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图书馆藏一叶回鹘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研究

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

(新疆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疑伪经《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以下简称《八阳经》)，虽有传玄奘译、义净译等称，实为中土所撰，内容杂有如来藏、中观、唯识、密教等大乘佛教教义和道教、民间信仰等，体现了佛教大众化的特征。(1)[日]橘堂晃一《小田壽典著 佛説天地八陽神呪経一卷トルコ語譯の研究》，《東洋史研究》2012年第71卷第2號，第132頁。据小田寿典判断，大致完成时间为7世纪后半期至8世纪前半期。(2)[日]小田壽典《佛説天地八陽神呪経一卷トルコ語譯の研究》，京都：法蔵館，2010年，第37頁。

回鹘文《八阳经》译自汉文。伦敦大英图书馆(British Library)藏回鹘文《八阳经》卷子(编号为Or. 8212-104)出自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第17窟)，故该《八阳经》译成回鹘语的大致时间为10世纪末或11世纪上半期，即藏经洞封窟之前。回鹘人对《八阳经》似有极大的热情和认同，有多种写本和刻本存世，纸张形式有卷子、贝叶型和折子等，总数达400余件，分藏于柏林、圣彼得堡、巴黎、京都、东京、敦煌、吐鲁番、乌鲁木齐等地。(3)据叶尔达尔(Marcel Erdal)统计，回鹘文《八阳经》文献储存情况如下：柏林至少310件、巴黎11件、圣彼得堡67件，京都37件、北京3件。此外，近期张铁山和李刚从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分别研究刊布了4件，笔者从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品中发现1件。

回鹘文《八阳经》的研究始于羽田亨，他于1915年研究了龙谷大学图书馆和俄罗斯藏部分写本。(4)[日]羽田亨《回鶻文の天地八陽神呪経》，《東洋学報》1915年第5卷，第4l-73頁；羽田亨《回鶻文の天地八陽神呪経補遺》，《東洋学報》1915年第5卷，第189-228頁；羽田亨《羽田博士史学論文集》(下巻)，東京：東洋史研究会，1958年，第64-142頁。班格(W. Bang)、冯加班(A. von Gabain)和阿拉提(R. R. Arat)以伦敦藏敦煌卷子作为底本，对敦煌、吐鲁番出土残片进行了详细的文献学研究。(5)W. Bang, A. Gabain & Rachmati, R. Das buddhistische Sūtra Säkiz Yükmäk. Türkische Turfan-Texte VI, SPAW, 1934, pp. 93-192.我国学者冯家昇研究刊布了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一件(三张七面)重要的折叠式刻本残页。(6)冯家昇《刻本回鹘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研究—兼论回鹘人对于〈大藏经〉的贡献》，《考古学报》1955年第9册，第183-192页。山田信夫、庄垣内正弘各自刊布了龙谷大学藏品和中村不折氏藏品。(7)[日]山田信夫《ウイグル文天地八陽神呪経断片》，《東洋学報》1958年第40號，第79-97頁；[日]庄垣内正弘《中村不折氏旧蔵ウイグル語文書断片の研究》，《東洋学報》1979年第61號，第1-29頁。茨默(Peter Zieme)则刊布了三则与《八阳经》有关的跋文和韵文。(8)Peter Zieme. Colophons to the Säkiz Yükmäk Yaruq,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1983(10), pp. 143-149; Peter Zieme. Die Stabreimtexte der Uiguren von Turfan und Dunhuang. Studien zur alttürkischen Dichtung, Budapest, 1991, pp. 60-64.小田寿典自1966年开始一直致力于回鹘文《八阳经》的整理和刊布，探讨其语言文字特点和各种版本的异同，2010年以集成形式出版两卷本《仏説天地八陽神呪経一卷トルコ語訳の研究》，后又出版其英文修订本。(9)[日]小田壽典《佛説天地八陽神呪経一卷トルコ語譯の研究》，京都：法蔵館，2010年；O. Juten, A Study of the Buddhist Sūtra called Säkiz Yükmak Yaruq or Säkiz Törlügin Yarumïš Yaltrïmïš in Old Turkic. Turnhout: Brepols, 2015.拉史曼(Simone-Christiane Raschmann)对德国布兰登堡科学院吐鲁番文献研究所收藏的回鹘文《八阳经》进行了档案化，其中考证了属于《八阳经》的新残片和可以缀合的多件文献。(10)Raschmann, Simone-Christiane, Alttürkische Handschriften. Teil 18: Buddhica aus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Teil 1: Das Apokryphe Sutra Säkiz Yükmäk Yaruq. Stuttgart, 2012. 柏林藏回鹘文《八阳经》刻本方面，Abdurishid Yakup有介绍，见A. Yakup. Alttürkische Handschriften. Teil 2: Apokryphen, Mahāyāna-Sūtren, Erzählungen, Magische Texte, Kommentare und Kolophone, Stuttgart, 2008, pp.53-77.毛艾(Dieter Maue)研究了3件婆罗米文和2件藏文回鹘语《八阳经》残片。(11)Dieter Mauo: Alttürkische Handschriften. Teil 1: Dokumente in Brāhmī und tibetischer Schrift, Stuttgart, 1996.

