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旅游区旅游经济联系网络结构与合作格局演进
——以湘赣闽红色旅游区为例

杨 勇,邹永广,2,吴煜灵

(1.华侨大学旅游学院; 2.中国旅游研究院旅游安全研究基地,福建 泉州 362021)

改革开放以来，红色旅游的跨区域合作和发展促使部分红色旅游地演化成一体化的共生系统，在爱国主义教育、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现今全国共有12个重点红色旅游区、3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和428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但大部分景区都是独立发展，存在配套交通体系不足、融合发展水平不高和区域联动程度不够等问题[2]，使得红色旅游发展存在区域差异性，对红色旅游资源的合作开发以及红色旅游效益的互利共享等产生负面影响[3]。而推进区域红色旅游经济一体化发展，对降低红色旅游开发成本、优化红色旅游资源要素配置以及促进红色旅游资源整合等均具有促进作用。《2011—2015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大力推动红色旅游和其他旅游市场主体相结合[4]。鉴于此，研究红色旅游区旅游经济联系网络结构及其合作格局能够直观反应红色旅游区旅游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对推进红色旅游区旅游经济发展和网络结构优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学界关于红色旅游与旅游经济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红色旅游经济效益、红色旅游产业融合、红色旅游资源开发，以及旅游经济联系网络结构特征和驱动机制等4个方面。

1.红色旅游经济效益。学界侧重于从功能和价值角度研究红色旅游经济效益，普遍认同红色旅游发展能够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与助力精准扶贫。如谭娜等研究红色文化资源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发现当红色文化资源形成集聚优势或比较优势时，能够形成“引流又引财”的旅游吸引力，进而有效带动地区经济发展[5]；陈雄根研究湖南长株潭地区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对革命老区发展的作用，分析指出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发展能够帮助革命老区扩大就业机会、增加居民收入和调整产业结构等，进而带动革命老区脱贫致富[6]。

2.红色旅游产业融合。学界侧重于从融合效果角度研究红色旅游产业融合，普遍认同红色旅游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能够促进异质性产业要素的集聚整合与无障碍流通，进而实现红色旅游产业价值链的重塑与创新。如李枝秀等实证研究红色旅游文创产品品牌设计理念创新，分析指出红色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既能够破解红色旅游吸引力不足的困境，还能够显著提升旅游目的地的品牌形象[7]；马慧强等研究集中连片特困区旅游扶贫的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分析指出红色旅游与农业旅游的融合发展能够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附加价值，有效推动红色资源的整体开发，进而推进旅游扶贫的进程[8]。

3.红色旅游资源开发。学界侧重于从开发模式角度研究红色旅游资源开发，普遍认同科学合理的资源开发对红色旅游产业整体提升具有长远影响。如余凤龙等分析红色旅游开发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指出多数红色旅游景区存在红色旅游资源宣传促销各自为阵、客源市场非理性竞争等问题，应进一步打破行政区划壁垒，从地脉和文脉上整合红色旅游资源，进而推进联动开发[9]；刘辛田等研究红色旅游体验消费特征，分析指出当前红色旅游存在文化内涵挖掘不深、游览形式以静态参观为主的问题，应进一步提高红色旅游景区的观赏性、趣味性和参与性，建立红色旅游体验导向型开发模式[10]。

4.旅游经济联系网络结构特征和驱动机制。学界基于不同尺度对旅游经济联系网络结构特征进行分析，侧重于从资源、经济和政策等方面分析旅游经济联系网络结构的影响因素。如王钊等研究中国省际入境旅游集散优势度与旅游经济效率的空间关系，分析指出中国省际入境旅游与旅游经济效率耦合存在南北高低相间、东西高低分化的S型格局[11]；尹建军等研究大别山区旅游经济联系空间结构特征及驱动因素，分析指出大别山区旅游经济联系不紧密，呈现出典型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特征[12]；陈金华等研究“海丝”重点侨乡旅游经济联系网络结构演化，分析指出旅游资源禀赋越高，对旅游者的吸引力越大，其旅游经济越活跃[13]；王博等研究武汉城市圈旅游经济网络结构及其演化，分析指出随着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地区之间的旅游经济联系进一步增强，旅游经济联系网络结构的发育程度也不断提升[14]；刘大均等研究“8·8”九寨沟地震冲击下区域旅游经济联系的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指出旅游发展政策的灵活性对区域旅游发展和旅游产业布局优化具有重要意义[15]。

