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疆域内高句丽遗民的杂居

郑东珉

（韩国外国语大学校 历史文化研究所，韩国京畿道 龙仁市 17035）

668年，位于中国东北地区的王朝高句丽被唐朝所灭。当时很多高句丽遗民离开故土，他们中的一部分移居到了唐朝。来到唐朝的高句丽遗民中有像泉男生、泉献诚、高足酉这种为了个人的荣华富贵而自愿移居的人，但大多数都是按照唐朝的政策而集体移居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高句丽人逐渐同化成了唐朝人。本文拟考察的是既具有高句丽人的认同感，又不得不生活在陌生的唐朝的高句丽遗民。具体来说，就是在了解高句丽遗民移居至唐朝疆域的过程和行为后，对他们的认同意识进行推测。

一、高句丽遗民在唐朝的移居和杂居

（一）移居至唐朝的背景和过程

高句丽灭亡后，唐朝在平壤城设立安东都护府，将高句丽的故土编制为羁縻州，意在让高句丽遗民隶属于此，对其进行集体统治。这是比华人没有直接参与统治的典型的羁縻统治政策更为强硬的统治政策[1]79。高句丽遗民对唐朝安东都护府的统治政策表示了强烈反对。但当时的高句丽遗民反对的不只是安东都护府的统治政策。他们在新城、辽东城、安市城等一些大城进行了反唐战斗（《三国史记·杂志第六·地理四》），669年剑牟岑推举宝藏王的孙子安胜开展高句丽复兴运动等（《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第六·文武王上》），表现出了抗拒唐朝支配本身的行动。

唐朝不得不为高句丽遗民的反抗而担忧，随后推出了新的政策，该政策就是让高句丽遗民移居到唐朝疆域后编入府州，可以说这是防止高句丽遗民聚集力量，不给叛乱留下余地的措施。在高句丽遗民中，王族和亲唐派贵族等大多居住在长安和洛阳。关于其余的高句丽遗民，下列记录值得关注：

A-ⓐ.（总章二年4月）高丽之民多离叛者，敕徙高丽户叁万八千二百于江、淮之南，及山南、京西诸州空旷之地。留其贫弱者，使守安东。（《资治通鉴·唐纪十七·高宗》）

A-ⓑ.（总章二年5月）移高丽户二万八千二百，车一千八十乘，牛三千三百头，马二千九百匹，驼六十头，将入内地，莱、营二州般次发遣，量配于江、淮以南及山南、并、凉以西诸州空闲处安置。

（《旧唐书·本纪第五·高宗》）

A-ⓒ.（文武王八年9月）高句丽王先遣泉男产等，诣英公请降。于是，英公以王宝臧、王子福男、德男、大臣等二十余万口回唐。（《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第六·文武王上》）

A-ⓓ.仪凤二年丁丑岁，春二月，以降王为辽东州都督，封朝鲜王，遣归辽东，安辑余众，东人先在诸州者，皆遣与王俱归。仍移安东都护府于新城，以统之。王至辽东谋叛，潜与靺鞨通。开矅元年，召还卬州。以永淳初死，……散徙其人于何南、陇右诸州，贫者留安东城傍旧城，徃徃没于新罗。余众散入靺鞨及突厥。高氏君长遂绝。（《三国史记·高丽本纪第十·宝藏王下》）

A-ⓔ.仪凤中，高宗授高藏开府仪同三司辽东都督，封朝鲜王，居安东，镇本蕃为主。高藏至安东，潜与靺鞨相通谋叛。事觉，召还，配流邛州，并分徙其人，散向河南、陇右诸州，其贫弱者留在安东城傍。（《旧唐书·东夷列传上·高句丽》）

记载A 是关于高句丽遗民移居唐朝疆域的记录，A-ⓐ、ⓑ、ⓒ记录了669年的移居，A-ⓓ、ⓔ记录了682年的移居。高句丽灭亡后，分别在669年和682年有过两次高句丽遗民大规模移居唐朝疆域的事情。

669年的移居是在高句丽灭亡之后进行的，当时移居的高句丽遗民有38 200 户，20 万人。考虑到灭亡当时高句丽有697 000 多户（《旧唐书·东夷列传上·高句丽》），相当于高句丽约5%～6%的人口移居到了唐朝疆域。此外，他们并没有一起前往唐朝疆域。记载A-ⓑ中可以看到，一群人途经莱州，另一群人途经营州。莱州是现在山东省的莱州，毗邻渤海湾；营州是现在辽宁省的朝阳，是连接中原和辽西的陆地交通要塞。考虑到这两个途经地的地理条件，途经莱州的高句丽遗民应该走了海路，而途经营州的高句丽遗民走的是陆路。从隋朝远征高句丽当时，由莱州出发的隋朝水军沿着大同江逆流而上进军到了平壤城附近的事例来看（《隋书·来护儿传》），测途经莱州的高句丽遗民主要是原本居住在平壤城的人，途经营州的高句丽遗民则主要是原本居住在辽东的人。这些高句丽遗民最终居住在了江淮以南、山南（陕西省、河南省、湖北省）并州（山西省）、凉州（甘肃省）等地。

