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于艺：王褒《洞箫赋》及其艺术人生

蔡亚玮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汉宣帝时，作为中国文学的创作主体，以儒术进入朝廷的士大夫诸如萧望之、韦玄成等人，以趋近于政权核心的姿态呈现出对现实政治事务的沉浸，以及在文学创作上的沉寂。而汉赋“繁积于宣时”[1]96的丰硕成果则由一批御用侍从文学之士促成。《汉书》载：“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益召高材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等待诏金马门。”[2]2445又载：“上令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2]2451在宣帝的支持与赏识下，刘向、张子侨、王褒等侍从文学之臣作为专职文人创作了大量的辞赋作品，其中“刘向、王褒以文章显”[2]2290，尤以刘向和王褒艺术成就最为突出。

王褒与汉赋大家司马相如皆出自蜀郡而特立于汉廷文士之上，盖其皆有着文采秀发、炜耀一代之文学才情。接续于司马相如之后，蜀人王褒因有俊逸之轶材而“文章冠天下”[2]1470，“朝夕论思，日月献纳”[2]3254，以“穷变于声貌”[1]96之作《洞箫赋》而为宣帝时“辞赋之英杰”[1]96。王褒在汉初梁府士人优游而作赋之后，再次以游戏笔墨和音乐主题开启了士人游于艺之文学书写，突出表现了以文学创作为乐的文士意识。除早年拟楚辞而作《九怀》，仿《鹿鸣》而作三诗外，王褒其余作品皆力求新变，卓荦不群，从日常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多个层面对当时士人生活予以呈现。《僮约》《责须髯奴辞》以民间俗语记录了下层民间世俗生活，以游戏笔墨展示了文学的娱乐功能和审美功能，发出了文学摆脱政治附庸、走向独立自觉的先声。而王褒从作《四子讲德论》《圣主得贤臣颂》的政治文本转向作《洞箫赋》的文学文本，也是士人开始由颂扬大汉之德的政治体验走向专注内在心灵之艺术体验的表现。游走于艺术空间的王褒，为沉闷的士林抹上一抹亮色，为后世士人开辟了一个走向艺术的文艺之路。

一、穷变于声貌：《洞箫赋》的审美意趣

成长于无为而治、与民休息之昭帝时代的王褒，在天下和洽、四夷宾服的宣帝时代得到刺史王襄的赏识，从而开启了个人孜孜以求的仕途之路。宣帝之时，“神爵、五凤之间，天下殷富，数有嘉应。上颇作歌诗，欲兴协律之事”[2]2445，“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3]2。儒家雅乐传统由此复兴(1)可参看王学军《王褒〈洞箫赋〉与汉宣帝时期的礼乐建设》[《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中的论述。。王褒作为当朝谏大夫，其《洞箫赋》就是在宣帝提倡礼乐建设以恢复正统的时代背景下和儒家雅乐复兴的文化传统中孕育而成，并以疗治人心的功用成为宣帝兴雅乐而以乐教人的重要一环。

王褒辄为宣帝歌颂而被擢为谏大夫，“其后，太子体不安，苦忽忽善忘，不乐。诏使褒等皆之太子宫虞侍太子，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复，乃归。太子喜褒所为《甘泉》及《洞箫》颂，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2]2452太子身体不适，终日闷闷不乐，王褒等人即为太子诵读“奇文及所自造作”，之后太子“疾平复”，可知王褒等人针对太子的郁郁不乐所诵读的“奇文及所自造作”达到了良好的效果，也可知“奇文及所自造作”至少有着使人快乐的功效。“奇文”为何已无记载，“所自造作”则可从《洞箫赋》中见其一斑。

