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南园：历史深处的大师之园

文/唐克扬

今天的人们造访北京大学“燕园”，在校园的核心区域、图书馆以南、宿舍区以北，会发现一个由一堵短墙围护着的特殊区域，地势比周围略微高出。对这座风景如画的校园而言，这片依然宁静安谧的区域称得上是一座“园中之园”，多年以来不可思议地并未受到校外如火如荼的建设热潮的袭扰；园中的建筑大多是原建的，虽经多次翻新却依然素朴如初，园中的使用者除了少数居民，大部分还是富有文化气息的机构和系科。不经意的外表和植栽掩不住这座学府不平凡的出身，套用当年曾经在燕园中居住的燕京大学学子的话，这座校园 “外观纯然是灰色，而内容却具有很复杂的……玩意儿……这是一个世界，是世界外的一个世界。”它有一个漂亮的名字：燕南园。

燕园与燕南园

燕园与燕南园

燕南园所指的当然是“燕园”以南的区域。按照曾经在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两校任教的侯仁之先生的说法，当年的“燕园”只是指校园内未名湖区那一带，其实当时在中文中还没有“校园”这个说法，“燕南园”看上去更像是住宅“区”而非校“园”；“燕”所指的则是1952年之前这里的主人“燕京大学”——1918年，北京的美国教会高层达成初步协议，在城内成立一所新的大学，由诚静怡提议，特聘的包括胡适和蔡元培在内的校名委员会通过校名为“燕京大学”，以区别于当时已经存在的“国立北京大学”。

燕京大学校园略图

“校园”的来历值得大书特书。在尺度和功能上，中国传统的教育机构比如“书院”都无法和现代意义的“校园”相提并论。“校园”[campus]，首先是对美国大学校园，特别是那些处于郊区自然环境中的大学如康奈尔大学的模仿，既具自然之趣，又颇文明有序。然而，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燕大规划的历史遭际，使得中国高等教育草创的“校园”无法直接翻版西方的开放式campus。风景如画的“乐园”同时也是围墙中的禁地，一座“自得其乐”的象牙塔。

在英文中，校园的对应词campus所指的不仅仅是教育机构的地面，也可以用来指一般医院、研究机构或公司的领地，只要它们像校园一样，有着自己大致的边界和自成一统的内部组织就可以叫做campus——比如，著名的谷歌公司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山景 [Mountain View]市的总部就可以称作campus of Google；和中国校园不一样的是，campus不必有分明的界线和围墙，不必与世隔绝，而当代汉语对于学校所在地的一般称呼“校园”，字面上即暗示着一个与社会绝对分离的封闭领域。所以初学英文的中国人容易把“在校园上”[on campus]误写成“在校园里”[in campus]。

几张珍贵的照片披露了“校园”罕为人知的“最初”，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档案中的黑白照片里，这源自北京西郊的“最初”没有缤纷的油彩，只有广袤单调的乡野景色，巨大的松树和小土山点缀在视野里缓缓展开的一片平畴之中，使人依稀辨认出它们旧日园林的前生——在物理和象征两个层面，燕大的校园都建立在一片远离文明中心的废墟之上，二十世纪前半叶出现的政治乱局里，外面的北京城常闹得天翻地覆，“乐园”里面却常风平浪静。燕京大学购入校址的时候，各个园子四周已经有一圈虎皮墙所环绕，虽然它们有些破败坍塌，防不住胆大妄为的盗贼，但燕大的美国管理机构安全感良好，他们本没有打算将整个校园的围墙连缀起来，只是在学校的四周粗粗地以一圈铁丝网为界。

然而，1922年直奉战争的爆发提醒了校方，即使是北京郊外这荒僻的废园也不见得是世外桃源。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11月24日，张作霖率兵进京，第二年5月，奉军进驻北苑和西苑，一年之后，再次入京……直到1928年4月，奉军被蒋、冯、阎、桂四大集团军合击而全线崩溃前，他的部队对京畿的骚扰从来没有停止过。燕京大学的女作家冰心写过几部小说，比如《到青龙桥去》、《冬儿姑娘》，小说里直观地表达了北京居民对那些个“妈了个巴子不要票，脑勺子是护照”，蛮横不讲理的东北兵的恐惧和憎恶之情。

