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多翠微
——罢相后的王安石

储劲松

北宋元丰八年（1085年）夏历六月，一个盛夏日的上午，秦淮河上画船往来士女杂坐，箫鼓争鸣竹肉相发，水畔两行绿柳随着音乐依依起舞。昨天的一场大雨，把江宁城和秦淮河濯洗得洁净明秀，气温也随之降了一些。在秦淮河北岸，一条偏僻的小巷子里，有几间后人称为秦淮小宅的旧瓦房。房子的东厢沉香袅袅，四壁书墙，环堵萧然，衰迈之年的王安石临窗端坐，温习早已翻烂了的《周礼》。自从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退隐江宁，九年来，除了会会老朋友，偶尔骑驴或乘船外出游山玩水，访一访方外老友外，他日夜以书自埋，陶陶然于其中，窗外的烟柳画桥金粉世家，完全与他无关。

读着读着，倦意绵绵不绝地袭来，这个绰号“拗相公”，以执拗闻名于世的人，努力抵抗了一阵子，还是拗不过瞌睡虫子，身子一寸寸地软下去，终于趴在桌子上睡着了。他手中那管纤细的毛笔，“嗒”的一声落在书案上，满头白发像冬茅草，在若有若无的风中时静时动。

这个时候，他的四弟，端明殿学士、江宁知府王安礼，手持最新的朝廷邸报，急匆匆穿过花木参差的巷道，走进屋子。来到东厢房门口，望见熟睡中的王安石，王安礼的脚步迟疑了。他不忍心叫醒衰弱不堪的三哥，蹑手蹑脚地退到院中，坐在棚架下耐心等待。大约过了两盏茶工夫，王安石从白日梦中醒来，王安礼赶紧跨进门，双手递上邸报。王安石捧着邸报扫视片刻，一脸怅惘，喃喃道：“司马十二作相矣。”随即身子一软，陷进了藤椅，俄而又说：“也好，也该。”

邸报载，五月二十六日，司马光任门下侍郎，也就是副宰相。

对于这个任命，王安石其实早有心理准备。此前的四月，司马光连上两疏，其一乞开言路，其二乞罢新法。两道奏疏均直指熙宁变法，也直接剑指王安石。

其《乞开言路状》抨击王安石“欲蔽先帝聪明，专威福，行私意，由是深疾谏者，过于仇雠……是以天下之人以言为讳”，继而进言，当今最重要的是下诏书，广开言路，不管是大吏小官还是田夫野老，都允许上书议论朝政得失，控诉民间疾苦。朝中官员若阻挠言论，就是壅蔽聪明，其人非奸即恶。

其《乞去新法之病民伤国者疏》说，先帝所委任治国的人，于人情物理多不通晓，有负厚恩重托。又高高在上，每事自以为是，认为古今所有人都不如己。

王安石虽然老迈多病，且处江湖之远已经很多年，但身为前宰执，门生、故吏、友朋、兄弟、亲戚遍布朝野，耳目自然是灵通的。这一年的三月五日，年仅三十八岁的神宗皇帝，因为对西夏用兵连连败北，病情恶化英年早逝。这个于王安石既是君王又是知己的人猝然驾崩，实在是他不曾想到的。王安石能想到的是，皇子赵煦登极，自己的政敌司马光必然执政。但当这一天真的来到时，他心里还是倍感失落和惆怅。

此前，王安石从邸报得知，新帝登基，太皇太后高氏遵照神宗遗命临朝听政，权同处分军国重事。朝廷下诏：“先帝建立政事以泽天下，而有司奉行失当，几于烦扰，或苟且文具，不能布宣实惠。其申谕中外，协心奉令，以称先帝惠安元元之意。”又绕过中书省和枢密院，直接传中旨，罢户马、保马、军器、匠物货场，罢免役钱、行钱、保甲钱，罢方田、团将等新法。当时王安石阅读邸报，见到“而有司奉行失当”七字，一口血几乎喷射而出。

好吧，该来的都来了，或者正在来的路上，该走的也快要走了，尘埃即将落定。预料到平生功业即将毁于转瞬之间，王安石反而平静下来，低矮的屋子也显得不十分闷热了。他抖索着手，重新拾起书，捡起笔，继续在天头地尾批点圈画。

这一年，王安石六十五岁。那一天，他似乎一下子又老了十岁。

不久，从汴京源源不断传来消息。退居洛阳不问世事十五年的司马光，自洛阳进京哭丧，城门卫士远远望见司马光，都以手加额表示崇敬，沿途的市井百姓纷纷拦住他的马车，央求道：“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动静太大，以至司马光吓得不敢进城，急忙回返。太皇太后派遣心腹内侍拦住司马光，慰劳一番过后，向他请教治国理政以何为先。司马光说，先开言路。

司马光任门下侍郎后，上《请更张新法札子》，把新法比作伤国病民的毒药，建议全部废除，并再次抨击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遂致民多失职，闾里怨嗟。”随之，自熙宁二年（1069年）以来，由神宗和王安石力主实施的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方面的一系列新法，皆废弃无余。

当时，有远见的大臣对此颇有疑虑，说按照古制，“三年无改父道”，熙宁之法不可立即轻易废除，否则今后可能会引起争端。但与王安石同样执拗的司马光，在朝堂上毅然决然地说：“先帝之法，其善者百世不可变。若王安石、吕惠卿所建，非先帝本意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况且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

