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其道而行：“乡愁”建构与农民工返乡创业
——基于S省Y县的扎根理论研究

刘金发

(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曲阜师范大学 管理学院，山东 日照 276826)

农民工返乡创业是近年来政府及学术界关注的重点课题，其中对返乡创业原因的探讨始终是辨析的焦点与研究的热点问题。综合来看，已有文献围绕“为什么返乡创业”呈现出两条解释进路。一是外部环境影响说，认为返乡创业是农民工综合考虑全球性金融危机失业压力，乡村振兴、“双创”等国家战略和政策红利，以及家乡经济、社会和人文环境因素而作出的理性决策(1)汪昕宇，陈雄鹰，邹建刚等：《我国农民工返乡创业影响因素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二是个人因素说，认为农民工年龄、性别和婚姻等人口学特征，先前与进城打工时积累的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以及集中在风险偏好上的心理资本等对返乡创业意愿具有显著影响(2)朱红根，康兰媛，翁贞林等：《劳动力输出大省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江西省1145个返乡农民工的调查数据》，《中国农村观察》，2010年第5期。。这些研究主要运用“生存-经济”分析范式，对客观变量作假设检验，为后续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然而，上述研究因缺乏农民工自我动机诠释而被认为是一种过度简化的解释路径(3)Portes A., Böröcz Jozsef. Contemporary Immigratio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n its Determinants and Modes of In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Vol.23,No.3,1989,pp.606-630.。概言之，农民工返乡创业现象的背后，除了经济条件、社会支持等倾向性因素外，亦有更深层的决定性因素亟待研究。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农民工离土离乡失去归宿感在心灵深处产生乡愁(4)刘爱华：《城镇化语境下的“乡愁”安放与民俗文化保护》，《民俗研究》，2016年第6期。，而“心灵作为行为的解释基础，在行为的形成方面，扮演着恰当的因果角色”(5)[美]大卫·J·查莫斯：《有意识的心灵：一种基础理论研究》，朱建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页。。由此，乡愁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有着深层影响。国外学者剖析了乡愁的情感构成，认为乡愁是“夹着忧伤的快乐”的复合情感体验；探讨了乡愁的触发要素，认为客观物体、场景、社会状况、人、食物、事件等可触发乡愁；强调了乡愁的实践应用，认为乡愁有基本的内在情感价值、衍生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6)王新歌，陈田，林明水等：《国内外乡愁相关研究进展及启示》，《人文地理》，2018年第5期。。国内学者在研究中常以乡愁反思“千城一面”传统城镇化；以“城愁”凸显农民工“城市融不入”“城市不得不忍受”的栖身、安身之痛(7)唐亚林：《区域中国：乡愁和城愁的交融与舒解——兼与李昌平、贺雪峰、熊万胜商榷》，《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2期。；以乡愁代际递减阐发新生代对乡村“没有感情、没有依恋，且日益疏远”(8)高荣政：《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聚焦和探究》，《农村经济》，2010年第12期。。然而，上述国内外乡愁研究均鲜少与农民工返乡创业直接关联，甚或发出“乡村回不去”的“愁乡”哀叹，难以对近几年来出现的返乡创业精英崛起现象(9)刘腾龙：《新土地精英的崛起与村级治理转型——基于乡村青年创业精英的视角》，《中国青年研究》，2020年第2期。给予系统深入地解释。

综上所述，已有农民工返乡创业原因的探讨大多局限在外部客观因素层面，对主观性“乡愁”因素的重视程度和影响机理探究深度不够，容易陷入西方纯粹“成本—收益”理性计算者的研究假设窠臼，严重制约了已有研究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加快乡村振兴和促进城乡融合等方面的应用价值。因此，研究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乡愁”心灵基础及其意义动力，既是调和理论与现实矛盾的关键，也是推动返乡创业高质量发展的亟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旨在没有理论预设的情况下从资料中建构理论。图1显示了其主要操作步骤：问题确立、数据收集、数据编码、概念与类属形成、理论抽样、理论饱和度检验、理论建构。