鉴于这种形势，燕京大学开始着手在物理上把学校和“外面的世界”彻底隔离开来，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典型的被围墙环绕中国大学校园的来源，它是有边界的自然，郊野风光中割离出来的景色。建墙工程旷日持久，据陈允敦、孙幼云、 叶道纯等同学回忆，他们1938年毕业的时候，校园园墙尚在砌造之中，招工庇材一共需要大洋一万七千，这围墙以后又逐渐扩展到校园北部的朗润园，以及校园南部的“南大地”——也就是本文所说的“燕南园”。有围墙的“燕南园”开始更像一个中国风味的住区了。

今日“燕园”的肇始并不只为实际的原因。显然，“当代”在“古旧”中寻找依据的时候，遗址上若隐若现的“中国园林”历史也起着很大的作用，在燕京大学校园的建设中，“中国风格”的考量本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此也造就了名副其实的“燕园”，我的拙作《从废园到燕园》（三联书店2009年版）对这一过程有很详细的阐释。但是本文的重点不在于更近中国古典园林风味的未名湖区，而在于并无中式华厦也无明显造景的燕南园——燕南园和校园的其它部分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和燕大教师们更平实的关系。在今天北大南墙外的海淀北路建成之前，燕京大学南部还是一片荒芜，只有一些低矮破败的平房，因此习惯上被称为“南大地”。这地面上既没有像西门前那样的交通要道，也无重要的目标可以通往，所以南门也就没那么重要了，在当年女生宿舍，今天“静园”北大文史哲诸院的南边，只有一道简陋的铁栅栏小门，通向南大地燕南园的职工宿舍。

如果说“未名湖”周边反而是今日北大校园最知名的部分，那么燕南园则藏着一段不甚为人所知的历史，那是现代教育思想在中国风景中扎根发芽的历史。

洪业一家

洪业在燕园

说到这里就不能提到洪业。他就是燕京大学建校初期聘请的历史教师洪业（1893-1980），又称洪煨莲。洪业的表字听起来颇有禅机，似乎也呼应着他的本名，其实“煨莲”也是他英文名“威廉”的谐音[William]。

洪业本是福州人，出身于一个传教士的家庭，早年曾在北方短暂生活，迟至23岁才到美国留学，却在五年中得了三个学位，最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历史学硕士。他生平为之知名的专业是中国史和蒙古史，但数份美国报纸当年的记载证明，许多听众认为他的英语好得“足以让大多数美国人感到羡慕”。洪业在燕大建校初期多次去美国举办公开演讲为校园建设募款，在当时从未去过中国的美国人的眼里，所有中国人好像都只能是洗衣工一类角色，他出色的口才使美国人发现，原来中国人说起英语来，也可以充满着“火和力量”，闪露出智性的光辉。

洪业既是一个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也是燕大建校初期实际工作重要的参与者，这在很多读死书无实际工作能力的传统学者那里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洪业经常思考“如何将中国几千年的学问融入大学教育的框架之中”，他的自学方法体现出他切入大学实际事务的门径。说到中国学问，经书、方术，成分何其庞杂，洪业却认为将它们一股脑归入“国学”是不科学的，也过于笼统了，他提出应将旧学分成语文、数学、科学、人文四大类，中国既有的考古、艺术、哲学、宗教等都应该与相对应的西方科目结合在一起来梳理。

《洪业传》中记载，他曾经开设一门别开生面的“历史方法课”，令学生们受益非浅。洪业“请学校图书馆的职员……到市场上去收购废纸。这些废纸中什么都有，包括日历、药方、符咒、信件等等。”他带了学生到废纸堆中实地演练，要求学生一张张地看纸上写的是什么，什么时代的东西，有什么背景……当学生亲手“挖掘”出富有历史价值的东西，他就要求学生据此写一篇文章……”