宋家国事，不幸被那些富有从政经验的大臣言中。太皇太后倚为国之柱础的司马光，于元祐元年（1086年）晋升为尚书左仆射，做了首相不久，就因病去世了。群臣失去了主心骨，分为洛、蜀、朔三党，洛、蜀两党交相攻击。肇端于治平二年（1065年），讨论尊崇英宗生父濮安懿王赵允让典礼的党争党祸，终于全面爆发。朋党之祸从此似烈火燃烧，一直烧了二百年，直至宋室亡国丧邦而后已。

元祐八年（1093年），太皇太后高氏崩逝，哲宗亲政。史书记载：“冬十月，帝亲政，中外汹汹，人怀顾望。”哲宗拜被人称为“惇贼、巨奸”的章惇为宰相。章惇以绍述先王之政为名，行打击报复之实，借口是现成的：以司马光为首领的反变法派，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更张神宗法度。于是，削除司马光“文正”赠谥，毁掉哲宗钦赐司马光的“忠清粹德”碑，朝中正直大臣尽数逐出、贬窜，一群奸人当国，宋家江山气象从此索然，一蹶不振。

不过，这是王安石逝世以后的事了。

元丰八年（1085年），是赵宋王朝极富戏剧性的一年，变法派陆续被贬出朝堂，反变法派全面回朝执政，朝中大臣换了个遍。其戏剧性就像后来的绍圣元年（1094年），变法派东山再起，反变法派二次漂泊江湖，朝中大臣又换了个遍。其情形一如吾乡土语：“换了一槽，又换了一槽。”槽，牛马之食槽也，意思是换了一遭又一遭。

这一年，也是王安石十年归隐生活由十分惬意转为十分落寞的一年。

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尤其是品性高洁之士，心理大多数是矛盾的。既有积极入世之心，通过举荐或科举谋得一官半职，在政治舞台上施展才华与抱负；同时又有消极遁世之心，在为官从政时，特别是在遭遇重大挫折时，往往生起归隐林下之念。等到真的被贬谪流放了，或者告老还乡了，身处山林草野之间，又对国家大事念兹在兹，恨不得再入朝堂，上佐君王，下抚百姓。这种出与入的矛盾，几乎伴随他们终生。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句话，抛开其字面意思，深究起来，其实也暗含古代士大夫普遍的矛盾心态。

读《临川文集》，细品王安石的诗、词、文章和给友人、同僚、亲人的书札，可知王安石也不例外。从二十二岁初出仕，任校书郎、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起，到知鄞县、通判舒州、任群牧司判官、知常州、提点江东刑狱，再到入朝任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除翰林学士，一直到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王安石在勤于理政之余，时常忆念自己的第二故乡，长江之南山水如画的江宁，那埋葬着父母骸骨的地方。

二十三岁，王安石任淮南节度判官，治所在扬州。那年暮春三月，他到洪州（今江西南昌）公干，借机请假回老家临川（今江西抚州）探望老祖母，并迎娶远房表妹吴氏。期间，他写了一首长诗《忆昨诗示诸外弟》。诗中说：

江南多翠微，游子归心荡。读其诗作，没有人会怀疑他思念江宁的缱绻之心。但作诗是作诗，抒发心声而已，他不是陶渊明，不会因此挂冠封印，拂衣而去。他风华正茂，刚刚步入仕途，胸中有师法尧舜、“一道德而同天下之俗”的远大政治抱负，其具体施政思想就体现在后来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里。这宏大而高远的理想，需要足够阔大、足够重要、足够核心的政治舞台才有可能实现。

读书求功名的路很长，从政为官的路很长，归老田园享受天伦之乐的路更长。

但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熙宁九年（1076年）十月二十三日，五十六岁的王安石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以使相身份充镇南军节度使、判江宁府，从此回到金陵，居钟山之麓，后住秦淮河畔，再也没有回朝任职。

其罢相制词对他褒扬甚至，其中写道：

诏书加王安石食邑一千户，实际食邑四百户。又赐其“推诚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荣誉称号。神宗对于王安石，可谓恩典有加，待以殊礼。

接到诏书后，王安石两上《辞免使相判江宁府表》，恳求辞去一切职务。其中一道表章说：“若任州藩之寄，仍兼将相之崇，是为择地以自营，非复吁天之素志。伏望皇帝陛下，追还涣号，俯徇愚忠，许守本官，退依先垄。”但皇帝不许。

离京之前，神宗召见王安石，君臣二人最后一次敞开心扉长谈。王安石出宫时表示，回到江宁后将再上表札，辞去所有现职。

此前一年的二月，王安石再次回朝担任首相，从二度拜相到二度罢相，前后不到二十一个月。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太多事。

首先是方外好友、道士李士宁卷入宗室赵世居谋反案，牵扯到王安石，虽然案子查清后还了他清白，但他内心也深感惶惧。

其二，王安石与变法的得力助手韩维、吕惠卿、王韶产生分歧，特别是与吕惠卿的矛盾，由遮遮掩掩发展到完全公开化，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变法派内部四分五裂。吕惠卿在神宗面前，指责王安石大权独揽、压制言论、听谗纳谮、不辨君子与小人，并多次上书要求到地方上任职。

其三，神宗年岁春秋渐盛，治国理政经验日渐丰富，遇事有了主见，对王安石的依赖和宠眷不如从前。以往，他对王安石极其信赖和倚重，如曾公亮所言：“上与安石如一人。”现在，君臣二人时常为政事发生争执，神宗对王安石不再言听计从。

