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目标下我国妇女治理相对贫困影响机制与实现路径
——基于舒尔茨人力资本理论

向延平 陈友莲

（1.湖南女子学院商学院，长沙 410004；2.湖南女子学院图书馆，长沙 410004）

一、问题的提出

“人力资本理论之父”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认为，人力资本是人们投资的产物和结果。他把人力资本投资划分为医疗保健（包括医疗、卫生和保健）、培训（包括在职人员培训）、教育（包括正规的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继续学习（包括员工所开展的除企业组织以外的学习）、迁移（包括个人和家庭转换就业地点或工作种类而形成的流动）等重要组成部分[1]9-10，认为包括教育、培训、医疗和迁移在内的人力资本投资成为人力资本积累重要途径。

在男女平等的现代社会，妇女人力资本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学术界关于妇女人力资本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丰富。在妇女人力资本对经济贡献度方面，Tzannatos认为女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度大于男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度[2]；Claudia Olivetti发现女性工作经历的边际回报增长快且比男性工作经历的边际回报增长多[3]；赵峰认为女性人力资本投资会带来经济、家庭和民族素质等多重收益[4]。在妇女教育和人力资源关系方面，Sharmistha Self和Richard Grabowski分析得出印度受过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女性都会产生潜在动力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5]；关爱萍等人发现随着农村女性教育水平的上升，家庭回报率也越来越高[6]；方超等人认为通过低收入女性教育扩展与人力资本积累能够较好地消弥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收入差距，实现精准扶贫[7]；马继迁等人认为文化程度越高的女性就业可能性越大，具有一定技能的女性能拥有更高就业率[8]。学术界在妇女人力资本水平高低对个人和家庭贫困及其脱贫产生影响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韦吉飞等人认为妇女人力资本状况直接影响子女教育投资和人力资本积累[9]；周春芳等人提出从事非农职业的妇女既可分担男性工作压力，还可促进女性就业稳定，从而对家庭、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10]；冯春梅认为女性人力资本投资可增加女性自身收入[11]；叶普万等人提出女性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低下等成为女性致贫重要因素，并提出处于不同人力资本水平的妇女通过影响配偶、子女等其他家庭成员的行为决策，间接影响家庭减贫和脱贫[12]；石修俊发现妇女人力资本存量不足不利于下一代教育投资、生育观念转变和家庭操持[13]；董凡认为人力资本理论为农村减贫提供了一个重要研究视角，进而提出农村妇女人力资本水平关乎其获得收入的能力，因其充当家庭特殊角色从而提高其人力资本水平对于家庭减贫意义重大[14]；柳建平等人认为妇女作为家庭重要成员影响家庭减贫，扶贫过程中应特别关注农村妇女人力资本问题[15]。

总之，学术界有关妇女人力资本与妇女致贫、脱贫的研究多集中在妇女减贫脱贫上，而基于人力资本对妇女治理相对贫困影响机制和实现路径的研究较为薄弱。基于此，本研究结合人力资本理论从教育、培训、健康和迁移等方面深入讨论妇女治理相对贫困影响机制，进而提出妇女治理相对贫困和缓解相对贫困的实现路径，研究成果有利于我国妇女破解相对贫困难题，实现共同富裕。

二、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妇女治理相对贫困影响机制分析

基于人力资本理论，妇女治理相对贫困影响机制主要从人力资本投资与人力资本积累等两个层面和教育、培训、健康、迁移等4个方面展开分析，破解妇女治理相对贫困难题和密码，缓解妇女相对贫困和实现共同富裕，见图1。

图1 人力资本对妇女治理相对贫困的影响机制

（一）教育对妇女治理相对贫困的影响机制

学者们对教育与脱贫之间的关系持有不同见解。周亚虹、胡咏梅和陈纯槿等人认为，教育对于脱贫具有正向影响[16-17]。文宏、谭学兰则认为教育对于脱贫具有负向影响，究其原因是教育对于脱贫影响具有滞后性[18]。一些人认为，对于部分贫困家庭来说，满足生活的基本需求尚属不易，若再承担学杂费等额外教育投资则无异于雪上加霜。欠发达地区部分家庭普遍因忽视了教育的重要性而忽略了教育投资，导致教育对于治理相对贫困作用实效并不理想。一些家庭因为教育投资而背负债务，甚至有可能造成相对贫困暂时恶化，从而陷入“贫困—教育缺失—更加贫困”的相对贫困恶性循环。