没有证据证明洪业对建筑学或园林营造有特殊的兴趣，他的生平只在美国做过一次“设计”，那就是为燕大的海外宣传在小型的“世界博览会”上做一个中国展厅。洪业似乎并未直接介入燕大聘请的美国建筑师墨菲的设计项目，也不曾对燕大工程处、主管燕大发展的纽约托事部与建筑师之间的争斗发表意见。可是，通过对身边材料的考古学家式的发掘和求证，他钩沉出了废园中那些被官样文章忽略的蛛丝马迹，并将它们复原为一桩桩真实完整的历史叙事。

例如，洪业注意到未名湖边散落的前朝遗物，曾经猜测昔日石舫上旧建筑和湖边围屏诗句的渊源关系，展卷细询，不难发现乾隆曾经写有体制类似的《咏石舫诗》（御制诗二集卷六十页二十）等等。但洪业的时代已不再是读古书做考据学问的乾嘉时代，而是中国考古学世纪的开始。他的著录中有一本别致的《勺园图录考》，像是身边闲事的正经篇章，它体现了这么一种研究眼光：附有地图的书中采录的，不仅仅是有关燕京大学校址历史的掌故，它所采用的西式“引得”也即索引[Inde×]体例表示的是一种精确的，严格对位的知识，可以具体到地点并且视觉对位，而不是掌故相闻，议论相歧的旧学。这一点和前世的博物学者截然不同，同样的著作比如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以“经世致用”自况，准确性自然是压倒一切的标准，但是却让同是燕京大学的历史地理学者（侯仁之）看出了其中许多不够周详的破绽。洪业对于“实地”研究的关注，显然蕴涵着不同的历史意识和工作方法。

据说，这位平时西装楚楚的历史学教授除了伏案读书之外，还喜欢在今日北京大学校园上的假山，池塘，松树间散步，他沿着水道寻找水源，把校园中在进行建筑前的风景作草图记录下来……洪业醉心于这种身临其境的历史工作，西学熏染的实证眼光和传统文献证据结合的结果，是我们发现了另一个埋藏在历史地表下的“燕园”， 他不仅为我们留下了多种历史文献的整理成果，还利用出土的文物厘清了许多从前只是众口相传，却迷雾一团的“典故”。例如，燕南园西北方向“勺园”史迹的真实存在，便是洪业通过燕大施工时发现的米万钟父亲米玉的墓志铭才最终确认的，《明吕乾斋、吕宇衡祖孙二墓志铭考》一文不是作为校园掌故口口相传，而是作为严肃的论文得以发表在1928年的 《燕京学报》上 。

北京大学燕南园五十四号洪业故居

燕南园中的教师们

洪业本人便居住在燕南园中，和其他燕大老师一样，在新生的“校园”，这一既安逸且活跃的学术共同体中，学者们的个人情趣和公共生活有效地得到了融合。按照当时国外大学的通例，除了个别例子以外，燕京大学一开始并没有兴建所谓“教工宿舍”，大学教授们的住所往往是散居在成府和海淀的零散私人住宅，有租有买，比如蒋家胡同二号住过邓之诚，蒋家胡同四号则住着郑因百……

再后来燕大教工人数增长，学校便给职工一些租房补贴，加上大学工程处的悉心修缮，使之可以达到西方人的生活标准。燕南园和燕东园则是大学发展后期新建的“集中住区”——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在燕南园留存的老建筑中看到它们的原始风貌，很多建筑材料，就连门上的铜把手，都是从美国直接购买运来，里面厨卫客卧的布局，乃至灶具的装置方式，也和美国一般乡村住宅无异。与此同时，但因为采用一部分本地工艺，细节上依然有很多中国特色，比如门楣上常有精工雕镂的砖石作和仿造中国建筑样式的窗格，因此这些建筑很难讲是什么纯粹的“风格”。学生们看到，外国人以最先进科技创办的中国大学校园，燃烧的是煤和电力，但是它产出的形象却是个人化的和朝后看的，某些时候全是些“古色古香的玩意儿”，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建筑——“内部设有代表西洋近代文明的自来水，电灯，热汽汀，外表却是十足的中国式的宫殿……”