682年移居的契机是高句丽的最后一位国王——宝藏王策划叛乱。677年宝藏王被任命为朝鲜王后，前往安东都护府所在的辽东新城（辽宁省抚顺市），此前移居到唐朝疆域的高句丽遗民也返回了辽东。关于当时返回辽东的高句丽遗民，记载A-ⓓ中说“东人先在诸州者”，推测应该是669年移居到唐朝疆域的高句丽遗民[1]69。宝藏王和高句丽遗民回归辽东，是唐朝为了防止因放弃韩半岛而发生动荡的措施，但回到辽东的宝藏王反而想集合高句丽遗民，暗中勾结靺鞨以谋求复兴高句丽。但随着叛乱被发现，宝藏王于681年被流放到赣州，死于682年。高句丽人再次移居到唐朝疆域，居住在河南（河南省、山东省的黄河以南，江苏省、安徽省的淮河以南）和陇右（甘肃省西部、黄河以东）诸州。

（二）高句丽遗民在唐朝疆域内杂居的情况

如前所述，高句丽遗民曾两次迁往唐朝疆域。但唐朝不是允许任何人移居，而是以一定的标准为基础，对高句丽遗民进行筛选后令其移居。记载A-ⓐ表明，唐朝让贫穷的弱者守卫安东（平壤城）。反过来说，就是筛选有钱人（具备经济基础的人）和身强力壮的人（军事能力出色的人）移居到了唐朝疆域。唐朝之所以让具备经济基础的人和军事能力出色的人移居到本国疆域，是因为唐朝认为如果他们参与高句丽的复兴运动，会构成巨大威胁。但推测可能还存在其他原因，就此，值得关注唐朝对突厥降户处理的讨论。

630年唐朝灭东突厥时，突厥降户归附于唐，关于如何处置他们一事，唐朝提出了移居至河南诸州县开垦农耕的方案；保留部落，驻防边疆的方案；以及让其返回故土的方案。最终决定采用保留部落，让其驻防边疆的方案（《旧唐书·突厥列传上》）。关于对突厥降户的处理，考虑到唐朝提出的方案，唐朝应该是试图让异族移居集团移居到农耕地带，将其作为农耕民，或者移居到边境，将其作为番兵，对高句丽移民的处理应该也不会有什么不同。记载A-ⓐ和ⓑ中说，唐朝让高句丽遗民移居到空旷之地。可以认为空旷之地是指无人居住的地方。推测人之所以无法生活在这里，是因为土地太过贫瘠，无法耕种。即唐朝把高句丽遗民迁到了需要开垦的土地。这与唐朝关于移居遗民的处理方案中“移居至农耕地带，用作农耕民”的方案有关。但不同于突厥降户，高句丽遗民被送到了未经开垦的农耕地带，这可能是因为他们作为定居民，比突厥降户更熟悉农耕生活。开垦荒地要花费很多钱，那么可以推测，高句丽遗民中主要是具备经济基础的人被送到了空旷之地[2]。垦荒工作还要花费更大的功夫，由此可以想见高句丽遗民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在他乡垦荒的艰难和痛苦。

如前所述，移居到唐朝疆域的高句丽遗民于669年被安置在江淮以南、山南、京西（并州、凉州以西），于682年被安置在河南和陇右，山南、京西、河南和陇右靠近太原一带和西北边境。也就是说，一部分高句丽遗民居住在唐朝的边疆。这与唐朝关于移居遗民的处理方案中“安置于边境，用作番兵”的方案有关。可以推测，唐朝应该是将高句丽遗民安置在了边疆，用于戍边军事，而居住在边境的高句丽遗民应该是军事能力出色的人。

关于被用于军事的高句丽遗民，下列记录值得关注：

B-ⓐ.凡关内团结兵，……秦、成、岷、渭、河、兰六州有高丽、羌兵。皆令当州上佐一人专知统押，每年两度教练，使知部伍。如有警急，即令赴援。诸州城傍子弟亦常令教习，每年秋集本军，春则放散。（《唐六典·尚书兵部·兵部郎中》）

B-ⓑ.王思礼，营州城傍高丽人也。父虔威，为朔方军将，以习战闻。思礼少习戎旅，随节度使王忠嗣至河西，与哥舒翰对为押衙。（《旧唐书·王思礼传》）

记载B-ⓐ介绍，秦、成、岷、渭、河、兰等六州有高句丽遗民组成的团结兵，团结兵作为一种地方民兵，是由州控制的军事组织[3]。而且六州都是隶属于陇右道的地区（《旧唐书·地理志二·陇右道》），也是682年安置高句丽遗民的地方。因此，此前居住在陇右等西部边境的高句丽遗民以军事能力为基础，被用于守卫唐朝边境一事，可以此为佐证。