图1 扎根理论操作步骤

上述操作步骤中最关键的是对资料进行“编码”。即比较、分析和归纳原始资料，形成从低级到高级的抽象化概念，从而建构理论模型。扎根理论方法，对于建构农民工乡愁及其影响返乡创业的理论化模型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二)样本选择与资料收集

扎根理论在样本选择上与量化的实证研究不同，一般选择具有足够典型性的样本进行研究(10)贾旭东，谭新辉：《经典扎根理论及其精神对中国管理研究的现实价值》，《管理学报》，2010年第5期。。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下发的三批《结合新型城镇化开展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试点地区名单》，S省共16个县(市、区)入围。Y县既是第一批返乡创业试点县，又是S省唯一的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县，故遵循扎根理论抽样方法，考虑样本典型性和调研支持度，确定Y县为调研对象。

实地调研于2017年7月15日至8月15日展开。根据Y县返乡创业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WJW，男，45岁)提供的所辖21个乡镇共98个典型案例，结合调研计划从中选取50个，考虑地域和行业覆盖面等因素删减至35个，最后经逐个电话联系确定15个调研对象(见表1)。调研采取参加工作汇报会、实地考察、座谈会、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化访谈等方式。访谈时长约为90-150分钟，遵循扎根理论的饱和原则，当不再出现新的概念和类属后，停止访谈。访谈结束后，根据录音和相关记录整理成逐字文稿，形成详细地访谈记录。

表1 受访返乡创业农民工的基本信息

(三)编码过程

扎根理论有三个编码层级：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最初的开放式编码也称一级编码，是将原始资料重新综合、定义、摘要和编码，以形成初始概念(A1，A2，A3……，An)的过程。为此，本研究先在摘录资料中切分出96个与乡愁触发有关的词汇，然后再进行归纳，最终抽象出“家庭完整、乡村习俗、农村可为、社会歧视……”等29个初始概念，具体见表2所示。

然后进行主轴编码。也称二级编码，是对初始概念进一步的分类和归纳，从而发现和建立类属之间的各种潜在逻辑关系，形成新的类属。对开放式编码下A1-A29初始概念进行主轴编码，归纳出存在显著逻辑关系的B1-B6类属：家庭本位、眷恋家乡、责任情怀、城乡二元、差序治理、认同危机。

表2 开放式编码概念化

最后进行选择性编码。也称三级编码，是对核心类属的进一步提炼，说明核心类属与其它类属之间的关系，是整个模型的核心部分。本文归纳出了C1、C2两个核心类属，即与“人”有关的情感乡愁和与“身份”有关的身份乡愁。经过反复比较分析，在15个访谈案例资料中没有新的概念和类属关系产生，表明研究结果的理论饱和度较好，可以停止采样。具体见表3所示。

表3 概念类属化与核心类属关系

二、“乡拉城推”：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乡愁驱动机制

扎根理论的最终目的是建构理论。已有研究指出，乡愁既包含时间上的“远去”，也包含空间上的“离开”(11)成志芬：《“乡愁”研究的文化地理学视角》，《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通过调研与辨析，农民工的乡愁不仅因“乡”这一空间认同而产生“愁”的情感，还会因“乡”这一空间身份而出现“愁”的超载或消极体验，这是农民工乡愁的特殊之处。故此，本文结合已有文献，在前述扎根理论三级编码的基础上，从农民工“人”与“身份”的双重意涵出发，建构了返乡创业的“乡愁”驱动模型(见图2)：主动的拉力——“为了家乡”的情感乡愁；被动的推力——“因为家乡”的身份乡愁。两种乡愁构造出“乡拉城推”机制，与20世纪70年代解释农民工进城务工时“城拉乡推”的推拉理论形成鲜明对照(12)Bogue D J, Principles of Demography, New York：John Wiley&Sons,Inc,1969,pp.753-755.，为农民工“返”向流动提供了新的分析思路。

图2 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乡愁驱动模型

(一)作为主动拉力的“情感乡愁”

