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际贸易成本的测算和变化

0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总量一路走高，在2010年一跃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1978年的1558.6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440823.2亿元，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2014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然而，近年来中国经济在保持较高速增长的同时，城乡经济发展不均衡、区域差距较大等问题日益明显，国外贸易主义抬头，逆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投资和净出口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逐渐疲软，促进消费和扩大内需成为经济新常态下的重要选择。

贸易成本是影响贸易的关键因素，它能够有效改善贸易结构，对贸易品种的多样化和贸易量的提高起到了催化和促进作用。而省际贸易成本的高低是影响国内省际贸易的核心要素，因此降低省际贸易成本能够促进我国省际贸易发展，扩大内需，有效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本文旨在通过对我国省际贸易成本测度研究，探究省际贸易成本在2012年到2017年的变化情况，厘清我国省际贸易之间的发展优势，为进一步促进我国省际贸易发展，促进国内消费提供理论支撑。

1 文献综述

1.1 贸易成本定义

学者们对贸易成本的研究比较早，Krugman（1980）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将贸易成本引入非比较优势贸易的一般均衡模型，认为贸易成本会影响规模经济。Anderson &Van Wincoop（2004）提出了贸易成本的定义，得到学术界广泛认可，他们认为贸易成本是指将商品交付给最终用户所产生的所有成本，而非生产商品本身的边际成本，包括运输成本（运费和时间成本）、政策壁垒（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信息成本、合同执行成本、使用不同货币相关的成本、法律和监管成本以及当地分销成本。本文所指的贸易成本和上述一致，都是广义角度上的贸易成本。

1.2 贸易成本测度

在贸易成本测度的实践方面，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从测度的范围来看，一般可以分为国家层面和区域层面。

国家层面，一般有直接测度和间接测度两种方法。其中直接测度是指使用一些宏观经济变量作为贸易成本的代理变量，比如关税水平、地理距离（鞠雪楠等，2020）和运输费用（Hummels，2001）等。这种方法会带来一定的偏差，相对来说难以全面衡量贸易成本。早期学者使用间接测度方法衡量贸易成本时一般借助引力模型引入语言、距离等代理变量来作为贸易的“阻力项”（Rose，2004），这种方法通常会有遗漏变量偏误的问题，难以全面测度贸易成本。目前学术界通常是借助一般均衡模型推导出贸易成本的方法。Novy（2013）改进了引力模型，构建一般均衡模型，测度了美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成本。

在区域层面，学者们一般使用以下三种方法：一是价格指数法，如盛斌和毛其淋（2011）采用价格指数法研究了中国国内市场的分割及一体化程度问题。二是边界效应法，如Poncet（2003）通过中国省级投入产出表中的省际间流入流出数据估计国内省际间的边界效应，以间接反映国内商品贸易成本，但边界效应并不能完全衡量贸易成本的大小。三是一般均衡模型法，这种方法与上述国家层面提出的一般均衡模型类似，但进行了一定的修改拓展，能够比较全面衡量区域贸易成本的大小。潘文卿和李跟强（2017）基于Novy（2013）提出的模型方法，利用我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测度了国内八大经济区域间的贸易成本。Tombe & Zhu（2019）使用我国的投入产出数据，构建符合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空间一般均衡模型测算出2002年和2007年的贸易成本。

基于我国投入产出表数据的可得性以及Tombe & Zhu（2019）提出的一般均衡模型比较符合我国国情，因此本文借鉴上述方法来测算我国的省际贸易成本。

2 省际贸易成本的测算

2.1 测算方法

本文中的省际贸易成本是依据Tombe和Zhu的方法运用2012年和2017年投入产出表来测算的，具体测算方法如下：

其中，Tni表示n省和i省之间的贸易成本，并令省内贸易成本为1，下标n，i表示地区流动。θ为贸易成本弹性，参考Tombe和Zhu的相关研究，取值为4。Tni表示i地运到n地区的贸易份额，等于n、i两省贸易额除以省内贸易额、省际贸易额与进口之和的值。上述公式所测算的贸易成本是对称的，即省份i从省份n进口的贸易成本等于省份i出口到省份n的贸易成本。