分析教育对治理相对贫困的影响机制有利于指导妇女缓解相对贫困。人力资本主要包括人力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积累等。教育成为改善人力资本重要途径和方式，教育投资和教育积累影响个人自身价值和人力资本体现。学者们基于人力资本视角研究教育与贫困问题时偏重人力资本积累而忽略人力资本投资，然而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属于一个整体且不可分割。学界常以受教育程度、受教育年限等指标衡量教育水平，从而基于人力资本视角从教育积累（含教育程度、受教育年限）和教育投资（教育经费支出）两方面考察分析教育对于妇女治理相对贫困的影响机制。

从人力资本积累角度分析，妇女受教育程度高和受教育年限长一般更有利于缓解妇女相对贫困，表现为正向影响。其一，妇女受教育程度高和受教育年限长有可能获得更好的工作，从而提高其个人收入水平。现实社会中就业岗位，要求受教育程度水平不同，收入较高的岗位常常会要求较高的教育水平，故受教育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妇女个人收入水平。其二，妇女受教育程度高，能够提高妇女获取外界信息的能力和拓宽其获取信息的渠道，从而帮助妇女获取更多更有价值的就业信息和更多的职业发展机会。妇女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有方法和能力搜寻海量数据并提取有利于自己职业发展的信息，找到更好职业，获得待遇更优的工作。因此，提高妇女受教育程度能够增加妇女提高收入水平的潜力和机会。其三，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宏观上有利于提高整体国民素质，从而改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由此影响国民整体收入水平。

从人力资本投资角度分析，家庭教育经费支出最终可能会缓解妇女相对贫困。考虑到教育投资回报期的滞后，故从两种情况来分析其影响。一是，教育投资对治理相对贫困影响是正向的。部分家庭进行教育投资时并不在乎其对家庭经济情况的短期影响而始终坚持教育投资，最终教育投资就会转化为有效的人力资本积累，从而提高妇女人力资本水平和收入水平。二是，在教育投资时部分家庭虑及家庭抗风险能力偏弱而担心教育投资会使家庭经济状况恶化，常常会放弃教育投资。这种急功近利思想致使很多农村女孩过早辍学，使得教育未能真正转化为有效的人力资本积累，从而出现教育投资回报滞后现象，更加难以真正实现教育投资回报效果，从而产生“因教致贫”现象。

“因教致贫”是家庭由于教育支出投资导致家庭成员生活陷入相对贫困状态的现象。我国教育公共支出比例在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阶段是存在差异的。义务教育阶段个人承担教育支出较小，政府承担教育支出多；非义务教育阶段个人承担的教育支出比例增加，如果超出了家庭承受力，必然产生举债，因此非义务教育阶段容易发生“因教致贫”现象。

（二）健康对妇女治理相对贫困的影响机制

身心健康与否和收入多少在逻辑上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对于人力资本而言，身心健康方能更好地劳动和就业，从而获得更高的收入。个人身心健康既能够坚持劳动，保持创收的持续性，又可避免因为疾病花费高昂医疗费用以及因疾病不能工作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学界认为，身心健康与营养影响劳动效率，健康的贫困人口可避免陷入“贫困陷阱”[19]；健康投资回报存在着滞后期[20]；而健康投资会减少贫困人口当期收入和恶化当期经济状况，贫困人口当期和未来健康投资可能陷入“贫困陷阱”[21-22]。由此可见，健康积累对妇女治理相对贫困影响机制与健康投资对妇女治理相对贫困影响机制存在差异。

从人力资本积累角度分析，妇女身心健康状况越好，越有利于治理相对贫困。其一，妇女身心健康有利于持续工作。身心健康可以持续转化为工作产出和生产力，有效保障了妇女收入稳定性和减少相对贫困发生的可能性，从而促进妇女治理相对贫困。其二，妇女身心健康有利于与外界保持紧密联系。妇女身心健康，就会拥有更加积极乐观、自信向上、开朗活泼的生活态度和工作心态，就能够投入并保持充沛精力维持与外界联系，从而获得更多的商机与就业信息，可帮助其提高收入，减少相对贫困发生率，从而促进妇女治理相对贫困。其三，妇女身心健康能够减少医疗费用和减轻家庭负担。身心健康的妇女可以摆脱疾病的困扰从而节约高昂的医疗费用，减轻家庭经济负担，有利于促进妇女治理相对贫困。其四，妇女身心健康有利于提升国民健康水平和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与和谐，有利于妇女实现充分就业和提高妇女收入，从而促进妇女治理相对贫困。