综上，学界关于红色旅游经济和旅游经济联系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但学界较少研究红色旅游区域合作，尤其是对红色旅游经济联系网络结构的研究更少。而系统地分析红色旅游经济联系及其网络结构，有助于推动红色旅游经济要素的流动和整合，加强红色旅游区域间的资源共享、线路对接、市场互动、客源互送和效益共赢，从而为红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指导。鉴于此，本研究以红色旅游资源较为丰富和知名度较高的湘赣闽红色旅游区为案例地，构建修正的引力模型测算湘赣闽红色旅游区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并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分析湘赣闽红色旅游区旅游经济联系网络结构的时空演化特征，进一步提出湘赣闽红色旅游区的空间合作格局与优化路径，以为红色旅游区旅游经济发展和网络结构优化提供借鉴。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区域

湘赣闽红色旅游区作为全国12个重点红色旅游区之一，承载着厚重的红色文化底蕴，其以韶山、井冈山和瑞金为中心，横跨湖南、江西和福建三省，辐射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近年来，湖南、江西和福建三省密切合作，逐步将湘赣闽红色旅游区打造成主题鲜明、服务配套、吸引力较强和影响力较大的旅游目的地。

(二)研究方法

1.修正的引力模型。引力模型来源于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经修正后作为测度经济联系强度的重要方法[16]。本研究采用修正的引力模型来测度城市间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计算公式具体如下：

(1)

其中,Rij表示城市i和城市j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Pi、Pj分别表示城市i、城市j的旅游接待总人次；Vi、Vj分别表示城市i、城市j的旅游总收入;Dij表示城市i到城市j的距离。

为了更直观地比较同一红色旅游区内不同城市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的大小，本研究分别将红色旅游区各城市与其他城市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相加来表征该城市的旅游经济联系量。计算公式具体如下：

(2)

其中,Ri表示城市i的旅游经济联系量。

2.社会网络分析法。社会网络分析法用于研究在一个社会或网络中行动者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广泛应用于旅游经济联系研究中[17]。本研究采用UCINET V6.0软件，从网络密度、核心—边缘结构和网络中心性等3个方面分析红色旅游区各城市的旅游经济联系网络结构特征，以及各城市在旅游经济联系网络中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1)网络密度。网络密度是城市网络中实际存在关系的数量与理论存在关系数量的比值[18]，用来反映红色旅游区旅游经济联系网络结构中各城市之间旅游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本研究参考刘军的做法[19]，计算公式具体如下：

(3)

其中,D表示网络密度。D的取值范围为[0,1],D越接近于1，网络密度越大，即城市间的旅游经济联系越紧密；反之，则城市间的旅游经济联系越松散。k表示城市的数量; d(ni,nj)表示城市i、城市j之间的有效联系数量。 d(ni,nj)的取值为0或1。当d(ni,nj)取值为0时，表示城市i和城市j之间不存在联系；当d(ni,nj)取值为1时，则表示城市i和城市j之间存在联系。

(2)核心—边缘结构。核心—边缘结构是对旅游经济联系网络中的核心区域和边缘区域进行划分，核心区城市之间联系紧密，构成凝聚子群；边缘区城市之间联系松散，在网络结构中处于不利地位[20]。

(3)网络中心性。网络中心性用来描述城市在整个网络中所处的中心位置，一般选取点度中心度、中间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进行表征。

①点度中心度。点度中心度用来衡量社会网络中的个体交往能力，即衡量城市在旅游经济联系网络中与其他城市的联系能力[21]。本研究参考郑伯铭等的做法[22]，计算公式具体如下：

(4)

其中,CD(ni)表示城市i的点度中心度, d(ni)表示城市i和其他城市之间的有效联系数量。

②中间中心度。中间中心度是指某城市占据了其他两个城市之间的中心位置，用来衡量该城市在旅游经济联系网络结构中对其他城市旅游资源的控制能力[21]。计算公式具体如下：

(5)

其中,CB(i)表示城市i的中间中心度,gjh表示城市j和城市h之间的捷径数量,gjh(i)表示城市j和城市h之间经过城市i的捷径数量(j≠h≠i)。

③接近中心度。接近中心度用来反映某城市和其他城市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通常根据经济网络中不同城市联系的最短路径来测量[22]。计算公式具体如下：

(6)

