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赵匡胤的战略思想

文>何辉

历史上的一些军事思想家、战略思想家是战略思想史内容的主要贡献者。他们的思想，通过他们的著述得以流传并发生影响。但是，中外历史上还有一类人物，他们算不上军事思想家或战略思想家，可他们在历史舞台上的实践，却以有别于著述的方式表达着他们的战略思想（它们深藏于历史实践中因而易被忽视）。中国历史上的宋太祖赵匡胤，就是这一类人物。从赵匡胤的历史活动来说，他完全称得上是一位杰出的战略家，其战略思想，蕴含于其波澜壮阔的历史实践中。纵观赵匡胤主要的历史实践，其战略思想集中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开国立朝采取现实主义战略和开明政治

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因为他曾经担任归德节度使，归德乃春秋时期宋国故地，所以他将自己开创的王朝的国号定为“宋”。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在政治上事先做了战略安排，避免了在王朝更替过程中出现大规模的流血事件甚至战争。他的战略是，夺取后周政权，要保护周帝和后周文武官员的尊严，同时不对京城居民进行骚扰抢掠。陈桥兵变后，赵匡胤按照既定战略，没有杀害后周世宗柴荣的遗孀和幼帝柴宗训，并在宋朝初期的权力核心中还保留了后周的主要官员。后周时期的宰相范质、王溥、魏仁浦在宋朝建立初期继续担任宰相。如将这种做法完全归因于赵匡胤天性仁慈，恐怕是一种过于简单的解释。仔细研究史载可发现，在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时，后周恭帝虽然幼弱，但是柴家的姻亲却依然保存着很强的政治与军事实力（如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是后周符皇后的父亲）。如果杀害后周世宗柴荣的遗孀和幼帝柴宗训，杀害后周的大臣们，极可能引发争霸战争乃至发生社会的全面动荡。因此，可以说，在开国立朝的过程中，赵匡胤在战略思想方面，实际上采取的是一种现实主义战略，其战略目的，就是稳定皇权，改变五代的乱世局面。这在客观上有历史进步性。在这种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新王朝和平接纳旧王朝的统治集团，从而保证了国家的整体和平，也从开国之初便营造了开明的政治气象。

统一战争采取先易后难、先南后北战略

宋初，北方有强大的辽国，西北有北汉，南方还有南唐、南汉、荆南、湖南、闽、后蜀和吴越等割据势力。赵匡胤有统一中国的战略目标，但如何实现这个战略目标，却又是另一个战略选择问题。据史载，赵匡胤就统一战略曾与其重要谋臣赵普进行商谈。赵匡胤最初说，“吾欲收太原”。“太原”是代称北汉。赵普听后沉默良久，回答说，太原当西北二路，如一举拿下，则边患由我独当，为何不姑且留着他，等到削平诸国，再取这弹丸之地？于是赵匡胤笑着说，你说的正合吾意，之前的话是为了试探你。即便赵匡胤是因赵普之建议而改变了原来的想法，但至少可以说，此后，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统一战争方针已成为其战略思想的一部分。在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中，还可以看到后周时王朴提出的战略的痕迹。王朴在《平边策》中提出，欲统一中国，可先攻取南唐吴越等国，然后再向北用兵。但是，赵匡胤的先易后难、先南后北战略与王朴的战略具体步骤有所不同。在统一战争中，赵匡胤先吞并荆湖、湖南，然后克后蜀，灭南汉，经过一番准备后，再灭了当时的大国南唐。吴越国因有意归附宋朝，故赵匡胤一直没有对其用兵。到了太宗统治时期，吴越国最终迫于压力纳土归宋。宋朝使吴越纳土归顺，是和平统一割据政权的一个成功范例。这主要应归功于赵匡胤定下的统一战略。赵匡胤发动的统一战争进程最终在北伐北汉时受阻。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先南后北的战略在当时局面之下，是一个比较明智的战略选择。