其四，王安石一直体弱多病，早年得过尿血症，健康状况向来不太好，此番回朝后日夜操劳，引发旧疾，不得不居家养病十多天，加上年迈力衰，长期心绪忧瘁，退意时时萌生。

其五，他引以为豪的长子王雱，在这一年因病亡故，时年只有三十三岁，老年丧子，让他遭到巨大打击。

七八年来，王安石与反变法派日夜激烈缠斗，现在又与昔日变法派的战友斗争，以至众叛亲离，遍体鳞伤。而梦想之中上下同心、举世和乐、一道德而同风俗、如同尧舜时代的王道盛世，仍然遥遥无期。二次执政，诸事皆不如意，他实在太疲惫了。特别是痛失爱子，更是让他身如槁木，心如死灰。后来，王雱祠堂在江宁落成，王安石题词曰：“斯文实有寄，天岂偶生才。一日凤鸟去，千秋梁木摧。烟留衰草恨，风造暮林哀。岂为登临处，飘然独往来。”王雱年少敏慧，年纪不到二十，已著书数万言，二十三岁举进士，是临川王氏家族六十七载中出的第七个进士。成进士后，他作策论二十余篇，纵论天下之事，又著《老子训传》《南华真经新传》《佛书义解》《诗义》《书义》等数万言，当时就有“小圣人”之誉，后来与王安国、王安礼并称“临川三王”。于老父亲而言，王雱不仅是他最喜爱的儿子，是王氏家族的寄望，更是他变法大业的干将、学问的传承者、心灵上的知音。他这一去，王安石顿感梁木摧折、凤凰亡故。

想到自己，当初韩琦麾下踌躇满志的幕府少年，如今头发已然斑白，想到钟山灵秀的山水，在时刻召唤自己归去，他提笔写下《世故》一诗：“世故纷纷漫白头，欲寻归路更迟留。钟山北绕无穷水，散发何时一钓舟？”想到钟山之北的松林里，长眠着自己的父母，他又写了一首《道人北山来》：“道人北山来，问松我东冈。举手指屋脊，云今如此长……死狐正首丘，游子思故乡。嗟我行老矣，坟墓安可忘。”他去意已决。

王安石接连上了五道札子，并托同僚王珪帮忙说情，以老迈多病为由，乞求神宗“闵其积疢，收还上宰之印章，赐以余年，归展先臣之丘墓。”和上次请求辞去相职一样，神宗坚决不许。他数次与王安石面谈、手谈，恳请王安石留下来。甚至诏令管理宰相居所东府的官员，不得放王安石的家属和行李出门。但最终他还是拗不过“拗相公”，只好应允。神宗明白，王安石二次作相，是履行第一次辞相时对自己许下的诺言：“异时复赐驱策，臣愚不敢辞。”（王安石《乞解机务札子》）并非真心实意再返朝堂，辅佐自己富国强兵，把变法大业继续大张旗鼓地进行下去。

实际上，复相才几个月，王安石就派遣家臣俞逊回江宁，整修钟山老家的房子，为彻底辞官归田做好准备。

得到神宗皇帝的恩准，王安石如释万钧重负，一家老小和仆役马上搬离东府，暂时寓居定力院。启程返乡前，他写了一首《出定力院作》：

自治平四年（1067年）九月除翰林学士进京为官，距今整整十年。白发苍苍的老臣，站在回乡的船头上回首一望，十年经历恍如一梦。想到自己十七八岁时，就以上古四大名臣皋、夔、稷、契自比，“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忆昨诗示诸外弟》），傲视流俗之辈，千驷弗视，三公不易，有与老杜一样“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雄心，转眼之间年华逝去，壮志消磨尽，已然一衰翁，王安石自嘲地笑了笑，摇摇头，再摇头。

他自言自语道：我这一身尘垢与疲惫，只待回到江宁，让钟山的清泠之水反复来濯洗。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六朝旧都江宁更好，自古以来就是烟柳繁华之地，温柔富贵之乡。南朝谢朓《入朝曲》谓之“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王安石《南乡子·金陵怀古》谓之“自古帝王州，郁郁葱葱佳气浮”。更有钟山形胜，深岩峭壁掩映林麓，飞泉幽谷笼烟罩云，如龙蜿蜒，似虎盘踞，若水墨丹青，左看是横披，右看是条屏，窗前是斗方，门外是手卷，让人怎么看也看不够。

王安石的家就在钟山之南、白下门外的盐步岭，离江宁城七里路，离钟山也是七里路，他因此名之为半山园。在半山园推窗一望，就能望见钟山，无尽佳山水，尽在王家枕灶之间。

远离了京城，远离了纷争不休的朝廷，王安石感到心情畅快了许多。将息几个月之后，旧疾也好了不少。对于第二次入朝做宰相，隐而复出，他原本就有些懊悔，现在更觉得当时是被鬼打昏了头。在江宁颐养天年含饴弄孙多好，在钟山的林翳之间和秦淮河的碧波之上优游卒岁多好，在半山园读书著作多好，非要扯起腿脚，再次回到那朝堂之地，惹一身是非与烦恼。

目前，他还不算告老还乡，还不是自由自在身。罢相之后，王安石身上还担任着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的职务，仍是方面大员。何况，因神宗皇帝特别优待，他还带着使相同平章事的头衔。虽然不参与朝政，不签署朝政命令，但当朝廷有重大勅命要颁布时，他拥有和中书门下官员一样的权力，列衔于勅令末尾，所谓“大勅系衔”。和年轻时渴求功名不同，如今，于王安石而言，名是缰绳利是铁锁，这些职务和头衔只让他感到束缚，感到呼吸不畅。回江宁已经半年了，他还没有到江宁府上任。这个时候，朝廷已经派提举江南路常平朱炎到家中传达圣旨，督促他尽快到府中履职。紧接着，又派遣内臣梁从政带着诏书，敦谕他上任理事，并且明示，王安石一日不履行职务，梁从政就一日不得返京复命。如此一来，他不得不暂时遵命。