农民工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其特殊之处在于此类人口往往背井离乡、远赴城市打工，但他们的根脉都在遥远的故乡彼方，深受“土”的束缚(13)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页。。农民工的情感乡愁，是源自主体“人”的原初意义上的乡愁，是身在异乡时空而产生的一系列主观而具体的对家乡的情感，大致可以分解为三个层次。一是对家和家人的思念之情。家是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场所，它不仅提供物理的舒适，也是生存所必须(14)这里谈到的家指涉三个不同的概念。家(home)、家庭(family)、居所(house)。。无论在农业社会还是工业社会，人只要离开家，就会产生乡愁的心理依附情感。改革开放后，快速推进的城镇化加剧了农民工与家庭的分离，家的意义和功能逐渐丧失。因此，对家和家人的思念是农民工乡愁的基础部分，是发自人性的、心灵的情感慰藉。二是对记忆中的家乡与乡村生活的眷恋。乡愁包含着人们对“地方”的熟悉和眷恋(15)Williams D. R., Stewart S. I., Sense of Place: An Elusive Concept That is Finding a Home in Ecosystem Management, Journal of Forestry, Vol.96,No.5,1998,pp.18-23.。记忆中的家乡有美丽的山林和溪流，有熟人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乡村伦理，是个体曾经身处其中并产生归属感的地方。农民工身处都市，身体虽能安放，但心灵却找不到归属，造成“身-心”撕裂。正是这种归属感的缺失，生发出对曾经生活场景的怀旧、怀念和眷恋，构成了农民工乡愁的核心要素。三是对家乡的乡土责任情怀。长久以来，农民工留城、务工，离土、离农被视为主流化流动现象，造成社会视返乡为非常态，强化了返乡者“融城失败”的负面标签。然而，在往返城乡的“旋转门”、失败落魄的“被迫返乡者”形象之外，一些农民工有着相对坚实的乡土文化认同，愿意利用在城市社会累积的经验、技术与能耐，主动返乡以开创事业、发展家乡产业、参与乡村治理等。可见，农民工的乡愁不单是思家、怀乡，还有“反哺家乡”的责任情怀(16)曾东霞：《青年反哺与回归：破解乡村振兴短板之道》，《中国青年研究》，2020年第8期。，而此种乡愁是一种长久以来被遮蔽，甚至被标签化、污名化的乡愁要素。

改革开放以来，新农村建设、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相继实施，农村面貌变化巨大。然而，在城市中心主义逻辑下，农村资源匮乏、经济凋敝，农民物质化、世俗化、精神贫瘠化成为返乡“他者”的核心论调。由情感乡愁出发，返乡创业农民工对乡村的理性判断和价值立场与“他者”有所不同。一是从“城乡差异”而非“城乡差距”的视角去发掘乡村蛰伏资源。“农村不是一无是处。当初回来创业是看中了Y县是鲁锦的发源地，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纺织业基础好，Y县一河之隔就是全国的羽绒集散地。”(ZBD-201707)“Y县在黄河大堤脚下，土壤中有机质微量元素非常丰富，是生产绿色无公害蔬菜的优越区位。”(WJD-201707)二是以“找亮点”而非“挑缺陷”的激活机制建构返乡创业行动者网络。“农村创业不能排斥或贬低农民，要善于用制度来激活他们身上的亮点。借助荣誉机制，我给花砖厂两位老师傅申请了县非遗传承人，现在他们干活带着自豪感，成了厂子活广告，这对农村创业太重要了。”(HYT-201708)

(二)作为被动推力的“身份乡愁”

