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与“守望”，抑或“不成熟”的“精神魅力”
——一位“谢门弟子”眼中的老师

林 祁

忝列兵强马壮的“谢门弟子”之列，我一直不敢写文章谈论自己的导师谢冕。作为诗歌爱好者，我算得上是中国“新诗潮运动”的亲历者，“朦胧诗案”爆发时，我刚从福建师大毕业，进省报任诗歌编辑，想发舒婷诗稿“未遂”，却因宣扬孙绍振老师的“崛起”理论而挨批。至今还有人记得当年我在当时充满火药味的诗歌讨论会上抱着舒婷大哭的场景。等到1990年代中期我从日本归来进入北大随谢冕老师读博时，不仅“新诗潮”的“崛起时代”已经落幕，连“诗歌”本身也开始退场。当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的我带着与生俱来的诗歌梦想来到晚秋的北大校园圆梦时，我的到来注定不会是一次快乐的旅行。许多年后，谢老师在给我的诗集写的序言中曾这样回忆这段难堪的经历：“做过作家和诗人的林祁来到北大了，我想让她经受一下做学问的压力，而不是继续做她的作家梦。因此，才有了上引信中所说的、我有意对她的写作热情的‘抑制’——我是有意要往她的写作兴头上泼冷水……于是就出现了一种看来悖谬的现象——研究诗歌的导师并不鼓励他的弟子写诗……”

读到谢老师这段文字的时候，我的心情只能以“百感交集”来形容。这种“诗人”与“学者”之间的“背谬”，或称“感性”与“理性”之间的“两难”，我更愿意将其理解成谢冕老师自己面对的挑战，甚至“困境”。但“困境”又何尝不是锻造生命强度的机缘？在用理性、知识认识和把握这个世界的同时，不失一颗赤子之心，这应该是一种人生的境界。“你们谢老师本质上其实是一个诗人”，这是许多熟悉谢老师的朋友的共同感受。我的父亲蔡厚示，一个被刘再复先生称作“诗人气质的学者”，毕恭毕敬地尊称晚辈谢冕为“谢先生”，如同尊称他的老师“林庚先生”。谢老师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谈论林庚先生：“林庚先生是北大的骄傲。他的学术操守、人格力量，始终代表着北大的传统精神。他默默住在燕园平静的一角，不与世隔绝，却与世无争；虽然身居深院，却总是心忧天下，萦怀于万民的忧乐……”我还记得我进北大读博时，父亲曾特意领我去燕园那平静的四合院拜见林庚先生。非常有趣的是，从林庚先生到谢冕老师，再到我的父亲，他们拥有的一个共同称谓，就是“诗人气质的学者”。这大约也是作为学生或晚辈的我自觉或不自觉的追求吧。虽然前辈的境界，我将永远无法抵达了，但它一直是我自己的人生目标乃至生命动力。

关于谢冕老师对中国新诗做出的成就与贡献，无论是前辈还是同侪，都有过许多鞭辟入里的文章。本人不才，与其狗尾续貂，不如对这些或远或近的评论，谈谈自己的感受。

在一篇最新发表的文章中，张炯先生曾发表如下感慨：“如今谢冕已成为资深的大学名教授，著作等身，有48 种之多，桃李遍海内外。他既是胸怀博纳的诗评家、诗史家、诗歌理论家和视野开阔的诗选家，也是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学者，还是将文学论评沿着美文道路推进的拓展者，更是为当代文学作出无私贡献的教育家、编辑家和活动家。”这一段话，在我看来是谢冕老师的同辈人弥足珍贵的公允客观的评论。张炯先生不仅是谢冕老师的同辈、同乡与同学，更是谢冕老师的同行，作为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与著名的文学史家、文学批评家，作为在学界享有盛誉的十卷本的《中华文学通史》的主编，从学术史的视野中描述谢冕老师的多幅面孔，其意义显然在我们这些谢门弟子之上。作为学生，我们感受最深的自然主要是谢老师作为“老师”的一面。

