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融合到分化：上海地区党团关系研究(1920—1927)

提要：列宁主义政党的党团双轨制度在引入上海地区之初呈现出单线融合趋向，在共产国际与青年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党团分化工作逐步展开。然而上海地区党团组织几乎同期创立、发展，成员构成与工作内容的同质化问题严重，这使得双方在分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形成同体制下的竞争态势。为缓颊党团关系，中共决定推进团组织的青年群众化与无产阶级化，以更稳健的方式开展党团分化工作，但仍旧未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这表明，早期党团关系的发展受制于双轨竞进体制，中共中央与青年团中央仍需进一步探寻解决方法。

自1920年以来，中共逐渐由研究型小团体演进为群众型政党。这一时期，党团组织由粗疏化、浮泛化走向系统化、纪律化，党团关系却呈现出异于制度文本的复杂面相。就原始资料而言，有关党团关系的档案文件颇为丰富，为研究提供了详实的史料储备。学术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经关注到这一课题的重要性与研究价值，颇多学者着重梳理党团早期的分化过程，分析党团之间从“协定”到“服从”的历史进程。在此基础上，关注重心逐步转移至对党团关系制约因素的探讨。以地方视角开展的党团关系研究也有一定的成果，对本文颇具启发意义。不过，目前有关早期上海地区党团关系的研究仍不够深入，尚有进一步挖掘空间。青年团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助手与后备军，其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具有相当高的研究价值。以党团关系为切入点，有助于打破传统革命史研究的桎梏，为中共党史、团史、青运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理论。因此，本文利用相关资料，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前上海地区党团关系的发展历程为主线，兼以分析党团关系失序诱因以及调适措施，突破传统“党建带团建”的理论逻辑，从组织形态视角出发，再现上海地区党组织与团组织的权力互动与资源分配图景。

一、融合：上海地区早期党团组织的创建与发展

1920年6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陈独秀、李汉俊、沈仲九、刘大白、陈公培、施存统、俞秀松等人参与第一次会议，后因与戴季陶产生分歧，众人不欢而散。第二次会议仅有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五人参加，陈独秀被选举为书记。陈独秀去往广州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由李汉俊、李达与陈望道三人负责。中共一大后，上海地方委员会成立，第一任书记是知识分子出身的陈望道。但因陈望道偏重于宣传工作而忽视实际活动，上海党组织一度陷入半瘫痪状态。中共二大以后，中共中央决定将上海地方委员会改组为江浙地区委员会，同时陈望道提出辞职，其工作由徐梅坤接替。徐梅坤有极高的革命热情，曾在杭州一带发动工人罢工请愿与农民抗租暴动。他在陈独秀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上海第一位工人党员。在他的带领下，江浙区委的党员在杭州、宁波、绍兴、南京等地均有较大程度的发展。据徐梅坤回忆，当时江浙区委的党员主要有陈独秀、李达、沈雁冰、张国焘、蔡和森、向警予、施存统、张太雷、李启汉、杨明斋、邵力子、李震瀛、杨贤江等人。这些党员中的相当一部分曾在上海地区青年团内任要职，甚至参与了团的创建工作。

1920年8月，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霞飞路渔阳里6号成立。这个团体组织最初名为青年社会革命党，由俞秀松、施存统、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金家凤、袁振英、叶天底八人发起。因其发展目标群体为年轻人，所以书记由年纪最轻的俞秀松担任。这是中国第一个地方性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带领下，北京、广州、长沙、武汉等地先后组织起地方青年团组织。然而，上海地区的青年团组织因后续吸收太多各派别的社会主义者，导致成员成分、观点、信仰与主张复杂，无法统一意见，工作陷入停滞状态。1921年11月，张太雷在国际少年共产党的指示下整顿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确定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在青年团未有正式的中央机构以前，上海团组织以临时中央局身份代理中央职权，团一大确立了由高君宇、施存统、张太雷、蔡和森、俞秀松组成的执行委员会，施存统为团中央书记。临时中央机构的架设使较长一段时间内上海地区青年团的发展与中央政策紧密相连，较少表现出地方自主性发展特征。