最后，在“乱曰”中，箫声强、弱、高、低的不同音色带来“超腾逾曳，迅漂巧兮”的络绎不绝、变化无穷的效果。其中“逍遥踊跃，若坏颓兮”“优游流离……亦足耽兮”“颓唐遂往，长辞远逝，漂不还兮”[3]789等句的“逍遥”“优游”“远逝”等词语，明确引导太子进入一个自在、自由而无限的精神世界，“坏颓”和“颓唐”等语词则又显示了音乐冲破情感锁链，具有冲决一切的力量。在《洞箫赋》中，王褒没有对太子的奢靡生活进行讽谏，而是引领太子进入一个无限美丽与无限自由的音乐世界，而且首次肯定了“坏颓”和“颓唐”在个体生命中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揭示了生命本真所在(2)自王褒开始，士人不再只是一味地沉浸于政治生活而丧失生命的活力。王褒对“坏颓”“颓唐”的肯定，体现出士人在精神生活中开始追求一种生命的自由与自在。鲜活的生命中必然存在着“坏颓”与“颓唐”的时刻，后世文人士大夫也常在“坏颓”“颓唐”之中谱写出生命的华章。如王羲之《兰亭集序》：“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欧阳修《醉翁亭记》：“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苏轼《前赤壁赋》：“肴核既尽，杯盘狼籍。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等等，都是一种生命在“坏颓”时刻的激情喷发。。

王褒《洞箫赋》无校猎之至壮，无波涛之汹涌，无阳刚之风情，无昂扬之气象，纯然为唯美之声与唯美之景。游走于艺术空间的王褒以一种纯粹的艺术体验走向内在心灵深处，其浪漫多情的精神情性和以愉悦耳目为意的精神趋向，是对此前汉赋创作的一种“穷变”。在绚丽华美的音乐世界中，士人的精神得以彻底地净化。两汉文学至王褒《洞箫赋》，已透露出由巨衍侈丽“润色鸿业”的体物大赋向辨丽可喜、清逸闲适的体物小赋转变的文学新象，宣帝之语“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辨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2]2451，便是对此一文学新象的最佳评述。虽然当时亦有人对王褒之作有“淫靡不急”的负面评价(3)《汉书·王褒传》：“(宣帝)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议者多以为淫靡不急。”见班固《汉书》，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451页。，但不可否认的是，《洞箫赋》实为不重政治讽喻、超越政治功利的唯美之作，而《洞箫赋》中表现出的唯美意识使得王褒成为最具文学情趣的士人，为沉寂于现实政治事务的士人们打开了一条通向艺术的道路。士人立于天地自然之间，通向宇宙本体，在自由而美丽的音乐世界中徜徉，拥有着性情、文学趣味和唯美意识，无往而不逝，充实了生命的活力与意义。

二、出入儒道：《洞箫赋》的艺术精神

《洞箫赋》中的儒道艺术精神完美融合，内容与外涵包蕴无穷，既有中正平和的儒家文化胸襟，又有逍遥优游的道家不羁情怀，体现出士人王褒对儒家政治理念和道家艺术精神的融汇贯通。不同于汉初陆贾的“援道入儒”和贾谊的“由儒入道”，王褒可谓自由出入于儒道之间。他放任自我沉醉于音乐的世界，在音乐这样一个无限的世界中，体会人心之广大所在。儒家的天地仁爱之心孕育出道家的生命放达之乐，士人既志于儒家之道又游于道家之艺，真正树立起个体生命的坚实底色与放达情怀。