记载B-ⓑ是关于移居到唐朝的高句丽遗民王思礼的记录，据说他出身营州的城傍。城傍是唐朝内部由异族组成的军事组织，驻扎在边防军阵的城池附近，保留了异族原本的部落组织，对他们加以运用[4]。如前所述，王思礼居住的营州是669年高句丽遗民迁移到唐朝疆域时途经的地方之一，除王思礼之外，创立了渤海的大祚荣也住在这里。考虑到这一点，可以认为唐朝可能在高句丽到唐朝疆域的主要途经地都安置了高句丽遗民。

综合记载B 可以知道，在唐朝疆域内，只由高句丽遗民组成的军事组织有团结兵和城傍。唐朝在异族归附时进行集体安置后，对其领导人赐予官职，让其全权管理。考虑到这一点，领导由高句丽遗民组成的团结兵和城傍的首领很可能也是高句丽遗民。估计这些高句丽遗民是以同族的归属感为基础，在唐朝的边疆彼此依靠，谋求生存。

那么，居住在非边疆的农耕地带的高句丽遗民也是以同族的归属感为基础谋求生存吗？其实因为没有关于居住在农耕地带的高句丽遗民的资料，所以很难了解。但推测被送到农耕地带的有经济基础的高句丽遗民不仅是有血缘关系的家人，而且他们在高句丽时统帅过的人也一起移居到了唐朝，他们之间也有可能形成归属感，但由于存在身份差异，所以这种可能性并不高。相反，从属于有经济基础之人的人们之间很可能彼此依赖。就这样，移居唐朝并居住在农耕地带或边境的高句丽遗民，带着同族的归属感彼此依靠，共同生活。

二、高句丽遗民移居唐朝疆域后的认同意识

居住在农耕地带和边疆的高句丽遗民以及居住在唐朝首都的高句丽遗民长期生活在唐朝疆域，最终失去了高句丽人的认同感。但推测，按照个人、集体和居住地区的不同，高句丽人的认同感变模糊的速度也不同。

唐朝在边境编制了只由高句丽遗民组成的军事组织（团结兵、城傍），让他们原本的部落组织得以保留[4]，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保存高句丽人的认同感。而且隶属于军事组织的高句丽遗民在战斗中同生死共患难，不仅增强了归属感，还增强了同为高句丽人的意识。

收录在《唐书》等正史列传中的高句丽遗民出身的高仙芝（？-755年）、王思礼（？-761年）、李正己（732-781年）等人，他们的共同点是出身于有很多高句丽遗民的城傍[4]。那么，他们之所以能够崭露头角，是因为有由高句丽遗民组成的城傍的帮助吗？即，他们以高句丽遗民的认同感和共性为基础，获得了城傍的支持，并以此为基础得以充分发挥军事能力，建功立业，从而崭露头角。

像这样，居住在边境的高句丽遗民有几种可以保持高句丽人认同感的契机。那么，居住在农耕地带的高句丽遗民情况又如何？就此，值得关注下列记载：

C.凡诸国蕃胡内附者，亦定为九等。……苦有征行，令自备鞍马，过三十日已上者，免当年输羊。凡内附后所生子，即同百姓，不得为蕃户也。……轻税诸州，高丽、百济应差征镇者，并令免课、役。（《唐六典·尚书户部·户部郎中》）

记载C 记录了唐朝对异族的待遇，说归附后出生的子女被认定为唐人。如果在农耕地带继续居住，自然可以作为唐人生活。那么，可以推测居住在农耕地带的高句丽遗民比起居住在边境的高句丽遗民，吸收同化到唐朝社会的速度以及高句丽人认同感变模糊的速度要更快。

至此，笔者考察了居住在边境和农耕地带的高句丽遗民。下面要考察的是居住在洛阳和长安，享受特权的王族或贵族出身的高句丽遗民。在关于他们的资料不多的情况下，希望对他们的墓志加以关注。

上表整理了移居唐朝的王族、贵族出身的高句丽遗民的墓志所记载的出身情况。表1 中1-11 是高句丽灭亡前出生的高句丽遗民，对自己的出身记录为辽东人、国内城人、辽东栅州人、辽东平壤城人、辽东朝鲜人等，而这些出生地都是和高句丽有关的地名。在自己的墓志里加入高句丽的地名，表明他们依然有高句丽人的认同感。