王安石深知，以使相之尊回江宁任职，是皇帝对自己的着意眷顾。但王安石一刻也不想从政为官了，其归隐之志已经坚如磐石。他给神宗接连上了几道表札，极力夸大自己的病情，渲染自己的老迈，诚恳乞求解除一切实职，赏一个宫观使的虚职闲差，回家安心养病。神宗拗不过，于熙宁十年（1077年）六月十四日下诏：王安石以使相为集禧观使，居江宁。十一月，又晋封为舒国公。元丰三年（1080年）九月，加特进，改封荆国公。

得集禧观使后，王安石接连上《除集禧观使乞免使相表》《已除观使乞免使相札子》等数道表札，固辞使相，终于在第二年正月如愿以偿。

现在，他正式开始了退休生涯。

无官一身轻。回首往事，在给方外朋友的诗《赠僧》里，他写道：“纷纷扰扰十年间，世事何尝不强颜。亦欲心如秋水静，应须身似岭云闲。”在给长女的诗《寄吴氏女子》里，他说：“梦想平生在一丘，暮年方此得优游。江湖相忘真鱼乐，怪汝长谣特地愁。”另一首：“丘园禄一品，吏卒给使令。膏粱以晚食，安步而车軿……芰荷美花实，弥漫争沟泾。诸孙肯来游，谁谓川无舲。姑示汝我诗，知嘉此林垌。”

林垌幽深，斯人隐焉。致仕后的王安石，泯然如村夫野老。读书、写诗、钻研群经、深研佛家和道家著作、修订《字说》，是他的日课。天气晴明适宜游玩的日子，他带上两个仆役骑着毛驴赏览钟山胜境，或者乘坐一叶扁舟逍遥于秦淮水上。

他写了很多关于江宁、钟山和自况的诗词。《金陵即事三首》其二：“结绮临春歌舞地，荒蹊狭巷两三家。东风漫漫吹桃李，非复当时仗外花。”《钟山即事》：“涧水无声绕竹流，竹西花草弄春柔。茅檐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即事二首》其一：“云从钟山起，却入钟山去。借问山中人，云今在何处。”《金陵怀古》：“烟浓草远望不尽，物换星移度几秋。”《初夏即事》：“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花时。”

提到王安石，古今人就自动联想到王安石变法。其诗名、文名、学问名，有时会被大政治家、大改革家的声名所掩。其实王安石的本色面目，是一个大诗人、大文章家、大学问家。

王安石青年时期就有文名，因好友曾巩的引荐，他受到文坛领袖欧阳修的激赏。与王安石熟识之前，欧阳修在给曾巩的信中，称赞王安石“文字可惊”，想与之一见。在给刘敞的书信中，欧阳修说，读了王安石寄来的数十首诗，“皆奇绝”，并有“喜此道不寂寞”之语。后来两人相识相知，彼此相倾服。欧阳修《赠介甫诗》云：“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以李白、韩愈许之，并预言其文学前程不可限量。

到了晚岁，王安石喜作小诗。其诗作更趋风雅精工，见誉于世，人称“王荆公体”。苏轼对其以骚体所写的《寄蔡氏女子》评价甚高，认为像“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昼”这样的佳句，自屈原、宋玉之后，千余年不曾见到。黄庭坚评价说，王安石的诗，暮年方才神妙。又说，其暮年所作诸多小诗，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每讽咏品味，便觉得甘露生于齿颊之间。唐庚《唐子西文录》言：王安石五言诗，得杜甫句法。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言：观王安石《南浦》《染云》《午睡》《蒲叶》《题航子》《题齐安壁》诸诗作，使人一唱三叹。叶梦得《石林诗话》言：王安石年少时以意气自许，所作诗不含蓄，晚年尽得深婉不迫之趣。僧人惠洪《冷斋夜话》言：造语之工，至荆公、东坡、山谷，尽古今之变矣。梁启超写《王安石传》，祖述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而对王安石的称誉，比蔡氏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评王安石文学：开西江派之先河，导宋代之风气，在中国数千年文学史中，其文学成绩尤其伟大，占据着最高位置。

元代以前，于唐宋文章，世人服膺的只有七家，分别是昌黎韩愈，河东柳宗元，庐陵欧阳修，眉山苏洵、苏轼，南丰曾巩，临川王安石。吴澄《临川王文公集序》对此叙述得很明白：自东汉到元代初，唐宋两代文章，值得称道的仅有七人。后人因袭吴澄的论断，加上苏辙，合为唐宋散文八大家。在文章方面，梁启超认为王安石的文章与另七家不同，其他人是文人文章，而王安石是学者文章，非另外七家所能望见。他又认为，王安石除擅长政论文章之外，记叙文也多上乘之作，特别是碑志体文章，除了韩愈，无人能与之匹敌。

当初我对这些评价颇不以为然，觉得赞誉太过。我生也晚，又受时论影响，印象中的王安石，是一个把北宋带到深渊里的“反派”政治家，是一个“大奸臣”，是一个古板、刚愎、不近人情的人。爱屋及乌，恨屋也及乌，于其诗词文章，除了诗作《元日》《梅花》《泊船瓜洲》《明妃曲》，词作《桂枝香·金陵怀古》外，其他的也就不曾过多留意。