“……像我这样的新来者，一下便被我们物理环境的不可形容的魅力所倾倒……”燕大的教职员工，无论中外老幼，都对他们各色的新“家”表示出由衷的赞美。一部分具有现代生活便利的“新”家，为截然相反的古老景色包裹着：“这地方的魅力……隐藏在庄重的大门，蜿蜒的柳荫路，横跨荷塘的石拱桥，低矮的，有着雕镂精细和曲线屋顶的白色房屋，因为爬满青藤的墙壁和山石而充满野趣的庭院。在此聚会时，人们很难将注意力转向正题，而离开这充满诱惑的环境……”另一方面，诸如燕南园这些地方的吸引力来自于教师之间应酬唱和的便利，一种共同精神生活的乐趣，燕南园住宅通常都有楼上楼下好几个房间，宽裕的设计标准原本是为了一家独居的需要，在现实中它也经常为年轻教师共享。于是，“园居”者大致分成了两种略有不同的情形，中式的独院为英国文学教授包贵思[Grace M.Boynton]这样的外国学者所青睐，在没有专门的校长住宅临湖轩之前，甚至燕大长期的主持者司徒雷登也住过朗润园；居住在“集体住区”的知名人物同样众多，冰心住过燕南园53号，洪业住过燕南园54号，燕东园中，住着31号的林耀华，32号的高名凯，33号的鸟居龙藏，人称“鸟居高林”（以上均为燕京大学老编号）。

燕南园这样邻近校园的住宅区提供了更多学术请益的机缘，《洪业传》记载道：“洪业在燕南园的住宅是自己设计的，他的书房另设门户，方便来访的学生不必经过门厅，客饭厅之间有活动壁，请客时拿下来可摆坐得下二、三十人的餐桌。外面园子里有一个亭子，亭前栽了两棵藤萝，每年五月藤萝花盛开时，洪业和邓之诚请了些能吟诗作赋的老先生来一起开藤萝花会，饮酒作诗，延续着中国读书人自古以来爱好的雅事。”

燕京大学校园略图

燕大的教师中，很多人都在燕园左近留下了他们大半生的足迹，明清史专家邓之诚，从1928年开始就在燕京大学教书。他最早居住在燕大东门外的成府槐树街12号（1931年），然后搬到冰窖胡同17号，现在北大校医室所在的地方，因为时局变乱，后来他搬入了南宿舍勺园四号（1937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迁到东门外桑树园4号（1942年），复校后，入住成府蒋家胡同二号（1945年）。且不说后来邓之诚又执教于1952年搬迁到燕园的北大历史系，仅就在燕京大学任教的历史，他已经就家于燕园前后二十余年，体验过若干种不同的居住方式。燕大教师在燕园的“家”常常不是某一幢“住宅”，而是经常随着他们不同时期的需要、资历，兴趣发生变化，这种迁徙通常给予他们更多的机会和同事进行交流。

在新学期致辞中，燕京大学的著名校长司徒雷登曾经别有深意地鼓励自己的学生：“燕京不仅是一所大学，盖广义之大学教育，乃在实验室、图书馆以外之共同生活。于不知不觉中彼此互相感化，以造成燕京特有之精神。吾人能完成此种民主集团之精神，始克有为中国公民之资格。希望大家预备为将来中国做有用的人……”