1922年5月，团一大宣布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加入青年共产国际。同年7月，中共二大宣布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这意味着中共与青年团应当服从共产国际与青年共产国际对于党团关系的规定，即要求青年团成为党的助手与后备军。早期党团均不成熟，党对团的领导地位并不明确，亦缺乏一官方文件明确表述二者之间关系。直到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开，党团之间才确定“协定”关系。这一规定仍然与共产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制定的准则有所出入，因此中共中央与青年团中央再度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党团关系问题。

但是，由于中共和青年团在中国创立的时间相差无几，发起人几乎为同一批革命青年，且创立初期的党还处于秘密状态，青年团却可以借工人俱乐部等群众组织的青年部之名进行社会活动，因此党团之间常以“党团不分”的模式进行合作。在党的政治指导下，团号召群众，宣传主张，中共亦常以团的名号为掩护。直到1926年底，上海区委军事特别委员会成员何松林(又名汪寿华)仍然建议：“青年文化问题，工人方面自己亦有这种计划，C.Y.很可以进行一下，借他们的招牌干我们的事情。”这种“党团不分”的结果是党的社会影响弱于半公开活动的团，此时再强制以“服从”来界定二者之间关系，难免会引发青年团成员的不满。因此，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决议案，仍然规定青年团拥有“除了政治上的主张须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以外”的完全的自主权。这种政治上虚“服从”实“协定”的关系，对中共早期党团关系的发展影响深远。

1923年8月，团二大承认中国共产党对青年团的指导地位，党与团之间的“服从”关系才正式确立。此后，中共更是不断尝试强化党对团的领导地位。1924年9月，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发布关于国民党工作的合作办法，要求各地团组织与党组织合组党团，党团工作由党直接负责，而青年团则受党领导。1925年1月，中共四大制定的决议再次申明，青年团“最要注意的是在政治活动中须服从C.P.的指导”。

相较于中央文件的简单规定，上海地区党团关系实际更为复杂，很难以“服从”或“协定”来完全概括，而更多地展现出融合的一面。如上文所述，在组织背景方面，上海的青年团几乎由党一手创建。据施存统回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共产党员不论年龄大小，全都加入了青年团。上海党组织与青年团组织建立的时期相近，且成员高度重合，此种联系造成上海地区党团组织天然的紧密性。

上海地区早期党团组织间的融合关系实质是国内党团组织发展的镜像折射。在列宁主义党团组织制度输入中国之初，中共未能在地方社会驾驭这一制度，以致各地均出现党团组织划分不明、组织系统粗糙的问题，如福建地区早期党团关系即同上海一样含混不清。在此种背景下，党团分化政策的推动势在必行。

二、分化：上海地区早期党团组织的区分与完善

处于研究型团体阶段的中共具有“小规模”的特性，这在有助于党团组织发展的同时也带来遗留问题，即党团组织的边界被模糊，党与团常以融合的形式出现。党团融合导致党与团的同质化加剧，助长了青年团的“第二党”倾向。此外，建团初期，为吸纳社会各界人士、扩大团组织规模，青年团入团标准十分宽松。1922年5月，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团章规定，团员年龄限定为“十五岁以上二十八岁以下”。但是，这一时期的党组织也急需青年人才，发展对象的重叠使党、团内部的人才争夺难以避免。

为解决这些问题，中共开始着手党团分化工作。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第一次正式推行党团分化政策。议决案针对党团融合问题提出解决措施，要求非特别需要，青年团与党的工作不可兼任。对于青年工人及农民运动，团只负责体育、娱乐和宣传等涉及个人利益的活动，其他政治运动则统一由党负责。不过，由于地方党团组织的规模不一，在具体执行分化工作的过程中，各地区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滞后现象，执行决议的力度也有所不同。在党组织较为薄弱的小沙渡，部委则要求将未发展党支部的工厂中的团员年龄改大，训练后发展为党员。法租界的学生团员大多同时兼任党员，且党团组织是混合的，并未分化。