今年集中阅读清代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近代梁启超《王安石传》、当代崔铭《王安石传》，特别是《临川文集》，方信前贤推誉并非空言。我尤其叹服他洋洋万言的政论文章《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论法先王之意以治国理政，论理财以富国强兵，论变风俗、立法度、兴变革为当世之急务，论育养人才首在兴办学校且有教之、养之、取之、任之四道，论重视武备、整顿军队以解边疆之忧刻不容缓，论官员俸禄微薄的危害，论任用官员不专、不久、动辄迁职的弊端，论法网太密所以法令不能切实施行的现实……虽然我对其“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罢诗赋而以经义论策取士深存怀疑，但其滔滔雄辩，如同大江大河之水，裹着巨木、大石和泥沙浩荡西来浩荡东去，直把身上的几瓢老血激荡得澎湃作响。他的施政思想，来源于在扬州、鄞县、舒州、常州等地任职期间的所见所闻，以及小范围的亲自试验。苏轼曾说：“荆公之学，未尝不善，只是不合要人同己。”也就是说，王安石的政术未尝不是好的，但不该强制他人附和自己。但一个“同”字，正是其政术的核心，与己同，然后同道德、同风俗、同制度、天下大同，“比迹成周”。

我尤其喜欢他清雅妥帖的小诗。《与吕望之上东岭》：“何以况清明，朝阳丽秋水。”《北山》：“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书湖阴先生壁》：“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南浦》：“含风鸭绿粼粼起，弄日鹅黄袅袅垂。”“暗香无觅处，日落板桥西。”《题齐安壁》：“梅残数点雪，麦涨一溪云。”人间平常风物，王安石信手拈来，翻作绝妙好辞，丝毫不见刀雕斧凿的痕迹。

其词作不多，但我以为只凭《桂枝香·金陵怀古》一首，就称得上造微入妙，足以笑傲两宋词坛。

有人说，王安石的学问，不知师从，不知源头。但很显然，他的学问来自于群经。他本人对此也颇为自得，说自己算不上生而知之，但学而知之是算得上的。他是儒家学者，并且是当之无愧的大学者。其执政治国理念，取法上古先王，以儒家思想为根本。但我以为，他在实际操作中，参考和借鉴了管仲、申不害、子产、卫鞅的法家之术。在变法过程中，他以儒参法，甚至貌似儒家实是法家，虽然他本人以及他的铁杆拥趸对此拼命抵赖。但矢口否认是没用的，从他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上五事札子》即可寻得蛛丝马迹。而他以富国、裕民、强兵为初心的变法，每当一种新法颁布，就立即受到群臣交章攻击，也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新法在实施过程中，事实上大幅度加重了百姓赋税，导致民不聊生。

上一次罢相，王安石以观文殿大学士、吏部尚书、知江宁府、提举经义局的身份，回江宁住了十个月。其间带领长子王雱和门生，修撰《三经义》，也就是重新训释《周礼》《诗经》《尚书》经文义理的《周礼义》《诗义》和《书义》，完毕后分别亲自作序，献给神宗。皇帝十分钦服，命雕板印刷颁之学宫，时人称为“新义”。复相后，王安石以权势的力量，强制推广《三经义》，使之成为科举取士唯一的标准教科书，先儒传注因之一切废弃不用。其中的《周礼义》是他亲自撰写，《诗经义》和《尚书义》是王雱和门生所撰。《三经义》的雕板，在“元祐更化”时期，被国子司业黄隐一把火烧了。只有一篇《洪范传》因为曾收入《临川集》而留存下来。

这次罢相闲居，王安石重新修订了《三经义》里的失误，修改了《诗义序》。改写后者，是因为神宗在给他的手札中再三说，原序文有过于奉承自己的过情之言，宜速删去。

王安石又受许慎《说文解字》启发，完成训诂文字的著作《字说》。这部书和《三经义》一样未能流传于世，原因正如《宋史》所言，多穿凿附会，流入于佛老。诸多前人笔记，对《字说》的荒唐之处也多有记载。譬如王安石释“波”字，谓之“水之皮”，苏轼因此讥笑说，如此说来，“滑”字就是“水之骨”。我没见过《字说》，但读过王安石的《进字说表》和《熙宁字说序》，以为王安石对于文字，或许有很多乖谬无稽的注释，但独特见解是有的。比如他说，字有自然之位，有自然之形，有自然之声，有自然之义。

致仕后，在学问方面，王安石又深研佛典和老庄著作。王安石平生喜欢标新立异，诸多观念与别人迥然不同，对于“经”他也有不同见解，认为不仅指儒家经典，也包含释道两家的经典作品。这话就是放在今天，由另一个人说出来，也是很特别的。

受汉唐风习影响，两宋杰出的士大夫多以儒学为立身之本，同时博览众书，包括一些偏门学问，比如佛老之学。王安石也是如此。青年时代，他就在给好友曾巩的复信中说，诸子百家之外，他于《难经》《素问》《本草》甚至传奇小说，无所不学，于农夫女工之事，无所不读，如此一来，才能真正懂得诸子百家的经义大旨。曾巩来信，说佛经乱俗，王安石辩驳道：“方今乱俗不在于佛，乃在于学士大夫沉没利欲，以言相尚，不知自治而已。”并且说，你不懂我。读唐宋八大家文章，也可知曾巩文章固然好，但相较其他七子，实在是本分人作本分文章，远不如其他贯通儒释道三教者，自由腾挪于天地鬼神之间。