农民工的身份乡愁，概因农民工作为一种“身份”而派生(17)陈映芳：《“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3期。，是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动态过程中所经历的剥离农民“身份底色”的灼痛。主要包括三项内容：一是“城与乡”的二元分割导致了身份乡愁。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国家从严禁农民流动、控制农民流动、规范农民流动变为放开并支持农民流动，但城乡二元结构却没有根本改变(18)厉以宁：《论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这在身份上造就了农民的“地域宿命”。身份烙印是农民工身份乡愁的根源性构成，带有强烈的制度刚性和身份粘性。二是“外来与本地”的城市差序治理加剧了农民工的身份乡愁。改革开放初期，旧式城市保护主义直接排除或漠视农民工作为“外来人口”的权益或福利。近年来，一些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表面上将农民工纳入了市民身份体制，但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大都以“低起点、低标准”作为保障定位的原则(19)韩丹：《失地农民的身份认同与城市适应》，《社会科学辑刊》，2011年第2期。。这种先给予农民工部分市民身份，而后排除关键市民权利的“既纳入又歧视”的新式城市保护主义，实质上将农民工划为了具有位阶性的、差序的身份权利群体，是一种次等市民身份的制度化。意味着农民工处在户籍制度和市民权歧视的双重束缚交叠地带，构成了身份乡愁的核心要素。三是城市融入之难放大了身份乡愁。农民工渴望在城市获得市民资格。然而，传统城镇化的矛盾在于，城市发展需要农民工，但又不想让农民工稀释福利资源。化解这一矛盾的策略是根据城市大小，实施差别化的积分落户制度。在此制度下，教育程度低、税收贡献低、就业和住所稳定性低、年龄大等特征的“低端”外来务工人员，往往成为被疏解对象，只有少数精英农民工可以跨越积分落户的“硬”门槛(20)周庆智：《中国城市的权利二元结构——城市化地区居民权利结构分析》，《学海》，2018年第1期。。此外，物理生存空间区隔、社会交往空间分层、经济生产空间窄化等导致农民工在经济、社会、文化和心理四个维度上是“低质量”城市融入(21)杨菊华：《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这种因低素质而产生的身份乡愁，强化了个体必须对自我“低素质”负责的意识，进而拒绝建构和认同市民身份，加剧了身份内卷化效应。

从“身份乡愁”出发，能更好地理解为何理论上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更高，但现实中返乡创业的却也不在少数的矛盾。一是青春必将逝去，新生代农民工从父辈身上看到了自己未来的样子。“青春”对父辈意味着要进城打工，最终的命运归宿是“返乡”或“回村”，新生代恐将继续青春的“标准化作业”流程。这种农民工身份的代际循环，迫使新生代重新思考青春的价值与意义。“上一辈的人打工，我们这辈打工，下一辈是不是也打工？弄不好打工要世袭三代。创业也算是从我这一代变起吧。”(WGY-201708)二是年少也知愁滋味，打工成为未来当“老板”的过渡。工厂军事化管理、过度加班、机械式流水线作业等打工经验，以及作为“落脚之地”和“睡觉场所”的厂区宿舍、出租房屋所带来的漂泊不定生存体验，让有的新生代农民工心理承受崩溃，甚至出现“宿命性自杀”(22)马修·D.摩尔，李光辉：《涂尔干的自杀类型与社会资本：53个国家之间的跨国比较》，《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18年第3期。。因此，一些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当“工人”只是过渡，是为了积累个人知识、技术、金钱、人际网络与经验等。“我在一个酱料厂打工，逐渐摸清了整个企业的运营，知道市场是怎么回事，后来回老家做西瓜酱，作为80、90后舌尖上特有的怀旧记忆。”(LY-201708)