其实在谢门弟子中，也有许多摆脱了这种师生身份、不落窠臼的文字。如以下这一段，就出自我的同学孙民乐兄笔下：

谢冕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文学批评家之一，其主要贡献集中于新诗方面，但其开拓精神、研究视角、批评方法乃至语言风格，都影响了当代中国文学的创作和研究，甚至越出了文学的范围之外。他早年生存和成长的背景不仅影响了他对文学的选择，而且养成了他视文学为济世手段的庄严、神圣和虔诚的信念，从而在对以诗学为中心的五四以来新文学乃至新文化的研究中，注入了具有他个人特殊风格的开放观念、忧患意识乃至本能般的对僵化的文化模式的批判精神和近于汪洋恣肆般的诗情。

此段文字的意义，不仅仅从弟子层面展现了师生情谊，而且提供了一个难能可贵的学术史的维度。在揭示了谢冕先生学术贡献的同时，也揭示了谢冕老师“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背后的精神动力与知识谱系。以这种方式讨论一位学者的学术道路，其意义就不仅在于歌功颂德，而在于揭示一代学人的知识与情感结构。在揭示这一代人独有的“精神的魅力”的同时，也展示出每一代人都无法避免的时代局限。由此，让每一位学人，包括作为学生的我们这一代从中看到自己的局限。

我在有关谢老师的这些评论中看到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自己”呢？当然是那个既想写诗又要做学问，最后两头不靠的“自己”。我在读到谢老师给我的诗集写的序言时才意识到，当年我进入谢门，曾给谢老师带来了一道多大的难题。不过这种愧疚终于在我的大师兄黄子平的一篇文章中得到了缓解。这篇文章就是黄子平给谢冕老师的《谢冕文学评论选》（1986）所作的序言，题目就叫：“通往‘不成熟’的道路。”在经过了许多年之后，我仍无法忘怀多年前这篇文字带给我的震撼、启悟与慰藉。因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学生——所有的人，当然包括我自己，从走上学术道路的那一刻，就走在一条由幼稚和青涩、由无知到博学，即“通往‘成熟’”的道路。没有人敢承认自己的“不成熟”。但谢冕老师是个例外——至少在黄子平师兄眼中的谢老师是个例外。在所有的学者——包括诗评家在内都致力于让自己的诗学理论变得越来越学术化、越来越准确客观、越来越整饬规范的时代，谢冕老师的诗歌评论却始终保持着一种青春独有的激越、浪漫与冲动。这使得他总是在读到一首让他心动的新诗时马上挥笔写出自己的感动，使得他在年轻一代的艺术探求遭遇打压和禁锢时，完全忘记“历史的教训”，挺身而出，“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年轻人“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在某种意义上，谢冕老师的勇气和才情，来源于已成为他毕生信仰的“五四”之梦。这也是为什么在那篇著名的《在新的崛起面前》中，谢冕老师将“新诗潮”的探索，率先与“五四”新诗建立起关联与对照的原因。对于谢老师而言，“五四”是永不熄灭的“新世纪的太阳”。而作为一个“五四之子”，谢冕老师永远不可能失去他的“青春”与“激情”，他永远也不可能真正“成熟”，与大多数人相反，他一直走在“通向不成熟的道路上”。他在“诗与思”，在感性的“诗评家”和理性的“大学教授”之间徘徊和坚守，以期恪守那份不容分割的内心真实。

所幸的是，谢冕老师的这种境界，学界并非全无认识。陈平原先生在《谢冕编年文集》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只说三句话”中，就有过精彩的概括：

第一，好的学术著作，不仅仅是技术活，本身必定蕴含着作者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乃至作者精神世界及日常生活的某种投射——虽说有点夸张与变形。谢老师的书，很少掉书袋，立场鲜明、快意恩仇，一如其为人与处世。无聊不读书，有病才呻吟，故文章容或粗放，但虎虎有生气。第二，谢老师在北大教书，或许被作为“学院派”看待，我则认定其学术路径，更像是追求“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批评家”。可以这么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诗评家的谢冕先生的最大意义，不在其学养丰厚，而在其始终与当代中国诗歌同行。第三，有两种著述风格，同样值得钦佩：或觉世，或传世，二者努力方向不同，各有千秋。问题在于，好的“觉世之文”，照样可以传世。最好的例证，便是梁启超《饮冰室合集》至今仍被广泛阅读。两相比较，谢老师的立场及文风，与今日中国学界讲究精工细作略有不同，更接近八十年代学界风气——冲锋陷阵，开拓进取，虽不够缜密，但有精神。