显然，议决案在颁布后未能得到具体贯彻，团仍旧不能避免“第二党”的倾向。因此，1925年1月，中共四大出台有关党团分化工作的最新决议。此次分化强调团的青年化发展，要求青年团“在青年运动中吸收多数的青年的分子加入，在数量上尽量扩大S.Y.组织”。文件同样指出，在早期党团融合的背景下，青年团常常忽视自己的本职工作，反而“在工人运动中是做一般组织工人的运动；在学生运动中只是因学生做一时的群众政治运动；在农民运动中代替党做工作”。两个月后，中共中央与团中央再次联合发出通告，规定：“以后职工运动完全由党指挥，青年工人的教育及文化娱乐等活动，可以由团组织负责进行，但不得有单独的经济斗争组织；如果该地方没有党的组织或党员太少，团员可以组织工会，但须受党的农工部指挥。”上海团组织迅速将这一措施贯彻落实。不到半月，团上海地委农工部赵宗华就在介绍信中提到，曹家渡振泰纱厂支部书记姚五一的朋友邱石生希望成立民校区分部，组织工会，但由于“建立工会”一事为党组织负责，团组织无决策权，因此向上请示。

1925年5月，上海爆发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社会气氛开始左倾，中共党团组织步入高速发展阶段。团上海地委的工作报告显示，1925年入团的人员几乎全为“五卅惨案”后加入，且绝大部分是工人。五卅运动的爆发催动国内革命形势的改变，亦打断上海地区党团分化工作的进程。8月，团上海地委在工作报告中称，党员有很多不满25岁，但为避免打击工人运动的热情，“前大学地委决定在五卅事结束后再组织委员会审察”。9月，上海区委制定一特别规定，要求“年龄在二十五岁以上在C.P.不负重要工作，而在C.Y.工作者，得加入C.Y.。年在二十五岁以下而工作上在C.P.方面负责者，得加入C.P.”。在此阶段，中共无法兼顾组织动员工作与党团分化工作，使后者让位于前者。

不难看出，上海地区党团分化工作的实际节奏并不以中共中央的意志为转移，而是由国内革命形势的变化决定。如1926年1月，任弼时发表《怎样使团的工作青年化群众化》一文，再次强调团组织的青年本位工作，要求更深程度地推进党团分化工作。但在随后的上海自治运动期间，为组建特别市市民公会，中共依旧决定将党团合组为一严密组织，以便更广泛地动员群众。张昆弟曾在会议中指出，杨树浦、引翔港地域过于宽广，党团须单独成立组织，但最终中央仍决定督促两地党团联合组织的建立。这一时期，党团组织皆以在上海发动暴动为中心任务，希冀与浙江、江苏几省的自治运动进行联动，党团融合现象短暂复归。当革命形势发生转变，分化工作仍旧是组织工作的重心，中共上海区委学生运动委员会主任余泽鸿即在1927年4月的党团会议中强调，“整顿原有的组织，此中最重要的是分化问题”。

上海地区的分化工作虽有瑕疵，但在全国范围内已属前列。上海作为早期中央机构的架设地，党团组织接受中央的监管与督促，且领导干部较有水平，对于中央政策的把控更加精准。即便如此，在上海地区党团分化的过程中，党团关系的失序仍旧不能避免。

三、失序：上海地区早期党团关系混乱的表现

党团初创时期，上海地区组织间的联系相当密切，然而在分化工作开展以后，双方关系却急速冷淡。由于党做秘密工作，团承担绝大部分的社会活动，青年团逐渐不满于成为党的“预校”，认为党团之间应是兄弟关系，而非父子般的从属关系。这一看法在基层组织长期存在，甚至不少党团骨干也默认这种观念。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就曾在会议中说过：“在这样的状况下，大、中实为兄弟关系。”党团制度设计的“领导—被领导”关系实际呈现为平级协作模式，文本与现实间的张力成为影响上海地区党团关系的重要因素。