三、从政治体验到艺术体验：《洞箫赋》的意义

王褒少时所作《九怀》，透露出王褒欲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而郁郁不得志之情。后王褒受王襄赏识，作《中和》《乐职》《宣布诗》“宣风化于众庶”[2]2445，并作《四子讲德论》以明其意，内容所涉皆为政论。后被诏至宣帝之前，王褒又受诏作《圣主得贤臣颂》，展开了一番润色鸿业的政治颂声。之后，“上令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2]2451。王褒待诏金马门之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所作亦为政治颂声(4)据王洪林著《王褒集考译》辑录王褒《甘泉赋》《甘泉宫颂》残文，两文皆为借甘泉宫展开政治颂声，班固《西都赋》赞曰：“陪以甘泉，乃有灵宫起乎其中。秦汉之所极观，渊云之所颂叹，于是乎存焉。”见王洪林《王褒集考译》，巴蜀书社1998年版，第65、77页。。虽有宣帝“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辨丽可喜”之论可知王褒“所幸宫馆，辄为歌颂”，所作之赋多为“辨丽可喜”的小赋，但“尚有仁义讽喻”之意，即包含着政治讽喻之意。而宣帝对“辨丽可喜”的小赋愉悦耳目之审美功用的肯定，已经意味着汉赋从润色鸿业的政治论述向愉悦耳目的艺术体验转向的开始。王褒以文学侍从之臣的身份久伴于宣帝之侧，以润色鸿业的政治颂扬文本和尚有仁义风谕的辞赋之作得宣帝赏识，而后被擢为谏大夫，成为具有议论朝政职能的士大夫。而且王褒作为待诏文学侍从，其与政治生活有着一定的距离，生活内容多为放猎等较为闲逸的活动，为王褒创作“辨丽可喜”的、愉悦耳目的小赋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艺术经验和才情发抒的文学天地。在王褒成为士大夫之后，史籍再未记载其有何政治文本的产生，而是记录了一篇颇具艺术审美情趣的文学文本的产生，即《洞箫赋》。在《洞箫赋》中，王褒为我们营造了一个唯美的艺术之境，展现了其从政治体验向艺术体验的创作转向，以及从圣贤之德到艺术通途的思想转向。由此，我们可以窥见王褒闲逸的文人情性、文人意兴，以及一个充满才情、别开生面的艺术人生。

于王褒而言，其既有《僮约》《责髯须辞》的日常生活文本，又有《四子讲德论》《圣主得贤臣颂》的政治生活文本，还有《洞箫赋》这样的精神生活文本。他以世俗文本、政治文本和文学文本全面展示了其作为士大夫的政治存在、文化存在与精神存在。在《四子讲德论》《圣主得贤臣颂》中，王褒以儒家志于道之精神为本，对政治润色鸿业，热情歌颂；而在《洞箫赋》中，王褒自由出入儒、道，打开一个艺术的、才情的世界，以游于天地之间的生命放达展现了别开生面的艺术人生。王褒在进入现实政体以后，既表现了士人“志于道”的精神志业，又保持了一种“游于艺”的精神独立性。正是在政治与艺术的世界里来回自由，王褒显露出从政治体验转向艺术体验的文学性情和唯美意识。王褒个人的文学情趣使其得以在现实政治中别开艺术天地，使其在悲苦政治中得以找寻到精神的出路与生命的放达。“在中国历史上，中国士大夫一方面以‘舍我其谁’的政治责任，以经学大义、历史理思艰难地负戴着中国庞大政体；另一方面又藉诗文辞赋发抒性情，在步履沉重的政治苦旅与精神苦旅中获得一种精神的自放、生命的宣泄。文学才情的发抒对于士大夫的人生意义，由此可以显现”[5]105。王褒的政治文本与艺术文本，正是这两方面意义的显现。而王褒从政治体验向艺术体验的转向，从圣贤政治到艺术人生的转向，则显现出士人突破庞大政体找寻除政治生活以外的生命意义之所在。《论语·述而》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8]“游于艺”即把沉浸于“艺”当成人格成长与完善的方式，以“艺”滋养精神，可以实现生命的张扬和喷薄。真正的儒家既要讲圣贤政治，又要讲艺术人生，而艺术人生又通向道家的放任自我。在有限的政治生活中，只有进入艺术的天地，才能拥有真正无限的精神世界。王褒作《洞箫赋》，正显示了士人既“志于道”又“游于艺”这样一个意义的存在，体现了士人完整的生命历程。虽然《洞箫赋》不是王褒在政治不遇时所触发出的精神世界，但其所显示出的与宇宙天地共情的能力，可以成为后世士人政治不遇时的一个精神抉择。

在昭宣之际，王褒以求新求变的文学、文体创新意识，突出显示了士人在政治生活之余“游于艺”的艺术情趣和自由放达的生命意趣，以及以富有生气的士人生活为悲苦政治中士人找寻到一条“游于艺”的精神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