王安石自幼随家人逛庙礼佛，他的临川老家周围遍布寺观。和苏轼一样，他一生中有很多方外密友。暮年更是覃思佛典，疏解《金刚经》《维摩诘经》《楞严经》《华严经》，对前代佛家学者忽略之处详加注解，并有诸多相关诗作，如《拟寒山拾得二十首》《即事诗二首》《寄吴氏女子》。“能了诸缘如梦事，世间唯有妙莲花。”“云从无心来，还向无心去。无心无处寻，莫觅无心处。”“无苦亦无乐，无明亦无昧。不属三界中，亦非三界外。”这些句子，全类僧家机锋之语。王安石又极倾心于《道德经》《南华真经》等道家著作，撰写了《老子注》。晁公武评论道：王安石平生最喜《老子》，故而阐释最为用心。读王安石《答王深甫书》《答陈柅书》《九变而赏罚可言》等书信和文章，也足见其对老庄哲学领悟之深。儒与释、道，是先贤学问的根本与两翼，就像《周易》的六十四卦与“十翼”。

自王安石所处时代起至今，对于王安石，世人一直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评判。推服者称之为伟人，为天之日星、地之海岳，甚至称之为圣人、完人，比如神宗、黄庭坚、陆九渊、吴澄、蔡上翔、梁启超；诋毁者谓之宵小，甚至奸人，比如吕诲、苏洵、邵雍、邵伯温、王士祯。圣人耶？奸人耶？两种论断，显然都掺杂着评价者的个人好恶。且不论其人正邪，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在学问方面，王安石是大才、通才、不世出之才。

顺便说一句，王安石对于反对变法者、持不同政见者，一概称之为“流俗”或“流俗小人”。称别人小人，自己也难免小人之毁。古今事理，如此如此。

人在田园，其性归本，遁世无闷，乐天知命。

一贯以执拗、刚愎、迂阔面目示人的王安石，此时已如江宁布衣，性格中宽和、融通的一面渐渐显露出来。《拟寒山拾得二十首》其四：

这是一首很俏皮很好玩的诗，此类诗在《临川文集》中并不多见。玩味此诗，可知归隐之后，王安石心性已然归本，看破前尘影事，对政敌的恨意全然消除：他们和自己一样，都像打破人头的屋瓦，受风的支配和影响，并不自由，也不是有意相互为敌，实在是政见不同。

此诗也向政敌传达了一个隐晦的信号：我们和好吧。

因为个性，特别是因为变法，他一生得罪了太多的人，最窘迫的时候，环顾四围尽是反对者。这种敌对，与品德无关。即使是自始至终反对变法，不肯与王安石同朝为官的司马光，在王安石死后也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连指责王安石“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的朱熹，也高度评价王安石的品行、文章和担当：“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他的政敌大多数和他一样是正人君子。君子和而不同。

现在，王安石用诗歌发出了和解的信号。而那些包括老友、同僚、门生、故吏、兄弟在内的持不同政见者，也早就有意与他修好。穆穆清风至，吹到半山园。他们陆续来到半山园，与王安石煮茶把酒，言笑晏晏，携手同游钟山和秦淮河，作诗属文相互唱和。

来江宁看望他的人很多。在神宗崩逝之前，来的人更多。因为终神宗之世，他对王安石一直恩宠不衰。王安石引退后，他还经常派遣使者来江宁慰问，送医送药，送金钱送礼品。一些势利之人，也借看望之名，请求王安石为之美言。神宗宾天之后，朝中政局大变，新法被逐一废止，针对新法和王安石学术的种种抨击批判一天比一天激烈。势利之人不来了，王安石的门前由车马辚辚一下子变得门可罗雀。世态炎凉，新老朋友们如米芾、黄庭坚、苏轼、李公麟、蔡肇、叶致远、李茂直、王皙等人的来访，以及俞紫芝、俞紫琳兄弟二人的陪伴，更显人间情义的珍贵。

荆公之门，晚多佳士。黄庭坚在《跋俞秀老清老诗颂》中如是说。

少年时代，黄庭坚对王安石的才华就极钦佩，曾为王安石《明妃曲》辩护。王安石逝后，黄庭坚于元祐元年（1086年）作《奉和文潜赠无咎篇末多见及以既见君子云胡不喜为韵》，赞颂王安石经学：“荆公六艺学，妙处端不朽。”

王安石对黄庭坚的才华也很欣赏，曾点评黄庭坚任叶县尉时所作的《新寨》诗，说黄庭坚是清逸之才，并非奔走风尘的俗吏。但两个人见面，是在元丰七年（1084年）二月，王安石退隐江宁的第八年。黄庭坚赴德州任职路过江宁，经由好友、半山园的常客俞紫芝（字秀老）、俞紫琳（字清老）兄弟引见，终于见到了偶像。二人相见欢，黄庭坚对王安石由钦服上升为膜拜。在《跋王荆公禅简》中，他评价王安石：“熟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称王安石为伟人，黄庭坚应当是第一人。他称道的是王安石的品格和风度，而非政术。事实上，对于新法，黄庭坚也是反对者之一，虽不十分坚定，但他还是被归于元祐党人之列，并因此放逐黔中。

这一年正月，苏轼结束在黄州的贬谪生涯，由黄州量移汝州，六月底抵达江宁，泊舟秦淮河上。他把自己的诗文抄录了十篇寄到半山园，并附一纸：“元丰七年七月十一日，舟行过金陵，亲录此数篇，呈丞相荆公。以发一笑而已，乞不示人。轼拜白。”接到苏轼的诗作和书信，王安石既意外又欣喜，第二天他就骑着驴子到秦淮河上拜访苏轼。