虽然中共与青年团之间早已达成协议，规定互派代表出席会议，但在开展分化工作以后，上海各地区党团之间的实际联系几近于无。1925年团上海地委工作报告指出，党代表常常缺席团的会议，年末情况有所改善，虽然党依旧没有派人出席团的会议，但因为“团常能出席于党，以及党方的重要消息和通告，能随时使地方知道，故关系尚好”。一直持续到1926年，党与团关系的疏离状况才有所好转，开始互派代表出席会议。

不过，由于出席会议的多为党团地委、区委的代表，党团之间的良性互动往往只局限于上层。团上海地委的工作报告就指出，党与团上级机关关系很密切，“大学区委代表常能出席地委会，地委对区亦然。惟下级机关如部委及支部都是不密切，且有些大学部委负责同志观念不清楚，常轻视中校工作”。此种情况下，上海各地区党团关系均出现明显的上下层分野。团上海曹家渡部委提到，党与团“上层组织的个人关系很好，但工作上的关系还不十分密切……下层组织以前是毫无关系，现正力谋整顿”。引翔港团组织称，在下层机关工作中，“大学看不清[起]小孩子”。党组织也注意到党团关系存在的问题，认为“党团在上部较好……支部关系也有许多不太好”。

上海地区党团关系的失序亦表现为对精英人才的争夺。在传统研究中，上海地区往往被视为优质干部的储备地，但事实上，上海区委亦面临捉襟见肘的局面，“组织，文恭情形熟悉，但不开展；宣传，尹宽做文章，无暇到各部；工运，只松林一人太忙。书记，包办一切太忙。故对各部未能实际考察”。在此种局面下，团不愿意把好的人才分化给党，上海党组织只能临时调用在青年团内任职的团员，党团之间对于精英的争夺进一步加剧。依照规定，团应当积极主动地将内部成熟分子分化给党，党亦应当担负起对团的指导责任。上海地区党团间的“拉夫”现象，既是党团关系失序的真实写照，也是酝酿党团内部“先锋主义”与“取消主义”的温床。

在上海地区党团分化的过程中，青年团“先锋主义”的倾向较为普遍。在曹家渡，党团之间虽然颇能联络，但因团员较勇敢努力，青年团几乎呈现完全独立的状态。在小沙渡，团组织对于党部委亦不满。在闸北，党团分化工作同样出现停滞，团组织内留有超龄团员。这些现象并非个例，徐家汇部委书记张永和曾指出：“目前在C.Y.同志不重视C.P.，尤其是分化问题，C.Y.不愿把同志分化入党。”闸北部委书记郭伯和也认为：“C.Y.同志多不知顾到C.P.工作。工人方面，常觉C.Y.、C.P.太处对立态度，C.P.不能监督C.Y.。”团中央也多次要求地方团组织纠正这一错误倾向。任弼时就曾批评青年团内部有很多同志不能理解党团分化的重要性，不愿意将团内的精英人才输送到党组织，甚至与党组织争夺政治资源。但是具体到地方层级，分化困难与“先锋主义”互为因果，分化工作受阻既是青年团“先锋主义”的表象之一，又反过来加剧青年团的“先锋主义”倾向，甚至影响中共的组织动员水平。

与此同时，另外一些地区的党组织中也出现“取消主义”倾向，“小沙渡大学部委议决，由小沙渡中学指导员等组织‘青年运动委员会’，与大学部委所组织的其他各种委员会(宣传委员会、职工运委员会等)性质相同；引翔港大学部委向中学指导员亦有同样的提议”。此类议决的实质是变青年团为党的青年部，实际上取消了团在组织上的独立性。“取消主义”的另一种倾向是要求青年团专职文化工作，此种行为不仅是对团政治空间的再度挤压，更有违革命形势的实际需求。

