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制乱罚款等制度性成本　稳定企业预期

罗志恒

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了新的稳增长政策，同时将改革视为极其重要的政策工具，要求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这有利于稳定当前宏观经济大盘，对改善营商环境、稳定市场预期和激发市场活力亦有重大意义。疫情以来，稳经济措施以政策刺激为主，但其边际效应会递减。刺激政策只能管短期，且有副作用;只有推动改革和构建制度才能管长远。

通过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是为了在短期稳增长，在中长期释放经济增长动能。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面临“保5”的压力。消费低迷、房地产销售和投资快速下行，外需在全球经济衰退预期和滞胀风险上升的背景下也将下行，提振基建投资和刺激消费成为重要抓手——这是从宏观需求的角度看问题。从微观角度看，稳增长实际上是让企业敢投资、有能力投资，让居民敢消费、有能力消费。然而，企业在疫情冲击之下现金流问题突出，收入现金流不足的同时人力、房租、利息等刚性支出仍存，压力巨大;居民在疫情冲击之下失业率上升，消费也受到抑制。

今年以来，中央政府推出大规模的退税减税降费以稳定企业，地方政府理应积极创造好的营商环境，促进企业解决预期不稳、订单不足等问题。但是，一些地方在疫情、减税降费和房地产下行冲击下面临严峻财政形势，部分地区甚至通过乱罚款、小过重罚等方式筹集财政收入，出现了“三乱”。这不仅对冲了减税降费的效果，而且恶化了营商环境，导致企业更加不敢投资、没有能力投资，从而加剧经济顺周期下行。

严厉查处地方政府对企业乱作为等做法，降低制度性成本，正当其时。今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意见就已明确提出“坚决避免乱罚款，严格禁止以罚款进行创收，严格禁止以罚款数额进行排名或者作为绩效考核的指标”。

长期看，中国经济增长已迈入了“5时代”，更加需要通过改革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释放经济动能。可以预期企业成本上升的压力仍然较大：一是人口数量红利渐行渐远，而老龄化速度加快，劳动力成本将明显上升;二是企业承担税费尤其是社保成本压力较大;三是能源成本仍偏高;四是民企和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仍高;五是企业承担的一些隐性成本，比如去年廊坊下达罚款指标、近期督察组通报的部分地方“吃拿卡要”等。企业成本增加的因素较多，势必影响供给，同时通过就业影响需求。有必要通过改革降低一系列成本，来解决企业成本高企、经营活力和信心不足的问题。

近年来中国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做法主要包括放管服改革和减税降费等方面，比如“最多跑一次”“国地税合并”。但如果不通过改革彻底管住部分地方政府滥用权力的手，制度性交易成本还将上升，这会进一步导致政策工具对减稅降费的依赖度上升，延缓改革，不能从更深层次释放市场的活力。

中国经济40余年的高增长的重要原因是宏观上的改革开放和微观上的企业家精神。只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减少束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会释放出强大的经济力量，资本会自发寻找市场，人口会自行流动以寻求最能改善生活的行业和地区。因此有必要在推出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相应的产业和社会政策时，着眼长远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提振预期和信心。

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明确政府的边界，仍是问题的核心。中国市场经济建立的时间不长，而且脱胎于计划经济，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不彻底，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问题依旧不少。

另外，应全面放开市场准入限制，在市场主体遵守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对不同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尤其要激励民营企业家作出更大贡献。经济下行期叠加疫情反复冲击，企业家的行为呈现出明显的避险和收缩倾向。风险意识上升、现金为王的经营理念成为不少企业家的行为准则。如果能逐步放开一些垄断行业的准入限制，市场活力将更加凸显。

此外，建议改进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激励机制。当前地方政府面临多目标约束，导致行为谨慎，积极性主动性不足，有必要建立起更加包容、尽职免责的考核激励机制，避免其不作为，推动地方政府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建议进一步适度加大对基层的转移支付力度，落实地方“三保”。当前地方财政形势较为困难，部分区县库款保障水平较低，中央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对地方、省市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对区县的转移支付。同时要加强对地方“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监督曝光力度，阻止地方为了“创收”将手伸向企业和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