王安石与苏氏父子矛盾很深，时人皆知。世上流传着一篇《辨奸论》，说系苏洵所写。文章中说王安石“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说王安石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又比之竖刁、易牙、开方。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说《辨奸论》绝非苏洵所写。他考证，这篇文章最初出自邵雍之子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是邵伯温伪作，宋元明清许多私家笔记照录不误，元代修《宋史》，于王安石本传也有摘录，世人于是信以为真。

通读相关史传和文章，我以为，《辨奸论》秽亵似悍妇骂街语，定然不是出自苏洵之手，但苏洵肯定很厌恶王安石。当年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朝臣都去吊唁，只有苏家父子三人未到，即是明证。苏轼、苏辙坚决反对变法，见于史册和文章。苏轼多次在神宗面前陈说新法祸国殃民，其《上神宗皇帝书》极论新法之害，其《司马温公行状》九千四百余字，攻击王安石的文字几乎占到了一半。性情比苏轼温和许多的苏辙，本来被王安石引为同道，拉进变法核心阵营之中，担任变法领导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后来却站到了王安石的对立面。王安石任宰相时，也多次阻挠神宗重用苏轼。王、苏两家除了公事，没有私下的交往，一如冰炭。

所以，苏轼这次主动示好，意义重大。

在江宁短暂停留的日子，苏轼经常和王安石谈古论今，参禅悟道，诗文酬唱。苏轼《次荆公韵四绝》其三：“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此诗足见苏轼对王安石的崇敬和怜惜。王安石劝苏轼在江宁买田置宅，苏轼当时仕途蹭蹬，又迷恋钟山景致，还真动了心，其心迹见于分别后的《与荆公书》。但苏轼也如屋上瓦，并不自由。

在江宁期间，苏轼也曾与知州王益柔（字胜之）同游钟山，渡江到仪真之后，作《同王胜之游蒋山》，诗中有“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的妙句。诗寄到王益柔手中，王安石得知后，立即派人取来，读到这一句，王安石拊几叹道：“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二句。”

离开江宁后，苏轼给滕达道写信：“某到此时见荆公，甚喜，时诵诗说佛也。”欢喜之情溢于纸表。在另一封给滕达道的书信里，苏轼表达了对从前反对新法的反思和懊悔。他说，新法实施之初，你我这些同道固守偏见，坚决反对抵制，虽然出发点是为国为民，“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现在新法已大见成效，回头看，过去的固执真是不应该。我读后一封信，深敬苏轼敢于承认并批判自己的错误，有大君子之风。

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王安石病逝于秦淮小宅。朝廷听从司马光“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以及否定其政治成就，高度肯定其道德、人品、文章、学问的建议，追赠王安石为太傅。时任中书舍人的苏轼撰写《王安石赠太傅制》：“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进退之美，雍容可观……宠以师臣之位，蔚为儒者之光。”制词对王安石极尽褒美。

元丰年间苏轼的这一访，两家恩怨就此烟消云散。

王安石唯一不肯见的人，是吕惠卿。吕惠卿本来是王安石变法的左臂右膀，是最亲密的战友。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就举荐吕惠卿为参知政事，并举荐韩维为宰相，以确保新法能够继续推行。但后来吕惠卿背叛了王安石，并向神宗揭发他和王安石的私人信件（信中王安石有“勿令上知”字样），极力阻挠王安石二次入相。复相后，王安石废除了其罢相期间，吕惠卿针对免役法在施行中出现的问题推出的补充法令给田募役法和手实法。又因其他国事，两人产生分歧，最终分道扬镳。后来，因卷入张若济贪赃一案，吕惠卿被御史蔡承熹一再弹劾，列举的二十余条罪状，其中一条就是破坏国家法度。吕惠卿被罢免参知政事，出知陈州。吕惠卿离京后，王安石与他终身不复相见。

时隔八年，有一天王安石正在山寺中喝茶，仆人送来吕惠卿的来信。吕惠卿在信中诚恳表达了握手言和的意愿：“内省凉薄，尚无细故之嫌；仰揆高明，夫何旧恶之念。”王安石读罢，心中百味杂陈，过了多日才复信。信中说，你我二人由同心到离心，都是因为国事。变法之初，举朝诋毁我，唯有你鼎力相助，后来别人弹劾你，我没有参与，你我都不曾相负，也表达了抛弃前嫌的意愿。但王安石接着写道：“趣舍异路，则相呴以湿，不如相忘之愈也。”他引《庄子·大宗师》之语，冷冷劝彼此相忘于江湖。也就是说，往日恩怨可以尽弃，但道不同不相为谋，从此以后不必再有往来。

吕惠卿这样的所谓朋友，实在也是多余。

多余的不仅有官位、曾经背叛自己的战友，还有俸禄和财产。

王安石兄弟姐妹众多，父亲早逝后家境清贫。他出仕后，两个兄长、四个弟弟、两个妹妹或者尚在攻读，或者年纪尚小。他每月领到俸禄，留下一部分日用给母亲，剩余的随手放在家中，任由兄长和弟妹们拿去花。对于钱财，他从不在意，自己向来简朴，堂堂宰相之家，用来洗脸洗脚的盆竟然是瓦制的。他一生清廉，从不贪墨。陆九渊在《荆国王文公祠堂记》中说王安石：“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即使是那些骂他是奸人的对手，在这一点上，也找不到他一丁点缝隙。《宋史·王安石传》：“安石未贵时，名震京师，性不好华腴，自奉至俭，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世多称其贤。”他的简朴与大方其来有自，是家风使然。其《先大夫述》就说自己的父亲王益，“自奉甚啬”，而对他人慷慨大方。垂暮之年，王安石更是看轻名利和财产。