近期，亦陆续有新的回鹘文残片被发现和刊布。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研究了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出土的一页《八阳经》残片。(12)Yakup, Abdurishid. Uighurica from the Northern Grottoes of Dunhuang. A Fertschrift in Honour of Professor Masahiro Shōgaito’s Retirement Studies on Eurasian Languages. “Studies on Eurasian Languages” Publication Committee, 2006.张铁山从吐鲁番研究院收藏品中考证出一页《八阳经》刻本(81TB10: 09)，认为其与冯家昇先生刊布的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刻本为同一文献。(13)张铁山认为该版本与冯家昇刊布的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刻本属同一版本，因内容不重合，可以互补。此结论若可靠则说明，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八阳经》刻本同样来自吐鲁番。见张铁山《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出土回鹘文刻本〈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残页研究》，《敦煌学辑刊》2011年第2期，第28-34页。茨默对山西博物院收藏的一页《八阳经》跋文进行了研究。(14)Peter Zieme, An Uighur Instruction Document for Preaching the Bayangjing and Other Sūtras in Alliterating Verses from Shanxi，沈卫荣主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3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71-282页。李刚则考证出五件回鹘文《八阳经》残片(吐鲁番研究院藏品3件、柏林吐鲁番文献研究所藏品2件)。(15)Li gang, A Study on Several New Fragments of the Säkiz Yükmäk Yaruq Sudur in Uighur Script,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 Vol. 72, 2019(2), pp. 165-178.

从所有回鹘文《八阳经》刻本和写本的内容看，伦敦本较为完整，每页尺寸长24厘米，高9.5厘米，总行数为466行，应该为较古老的版本，不仅是因为发现于藏经洞，其语言中还具有古老成分，(16)小田寿典对伦敦本的语言特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认为伦敦本所持有的语言特点与鲁尼文碑铭以及摩尼教文献语言相。如，其他写本中的ayïγ“坏的”在伦敦本中转写为anïγ，qayu“哪个”转写为qanyu，这证明伦敦本具有鲁尼文碑铭文献时期或后期摩尼教文献语言n方言的特征(小田2010，第58-72页)。同时写本中还书有鲁尼文文字。(17)关于伦敦本中的鲁尼文文字，小田读作kör(ü)g bitid(i)m“我库鲁格(körüg)写了”(小田2010，第32页; Oda 2015, p. 25)，叶尔达尔(Marcel Erdal)纠正为körüp bitidim“我看着(照着)写了”，见Marcel Erdal, Review of Raschmann, Simone-Christiane: Alttürkische Handschriften Teil 18. Buddhica aus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Teil 1: Das Apokryphe Sutra Säkiz Yükmäk Yaruk. Stuttgart: Steiner 2012 and of Oda, Juten: A Study of the Buddhist Sūtra called Säkiz Yükmäk yaruq or Säkiz Törlügin Yarumïš Yaltrïmïš in Old Turkic. Turnhout: Brepols 2015, Orientalistische Literaturzeitung, 2018(113-4/5), p. 146.