“先锋主义”与“取消主义”的本质是革命政党话语体系下地方党团组织在体制内的政争。此种政争与党团间的人才争夺性质相似，皆是党团关系失序的表现。针对党团关系失序问题，双方都应负相应的责任，团员往往过于自傲，而党亦缺乏驾驭团组织的能力。这表明中共党团组织内部仍存在一定的问题：一方面，早期党团组织架构模糊，党的领导无法延伸至团的每一处神经末梢；另一方面，共产国际与青年共产国际对青年团政治服从性与组织独立性的双重要求在中国本土社会并不适用。

四、问题：上海地区早期党团关系失序的诱因

早期上海地区党团组织问题尤为严重，以致党团关系陷入失序状态。作为新生政党，中共还无法熟练处理党与团之间的关系，亦无法在宏观上把控党团分化工作的进程。中共建立初期，党团组织在人数和规模上均未成熟，又不加选择地照搬苏联党团制度，基层组织实际较为薄弱。且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成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受国民党组织浮动性的影响严重，对党团基层组织间的关系产生不良影响。

特殊时代背景导致中共基层组织不健全。上海区委在整顿支部工作时就发现，除独立支部外，绝大多数党支部的工作几乎无进展，各支部未能在群众运动中积极活动，党员不能按时开会与缴纳党费，党的期刊书报停销，支部书记联系不上，也不与部委的委员见面，个别善于活动的党员往往自己冲锋陷阵，不能起到领导支部的作用。同时，负责人的调动过于频繁也导致组织工作进展不佳，如闸北部委仅在九月份一个月就换了四个书记。李强亦回忆，1926年初自己调任团浦东部委书记，夏天又改任为团吴淞部委书记，到任不久又被组织调去制造炸药、炸弹等军火物品，为秋冬间的暴动做准备。

组织涣散不仅影响到基层党团成员间的关系，更使上层党团机关的互动联系有所减弱。五卅运动后期，曾轰动一时的上海工人运动几近消沉，而负责工人运动的党、团部委及工会办事处各自为营，呈现三足鼎立的对立态势。并且，基层组织体系紊乱使原本应当加入党组织的已分化团员不能及时被接收，对分化工作的开展亦有阻碍，譬如有的团员已被介绍入党，但是“两方面都不通知他，变成无所凭籍，无形开除，引起许多误会”。团支部的统计工作也有滞后状况，“有的已在大学里而名册上还有他的名字的”。对于童子团或工会等其他组织介绍来的成员，团部委即使将名字登记在名册上，也不能及时将新成员介绍给相应的支部，结果使其只能挂名而不能真正加入组织。

基层组织无法系统化、纪律化，这使得党团成员不能接受先进成熟的理论训练，对于自己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性质并不明确，也不了解自己所加入的团体的性质，以致党团成员之间存有门户之见，甚至认为党和团是两个党派。此外，成员对于党团关系的认知也有很大错误，“C.Y.同志说C.P.同志压迫C.Y.同志，C.P.同志说C.Y.同志胡闹，C.Y.同志不愿到C.P.去，彼此攻击，互相标榜”。由于理论水平有限，党团成员常常将个人置于团体之上，将个人矛盾演进为党团之间的矛盾。如组织成员之间的人际问题就是党团关系恶化的一大诱因，上海区委认为，党团矛盾“过去都是人的关系，如引翔港完全为二书记闹意见，以致影响工作”。理论水平逊于党团书记的基层党团成员则更为幼稚，使基层组织架构更加浮泛。