置身在这条通往“不成熟”的道路上的，不仅有谢冕老师，还包括只有百年历史的中国新诗，当然，也包括了我们这些新诗的实践者与研究者。

如果上述我对谢冕老师相关评述的评述，看起来像是我为自己的“不成熟”所作的辩解，那并不是我的本意。有一次师姐季红真曾谆谆教诲我们这班学弟学妹：谢冕老师的境界，你们不要效仿，因为根本效仿不来。这话其实极有道理。只是学生受老师的影响，如古语说的，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却大抵是人之常情。只可惜我们大都学不像，这与天资有关，亦与缘分有关。

从北大毕业，离开那所“永远的校园”，二十多年，一晃就过去了。但当年随谢冕老师读书和读诗的经历至今仍历历在目。记得曾陪同谢老师去日本著名的东洋文库讲座，听谢老师为日本学者讲授中国文学史，体验谢老师那种有如“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才情与气势，还记得谢老师在京都看见的“唐朝”，在奈良面对小鹿产生的生命悸动，还有谢老师在听我转述我的大学老师孙绍振讲述谢老师年轻时候的恋爱故事时的表情，还有谢老师对生活的热情，还有对学生的批评与关爱……其中，留在记忆最深处的，莫过于博士课程期间谢冕老师为我们开设的“批评家周末”。每到周末的下午，阳光总会敲响中文系五院古老的红门，“鸟鸣山更幽”，门的吱呀声使翠竹愈发郁郁葱葱。谢冕老师请来引发文坛争议的诗人或作家与我们座谈，让我们亲临文学现场，讨论每每唇枪舌剑，各擅胜场。不时参加我们讨论的洪子诚老师常常会来几句“冷幽默”，给激情如火的谢老师和我们这些谢门子弟降温。比如有一次他说谢老师就是喜欢“小女人散文”，讽刺谢老师的审美趣味，但洪老师讲这段时，故意省略“散文”两字，逗得谢老师哈哈大笑，众人前俯后仰，仰起再“战”。北大课堂的那种如同亲情般的让人如沐春风般的感受，让人终生难忘。

记得有一次“批评家周末”讨论的主题是当时极为流行的根据美国畅销小说改编的电影《廊桥遗梦》，谢老师对这部小说评价很高。洪子诚老师后来回忆说：“他的这个评价，可能和那时他对‘人文精神’失落的深切忧虑有关，他把对这个文本的阅读，加入了对时代严重病症的思考。我对《廊桥》并无好感，觉得它是个俗套，我也从来不喜欢过分感伤的作品。但那时我不是正常地谈我的意见，而是故意往极端上去糟践它：那是在故意显示我与他的区别。谢冕不会不知道我的‘诡计’，但他没有表现愠怒，照样正常地引导着这个讨论。1997年在武夷山开诗歌研讨会，也发生类似的事情。他出于对新诗现状的关切（他认为90年代诗歌普遍存在回避现实，走向对个人的‘自我抚摸’的情况），提出了‘诗正离我们远去’的有名论断。我又一次故意‘唱反调’。在他发言后我说，我们总埋怨诗离我们远去，为什么不反省我们在离诗远去，反省我们对诗歌出现的新因素缺乏认识、感受的能力和耐心？”于是我们的“批评家周末”有了两个导师,一冷一热，一唱一和，尖锐而又有趣，恰似谢冕所言：七嘴八舌才是北大。