加强统治采取中央集权战略

五代十国政权更替频繁，国家动荡不安，人民生活在苦难之中。赵匡胤认为造成地方割据战乱不断的根源，是中央缺乏统治力，地方拥有过多的政治权力和军事力量。因此，宋朝建立之后，赵匡胤在战略思想上，具有明确的加强中央集权的意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削弱地方政治权力，削夺节度使的兵权。其中，一个后世广为流传的故事是“杯酒释兵权”。但是，这个故事也给后人造成了一个错觉，似乎赵匡胤与石守信、高怀德等几位节度使喝了一次酒便迅速地加强了中央集权。实际上，“杯酒释兵权”的事情虽然真正发生过，但是削夺一些重要将领的兵权，并不是通过一次酒宴就完成的。在那次著名的酒宴之后，慕容延钊、高怀德等重要将领依然掌握着相当的兵权。几位重要将领的兵权的削夺，是经过一个较长的过程才完成的。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赵匡胤向州郡派出了通判以分知州之权。通判负责管理州内财务等各项事务，并可直接向皇帝汇报本地情况。州郡内的政令，必须知州和通判共同签署才能执行。分权治理作为一种战略思想，对后世影响相当深远。州郡长官任期则采取三年一易的办法，即便由于良好政绩延任，也只许延一任。削夺高级将领的兵权、以通判分知州之权、州郡长官三年一易等措施，都是赵匡胤加强中央集权战略思想的集中体现。

稳定社会采取重文抑武战略

赵匡胤对于五代时期节度使割据造成的后果——特别是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是深有体会的，因此在其治国的战略思想中，有着明显的重文抑武的内容。赵匡胤重文抑武战略思想是在其长期战争实践和治国理政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赵匡胤虽行伍出身，却非常重视读书。建立宋朝后，出于主动思考，他曾发出“宰相须用读书人”之叹。因此，从宋初开始，在职官体系中，宰相便位高权重。赵匡胤对宰执特别倚重，实际上营造了皇帝与宰相为代表的高级文官集团共治天下的局部。许多文人谋士的重文思想对赵匡胤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赵匡胤在建立宋朝后，沿袭科举制度选拔人才，但改革了唐代的科举制度。唐代的科举，分州县发解式和礼部省试两级，晚唐偶有殿试。因此，唐代知贡举的礼部侍郎握有很大一部分实际取士之权。宋开宝六年（973年），赵匡胤用翰林学士李昉知贡举。进士名单报上来后，赵匡胤颇觉其中有私。落地进士徐士廉建议将取士权收到皇帝手中。赵匡胤听取建议，设置殿试。这一措施，一方面加强了中央集权，另一方面加强了文臣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地位。随着各项重文抑武政策、措施的推行，文人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和影响日益提高。文人集团在社会中的势力也日益增强。节度使和高级将领的军权被剥夺和限制后，客观上也抬高了文人的地位。（此点前文已论，在此不赘。）于是在社会层面，宋朝逐渐形成崇文的风尚。这种社会风尚的形成，使整个社会的稳定性大大增加，由此也成为宋代经济繁荣的一大原因。

应对未来采取防患于未然战略

赵匡胤在统一战争中表现出积极进取的姿态，但作为一名战略家，他决不是一个好战者。即便在统一割据政权的过程中，他常常也是先试图采用政治战略达到征服对方的战略目的。这种战略选择，反映了他思想深处对战争的抵触和对未来的深思熟虑。细读史载，我们可以发现，在赵匡胤的整个政治生涯中，防患于未然是被其作为战略来实施的，这方面的思考是其战略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一个重要的证据是赵匡胤关于迁都的思考。据史载，赵匡胤曾经一度想要先迁都洛阳，进而迁都长安。他为何有这样的打算呢？史载，“上（即皇帝赵匡胤）生于洛阳，乐其土风，尝有迁都之意。”但是，这个想法遭到了几位大臣的反对。晋王赵光义（未来的宋太宗）也认为，迁都洛阳有诸多不便。在这种情况下，赵匡胤对光义说，“迁河南未已，久当迁都长安。”光义于是叩头切谏。赵匡胤说：“吾将西迁者无他，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循汉周故事，以安天下。”光义又说，安天下在德不在险。赵匡胤听了这话，不答。光义出去后，他对左右说：“晋王之言固善，今姑从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从这段史载可以看到，赵匡胤打算先迁都洛阳，久而再迁都长安，是因为他认为都城开封不利于防守，预见到为了防守开封，未来将出现冗兵，并且会导致民力殚竭。宋朝后来的发展状况，证明赵匡胤的预判是正确的。遗憾的是，赵匡胤最终权且听从了光义的意见。

宋太祖赵匡胤的战略思想还可以从其他诸多事例中发掘。不过，即便是仅从上述的几个方面，我们也可以说，宋太祖无疑是一个非常杰出的战略家。我们也可从上述这些方面，看到一个思想丰富眼光长远、形象更加鲜活的宋太祖。

注释：

1.详见《旧五代史》卷一二八《王朴传》。

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乾德四年五月乙亥条。

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七，开宝九年四月癸卯条。

4.同上。

5.同上。

6.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