近代上海工厂林立，庞大的工人阶级群体是上海地区党团基层组织发展的目标对象。但是，这一群体的文化水平普遍低于教授学生等知识分子，往往不能明了自己所加入团体的组织性质，而以传统民间会社的模式来理解党团组织。党与团利用这些小团体发展工人群体的同时，其根基亦被影响。码头工人密集的地区帮口组织发达，李强在回忆自己主持的浦东工人运动时提到，他为了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党的工作，经组织批准后，和另一位同志决定去茶馆“拜老头子”，后因工作调动不了了之。由此可见帮口在上海工人意识中根深蒂固的影响，中共党团组织想要发展工人，必然要借助帮口的力量。然而，利用帮口的势力在工人间做发展工作固然便利，却不可避免地使党团组织内部滋生小团体的对立，与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铁的纪律”的要求相违背。如小沙渡西五厂党组织内江北帮与山东帮发生冲突，不仅没有上报组织，反而通过帮口的途径解决。而在一般工厂中，比党团组织更为普遍的则是各类兄弟团、姊妹团。小沙渡各工厂拜姊妹、拜兄弟的风气较为严重，各厂女工几乎全是团员，而男工都为党员，党团之争“大概是男女之争，不是大、中之争”。甚至工厂中姊妹团、兄弟团的利益高于党团利益，团部委曾感慨：“加入团体的姊妹团、兄弟团完全信仰个人，信仰姊妹、忘了团体。”

民间会社的遗留因素加剧了基层组织架构的模糊，然而组织涣散只是党团关系失序的表因，未进行本国化调整即引入外来组织体制才是党团关系失序的根源。形而上学地坚持列宁主义政党党团双轨制度，无法建立完善的党团组织体系，党团初创背景的差异对体制的输入与演绎影响深远。就青年团的创建背景来看，俄罗斯共产主义青年团于1918年10月创立，此时俄国党组织已有较高水平的发展，对团政治领导地位明确，党团关系的构建较为完善和谐。因此，在1921年7月，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规定青年团保持组织上独立性的同时，在政治上服从共产党，互相支持并建立紧密联系。然而中共党团组织在上海创立的时间相差仅有两个月，甚至在上海以外的地区，如四川、福建等地，早期只有团而无党，在安徽、江西等地，团组织的发展较党为优。此种情况下，党团双轨制度设计难以在现实中呈现，中共党团关系也因此迟迟没有正式的文本约束，即使党团双方达成“协定”，党也无法对团提出政治服从与组织独立的双重要求。党团双轨制度发源于俄国，青年团自创建即被赋予“党的助手与后备军”这一性质定位。然而在上海，无论是党亦或是团均不认可此种定位，“平级协作的兄弟关系”才是主流观点。这种观点导致党不仅未能为自身构建合理的人才补给体系，反而为自己制造了一位体制内的竞争对手，使党团之间的互动掺杂组织竞存关系的影响因素。

概言之，中共党团纠纷的实质是同体制下的资源竞争。这是党团双轨制度的瑕玷，在党团实力并不悬殊的境况下，强制确定一方对另一方的领导地位，这对党团关系可能有害无益。尤其是在党组织不健全、团强党弱的地区，工作完全是由团来领导党，党员甚至称“中学是大C.Y.主义”。在这些地区，一味强调党领导团，只会加剧党团关系的恶化。党团成员与组织的不成熟使分化工作难以为继。为建立健全党团制度，中共中央与青年团中央决定采取措施缓和上海的党团关系，设定更加合理的分化细则，以更平缓的方式推动党团分化工作的开展，确立并巩固党对团的领导地位，调和上海地区失序的党团关系。

五、缓颊：上海地区早期党团关系的调适因应

分化工作开展后，党团双方的资源竞争不断加剧，人才竞争成为党团组织纠纷的焦点。如不能及时调节党团之间的对立情绪，党团关系势必更加恶化。因此，中央与地方纷纷采取调适措施，同时对党团关系进行调整。