三、乡村实心化：乡愁驱动的农民工返乡创业类型意义

人口空心化、产业空心化、治理空心化等乡村空心化问题导致乡村振兴乏力。而乡愁型塑的农民工返乡创业类型恰好有着实心化乡村的重大实践意义。

(一)情感乡愁与“使命型”返乡创业

在农民工返乡创业类型研究中，尽管达尔文主义的生存型创业、社群主义的机会型创业“二分法”饱受学界质疑(23)Williams C. C., Round J., Rodgers P., Beyond Necessity and Opportunity Driven Entrepreneurship: Some Case Study Evidence From UKRAINE,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Entrepreneurship, Vol.18,No.2，2006,pp.22-34.，但研究中鲜见其它类型。在“情感乡愁”下，农民工返乡创业不单受理性经济人、利益最大化等个体本位主义假设驱动，还有着家庭本位、家乡本位和社会本位的情感蕴含，是兼顾自身与乡村发展的“使命型”创业，即创业的动机在于实现个人理想与愿景并改善社会现状(24)Fauchart E., Gruber M., Darwinians, Communitarians, and Missionaries: The Role of Founder Identity in Entrepreneurship,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54,No.5，2011,pp.935-957.。首先从家庭本位看，访谈中最常见的返乡创业理由就是“照顾家人”“为了家人”。中国人传承了儒家文化对家庭无条件、无保留的奉献精神，家庭“大我”的幸福是个体“小我”幸福的先决条件和生命意义。CLT17岁到大连一家制衣厂打工，逐渐成长为技术骨干，2006年结婚生子，孩子两岁时交给公婆照顾，和丈夫继续外出打工。“婆婆得病做手术，公公身体也不好，考虑到我们掌握了点技术，所以2013年我和丈夫决定在家创业，现在这个内衣厂有150多人，都是本地妇女，政府又给批了块地，明年新厂再招100多人。她们和我一样，不用出去打工就能照顾家。”(CLT-201707)其次从家乡本位看，不想让“村子穷”的另类价值观，演化出“治理村庄”“发展家乡”的返乡创业动机，并已然带来村容村貌的质变。ZZW是个85后，2012年返乡创办了生态养殖场。“那年回老家下大雨，踩了一脚的泥，突然很伤感，觉得农村不应该老这样，所以自学了点技术后决心回来。后来陆续帮村里修路、安路灯、建健身广场。2016年村两委换届，选我当了村主任，这成了与人家谈订单的最亮‘名片’。”(ZZW-201708)再次从社会本位看，扎根农业、带动老人和妇女就业、扶贫等更为复杂的社会性动机也具有高度支配性。LQ2010年去北京一家农业公司打工，2014年返乡成立了果蔬种植合作社，流转土地1200多亩，带动周边18个村450多人就业，其中贫困户180多户，被评为县精准扶贫创业基地。“村民开始不愿流转土地，后来知道我是邻村的，不敢坑他们，流转就快了。刚才和你聊天的是暑假帮父母干活的大学生，这一家挣三份钱，有地租，有管理大棚的承包费，还有果蔬分拣包装的工资。”(LQ-201707)

概言之，使命型创业是返乡农民工“情感乡愁”内在心灵的外化过程和结果。在访谈过程中，因情感乡愁而返乡创业的例子较为常见，且大多是“为家人、为家乡、为社会”的复合性情感动机。当地政府也意识到这一点，“县里先后在深圳、青岛、济南、西安、上海、北京等地设立返乡创业服务站，县长去揭牌并实名加入微信群。县里开展‘接你回家’工程，目的是联络亲情、友情，引导心系家乡的农民工返乡发展‘归雁经济’。”(WJW-201707)

(二)身份乡愁与“创青春型”返乡创业

尽管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显著高于老一代，但其感知到的不被城市接纳的排斥预期也显著高于老一代(25)余晓敏、潘毅：《逆成长：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的十年变化(2006～2015)》，《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3期。。因此，新生代们的返乡，既不是以农村户口为贵或对乡村有强烈情感的主动返乡，也不是融城彻底失败或在城市失业后的被迫返乡，而是根源于“身份乡愁”的被动返乡。受此驱动，新生代返乡创业不以单纯的“生存”为目的，而是将其作为自身实现有“价值”事物追求的过程，是一种改变或转换生命历程圆“老板梦”的“创青春型”返乡创业，即试图用时间换取个体发展的高度和空间，跳出“婚前进城、婚后往返、大龄返乡”生命周期循环，创造与父辈不一样的青春生命历程。一是冲破打工“世袭”制。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视返乡创业为打破宿命实现有价值主体的市场化机制，蕴含着“趁年轻多闯荡”“为梦想去奋斗”“当老板来体验”“干事业不后悔”的草根企业家精神。“不想打工，经济好的时候，工厂让你加班。经济不好的时候，工厂就要裁员。所以，我打工的时候就想好了，不能只出苦力，还得敢于‘闯业’。”(ZBW-201708)二是跳出异乡客恶性循环。新生代农民工儿时是留守儿童，成年又成为“两栖人口”作“候鸟式迁移”，与其执着于“他乡变故乡”，不如趁年轻早返乡，理顺自己的生活、家庭、生命历程与代际关系。因此，当城市打工收入与返乡创业收益(包括幸福感、体面感等)间的差距不断缩小时，新生代将倾向于摒弃过去被赚钱支配的生活状态。“在外打工对留守的父母、孩子和妻子有太多感情亏欠。保守的农村人走上创业这条路，并不是想赚或能赚大钱，而是想着一家人和美过日子。”(WZZ-201707)三是塑造返乡创业精英形象。新生代农民工试图摆脱以往被消费能力、教育程度、生活方式等刻画的低素质“生产主体”刻板印象，塑造与见多识广(能人、致富带头人)、乡村治理中坚力量(入党、进入村两委班子)、社会身份跃迁(新乡贤、当选人大代表)等相关的“创业精英”形象认同。“2012年老家没多少人懂电商。我在南方学会之后回来搞了个电商协会，自任会长，手把手免费带了十几个人。他们会了再教家里人，后来这里变成了淘宝村、淘宝镇。”(SSX-201708)“一开始是试错，后来找到了盈利模式，流转的150多亩茶园共享给企业老板、爱茶中产等，解决喝农药茶、催生茶、大棚茶的痛点。因为有点带动农户的贡献，后来成了乡人大代表和大学兼职创业导师，现在以师徒制带着两个农村青年创业。”(ZSN-201708)