其中,CC(i)表示城市i的接近中心度,rij表示城市i和城市j之间的最短路径。

(三)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2010年、2013年、2016年和2019年为研究期，基于《2016—202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确定的3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选取湖南、江西和福建三省的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按其所在的区(县)将其归属到市(州)，共计22个城市。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及副本、《中国文化文物和旅游统计年鉴》，以及各(区)县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文化和旅游部门网站等；同时，本研究选择22个城市间的公路里程数作为城市之间的交通距离，通过百度地图获取具体数值。

三、实证分析

(一)红色旅游经济联系的结果分析

本研究采用修正的引力模型测算湘赣闽红色旅游区各城市2010年、2013年、2016年和2019年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分析其变化趋势及变化的具体原因。

从旅游经济联系强度上看，研究期内，湘潭市与长沙市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始终位居首位，从2010年的94.26增长到2019年的2 235.90，这主要是缘于湘潭市和长沙市的红色旅游资源丰富，且二者间的红色旅游合作越来越紧密。长沙市与衡阳市、岳阳市，福州市与南平市，南昌市与九江市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排名均较为靠前，且保持持续增长趋势，这主要是缘于这些城市陆续开发了红色旅游精品路线，彼此在资源共享、客源互送等方面展开合作。宁德市与怀化市、张家界市、湘西州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排名靠后，这主要是缘于这些城市尚未系统深入地挖掘红色旅游资源，其红色旅游对游客吸引力不足。整体来看，湘赣闽红色旅游区各城市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快速发展，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大于1的城市，2010年有20对、2013年有55对、2016年有110对、2019年有159对，占比分别为8.7%、23.8%、47.6%、68.8%，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湘赣闽红色旅游区的旅游经济联系呈现出均衡发展趋势，旅游经济联系网络呈现出密集化趋势。其中，长沙市和湘潭市是湘赣闽红色旅游区的重要城市，其红色旅游发展较好，而湘西州、张家界市和怀化市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较低，逐渐被边缘化，呈现出“孤岛效应”，其红色旅游有待进一步完善。同时，长沙市、湘潭市、南昌市、吉安市和福州市的红色旅游发展对周边城市的辐射效应突显，带动宜春市、萍乡市、上饶市、赣州市和三明市的红色旅游发展。

本研究进一步对旅游经济联系强度进行汇总，分析研究期内湘赣闽红色旅游区各城市的旅游经济联系量(表1)。从时间演变上看，研究期内，湘赣闽红色旅游区各城市的旅游经济联系量整体呈现出递增趋势，表明湘赣闽红色旅游区各城市的旅游发展形势较好，旅游经济联系逐渐紧密。其中，长沙市的旅游经济联系量稳居首位，从2010年的118.04增长到2019年的3 159.53，增长约27倍，表明长沙市与其他城市的旅游经济联系最为紧密且联系强度逐渐增加。从空间分布上看，研究期内，湘赣闽红色旅游区各城市的旅游经济联系量存在显著差异，但差异逐步缩小。具体来说，旅游经济联系主要发生在湖南省内，其中，湘潭市和长沙市的旅游经济联系量占比达到一半以上，表明湖南省内各城市之间的红色旅游合作较为密切，且以湘潭市和长沙市的红色旅游合作为主。

表1 湘赣闽红色旅游区各城市的旅游经济联系量

(二)红色旅游经济联系的网络结构

社会网络分析法的研究对象是关系矩阵，须将旅游经济联系强度的数值矩阵转化为关系矩阵。考虑到数据的适用性和可比性原则，本研究将断点取值为1，即将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大于或等于1的取值为1、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小于1的取值为0，组成4个22×22的旅游经济联系的二分关系矩阵，并将关系矩阵输入UCINET V6.0，进一步研究湘赣闽红色旅游区在2010年、2013年、2016年和2019年的旅游经济联系网络结构。