党团初创时期，一个地区的学生运动由团组织负责，而工人运动则由党组织负责，党组织对学生运动的忽略致使国民党右派、国家主义派等势力抢占青年人才资源。1926年1月17日，中共中央、团中央发布通告，改变过去学生运动完全由团负责指挥的状况，要求今后党和团共同指导学生运动。这一规定是党对团政治领导地位的再加强，也是对团政治空间的再度压缩，必然会引发党团关系的恶化。由于既往观念及管理能力等问题，上海党组织未能及时将政策落实，半年后小沙渡仍然是“学生大学完全不管，不开会不立名册，统由中学管”。此种疏忽反而无形之中避免了党团矛盾的激化，亦可称之为一次地方对中央政策的自我调适，但这种自我调适带有保守性，无法成为能被大范围推广的工作经验。

兼团党员的出现是中央与地方针对党团关系疏离而设计的调适政策。在早期党团关系失序的大背景下，团内部存在大量的兼团党员。对于兼团党员的意义，上海区委组织部认为：“各中学指导员在大学各部委为委员之一，其意义即为专任青年工作者，须参加部委会议，报告各关系支部工作(惟不担任大学别种工作)。”尽管中央要求凡是兼团员的党员，应积极参加团的工作，以尽领导团员积极活动的责任，这些兼团党员依旧未能起到领头作用，也未能及时传达党团支部的消息，对于加强党团间的联系毫无帮助，甚至不参加团的活动。

因此，中共中央与青年团中央另辟蹊径，以降低团员最高年龄、推进团组织的青年化为方法，以此降低党团组织发展对象的重叠度，保证在加强党团联系的同时减少党团组织竞争。这一政策由中共中央最先提出，称青年团容纳多数成年分子，缺乏青年情绪，不能代表青年本身利益，与青年群众隔离，要求团组织将团员年龄上限降低到25岁。

五卅运动后期，上海团组织对青年运动有所忽视，以致大批青年工人退出青年团。出于迅速扩充组织的考量，早期青年团在发展成员时并不注重年龄。以吸收超龄团员来扩充团组织的决定有利有弊，此举虽然可以在短时期内迅速扩大团的规模，但在工作上没有表现出为青年本身利益而斗争，未能使团工作与组织青年群众化。因此，团中央以推进团的青年化为主要任务，决定进一步降低对团员最高年龄的限制，“将过了二十岁的团员全数介绍加入C.P.，年过二十三岁之团员完全脱离C.Y.，即使不到二十岁而很能干的团员，也须加入C.P.”。1927年，中共五大制定的决议案再次将团员的最高年龄降低到21岁。

但是，以年龄作为衡量党团成员的标准并不能解决问题。对基层团组织而言，“有时上级机关催得紧，就四处‘拉夫’，不管三七二十一，拉来充数，这些拉来阿猫阿狗，既不为革命而来，自然过了一个期间，又都一滚而去”。“拉夫”现象导致团在吸收成员时不加筛选，有损团组织的纯洁性。小沙渡部委曾批评当地团组织发展新同志时，只在意发展对象是否听话，而不关心其是否觉悟。为纠正基层有关党团关系的错误观念，罗亦农提议：“以后大学部委要有议事日程讨论中学问题，每月至少讨论中学问题，由中学书记做整个报告，大学给以批评与指导，此报告是书面的，区、部都如此。”上海地区党团组织也积极开展训练班，在理论上加强党团员的身份意识。杨树浦部委注意到改进训练材料的重要性，总结出以同学所犯的毛病及其他实际问题作为材料或口号的工作经验，如针对姊妹团中女工团体意识缺乏、姊妹感情色彩过于浓厚的问题，在小组会中提出“抛弃感情”的口号。

此外，成员社会身份占比的失衡也是青年团缺乏革命性的一大原因。1923年10月，青年团内只有团员100余人，学生占比几乎达到一半。团支部多设立在大学或职业学校，如上海大学、中华职业学校、南方大学和复旦大学等，团上海地委也称“本团统治，学生占大多数”。然青年团受青年共产国际的指导，理应是以无产阶级为主的团体，只因近代中国无产阶级知识储备与理论水平有限，故在早期无论是中共还是青年团都以学生为主体，“无产阶级化”仅为一宣传口号。