京都龙谷大学亦藏有相同卷子，近于完本，发现于吐鲁番交河故城，长510厘米，高29.3厘米，共405行。据小田寿典介绍，龙谷大学藏本卷头部分残缺，而羽田亨所刊布的21行《八阳经》写本正好可以与其卷头部分缀合，应为同一文献。计算此21行，该卷子总行数达426行。笔者于2017年3月参观龙谷大学图书馆时有幸见到实物，为一长卷，字迹工整，文中的burxan“佛”、bodistv“菩萨”、darni“陀罗尼”等词用朱笔书写。

除以上近于完本的两个写本以外，冯家昇所刊布的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刻本值得关注。按冯氏介绍“3张7面半”，折叠式，是1929年西北科学考察团从新疆获得，第一和第二页“如来说教图”下面标有“陈宁刊”字样，还刻有“四”“六”“二十四”等汉字以表页码。“陈宁”之名均见于元刊《碛砂藏》《至大重修宣和博物图》《菩提场庄严陀罗尼经》等书中。对此，冯家昇认为回鹘文《八阳经》的刻经地点应在平江(今吴县)或大都(今北京)。另据禿氏祐祥信息，陈宁的名字出现在元代开板的杭州普宁寺本大藏经中。从西安的卧龙寺、开元寺，太远的崇善寺发现的平江府碛砂延圣禅寺版大藏经的扇绘中亦见陈宁之名。(18)[日]禿氏祐祥《大蔵経と扉絵》，氏著《東洋印刷史研究》，武蔵村山：育裳堂書店，1981年，第213-218頁。小川贯弌认为“陈宁”是注明日期为“大德十年”(1307)的延圣寺开板出现的刻工，(19)[日]小野玄妙《仏教経典総論》，氏编《仏書解説大辞典》(別巻)，東京：大東出版社，1936年，第889-890頁。若与回鹘文《八阳经》中的“陈宁”为同一个人，那回鹘文《八阳经》刻写印刷时间为大德十年前后，即1307年左右，地点为杭州一带。

回鹘文《八阳经》经名有二，一为t(ä)ngri burxan y(a)rlïqamïš t(ä)ngrili yerli säkiz yükmäk yaruq bügülüg arviš nom bitig，被认为是初期译本的题名；另一名出现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刻本中，名为t(ä)ngri t(ä)ngrisi burxan y(a)rlïqamïš t(ä)ngrili yerlitä säkiz türlügin yarumïš yaltrïmïš ïduq darni tana yip atl(ï)γ sudur nom bitig，被认为是元代改译本之名称。

从经名可以看出，初译本中对应“八阳”的säkiz yükmäk yaruq被改为säkiz türlügin yarumïš yaltrïmïš。回鹘文佛教文献中yükmäk对应“蕴”，尤指“五蕴”，改译本则将其删除，用动词yarumïš yaltrïmïš“发光”取而代之；bügü“神”和arviš“咒”合成对应“神咒”bügülüg arviš一词被ïduq darni tana yip所取代，其中darni来源于梵语的dharni“咒”，而tana yip指作为测量单位的绳子。与原文对照看，yükmäk yaruq和bügülüg arviš更接近于汉文的字面意义，为什么会出现其替代选项yarumïš yaltrïmïš和ïduq darni tana yip等不得其解，或许以上两种题名并非是初译本和改译本的题名，而是同一时期的不同译本。(23)叶尔达尔对回鹘文《八阳经》的两种经名有详细的对照分析，详见The manuscript variants of the Säkiz Yügmäk Yarok Nom Bitig. Zs. Gulácsi (ed.), Language, government, and religion in the world of the Turks: Festschrift for Larry Clark at seventy-five, Brepols: Turnhout, 2018, pp. 301-310.除以上正式题名外，作为经名尚有paryoke或varyoke 等“八阳经”三个字的汉字音形式。(24)paryoke和varyoke为“八阳经”的回鹘汉字音形式，均见于元代文献中，这里varyoke可能反映的是元代的口语特征。paryoke见于U4655、U741，此二文献从施主和《八阳经》经名看都属于元代。