谢老师总是鼓励我们“乱说”，有一次，我和沈奇把还没“档案”的于坚带到了我们的“批评家周末”。犹记得那个下午，我们在一起朗读于坚刚刚发表的那首《0 档案》：

四月的正午

一种骚动的温度

一种乱伦的温度

一种盛开勃起的温度

凡是活着的东西都想动

动

引诱着那么多肌体

那么多关节

那么多手

那么多腿

到处都是无以命名的行为

不能言说的动作

没有呐喊

没有喧嚣

没有宣言

没有口号

平庸的一日

历史从未记载……

于坚的这部《0 档案》发表于1994年，在当时的中国诗坛引发了广泛争议。这种“后新诗潮”的出现对于中国新诗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只是“一种语言试验”？作为“新诗潮”的推动者与发言人，谢老师并没有故步自封，而是以宽容与期待接纳了这种挑战。谢老师对“后新诗潮”的思考，集中体现在他这一时期写作的相关文章中。他始终避免从理念出发，而是直面诗歌本身，无论对“新诗潮”的把握，还是对“后新诗潮”的阐述，谢老师都是建基于对一首一首诗的精细的剖析。他谆谆告诫我们:“理解这个陌生的艺术世界是要花功夫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有些问题我们与它有隔膜，甚至不能容忍它，不能和谐地共处……许多青年诗人的诗歌，都是这样一首一首地在我们的课堂阅读、研讨。这样的工作非常需要。不同的艺术观念,不同的文化背景在这个新时代里互相冲撞，互相折磨，是很痛苦的。我们经受了这种痛苦，就会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后来沈奇如是说：“历史的幸运在于，在拥有谢冕这样的灵魂人物的同时，也拥有了灵魂的力量，所激发、所号召、所聚合而团结一起的几代诗歌学人之纯正阵营，心心相印，薪火相传，携手并进，成为当代中国诗歌写作与诗学研究之信任、之凝聚、之提升、之发扬光大的力量源泉与精神高地。”

“深愿这个黄昏是纯净的，不再为一己的荣辱，而是将渺小的生命投进于伟大的再生。”这是谢老师的一段话，被登载于《谢冕评说三十年》封面上。许多年后的这个黄昏，当我面向大海重读它的时候，不再被“断肠人在天涯”的伤感笼罩，而是被黄昏的纯净所陶冶。这既是一首诗，但不只是诗，更是一种生命的哲学，一种对真实的守卫与渴望。谢冕是中国新诗忠实的守望者。谢老师经常对我们说，要有历史眼光、忧患意识，又说生活永远始于今天。谢老师是当代少有的写历史又被历史写的人。

谨以另一位师兄李书磊先生的一段话，为这篇言不及义的短文作结：

在对文化人长时间、覆盖性的压迫与伤害之后，谢冕还会这样卓然不群地举新立说，使我们隐约地感到了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内在力量，更使我们在选择自己入世为文的姿态时有了一个直接的榜样。

【注释】

①谢冕:《写诗的林祁和做学问的林祁》，载林祁诗文集《莫名祁妙》，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

②谢冕:《红楼钟声燕园柳·序言》，高秀琴作序，引自孟繁华主编：《谢冕的意义》，现代出版社2013年版，第111 页。

③张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拓荒者——评谢冕的学术成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6 期。

④旻乐：《世纪之交诗学家的沉思与喷发——谢冕和他的文学研究》，《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3 期。

⑤陈平原：《与当代中国诗歌同行——在〈谢冕编年文集〉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引自孟繁华主编：《谢冕的意义》，现代出版社2013年版，第282 页。

⑥洪子诚：《“知情人”说谢冕》，《中华读书报》2008年10月8日。

⑦于坚：《0 档案》，《大家》1994年创刊号。

⑧谢冕：《诗美的嬗替——新诗潮的一个侧影》，《文艺研究》1985年第5 期。

⑨王光明、谢冕、孙绍振、徐敬亚、沈奇、唐晓渡等：《“三个崛起”与当代诗歌的突围》，《扬子江诗刊》2018年第2 期。

⑩古远清：《谢冕评说三十年》，海天出版社2014年版，封面语录。

⑪李书磊：《谢冕与朦胧诗案》，《文艺争鸣》1996年第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