五卅运动掀起了中国革命的浪潮，使大批工人涌入党团组织。出于维护组织的考量，团中央决定将“无产阶级化”的口号由宣传转为践行。团上海地委则提出“整顿内部，巩固组织”的口号，实行“洗团”，将“不到会、不守秘密、不忠实、不听指挥、无希望者”洗出。团江浙区委统计数据显示，同时期内，江浙区青年团内无产阶级只有78人，仅占团内总人数的21.5%，而“洗团”后的上海青年团内部无产阶级人数已超过1000，占比达到80%。

虽然“洗团”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上海青年团无产阶级化的进程，却也使团内成员产生一些错误观念。团江浙区委书记贺昌曾批评青年团“换一书记，即行洗团，没有名册交代”。由于早期中共党团内部的统计工作并不到位，“洗团”后不能及时更新名册，过于频繁地开展“洗团”运动对基层党团组织的发展影响恶劣。因此，团组织决定加强统计与审查工作，严格把控分化标准，落实分化政策。1926年5月14日，为使青年团进一步无产阶级化，上海区委发布通告，在以年龄为划分标准的基础上，增加对于政治觉悟和党的主义训练的考核，对已经分化的成员也进行重新审查，以此保证党团分化工作的质量，不仅要推进团组织的青年化，更要保证青年团的无产阶级化。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调适措施虽然对上海地区早期党团关系有一定转圜作用，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党、团之争实质是对中共与青年团关于“第二党”与“后备军”的定位之争。列宁主义党团制度作为一种外来的组织制度，必须经历改造与被改造的磨合过程，方能植入中国本土社会。

结语

中共建党初期，党组织主要从事秘密活动，青年团则活跃于社会视野下，承担大部分对外工作，党组织也时常以团的名义开展工作，这是党团融合的历史背景。早期中共只是一个研究型的小团体而非群体型的政党，党团融合有助于中共对外发展。但作为列宁主义政党，中共需要接受共产国际与青年共产国际的指导，调整党团关系，将分化工作提上日程。

因早期上海地区党团关系密切，成员身份与工作内容高度同质化，分化工作开展以后，党团关系日趋紧张。由于当时中共仍处于探索时期，在窥见党团分化进程中的对立情绪时，未能及时采取有力的解决措施，使得青年团“第二党”倾向愈发激烈。其在压制青年团“先锋主义”的过程中产生过激的“取消主义”，未能架构合理的党团权力分配格局，以致党与团出现对各类资源的争夺。组织结构上的缺陷成为党团关系的病灶，一旦外部环境有变，党团关系即迅速恶化，难以维持稳态。

五卅事变后，革命形势发生转变，上海地区党团组织规模进一步扩大。党与团同时发展，导致党团矛盾不断升级，甚至影响到革命工作的开展。中共中央与青年团中央注意到党团摩擦的激化，在其他调适政策均无疾而终后，最终决定通过不断降低团员最高年龄界限，推进团组织的青年化与无产阶级化，以减少党团之间的资源竞争，使党团从融合走向分化的过程更加和缓。在党团分化过程中，党对团的政治领导地位逐步明确，这对党团关系的确立意义重大。过犹不及的是，团“只跟在党的后面做政治工作，而没有做青年文化工作，就失掉了团的独立性”。

上海地区是早期中共党团中央机构的架设地，受共产国际直接指导，政治基础与干部储备较他地为优。即便如此，组织问题依旧无法避免，根本原因即在于早期中共对于党团的定位始终处于模糊状态，“坚持党对团的领导”与“保证团在组织上的独立性”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党团同处于双轨体制之下，双轨竞进的模式使两方无法相容共济，只有对这一制度进行改造，才能从根源上缓解党团关系失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