园里园外

从燕南园往东去是农学院的实验基地和苗圃，它既增加了校园的野趣也为燕园的师生们提供了改善饮食的机会，史载学校曾在沙地上种植花生补充食堂的果蔬；再往南去，则是一些教师自行选择的更零散也更僻静些的居住地址。从有关人物的回忆录不难发现，最初被这样一些地形和布置环绕着的燕南园并不是今天的孤岛模样，它虽然有自己的物理所止，却是和整个海淀区域的园林大势紧密衔接在一起的。燕南园作为是由公共转向私密的过渡层次，燕京大学的教师们根据个人的爱好散居在燕园南部葱茏的湿地风景之中。

三十年代任教燕大英文系的大名鼎鼎的埃德加·斯诺原住海淀军机处八号，上个世纪在北大生活过的人们大概都还记得这个颇有来历的地名，它其实是一片比北侧路面高出近一米的建成区，标定着燕南园本是海淀台地北面园林区域开始地段的历史，它是海淀镇所在的那片高地向未名湖区伸出的“舌头”，这也揭示了今天图书馆南边地形差别的来源。现在，燕大南面的这座斯诺故宅随着北大校园的南展和海淀路的修建已经不复存在了，它原是燕大出身的一个中国银行家的住宅。斯诺“喜欢这所中西合壁的住宅，在宽敞的庭院里有果树，有竹子，还有一个小型的游泳池……”斯诺的回忆证实，当时的燕园南部和未名湖区有着明显的高差，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那个时候，透过他居室明亮的玻璃窗，顺着尚未被遮挡的视线，斯诺可以看到整个“南大地”联系着比海淀台地低洼得多的“燕园”核心区域，还可以清晰地眺望到颐和园和玉泉山。

斯诺的同事，同样是英文系教授的包贵思后来也在这所住宅中居住。她曾经在这所独院中举办被称为“晚山园会”的私人聚会。同样是面对“自然”，这里两种文化的选择显得格外清晰：大多数燕京大学的西方人似乎更青睐开阔风景中没有围墙的乡村住宅，而中国人则喜欢在燕南园这样有着明确物理边界的“桃花源”里与邻居问学作伴。

燕园里的大师和学生

当时的中国教育家对于燕京大学的校“园“办学并不是一致看好。比如由北大转任武大校长的周鲠生便认为大学未必要搬到乡村中间去才好；甚至在燕京大学内部也有人对乡村办学不以为然，高厚德[Howard Spilman Galt]教授便是如此，他和约翰·杜威一样主张“教育即生活”[Education is life]，但这种生活，却是真正的惨淡人生，而非虚构出的远离社会的“乐园”氛围。当时学生有谣：“北大老，师大穷，燕京清华好通融。”据说，西郊大学“水汀的煤费就足以开办两所师范学校”。在一些人心目中，如此奢侈地独立于社会之外的燕京大学是“为教会造人才，为外国人关系事业造人才，并不预备对中国社会改造上有什么贡献”，所以它无须设立在都市中心。

曾在两所学校都有过任教经历的钱穆认为，清华大学表面西化，骨子里却是中国式的学府，燕京大学表面上中国味道，骨子里是一所美国大学。燕大校园“路上一转一石，道旁一花一树，皆派人每日整修清理，一尘不染，秩然有序。显似一外国公园。即路旁电灯，月光上即灭，无月光始亮……又显然寓有一种经济企业节约之精神。”他感叹道：“……就两校园而言，中国人虽尽力模仿西方，而终不掩其中国之情调。西方人虽刻意模仿中国，而仍亦涵有中国之色彩……终自叹其文不灭质，双方各有其心向往之而不能至之限止……”教会学校不管如何“中国化”，如何致力于弥补它和外部世界的差异，在那个因社会政治斗争剧烈变化的现代中国，这种独善其身的奢侈多少都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它的内里也常有着这样那样的裂痕。

