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胜宽
(乐山师范学院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乐山 614000)
历史上那个曾经在春秋后期的郑国政坛因屡次与子产为难而一时声名大噪的邓析,在郭沫若对先秦诸子学术的全面研究中并未受到起码关注,尽管自西汉刘向、刘歆以来的历代公私书志多将其列在名家之首,而清代《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者又将其归入法家四子之一,但这些信息并未受到郭沫若的重视,无论在其所著的《十批判书》《青铜时代》中,还是在涉及古代社会发展演变的相关专论中,都未曾正面提及,更不用说对其开展深入研究了,这是一个颇为令人疑惑的现象。今天追溯其所以抱此态度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与多方面的因素相关。首先是直接跟20 世纪前半叶盛行的疑古思潮有关,因为那个时代的学者基本偏向于认定《邓析子》一书乃后人伪托,并不能反映邓析本人的学术思想。其次可能跟郭沫若对一些历史材料的误读有关,或许在他的眼里,邓析只是一个以淫辞怪说与政治改革家子产故意为难的诡辩者,而郭沫若对这类人的评价是极为负面的。在他看来,他们的学说不仅无用,而且会阻碍历史的发展与进步。
但如果认真分析邓析其人及其学术建设,他不仅不应该受到忽视,而且其所作所为,在其所处的发生着巨变的历史时代,作出了不容低估的法制建设积极贡献。
在郭沫若于1945 年1 月完成的《名辩思潮的批判》一文中,历举分属诸子各派的八位所谓“辩者”进行评析,在其论述荀子的名辩思想时,顺带提及邓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