表1 移居唐朝的高句丽遗民墓志铭所记出身情况

表1 中12-23 是高句丽灭亡后出生的高句丽遗民二代。其中，值得关注的是13、16、19、22 和23，他们在墓志里记录自己的先朝分别是尧周、殷、东汉（东平宪王）、鲁、周。即，把自己的家族和中国历代王朝联系起来，强调自己是中国人的后代。这可以视为高句丽遗民认同感变模糊的根据吗？如果这么看，应该确保前提是加入了这些记录的墓志里没有虚假或被歪曲，可以毫无保留地表达认同意识。但从墓志的制作过程来看，高句丽遗民很难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唐朝官人的墓志是在被葬者的家人或亲戚向唐朝朝廷提交的行状基础上制作的[5]。如果必须向唐朝朝廷提交包括墓志内容的行状，那么从高句丽遗民的立场来看，只能在撰写墓志内容的过程中有意掩饰。那么，强调自己是中国人后代的记述就并非表明高句丽后代认知弱化的证据，而是为了掩饰高句丽人的认同感，故意表现出同化为唐人的措辞。

王族、贵族出身的高句丽遗民这样自发地、有意地不强调自己是高句丽的后代，反过来可以作为他们具有高句丽人认同感的证据。当时参与了唐朝朝廷的高句丽遗民应该是因为排挤、歧视而切实感受到了“高句丽人的身份”。

D-ⓐ.武后尝出金币，命宰相，南北牙群臣举善射五辈，中者以赐。史张光辅举献诚，献诚让右玉钤卫大将军薛吐摩支，摩支固辞。献成曰：“陛下择善射者，然皆非华人。臣恐唐官以射为耻，不如罢之。”后嘉纳。（《新唐书·泉男生附子献诚传》）

D-ⓑ.仙芝军还至河西，夫蒙灵察都不使人迎劳，骂仙芝曰：“啖狗肠高丽奴，啖狗屎高丽奴，于阗使谁与汝奏得。”（《旧唐书·高仙芝传》）

记载D-ⓐ中，武则天欲从五名擅长射箭的人中选出一名给予赏赐。高句丽遗民泉献诚得到了推荐，但他不仅拒绝参加大会，还建议取消大会，原因是包括自己在内被推荐的人都是异族。武则天在位期间（690-705年），唐朝追求开放政策，大举提拔异族出身的人物，朝廷部分官员对此表现出了强烈的排斥感。在朝廷内部对异族印象不佳的情况下，泉献诚担心如果异族得到关注，唐人对异族的反感会越来越大，就会对自己造成影响。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泉献诚意识到自己是高句丽遗民，行动谨小慎微。但他最终还是被来俊臣诬陷而死。如果说作为大莫离支泉盖苏文的孙子，身居高句丽最高阶层的泉献诚也因为是高句丽遗民而小心行事，那么其他高句丽遗民的生活则可想而知。

部分唐人的反感不只局限于对第一代高句丽遗民。记载D-ⓑ记录了747年高句丽遗民高仙芝在与小勃律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亲自给皇帝呈上告捷书后，他的上官夫蒙灵察所表现出的行为。他反复辱骂高仙芝是“高丽奴”，对他加以指责。“高丽奴”不是只针对高仙芝的脏话，而是针对全体高句丽遗民的脏话。可以推测，部分唐人的这种辱骂和歧视，对高句丽遗民来说可能成了无法忘记自己的根是亡国高句丽的重要因素。

三、结论

唐朝668年灭亡高句丽后，通过在平壤城设立安东都护府，将高句丽的故土编制为羁縻州，试图让高句丽遗民隶属于唐，对其进行集体统治。但很多高句丽遗民反对安东都护府的统治政策，甚至抗拒唐朝的统治，因此唐朝想把高句丽遗民迁移到本国，编入府州，防止他们聚集力量，消除叛乱的可能性。移居唐朝的高句丽遗民按照个人经济基础或军事能力的不同，居住在农耕地带或边疆，这些人群居在一起，彼此依赖，谋求生存。

唐朝在边疆编制了只由高句丽遗民组成的军事组织（团结兵、城傍），完整地保存了他们原有的部落组织。隶属于军事组织的高句丽遗民在战斗中同生死共患难，在这种情况下居住在边境的高句丽遗民得以长期保持了高句丽人的认同感。相反，随着时间的流逝，居住在农耕地带的高句丽遗民在法律上自然地作为唐人生活，所以和居住在边境的高句丽遗民相比，他们被唐朝社会吸收同化的速度和高句丽人认同感变模糊的速度更快。而居住在洛阳和长安的王族、贵族出身的高句丽遗民，因为受到排挤、歧视而切身感受到了“高句丽人的身份”。

移居到唐朝疆域的高句丽遗民居住在他乡，过着艰苦的生活，同时还要忍受排挤、歧视。在这种生活中，他们不得不长期意识到高句丽人的身份。即，居住在唐朝疆域，同时过着具有高句丽人身份的边缘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