燕京大学校园的历史命运形象地说明了两种不同文化的结局。整个三十年代差不多都是燕大的黄金时代，由于燕京大学招收的学生大多数都有优裕的家境或是国外背景，教会大学的背后又有美国政府的支持，无论是哪种生活方式都在“学术自由”“国际教育”的大旗下获得了荫庇，以燕大社会学系为代表的燕大学术机构，甚至将开展周边的海淀，成府社区调查作为他们影响中国社会的第一步。只是好景不长，“世界外的一个世界”的美梦并不能长久，1937年爆发了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北平很快沦陷，飘扬着星条旗的燕大校园暂时还在安全的范围内，可是那些孤悬在虎皮墙外的私人住宅已经有点岌岌可危的意思了。

1937年7月，燕大教师包贵思在她燕南园的家中向美国朋友报告了“卢沟桥事变”那个月在海淀园居的情形:“那一夜我在小园中安睡，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夜晚，你能以闪亮的天穹为卧室天顶，绵延的西山为四壁[本来]是件很棒的事。我被枪声惊醒了，在睡梦中，它们劈劈啪啪地甚是扰人，我在卧榻上坐起；但是我完全清醒时意识到它们离我还远，一会枪声就停了……第二夜我再次被更多的枪声惊醒了，这次是长枪的声音，声音很远。”

在这样一个不寻常的时刻，在纷扰乱世中以外界的补给和支持建立起来的“世界外的一个世界”现出了它脆弱人工构物的原形。当时的燕大是北京西郊少数有自己电力供应的区域之一，此时，居住在燕南园中的教师们却不得不准备足够的“灯油和蜡烛”以及一个月的粮食储备；更重要的是，这时候学校的围墙展现出了它存在的价值，大批惊惶不安的难民抢着要涌进大学的围墙里面去，燕南园腾出房子竭尽所能地收容了附近的难民，平日幽静独处的光景自此一去不返。

尾声抑或序曲

1941年底突然爆发的太平洋战争是燕园历史上一次重大劫难的开始。闯入燕南园的日本士兵将包括洪业在内的一大批燕大教师捕去，他们中的一些人被作为“敌奸”送到集中营中关押四年之久。这一时期的燕园成了日军伤兵疗养的医院，虽然它优美的风景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利用”，但是由刺刀把守的校园已经充满了肃杀的气氛。

燕园教职员合影

对于中国教育意义重大的1952年，随着一场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最早被解放的燕京大学也最先被解散，燕园“变成”了北京大学的校园，在这湖光山色的校园中，陆续又发生的故事惊心动魄。经过五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今天，许多人但凡知道北大未名湖，但却不知道这湖之所以“未名”的原委。自它们的草创算起，这两所学校距今都有百年或近百年的历史，一个世纪后的北大和燕大已经难分彼此，不光燕大的师资力量传承在北大的血脉中（如费孝通、侯仁之），燕大的标志性建筑也为北大所继承，如今人们说起北大来，是西校门（燕大校友门）、办公楼、未名湖畔的塔影天光——北大百年校庆典礼的场地也正在原燕大女生宿舍间的静园草坪上，相反，倒是马神庙、沙滩、红楼这些个老北大人耳熟能详的名字渐行渐远了。

这种物理遭际的历史流变凸现了某种微妙的意义，从一方面来说，正如这世上大多数人事，燕园的虎皮墙所能遮蔽的，也就是一方的风雨，不用说，那个小湖怕盛不下在这园中发生过那些意义深远的事件，举足轻重的人物……从另一方面而言，皇城人海中的那个老北大，已经被牵扯着远离了它曾肩负的时代使命，脱卸了不能承受之重后，教育的意义还归教育自身，平静的书桌已经成了“学府”二字的首要含义，一个身处围墙之内，有藤萝环绕绿荫缭绕的新北大的形象已经为人们所接受。

对燕园而言，它并不能算长的历史已有了“新”和“旧”的细微层次。在评论司徒雷登的传记的时候，胡适评论说：“我要指出，司徒博士建立燕京大学之伟大是基于两个因素。第一，他与他的同事可以说是从头作起，设计并建立了一个规模全备的大学——中国十三所基督教大学中间最大的大学——在全世界最美丽的一个校园之上。第二，他计划中的这个大学在相当时间后愈办愈成为一个中国人的大学，哈佛燕京学社成立后本国学术表现尤其卓越，这是在基督教大学中特别的”。将“世界最美丽的校园”和致力于“本国学术”的卓越表现联系在一起。胡适的评语绝非偶然。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草创时期所发生的一切，校“园”和“造”园是一对理想的，绝妙的象征。