有关《八阳经》的回鹘文跋文近10种，其中有一则跋文虽部分残缺，但留有关于回鹘文《八阳经》译者的一线信息。吐鲁番鄯善县七克台出土的一件相关跋文中(小田编号为Xinx)出现了著名翻译家胜光的名字，而文中经名部分略有残缺，只存有“[ ]li-tä säkiz [ ]”等字样。该部分可修补为[tängrili yer]litä säkiz [türlügin yarumïš……]，正好为“八阳经”的回鹘语译名。据此，有学者提出《八阳经》的译者为胜光的观点。据跋文内容的“大唐三藏法师从梵语译为汉语，别失八里人后学之胜光法师从汉语译成回鹘语”看，胜光翻译此经所参考的原文是所谓的“玄奘译本”。胜光曾翻译过玄奘弟子义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翻译过《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传》，对玄奘似情有独钟，故胜光翻译《八阳经》的推断具有一定的可能性。

此外，《八阳经》相关跋文中也透露出回鹘人对于《八阳经》的特殊认识：

《八阳经》作为伪经在内地并不流行，但在敦煌、吐鲁番一带的回鹘佛教社会里则十分流行，至今发现的抄本和刻本数多达400多件，还在江南、大都等地进行印刻。除此之外，还有用婆罗米文和藏文书写的回鹘语版本。足见，回鹘人对于《八阳经》的重视和偏爱。(28)圣彼得堡藏SI 4bKr.14中有10行回鹘文和4行汉文。经庄垣内(2003)考证，回鹘文内容属于“九恶业”，汉文部分则为回鹘人所做《八阳经》难字音注。比如在该文献中的难字注：“大”注“代”，“通”注“铜”，“言”注“焉”；反切注音：“古月”注“穴”，“罗凡”注“澜”，“古忽”注“骨”。通过注音的方法学习汉文《八阳经》的难字，其目的显然是用汉语诵读《八阳经》。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文韵文诗B128:18中，八阳经与《阿弥陀经》《华严经》《圆觉经》《法华经》《金光明经》等经典一起被称作on tayšing sudur“十种大乘经典”。这证明在回鹘佛教徒的认识中“八阳经”不是伪经，是十大大乘佛经之一。另外，《八阳经》反复强调的“神咒”消灾、摆脱困境、“读写”积德等现实意义较强的具体内容更是获得了民众的认同，因而在回鹘社会中出现了诵读、传抄、刻印《八阳经》的热潮。

图1(图1 国家藏GT15-12回鹘文《八阳经》写本正面)

图2(图2 国家藏GT15-12回鹘文《八阳经》写本背面)

一、拉丁字母转写

正面(图1)

06 ig oqïp tüpsüz täring yörüg-in ötkürü

07 usar-lar : ol tïnl(ï)γ-lar-nïng timin köngül-i biligi

页眉：yeti yigirmi

12 köngül-üm ät’öz-üm burxan-lar-nïng nom töz-i

13 yïltïz-ï ärür tep ötrü ol tïnl(ï)γ :-lar bu

16 ta tüšär : sansïz tümän až-un-ta tuγar

19 mäz-lär : ol ödün beš yüz t(ä)ngri oγlanï ol

二、译文

……众生乃能明见、了知和通达它(人之身心)。除此之外，阿罗汉、独觉以及声闻等佛弟子，所有沉迷于生死的凡夫皆对此也无所知，也不通达。善男子，若有众生诵读此经，能通达其甚深真理，彼众生之心智即为佛之法器。此外，思想不纯之人如醉酒一般无法醒悟，心生邪念，没有“我的身心是佛法之根本”之认识，那么那些众生就会沉没于这世界之河(苦海)，坠入三恶道，生死轮回于无数万世，受尽苦海之痛苦，无法听闻佛法之名。尔时，五百天子就在那大众之中，(听到)佛之(所言，得到佛法，皆大欢喜)。