从人力资本投资角度分析，妇女要充分评判健康投资对治理相对贫困究竟是产生正向影响还是负向影响。一种情况是，若妇女具备健康风险意识，重视自身和家庭成员身心健康而愿意进行健康投资，使得妇女自身和家庭成员保持身心健康，进而转化为有效的人力资本积累，进入人力资本积累的良性循环中，健康投资则会对妇女治理相对贫困产生正向影响。另一种情况是，部分妇女目光短浅，过分关注当前生活，认为健康投资会影响当前的生活水平，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态，通常会为了节约开支而忽视自身和家庭成员的健康投资，忽略可能的健康风险而拒绝预防性健康投资，导致应对健康风险能力不足。疾病影响妇女身心素质和减弱妇女劳动能力，一旦家庭成员生病就会导致家庭经济状况更加恶化，特别是小病拖成大病，从而造成“因病致贫”和陷入“相对贫困陷阱”。

疾病对于家庭经济造成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疾病与相对贫困常常相伴而生且相互影响。由于家庭成员患病，难以正常工作劳动，导致家庭人力资本数量减少，从而影响家庭创收能力，使家庭陷入“因病致贫”状态，导致“患病—医疗费用增加—收入减少—相对贫困—健康受损—再患病”的相对贫困恶性循环。

（三）培训对妇女治理相对贫困的影响机制

培训对妇女治理相对贫困的影响机制类似于教育、健康对妇女治理相对贫困的影响机制。教育主要是学校所组织的统一、标准化教育，包括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培训则是针对准备就业或已就业人员进行的技能培训。技能培训作为人力资本重要内容会影响个人收入。培训对于治理相对贫困具有正向影响。学者们从培训内容种类[23]、培训时间长短[24]等视角考察了培训对个人收入的影响。何仁伟等人提出培训显著提高劳动力非农收入[25]。培训作为人力资本之一，在研究过程中要同时从人力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积累两个方面展开分析。

从人力资本积累角度分析，妇女通过培训获得知识和技能经验有利于提高妇女收入和减少妇女相对贫困发生率，从而促进妇女治理相对贫困。第一，培训使得妇女技能更加熟练，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增加其个人收入。第二，培训使得妇女可能获得加薪晋职机会，从而提高其工资收入水平。第三，待岗或失业妇女通过培训可以增加新的技能，获得新的工作机会和岗位，增加妇女收入，有效减轻家庭经济压力和减少相对贫困发生可能性。总之，培训可使妇女获得更多技能和更多更高的岗位资格证书，进而能够从事要求更高、薪酬更多的工作，以此提高妇女收入水平，改善家庭经济条件，从而促进妇女治理相对贫困。

从人力资本投资角度分析，培训作为人力资本投资对治理相对贫困产生正向影响。妇女参加培训可能会在短期增加家庭经济负担，恶化家庭经济状况，从而降低家庭参加培训的意愿和需求；然而培训作为再教育投资，其回报的滞后期较短，培训价值能够较快地体现在妇女工作效率与工资水平提高上。妇女应承受短期经济压力，克服困难，积极参与培训，将培训所获得的技能转化为有效的人力资本积累，提高自己的收入，从而有利于妇女治理相对贫困。妇女若是安于现状而不愿意承担培训成本，则一旦现有工作岗位被他人取代，就会使得原本就不好的家庭经济状况更加恶化，从而陷入相对贫困泥潭。

“因教致贫”和“缺技能致贫”对妇女治理相对贫困影响机制具有双重性：其一，教育资源匮乏是导致妇女相对贫困主要成因；其二，相对贫困又会进一步导致妇女技能的缺乏。因此，妇女治理相对贫困影响机制的双重性表现为“教育匮乏—相对贫困—技能缺乏—相对贫困恶化—教育更加匮乏”的相对贫困恶性循环陷阱。

（四）迁移对妇女治理相对贫困的影响机制

提高妇女人力资本迁移能力和增加人力资本迁移机会能够阻断相对贫困代际传递，有利于妇女治理相对贫困。妇女相对贫困多发生在农村，妇女外出务工成为增加收入的重要来源和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重要渠道，从而促进了人力资本合理配置，也使妇女获得了较高收入。人力资本迁移会受到门槛限制，妇女多受限于教育程度低、技能水平低等，难以找到合适的就业岗位，因此人力资本水平高低往往成为妇女流动和迁移的制约因素。人力资本水平低会减少妇女流动和迁移机会，进而减少妇女收入，加大相对贫困人口之间、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因此，改善妇女人力资本水平和加速妇女流动迁移，能够促进妇女收入增加和治理相对贫困。同时，通过流动迁移获得更高收入的妇女会增加下一代教育投资，提高下一代的人力资本水平，由此形成了“人力资本增加—人力资本迁移—收入增加—增加下一代人力资本—摆脱相对贫困—人力资本增加”的良性循环模式和代际帕累托最优。

