当和局限性，这更加需要不同更新手段因地制宜，有的放矢。

在新一轮城市建设中，还有极大存量的地块难以维持基本居住条件而等待资本的注入与盘活，例如老城厢还存在大量里弄亟待改造，采用高密度补偿开发的模式可以在实现容积率的补偿与奖励的同时较好地保存有形的城市空间肌理；随着自媒体的发达，“网红经济”又成为城市更新的新动力，应促使开发商将商业开发的部分收益与热度转化为更多服务周边住区的公共场地。在保留居住功能的里弄改造中，外部空间设计的突破需要和公共空间更新政策同步推进，以解决“螺蛳壳里做道场”般所受到的种种制约；完全保留居住功能的社区也可以和周边地块的商业开发或社区营造相结合，实现社区服务的共享与公共空间的缝合。公众参与主导的社区营造在实际操作中也会面临政府、基层工作者和市民意见之间的种种矛盾和取舍，于下应扩大社区营造的社会影响，普及居民自治的理念；于上应建立更完善的组织机制减少协调沟通、后期维护的时间与成本，逐步引导不同参与方，如此更易达成共识。

高密度城市发展带来的挑战推动未来城市公共空间不断进步与演变。优秀的公共空间营造不仅对住区空间意义重大，也已成为提高上海城市品质的重要一环，希望通过越来越多的研究与实践，上海乃至更多的当代中国城市会找到公共空间更新的更优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