三、原文

善男子！观此六根显现，人皆空口常说之。若说善语。善法常转，即成圣道；若说邪语，恶法常转，即堕地狱。善男子！善恶之理，不得不信。善男子！人之身心是佛法器，亦是十二部大经卷也，无始已来转读不尽不损毫毛。如来藏经、唯识心，见性者之所能知，非诸声闻凡夫所能知。善男子！读诵此经，深解真理，即知身心是佛法器。若醉迷不醒，不了自心是佛法根本，流转诸趣，堕于恶道，永沈苦海，不闻佛法名字。

尔时，五百天子在大众中闻佛所说，得法眼净，皆大欢喜，即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大正藏》第85册 No.2897，1423b15-25)

四、注释

01-02 anï körür anï bilir anï ötkürür可直译为“明见、了知和通达它”，该三个动词只对应原文的“知”，该译法同样出现在第4行，表现出了译者自由翻译的风格。

02 arxant：“阿罗汉”〈 Skt. arhant；pratikabut：“独觉”〈 Skt.pratyeka-buddha。汉文原文中没有“阿罗汉”、“独觉”，只有“声闻”，该内容由译者自行增加。

10 muna tana adïnu umatïn在伦敦本中为muna tänä ongalu umatïn，其表达意义相同。

12 nom töz-i yïltïz-ï：对应“佛法根本”。töz在回鹘文佛教文献中对应汉字的“性”、“本”，yïltïz则对应“根”。“根本”指在轮回过程中不会变化的根本业道，即行为。

五、结语

笔者将本文探讨的GT15-12与其他几种版本进行比较，发现与Ⅰa、Ⅰb、Ⅱc均有所不同，属于另一种译本。因未留存对应内容，与刻本(Ⅱd)是否一致不得而知，但存在与Ⅱd相同的可能性。从正字法特点看，明显具有元代特征，如t和d部分，q和γ旁加两点等。为便于对照，现将GT15-12与Ⅰa、Ⅰb、Ⅱc进行对比，其中黑体字部分为其他版本没有或用法不一样的地方：

例A 非诸声闻凡夫所能知。

Ⅰa antada öngi rxant prtikubutlar ulatïqamaγšraviklarazuqamaγ nizvanilarγbasmïš yalnguq-larbilgälär alqumunï bilmäz uqmaz ötgürü umazlar

Ⅱc [ ]da öngi arxant prtakabut ulatï …… šravaklar qam[ ] nizvani [ ]š tözün ……alqumunï bilmäz uqmaz ötgürü umazlar

例B 若醉迷不醒，不了自心是佛法根本，流转诸趣

例C 永沈苦海,不闻佛法名字。尔时，五百天子在大众中。

Ⅰbtaluy ögüztäämgäk ämgänür burxanlarnïng nomïnatïnišidmäz ol ödün biš yüz tngri oγlanï ol quvraγda ärür ärtilär

Ⅱctaluy ögüztäämgäk ämgänür burxanlarnïng nomïnadïnymä äšidmäz ol ödün biš yüz tngri oγlanï ol quvraγda ärür ärtilär

总之，《八阳经》的汉文本和回鹘语译本在回鹘人当中广泛流传。回鹘语初译本完成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封洞之前，到了元代在初译本基础上进行了修订，但在功德信仰的驱使和功利心的作用下，回鹘人对《八阳经》进行了多次的抄录。到了元代回鹘人甚至不远万里来到江南杭州或大都北京，在那里进行印刻，传至敦煌、吐鲁番一带，以满足广大信徒对于《八阳经》的特殊需求。这进一步证明，中原文化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深度影响及内地与边疆地区从古连绵不绝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