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书写的两副面孔：上海和广州

郭冰茹

一

在文学书写的传统中，城市是与乡村相对应的写作对象，更是意旨完全不同的意义空间。鲁迅关于“乡土文学”的定义已明确地体现出这一点，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导言中介绍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二年于《晨报副刊》《京报副刊》上发表小说的年轻作家蹇先艾、许钦文、王鲁彦等人时，说他们虽然身在北京，抒写胸臆，“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这是因为这些作家是在离开了故土之后，以回望的姿态写再也回不去的故乡，无论是怀念、是悲愤、是冷静诙谐还是喜怒笑骂，都是以城市(北京)和当时做参照，写乡土和过去。随后，茅盾在《关于乡土文学》中对“乡土文学”加入了更清晰的现代性诉求，认为仅仅对故土抒发个体感怀是不够的，它“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把特定地域的风土人情之外那些具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作为主要的一点而给与了我们”。借助鲁迅和茅盾对“乡土文学”的阐释，我们大体可以推演出“城市文学”的含义，它是以城市为叙述空间，以城市中的人和事为叙述对象的文学，是城市想象的一种载体。当然只写城市里的亭子间、格子铺是不够的，它还必须是时代话语的价值体现，必须在现代性的视域中被阅读、被阐释。然而，什么是城市？怎样的意旨空间能够被界定为城市？作为一个现代性符号，城市表达出怎样的意义指向？关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却并非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