1.网络密度分析。研究期内，湘赣闽红色旅游区旅游经济联系的网络结构变化明显且日趋复杂，从2010年的0.041增长到2019年的0.344。其中，2010年的网络密度仅0.041，网络结构中只有18条有效关系线。张家界市、湘西州、怀化市、赣州市、龙岩市和漳州市在网络中未形成有效的旅游经济联系，基本处于孤立状态，未能嵌入到区域旅游经济联系结构中，表明该区域内诸多城市的红色旅游发展基本处于各自发展的局面。2019年的网络密度为0.344，大部分城市实现了双向联系且联系愈加紧密，表明该区域内各城市之间的旅游经济活动逐渐向纵深化、稠密化方向发展。究其原因在于：湘赣闽三省逐步在资源共享、市场互动和客源互送等方面加强合作，积极联合开发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如“南昌—吉安—井冈山线”“赣州—瑞金—于都—会昌—长汀—上杭—古田线”“井冈山—永新—茶陵—株州线”“韶山—宁乡—平江线”等；且湘赣闽红色旅游区内的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和浙赣铁路等进一步提高了红色旅游的交通便捷性，推进了该区域红色旅游发展。但理论上由22个城市组成的旅游经济联系网络中可能存在的最大有效关系线为462条，而2019年旅游经济联系网络中实际存在的有效关系线仅159条，表明各城市之间未来仍具有巨大的合作发展空间。

2.网络中心性分析。由表2可知，研究期内，湘赣闽红色旅游区旅游经济联系网络中心性明显提升，城市间的旅游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各核心城市的辐射及扩散效应不断增强，分化现象有所缓和，区域发展趋于均衡。

表2 湘赣闽红色旅游区旅游经济联系网络中心性

(1)点度中心度。2010年，各城市的点度中心度整体较小。其中，长沙市的点度中心度最大，张家界市、湘西州、怀化市、赣州市、龙岩市和漳州市等6个城市的点度中心度为0。这表明该区域各城市之间的旅游经济联系相对较弱，整体旅游经济联系网络较为松散。2013年，各城市的点度中心度增长迅速。其中，长沙市的点度中心度仍居于首位，湘潭市、赣州市、龙岩市和漳州市的点度中心度迅速提升。这表明该区域各城市之间的旅游经济联系逐渐增强，整体旅游经济联系网络趋于均衡发展。2016年，各城市的点度中心度整体明显提高。其中，长沙市的点度中心度达到100，湘潭市、南昌市、吉安市、赣州市、九江市和南平市的点度中心度均超过60。这表明该区域各城市之间旅游经济联系的增长分化现象有所缓和，尤其是长沙市与区域内其他城市均建立了联系，在旅游经济联系网络结构中处于中心位置。2019年，各城市的点度中心度整体进一步提升。其中，湘潭市、长沙市和南昌市的点度中心度均达到100，但张家界市、湘西州和怀化市的点度中心度仍然较低。这表明该区域内旅游经济联系网络愈发均衡，逐渐形成了以湘潭市、长沙市和南昌市为中心的多核辐射网络结构，溢出效应显著，但张家界市、湘西州和怀化市的旅游经济发展受阻，其旅游经济联系有待进一步提升。可见，研究期内，湘赣闽红色旅游区旅游经济联系网络的紧密程度整体快速提升，联动效应大为加强。这与这些省份的红色旅游合作联动密不可分，如湖南省的株洲市、长沙市与江西省的萍乡市建立旅游合作联盟，构建“湘赣边区域红色教育培训联合体”和“两小时红色旅游圈”，湖南省的湘潭市与江西省的吉安市联合策划“重走革命路，传承红色情”等红色教育、红色培训主题活动，带动了这些城市红色旅游的融合发展。

(2)中间中心度。2010年，湘赣闽红色旅游区中间中心度的分异现象严重。其中，长沙市的中间中心度最大；湘潭市、岳阳市、郴洲市、衡阳市、张家界市、湘西州、怀化市、宜春市、萍乡市、景德镇市、吉安市、赣州市、上饶市、龙岩市、三明市、漳州市和宁德市等17个城市的中间中心度为0，占比为77.27%。这表明该区域整体旅游经济联系网络发展严重失衡，两级分化形势较为严峻，尤其是长沙市对其他城市的旅游资源具有较高的控制能力，占据最多的结构洞。2013年，湘赣闽红色旅游区的中间中心度整体有所增长，但增长速度缓慢。其中，湘潭市、南昌市、吉安市、福州市和三明市的中间中心度大幅度提升；岳阳市、郴洲市、衡阳市、张家界市、湘西州、怀化市、萍乡市、赣州市、九江市、漳州市和宁德市等11个城市的中间中心度为0，占比为50%。这表明该区域核心城市对其他城市旅游经济联系的控制能力在逐渐减弱，湘潭市、南昌市、吉安市、福州市和三明市逐步发展成为湘赣闽红色旅游区旅游经济发展的核心城市。2016年，湘赣闽红色旅游区的中间中心度小幅度增长，中间中心度两极分化的趋势有所缓和。其中，张家界市、湘西州、怀化市、漳州市和宁德市等5个城市的中间中心度为0，占比为22.73%。这表明该区域各城市的旅游资源控制能力有所提升。2019年，湘赣闽红色旅游区的中间中心度整体进一步提升。其中，湘潭市、长沙市和南昌市的中间中心度位于前列；衡阳市、张家界市、怀化市、漳州市和宁德市等5个城市的中间中心度为0，占比为22.73%。这表明该区域的旅游经济联系网络逐步优化，但衡阳市、张家界市、怀化市、漳州市和宁德市等5个城市的旅游经济发展的独立性较差，在湘赣闽红色旅游区旅游经济联系网络中尚未发挥桥梁作用。可见，湘赣闽红色旅游区内各城市的中间中心度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但研究期内两极分化的趋势有所缓和，旅游经济联系网络发展逐渐趋于均衡。究其原因在于：随着该区域内各城市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核心城市的屏蔽效应逐渐减弱，且湖南省三级政协联动、赣边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湘南红色旅游联盟等重大举措的推行，进一步促进了红色旅游合作共赢发展格局的形成。