(三)乡愁交叠与“链接型”返乡创业

农民工集“情感乡愁”和“身份乡愁”于一体。但是，因年龄、性别、家庭状况、行业背景、专业知识等的不同，两种乡愁在个体身上并非匀质分布。借鉴已有文献的做法，本文以“高和低”来简单度量两种乡愁(26)Du D., Bakker A. B., Derks D., Does Homesickness Undermine the Potential of Job Resources? A Perspective From the Work-home Resources Model,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Vol.39,No.1,2018,pp.96-112.。农民工情感乡愁低，意味着不愿呆在乡村，情感乡愁高，意味着愿意返回乡村；身份乡愁低则坚持留在城市，身份乡愁高则不愿呆在城市。同时，假设农民工返乡往往选择创业而非务农或就近打工。两种乡愁的交叠效应见图3。

图3 两种乡愁的交叠效应

乡愁交叠有四种组合，分别带来不同效应。第一，两种乡愁是“低-低”组合时。农民工在特定的时点上对乡村缺乏必要的情感，对在城市生存的身份压力感知较小，在行为选择上更倾向于进城务工。第二，两种乡愁是“高-高”组合时。农民工对乡村有着地方眷恋，对城市差序身份治理感受的较为强烈，对在城市打拼的前景悲观，在行为选择上不是固守于进城务工，而是寻找机会返乡创业，呈现出前述“创青春型”或“使命型”的创业类型。第三，情感乡愁和身份乡愁是“低-高”组合时。由于情感乡愁作为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主动拉力不够充分，身份乡愁作为被动推力的作用就极为关键。“过去在农村干活的疲惫一夜之间就能休息过来。但在城里打工是累心，休息的再多也不管用。”(ZZW-201708)图3中，第三种乡愁组合促使处在平行流动状态的农民工开展“创青春型”返乡创业。第四，情感乡愁和身份乡愁是“高-低”组合时。由于身份乡愁较低，农民工更倾向于在城市打拼，并伴有内部分化与分层。一些农民工从纯粹的打工者螺旋式向上代内流动为城市个体户、企业管理者、企业家等，当突破身份束缚而又充满情感乡愁时，身份乡愁向情感乡愁转化，出现情感乡愁的叠加效应。图3中，第四种组合促使经由向上流动成为新市民的精英农民工“资本返乡”开展“链接型”返乡创业，意即创业既不是白手起家，也不是对城市行业的简单复制或模仿，而是与原打工城市所从事行业或企业有着各种链接关系，具有以城带乡、城乡互补、产业融合、综合带动等特征。“我在上海有工厂，镇上投资建厂解决了大城市加工成本高的问题，在产品类型上走差异化路线。在肉类加工产业链上，城乡之间应该说是优势互补。”(ZCF-201707)“从非洲考察完，我就把情况跟Y县老家作对比，向老板表达了与其派我去非洲，不如让我依托公司返乡创业的想法。这个种植基地投资1000多万，我占大股，抓产量和质量，原来的公司占1/3股，负责技术和订单，今下午摘的果蔬明早就能进上海的超市。”(LQ-201707)