总之，提升妇女人力资本水平有利于促进人力资本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促进妇女治理相对贫困。女性受教育程度、在职培训机会均低于男性，导致女性人力资本水平整体上低于男性，不利于女性就业和迁移。值得关注的是，在下一代的成长和培养过程中，女性角色重要且不可替代。若妇女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则其下一代就会受到良好家庭教育熏陶。如果女性在其家庭决策地位较重要，该家庭代际人力资本投资比重将显著增加[26]；反之，则较低。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妇女，其人力资本迁移、家庭发展、财富增长能力较高，陷入相对贫困境地的可能性较低；而低人力资本水平的妇女，其人力资本迁移、家庭发展、财富增长能力偏低，陷入相对贫困境遇可能性较大。

三、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妇女治理相对贫困实现路径分析

舒尔茨认为，改善穷人生活状况关键因素并非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提高人口素质和提高其知识水平[1]40。人作为生产要素至关重要，社会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素质和人口质量。人力资本作为体现在劳动力身上的一种资本类型，即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常常以人力资本知识丰富程度、技能水平高低、工作能力大小与健康状况良好与否等指标来表征和衡量。人力资本积累是社会经济增长真正源泉，主要通过包括教育、职业培训、医疗保健和人力资本迁移等人力资本投资来形成和实现，从而增强妇女就业能力，有利于妇女治理相对贫困和相对贫困边际的改善，最终缓解相对贫困和实现共同富裕。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妇女治理相对贫困实现路径，见图2。

图2 人力资本与妇女治理相对贫困路径

（一）重视妇女教育投资，提高妇女教育水平

舒尔茨认为教育投资是一种重要的生产投资，教育活动是能使人增加能力的一种生产活动。他还提出教育旨在获得一种具有生产能力的潜力[1]92。他把教育当成人力资本投资最主要方式。教育投资有利于提高获得新知识技能的能力，改变旧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提高人力资本的创新能力，提升人力资本的综合素质，实现提升人力资本存量和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知识改变命运，教育就是生产力，通过教育直接和间接影响妇女人力资本水平，进而影响妇女收入。防止教育致贫和促进妇女治理相对贫困和缓解相对贫困，特别要重视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加强女孩九年制义务教育。教育主管部门要确保适龄女孩按时入学和依法享受九年制义务教育，学校要高度重视女孩辍学问题，家庭要做到“砸锅卖铁要上学”，保障每一个女孩都能享受义务教育，确保九年制义务教育“一个都不能少”。切忌追求急功近利式教育和边际效用递减的贫穷式教育。

其二，加强妇女职业技术教育。一方面，在九年制义务教育基础上适当增加职业教育相关课程，通过学习职业教育课程提高女生就业能力；另一方面，把部分女生分流出来送入职业中专或职业高中学习职业技术，提高其就业能力，从本质上提高妇女发展能力和治理相对贫困能力。此外，政府应该加大职业教育投入，加快职业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继续鼓励社会资本进入职业教育领域，支持鼓励民办教育发展。增加职业技术类院校数量，提高女性职业教育招生比例，同时尝试采取免费入学形式，减轻贫困家庭负担，培养更多的拥有实用知识和技能的高素质女性人才。

（二）提高妇女健康投资，保障妇女身心健康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由于健康作为人力资本考察对象，对人力资本投资而言医疗与健康是不可或缺的。医疗卫生保健投资旨在保障和提高个人身心健康素质，通过医疗卫生投资改善个人医疗卫生保健条件，增强其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有利于个人更好地工作和劳动[27-28]。

部分家庭收入相对较低，可支配收入相对有限，一旦遇到重大疾病、慢性疾病以及意外健康事故就很有可能濒临相对贫困边缘。有的人由于支付不起昂贵的医药费而不去治病，导致身心健康受损，甚至因病付出生命代价，给家庭带来沉重打击。另外，由于医疗体制改革尚未完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还比较突出，“小病忍、大病拖、重病无力支付”的现象屡见不鲜，因此应该多渠道、全方位增加医疗与健康资源和资金投入，建设平价医疗卫生服务和医疗养老保险体系，增加疾病预防、医疗及疾病保险投资，建设好乡镇卫生院、社区医院、卫生室，追求最大的投资边际改善，有效解决看病难和看病贵问题，让每个家庭受益。同时，全面实施妇女宫颈癌、乳腺癌等免费筛查，开展“母亲健康快车”项目，健全关爱妇女行动和关爱服务体系，保障妇女拥有健康身心素质投入工作，从而创造更大收入和价值，达到治理相对贫困和缓解相对贫困的目的。