(3)接近中心度。2010年，湘赣闽红色旅游区的接近中心度整体较低。其中，张家界市、湘西州、怀化市、赣州市、龙岩市和漳州市等6个城市的接近中心度为0，其他大部分城市的接近中心度均保持在12.5左右的较低水平。这表明该区域内多数城市旅游经济的影响力较小，对其他城市的依赖性较强。2013年，湘赣闽红色旅游区的接近中心度增长迅速。其中，赣州市的增长速度遥遥领先，张家界市、湘西州、怀化市、龙岩市和漳州市的接近中心度增长迅速。这表明该区域各城市旅游经济的影响力整体均有明显提升，尤其是赣州市能够快速与其他城市产生旅游经济联系，通达性较好，在红色旅游发展中较少受其他城市的控制。2016年，湘赣闽红色旅游区的接近中心度整体大幅度提升。其中，长沙市和吉安市的接近中心度达到100，赣州市、九江市、龙岩市和宁德市等城市的接近中心度保持快速增长趋势。这表明该区域各城市的旅游经济联系紧密程度有显著提高，其中，长沙市和吉安市在湘赣闽红色旅游区旅游经济联系网络中处于绝对的中心地位。2019年，湘赣闽红色旅游区的接近中心度整体进一步提升。其中，长沙市、南昌市和吉安市的接近中心度达到100；张家界市、湘西州和怀化市的接近中心度排名靠后，但与2010年相比已经有了大幅度提升。这表明该区域的旅游竞争力整体不断增强，各城市之间的旅游经济合作与协调发展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可见，研究期内，湘赣闽红色旅游区内各城市联系日益紧密，在红色旅游发展过程中受其他城市的限制逐步减弱，红色旅游经济联系网络的通畅性较好。究其原因在于：红色旅游线路的开发与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缩短了各城市间的时间距离，且各城市相继制定了红色旅游发展规划，进一步推动了红色旅游的高质量发展。

四、湘赣闽红色旅游区旅游经济联系的空间合作格局

结合前文构建的旅游经济联系二分矩阵，借助社会网络分析软件UCINET V6.0测算湘赣闽红色旅游区旅游经济联系网络结构的核心区和边缘区。由表3可知，研究期内，湘赣闽红色旅游区旅游经济联系网络的核心区不断扩大，边缘区逐渐减小。其中，2010年，核心区范围较小，仅湘潭市、长沙市、南昌市、吉安市和福州市等5个城市位于核心区，而边缘区则范围较大，岳阳市、郴州市和衡阳市等17个城市未出现凝聚现象。2019年，核心区范围逐步扩大，核心区城市由最初的5个增加到14个，其中，湘潭市、长沙市、南昌市、吉安市和福州市始终处于核心区，其旅游经济联系强度较高，在该区域内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边缘区呈现出逐渐缩小的趋势，其中，张家界市、湘西州、怀化市、上饶市、龙岩市、三明市、漳州市和宁德市始终处于边缘区，其旅游经济联系强度较低，制约了湘赣闽红色旅游区旅游经济联系网络的整体互动。可见，湖南省始终处于湘赣闽红色旅游区的绝对核心区，福建省处于绝对边缘区，江西省则逐步由边缘区向核心区转变。