从1958年开始的北京大学校园扩建，显然大大改变了一度不过千人的燕京大学的既有图景。相应于那个从校友门进出的“西门的燕园”，1958年开始向南加大校园建设的北大校园，或许可以被称为“南门的燕园”——随着校园南部学生宿舍和东部新教学楼的扩充，这个时期的燕园有了一条从海淀路上新南门进出的轴线，它串起了一系列排列在它两边的教学和生活建筑，也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燕南园从校园南面连缀的一块“花边”，正式变成了墙内孤悬的一片“绿岛”。“南门的燕园”逐渐和沸腾的市井相接，十多年前在燕园生活过的人，很多人或许还记得那著名的“南墙现象”——1993年3月4日，北大拆掉南墙，建起了一条招商引资的商业街；2001年4月，北大又决定重建8年前的南墙，两次都成为媒体关注的重要新闻。

今天的燕园，也就是以1998年翻新后的新图书馆为标志的的燕园，或许可以称为“东门的燕园”，标志是东门外一条大道——同时也是新的东门轴线，东连清华南门和五道口的城铁站，向西直通向那座比博雅塔还高出一头的新图书馆。21世纪后十年以来，这片区域尤其以令人咂舌的大量现代建筑的兴建引人瞩目。如今已不是校“园”是否能挡住墙外喧嚣的议题，而是墙内的各种“社会化”的现象早胜过墙外一筹，在“教育产业化”的今天，80年前中国高等教育前驱们为象牙塔准备的物理屏障已不是那么顶用……

因为某种原因多少保持着它的历史风貌，燕南园如今是北京大学校内，乃至整个北京市内少见的没有被城市开发压力侵扰的净土了。它的难得之处不仅仅在于那静谧宁和的林间气氛，而在于不作雕饰的素朴面貌和不经意间保留的一丝暧昧的亲切，在于胡适们赞叹过的“世界最美丽的校园”和“本国学术”相匹配的历史风姿——它使得任何强人所难的“设计”和“规划”顿然失色。

只是洪业们早已离去，我们有理由为这座小园的前途感到一丝忧虑。

附：曾住燕南园的大师们

50号：北大图书馆馆长，历史学家向达

51号；北大物理系主任，物理学家饶毓泰；北大数学系主任，数学家江泽涵

52号：北大化学系教授，物理化学奠基人之一黄子卿；北大中文系教授，语言学家林焘

53号：北大历史系教授，中古史专家齐思和与北大生物学系教授，生物化学专家沈同

54号：燕京大学历史学主任，历史学家洪业；北大党委书记，教育家江隆基

55号：北大中文系教授，新闻学家蒋荫恩 北大哲学家教授，哲学家冯定；北大经济学系主任，经济学家陈岱孙；北大高能物理中心主任，物理学家李政道

56号：北大校长、力学泰斗周培源

57号：北大哲学系教授，哲学家冯友兰

58号；北大哲学系教授，哲学家汤用彤；北大哲学系教授，哲学家汤一介

59号：燕京大学外籍教授高厚德；燕京大学外籍教授褚圣麟

60号：燕京大学心理学系外籍教授，心理学家夏仁德；北大中文系教授，语言学家王力

61号：北大城环系教授，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

62号：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教育家雷洁琼；北大中文系教授，文学史家林庚

63号：北大校长，人口学家马寅初；北大中文系教授，古文献学家魏建功

64号：北大历史系主任，历史学家翦伯赞

65号：北大法律系教授，法学家芮沐

66号：燕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冰心、人类学家吴文藻夫妇；北大哲学系教授，美学家朱光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