综合上述讨论，在“乡愁”驱动下，创青春型创业(案例2、3、5、9、10、11、12)展现出新生代(平均年龄32周岁)对乡村蛰伏资源的挖掘以及对青春自主、圆老板梦、干番事业、受人尊重等有“价值”事物的强烈追求；使命型创业(案例1、4、6、7、13、14)刻画了“不惑”年龄段农民工(平均年龄40周岁)自我实现与社会性动机不断耦合的过程；链接型创业(案例8、15)凸显了老一代农民工(平均年龄47周岁)惦念家乡并“资本返乡”的在地带动效应。这就跳出了将农民工视为纯粹“成本-收益”理性计算者的研究窠臼，突破了此种假设下生存型和机会型返乡创业类型二分法，刻画了农民工物质和精神、理性和情感相统一的返乡创业类型特征。实际上，纯粹利己倾向的外来精英或资本主体在“资本下乡”过程中“毁约弃耕”“烂尾”“跑路”现象时有发生，容易招致村庄社会的抵抗(27)刘金发：《更多-更可持续：土地流转中农民获得感的时空整合及提升路径》，《山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与此不同，乡愁驱动的农民工“村内人”返乡创业，既是一种“人”的回归，有助于破解乡土精英流失问题；又是一种“心灵”情感升华，催化出“反哺家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血缘、亲缘和地缘等地方性社会网络的村庄嵌入来降低互动成本，把收益更多留在农村，改善乡村治理；还是一种双向“扎根”，城市扎根让返乡农民工在知识、技术、信息、市场、网络、管理等方面有创业启动和风险克服优势，乡土扎根带来乡村发展持续内生化、城乡资源对接协同化、多元利益共生共赢化。由此可见，返乡创业不仅是农民工“身-心”自洽的过程，还是将乡村变得实心化、现代化的梦想和行动方案的实施过程，为新时代解决好“三农”问题提供了切实有效的抓手和关键突破口。

四、“城乡空转”：农民工返乡创业乡愁纾解之难

尽管进城务工仍是农民工的主要生计模式，但打工作为农村劳动力就业空间的功能正在弱化，返乡创业成为继在地务农、进城务工后的“第三就业空间”(28)梁栋，吴存玉：《乡村振兴与青年农民返乡创业的现实基础、内在逻辑及其省思》，《现代经济探讨》，2019年第5期。。在农业农村部编制的《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农产发[2020]4号)中，2019年农民工等返乡创业人员达到850万，预计到2025年将超过1500万。这就意味着，乡愁驱动的返乡创业将成为农民工生命绵延中生计模式变迁的新趋向，即从小农兼业、半耕半工的城乡往返式“半农半X”生计模式(29)温铁军，高俊：《重构宏观经济危机“软着陆”的乡土基础》，《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4期。转向扎根乡土的“半X半商”模式(X或农或工是可变的)。

然而在实践中，返乡创业作为农民工在地安放情感乡愁、消解身份乡愁的市场化机制，容易因内部和外部情境的双重制约而遭遇“城乡空转”风险——既无法融入城市，又难以扎根乡村，处于城乡“无根性”的不稳定状态。

一方面，“城乡空转”与农民工能否正视“打工”这一社会化机制密切相关。创青春型返乡创业的主体为“追求价值”的新生代，调研中数量最多(7家)、平均创业年限最短(2年)，企业形态主要为种养殖厂、小型加工厂、农村淘宝等小微企业(30)调研中，相关部门认为，兴办实体企业或从事地方鼓励的农村电商等是返乡创业，经营规模较小的个体工商户、个人经营者，包括小店、摊位和流动商贩等并不在统计之列。。使命型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大多在打工时经历了从工人到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的磨练，掌握关键生产技术或市场渠道，属于有谋划地主动返乡。这一群体在调研中数量较多(6家)、平均创业年限较长(5年)，常见经营模式为订单式多元化生产。链接型返乡创业农民工主要有两类：一类在城市已创办企业，再到家乡办分厂、加工基地，或迁回家乡办厂；另一类是企业内部创业，从原企业管理层变为在家乡独立办厂的创业者。这类创业在调研中数量最少(2家)、平均创业年限最长(10年)，往往以全产业链推进标准化规模化生产。总的来看，创青春型、使命型和链接型返乡创业与农民工“打工”经历密切相关，随着打工时部分或彻底突破身份束缚而呈现出风险递减与类型跃迁态势。这就意味着：进城务工是农民工开展返乡创业的社会化仪式，若不能正视打工的社会化意义，而是急于用返乡创业来替代进城务工以实现身份跃迁，那么在创业起点上就容易陷入“低端锁定”困局，进一步加剧市场拥挤程度(31)贺雪峰：《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逻辑与风险》，《求索》，2020年第2期。，最终反而加大了创业风险和创业类型跃迁难度，从而容易使“创青春”沦为“耗青春”。