表3 湘赣闽红色旅游区旅游经济联系网络的核心—边缘结构

区域旅游经济联系网络结构的演变能够映射出各城市在空间上的组织特征，并揭示其内在的组织规律。本研究综合上述湘赣闽红色旅游区各城市旅游经济联系的网络密度、核心—边缘结构、网络中心性等空间结构的分析，结合增长极、点—轴等空间结构组织理论，以及湘赣闽红色旅游区的实际发展情况，进一步从点、线、面等3个层次探讨湘赣闽红色旅游区旅游经济空间合作发展模式。

1.增长级合作模式。结合上述网络中心性的分析结果，考虑到增长极应该是一个区域内经济实力较强、区位条件优越、交通设施便利、红色旅游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湘赣闽红色旅游区可以选择湘潭市、长沙市、南昌市、吉安市和福州市等5个城市作为旅游经济发展的增长极，采用增长极合作模式，依托并继续发挥这5个城市在红色旅游经济联系网络中的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具体通过完善红色旅游基础设施尤其是道路交通设施，不断挖掘新的红色旅游资源，加强红色旅游产品线路的开发建设，以及优化资本、人力、资源和技术等要素在红色旅游发展中的合理配置等措施，持续增强这5个城市红色旅游发展的粘性和辐射性，逐步实现湘赣闽红色旅游区协调发展。

2.轴线合作模式。结合上述网络密度的分析结果，考虑到城市地理空间位置的邻近性，湘赣闽红色旅游区可以采用轴线合作模式，构建1条一级红色旅游轴，2条二级红色旅游轴，以及1条三级红色旅游轴。具体来说，以“长沙—南昌—福州—吉安—湘潭”构成1条一级红色旅游轴，这些城市的红色文化根基深厚，红色旅游资源丰富，且旅游经济实力较强，可以打造成为湘赣闽红色旅游区的一级红色旅游轴；以“赣州—萍乡—宜春”“郴州—衡阳—岳阳”构成2条二级红色旅游轴，这些城市的地理位置相近，合作基础较好，既拥有活跃的客源消费市场，又拥有类型相似的革命纪念馆和革命根据地等红色旅游资源，可以打造成为湘赣闽红色旅游区的二级红色旅游轴；以“景德镇—上饶—南平—三明—龙岩—漳州”构成1条三级红色旅游轴，这些城市的红色旅游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应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加强合作形成合力，共同合作提升红色旅游的知名度和竞争力。

3.片区合作模式。结合上述核心—边缘结构的分析结果，考虑到旅游资源本底的相似性，遵循协调互补的原则，湘赣闽红色旅游区可以采用片区合作模式，构建红色旅游合作发展片区。具体来说，以长沙市、湘潭市、衡阳市和张家界市等4个城市为主，依托韶山市毛泽东故居、宁乡县花明楼刘少奇故居、湘潭市彭德怀故居、衡阳市罗荣桓故居等核心资源，以“伟人、将军故里”为共同红色文化基底，打造红色旅游合作发展片区；以南昌市、萍乡市、吉安市和赣州市等4个城市为主，依托八一起义纪念馆、秋收起义纪念馆、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瑞金革命根据地等核心资源，以“革命摇篮”为共同红色文化基底，打造红色旅游合作发展片区；以龙岩市、三明市、漳州市、南平市和宁德市等5个城市为主，依托古田会议旧址、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和政治部旧址等核心资源，以“长征文化”为共同红色文化基底，打造红色旅游合作发展片区。

五、结论与对策

(一)结论

以湘赣闽红色旅游区的22个城市为研究对象，以2010年、2013年、2016年和2019年为研究期，采用修正的引力模型测算湘赣闽红色旅游区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并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分析湘赣闽红色旅游区旅游经济联系网络结构的时空演化特征及空间合作格局，得出以下结论：

1.湘赣闽红色旅游区的旅游经济联系愈发紧密。各城市的旅游经济联系量整体呈递增趋势，核心城市的溢出效应和辐射效应不断增强，其中，长沙市处于绝对的核心地位，而张家界市、湘西州、怀化市与其他城市的联系较弱。

2.湘赣闽红色旅游区旅游经济联系网络结构逐渐从松散型转变为紧密联系型。湘赣闽红色旅游区旅游经济联系的网络密度不断增加；各城市旅游经济联系的网络中心性存在较大差异，其中，湖南省的网络中心性最强，江西省次之，福建省最弱。