2.2 数据来源

本文中各省省内贸易额、各省省际间贸易额及进口额均通过2012年和2017年省际投入产出表计算得到。

3 平均省际贸易成本及其变化

从表1可以看出，2012年的全国平均贸易成本为3.24，2017年的全国平均贸易成本为3.30，较2012年增加了1.85%。分地区来看，2012年西部地区的省际贸易成本最大，达到3.34，其次是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贸易成本最小的经济区域是东北部地区，为3.12。同样，2017年西部地区的贸易成本也是最高的，达到3.42，中部地区贸易成本与西部地区一样，其次是东部地区3.23，贸易成本最低的区域同样是东北地区。从2012年到2017年各地区贸易成本的变化来看，2017年较2012年贸易成本增大的地区是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只有东部部地区2017年的平均贸易成本比2012年更低。

表1 2012年与2017年地区平均贸易成本

从图1可以看出，2012年各省平均贸易成本区别比较大。其中，平均省际贸易成本较高的几个省份是西藏、福建、青海和山东，平均省际贸易成本分别为4.46、4.20、3.99和3.84。而平均省际贸易成本较低的几个省份是安徽、北京、陕西和内蒙古，平均省际贸易成本分别为2.68、2.70、2.78和2.80。

图1 2012年各省平均贸易成本

从图2可以看出，2017年各省平均贸易成本差异化更加明显。其中，平均省际贸易成本较高的几个省份是山东、青海、福建和湖北，平均省际贸易成本分别为5.27、5.24、4.95和4.23。而平均省际贸易成本较低的几个省份是上海、吉林、陕西和重庆，平均省际贸易成本分别为2.23、2.37、2.38和2.42。

图2 2017年各省平均贸易成本

从图3与图4展示了各省平均贸易成本2012年到2017年的变化，可以看出所有省份的平均贸易成本在这五年间都发生了变化。从2012年到2017年平均省际贸易成本增大的省份有云南、内蒙古、四川、安徽、山东、山西、河北、河南、湖北、湖南、甘肃、福建、青海和黑龙江，共14个省份，占45.16%；而其余省份平均省际贸易成本在这五年间有所减小。其中，平均省际贸易成本增幅最大的省份是山东，增幅达到37.24%，此外青海的平均省际贸易成本增幅也较大，达到31.33%。而平均省际贸易成本降幅最大的省份是吉林，降幅为29.04%，此外上海的平均省际贸易成本降幅也较大，达到22.57%。

图3 2012—2017年各省平均贸易成本变化

图4 2012—2017年各省平均贸易成本变化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结论如下：①中国平均省际贸易成本在2012年-2017年间总体呈略微上升趋势，上升幅度为1.85%。②分地区来看，2012年与2017年均是西部地区平均省际贸易成本较高，而2017年较2012年平均省际贸易成本增大的地区是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③分省份来看，2012年平均省际贸易成本最高的省份是西藏，达到4.46，最小的是安徽，平均省际贸易成本为2.68；2017年平均省际贸易成本最高的省份是山东，达到5.27，最小的是上海，为2.23。其中，平均省际贸易成本增幅最大的省份是山东，增幅达到37.24%；而平均省际贸易成本降幅最大的省份是吉林，降幅为29.04%。

4.2 建议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认为，在全球经济低迷，逆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的复杂形势下，为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应该积极关注我国国内贸易，寻求降低我国省际贸易成本的途径。首先，我国应大力发展新型产业，拓宽贸易渠道，积极降低我国省际贸易成本。其次，我国应进一步促进中西部地区的交通基础建设，促进贸易便利化发展；东部地区应积极发挥地理和经济优势，带动其他地区电子商务行业的发展，改变传统贸易模式。最后，各省应积极降低省际贸易壁垒，适当放宽外省企业进入条件，促进各产业市场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