另一方面，国家政策悬浮与政策执行偏差加剧“城乡空转”风险。调研中发现，一些国家政策悬浮于农村基层。从贷款政策来看，“申请贷款要先到人社局填表，虽然不用担保，但条件是不曾缴纳过社保。由于不符合，只好求亲戚帮忙，额外的成本不说，五千到十万元的贷款额也不能解决大问题。”(LYL-201708)从政策宣传来看，媒体报道主要集中在领导调研、典型宣传等方面，政策静态地“上墙、上宣传栏”，缺少政策文本动态解读与互动交流，政策下沉深度不够。从跨部门、跨地方政策协同来看，由外出务工服务转向返乡创业服务，导致部门工作重心转换，突破了原循例性、常规性工作，存在办事流程不清晰、工作人员不适应下的政策拖延、变通、截留、各自为战等问题。此外，基层政府还存在政策执行偏差问题。一是扶持对象偏差，基层政府“项目规模+带动能力+运营年限”的扶持标准，造成扶持治理结构陷入“扶强不扶弱、扶大不扶小”的困局，对链接型、使命型、创青春型返乡创业的扶持力度递减，带有传统招商引资的思维定势，背离了国家育殖乡村经济最基本细胞的政策初衷。二是扶持阶段偏差，政策介入多发生在创业成长期或成熟期，在初创期缺位。“初建种植基地需要雪中送炭，但政府怕介入土地流转引火烧身，让我们和农民挨个谈判。基地运营良好后锦上添花地给树成典型，但也带来参观接待成本。”(LQ-201707)三是扶持内容偏差，政策供给与需求存有落差。调研中，政策供给主要集中在易于操作的注册登记服务、财政补贴、定向减税降费等方面，但返乡创业者的痛点却是贷款、用地指标和价格、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注册登记挡不住决心创业的人，多数补贴或减税与项目自筹资金、财务规范性、带动农户数等指标绑定，小微创业很少达标，我们更关心贷款、用地、周边交通等问题。”(WGY-201708)

五、结论与讨论

以往乡愁视角的研究多以“物”或“文化”为对象，本研究则以“人”为对象，发现：第一，农民工既有情感乡愁又有身份乡愁，两种乡愁型构了“乡拉城推”的返乡创业驱动机制。第二，乡愁驱动的返乡创业类型可分为使命型、创青春型和链接型，具有实心化乡村、反哺乡村等多重积极意义。第三，乡愁驱动的“半X半商”将成为农民工生命绵延中生计变迁的新模式、新趋向，同时也面临潜在的“城乡空转”风险。

乡愁具有时空二维性，能够清晰地折射或定位农民工改革开放后时空转换中的日常经验、流动图景和心灵路径，从源头与核心上解释返乡创业现象。因此，迫切需要在返乡创业研究中找回“乡愁”，解构和建构农民工乡愁要素，织补“返乡创业”这一抽象概念的情感性、文化性和社会性内涵，为乡愁和返乡创业关系的理论化奠定基础。

本研究对实践亦具有启发意义。首先，个体决策要突出情感乡愁。将返乡创业与政府公共目标和产业发展导向紧密结合，凸显在地带动效应，获取创业跃迁支点性资源扶持。其次，地方工作要重视乡愁的方法论意义。以乡愁为纽带凝聚返乡创业振兴乡村共识，化解乡愁纾解的堵点、痛点和盲点，防范乡愁变愁乡。再次，国家层面要深入厘清乡愁产生的根由。消解身份乡愁、叠加情感乡愁，让农民工“城市进得了、乡村回得去”，成为链接城乡的“枢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