3.湘赣闽红色旅游区旅游经济联系网络结构的核心—边缘区的层次差异显著。研究期内，位于核心区的城市和位于边缘区的城市数量存在显著差异。其中，湖南省始终处于湘赣闽红色旅游区的绝对核心区，福建省处于绝对边缘区，江西省则逐步由边缘区向核心区转变。

(二)对策

旅游经济发展和旅游经济网络结构优化对提升红色旅游区的旅游竞争力和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应进一步发挥红色旅游核心城市的涓滴效应、健全红色旅游区协同合作发展平台以及打造红色旅游区红色旅游精品品牌等，以推进红色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

1.发挥红色旅游核心城市的涓滴效应。红色旅游核心城市的涓滴效应有助于缓解红色旅游区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通过核心城市的消费、就业等措施进一步带动周边城市发展，从而有效提升红色旅游区的旅游竞争力和影响力。具体来说：核心区城市应主动与边缘区城市进行红色旅游战略合作，除了积极传授自身成熟的旅游发展经验，将红色旅游资源优势转化成红色旅游经济优势外，还应进一步结合其红色旅游发展的技术、市场、资金和信息等优势，通过提供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的服务不断推动周边城市红色旅游数字化转型发展，以促进红色旅游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如应进一步强化长沙在湘赣闽红色旅游区的核心地位，将长沙创建为红色旅游示范区，重点围绕5G、AR、MR等技术，充分发挥长沙“伟人故里”红色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辐射带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其对国际游客的吸引力，以促进周边地区红色旅游发展。同时，核心区城市应积极发挥对边缘区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带动边缘区城市的旅游经济发展。如应进一步发挥湘潭市、长沙市、南昌市、吉安市和福州市等核心区城市对湘西州、怀化市等边缘区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促使更多高端高新产业向边缘区城市进行异地扩张；且政府应充分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引导核心区城市转移出来的产业向有条件的边缘区城市进行集中和有序转移，补齐边缘区城市在湘赣闽红色旅游区旅游高质量发展中的短板。

2.健全红色旅游区协同合作发展平台。健全跨行政区划、跨行政层级的红色旅游合作平台有助于优化整合区域红色旅游资源，推动区域红色旅游协同发展。具体来说：湘赣闽红色旅游区应基于既有的《湘赣边红色旅游合作框架协议》《闽粤赣三省红色旅游精品线路推广合作协议》等，进一步扩大各地的红色旅游合作范围，积极推进红色旅游区完整产业链的建设。如湘赣闽红色旅游区应充分利用区域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打造一条包括红色旅游遗产保护、红色文化体验、红色旅游纪念品开发、红色旅游产品包装宣传和红色旅游专业管理人才培养等在内的涉及供应商、中间商和消费者的完整红色旅游产业链。同时，湘赣闽红色旅游区还应协调建立由各省级旅游部门组成的红色旅游经济一体化协调领导小组，突破红色旅游发展的省际壁垒，建立区域市场共享机制，形成区域红色旅游形象体系，实现红色旅游区的资源共享、线路对接、市场互动、客源互送和效益共赢。如湘赣闽红色旅游区应基于湘赣闽红色旅游专列，进一步缩短区域内最短旅行时间，实现各个红色城市的无缝衔接，有效提升区域红色旅游的可达性和便捷性。

3.打造红色旅游区红色旅游精品品牌。红色旅游精品品牌的品牌效应有助于提升红色旅游区的影响力，强化游客对红色旅游目的地的形象感知和地方认同。湘赣闽红色旅游区应紧扣“革命摇篮，伟人故里”的主题，着力打造红色旅游区的红色旅游精品品牌。具体来说：各地应进一步完善红色旅游产品开发，通过开发红色主题公园、红色影视剧、红色实景演出等复合型文旅产品，丰富红色旅游精品品牌的种类，拓宽红色旅游精品品牌的文化内涵；应积极运用数字媒体技术，通过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和视频直播平台等进行在线旅游推广，实现多渠道创新宣传红色旅游产品，以精准满足游客的个性化需求；应积极运用现代科技，通过数字化视觉重构技术、全息投影技术和增强现实技术等，为湘赣闽红色旅游区红色旅游精品品牌构建系统的图像识别功能，拓展红色旅游精品品牌的视觉形象，以有效提升红色旅游的吸引力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