（三）重视妇女职业培训，提高妇女职业技能

职业培训属于非正规的教育投资形式，便于向技能欠缺者或欠熟练者传授专业知识和教授职业技能，提高其工作熟练程度和劳动效率，从而增加其收入，减少相对贫困发生，促进其治理相对贫困。

“家有良田万顷，不如一技傍身”。通过职业培训提高妇女技能素养和帮助妇女增加收入，是实现妇女治理相对贫困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由于妇女受教育水平普遍不高，导致妇女就业技能素养偏低，形成了“就业缺门路，创业缺思路，务农缺出路”的状况，因此要彻底治理相对贫困必须提高妇女职业技能素养。通过对妇女就业素质培养、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妇女劳动技能，赋予妇女治理相对贫困和缓解相对贫困“金钥匙”。一是加强妇女职业技能培训。采用“线上+线下”“校内+校外”培训方式，有针对性地为妇女开办职业技能培训班，提高妇女人力资本素养，做到“就业有技术”“就业有门路”，增加其参与市场竞争机会和流动迁移能力。二是鼓励妇女自主创业。对妇女创业者而言，政府应给予一定政策优惠和资金支持，如设立“母亲创业循环金”，帮助解决妇女创业中的实际困难，拓宽妇女创业思路，增加妇女创业信心，做到“创业有思路”。三是加强妇女实用技术培训。在妇女中定期开办实用技术培训班，提升妇女实用技术，培养妇女工匠。在培训过程中，以点带面，扩大培训范围，根据妇女需求进行差异化教学和个性化培训，让她们按照自己所需选择培训内容和掌握所需技能，增加妇女技能培训的弹性，最大化实现本地就业，做到“务农有出路”。

（四）提高妇女迁移投资，加速妇女职业流动

人力资本在区域、行业和岗位之间的流动或迁移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形式具有两方面作用：其一，人力资本流动和迁移会造成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其二，人力资本流动和迁移能给个人带来利益和收入。人力资本流动和迁移一方面能实现优化配置人力资本，从而提高劳动效率；另一方面又有利于拓展其知识技能，增加就业机会和提高收入。人力资本流动和迁移与治理相对贫困关系密切。人力资本水平低，降低了人力资本迁移可能性和可行性，减少了人力资本流向较高收入地区或较好职位的机会，不利于治理相对贫困。同时，人力资本流动和迁移还会影响人力资本拓展劳动技能，如果人力资本难以有效流动和迁移，就使得其失去了通过流动来提高职业技能的机会，不利于治理相对贫困。

加快人力资本流动和加速人力资本迁移是治理相对贫困的有效措施。例如，农村人口向乡镇迁移、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移等，具体表现在“离土不离乡”的“半农”择业、“离土也离乡”的“非农”择业等。妇女在流动和迁移过程中既可以拓宽视野、丰富阅历与社会经验，又可以随着生活工作环境的改变以及社会竞争来不断增强其对自身投资的意愿，通过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提升自己的就业竞争力。此外，大力鼓励和支持在欠发达地区发展非农产业，促进妇女就地就业，实现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增加妇女就业机会，提高妇女就业收入。同时，妇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应构建信息网络平台，加大妇女流动和迁移所需信息基础设施投资，畅通信息通道，为妇女流动和迁移决策提供及时准确的第一手资料信息[29]，增加就业创业机会和收入，促进妇女治理相对贫困和缓解相对贫困。

四、结语

妇女相对贫困成为我国社会问题和难题。基于人力资本理论探讨妇女治理相对贫困，成为探析缓解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研究内容和视角；运用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作为研究出发点和基础，从教育、培训、医疗以及迁移等方面深入探讨妇女治理相对贫困的影响机制。在妇女治理相对贫困实现路径方面，主要包括：高度重视妇女教育投资和提高妇女教育水平；提高妇女健康投资和保障妇女身心健康；重视妇女职业培训和提高妇女职业技能；提高妇女迁移投资和加速妇女职业流动，提升妇女内生发展动力和能力，阻断贫穷的代际传递。有效破解妇女贫困问题特别是妇女治理相对贫困难题，有利于最终实现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