回江宁当年，王安石给神宗上了一道《乞将田割入蒋山常住札子》，请求把江宁府上元县家中的田产全部施予蒋山（即钟山）太平兴国寺，为父母和长子王雱办功德。神宗照准。

元丰元年（1084年），他又上了一道《乞以所居园屋为僧寺并乞赐额札子》，请求神宗批准他施舍半山园房屋园囿为寺庙，以此为神宗“永远祝延圣寿”，并请皇帝赐寺名。皇帝再次照准，并题“报宁禅寺”。

之后，王安石一家搬离故宅，在秦淮河边租赁了几间旧屋栖身。这就是秦淮小宅。

其实王安石是很爱半山园的。回江宁不久，他对半山园继续进行改造，凿池引水，栽楝植楸。完工后还专门写诗给二女婿蔡卞，其中有句云：“老来厌世语，深卧塞门窦。”他的舍田舍宅，既是本性慷慨，大概也有学佛学道的原因：放下，看破，舍得。

想象中宰相家的半山园，应当是理想中的江南园林，亭台楼榭参差，曲苑池水环绕。但事实远非如此。南宋李壁在为王安石诗集作笺疏时考证，半山园所在的地方，四周没有人家，住宅仅能遮蔽风雨，又不建围墙，远远望过去就像山家旅舍。

而秦淮小宅，据南宋人考证，在江宁城内桥之南，秦淮河之北，原是江宁县旧衙，王安石租赁时是废弃的惠民药局，里面有东吴后主孙皓时的“天发神谶碑”，因为已经裂为三段，故而也称三段石、三段碑。房子既狭窄又破旧，夏秋之季屋子里闷热难耐，王安石只好在院子里用芦苇和竹子编成棚架，上面加盖松枝，在棚子里避暑并接待宾客。他有一首《火热》诗记载此事：“火腾为虐不可摧，屋窄无所逃吾骸。织芦编竹继檐宇，架以松栎之条枚。岂惟宾至得清坐，因有余地苏陪台。愆阳陵秋更暴横，焮我欲作昆明灰。”冬天，屋子里冷如冰窖，河风肆虐，王安石坐在屋子里巴望春天来杏花开。李壁在《王荆公诗注》中感慨万端：“公以前宰相奉祠，居处之陋乃至于此。今之崇饰第宅者，视此得无愧乎？”他针对的，是南宋自皇帝到大臣的偏安与奢侈。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神宗升天，哲宗继位。随之而来的是新法尽罢，连施行最有效的免役法也未能幸免，熙宁变法大臣尽数窜逐，凡与王安石有交游牵连者尽遭诋毁。王安石老病缠身，又失去了政治上的依靠和精神上的寄托，身体每况愈下。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六日，王安石溘然长逝于秦淮小宅，得年六十六。逝前数日作绝命诗《新花》：

元祐更化，士大夫及王安石门生故吏见风使舵，改易门户，交章攻击座师和前宰相。黄庭坚《次韵王荆公题西太一宫壁二首》其一：“风急啼乌未了，雨来战蚁方酣。真是真非安在，人间北看成南。”前二句暗射其时党争之酷烈，后二句写舆论对王安石或颂扬备至，或极尽丑诋。张舜民《哀王荆公》诗：“去来夫子本无情，奇字新经志不成。今日江湖从学者，人人讳道是门生。”

世间事，万古如一，君子尚道，小人好利，颠扑不破。

宋室南渡之后，朝野以靖康之祸归于王安石变法。宋高宗绍兴初年，元祐诸贤的子孙，以及苏轼、程颐的门人故吏发愤于党禁之祸，群攻蔡京犹不解恨，于是把败乱之由推原到王安石身上。攻其政术不算，兼攻击其学术以及人品。逝后多年，王安石比在生时受到的批判还要多。一直到今天，王安石诞辰（1021年）恰好一千周年，对于王安石的评价，还是判若云泥，要么置之青云之上，要么推之深渊之下。

两宋至清代，诸多私家著述如《涑水记闻》《邵氏闻见录》《鹤林玉露》等，于闲谈掌故文字中，都有大量内容攻击王安石。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编《三朝名臣言行录》，把两宋攻击王安石的所有言论都收到集子中。元人修《宋史》，多采录私家著作，于是王安石的污名，百世不可洗濯。细读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中大量翔实确凿的考据，可知这些著作有些是纪实，大多则是谣言。这些谣言，于王安石的人品、道德、诗歌、文章、政术、学术、衣食、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夫妇关系、朋友关系，无一不加以污蔑。譬如世人皆知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三不足”之说，王安石并未亲口说过这话，即使说了，今天看来，前两句也是十分正确的。

其实，在神宗时代，除了吕诲等少数人攻击王安石的道德品格外，朝中大臣群起而攻之的，只是新法。早在王安石主持变法之时，其利与弊，其成就与危害，朝中大臣已经分析得透彻明白，大体是两分之。议论新法，特别是贻害最深、最为人诟病的青苗法，富弼、韩琦、欧阳修、苏辙等重臣最为中肯：青苗法本意是遏制豪富之家兼并百姓财产，结果在施行过程中，与初衷相违背，强制百姓贷款，不仅普通百姓倾家荡产，连那些富豪之家也日趋没落。不论朝廷如何辩解，青苗法事实上就是国家放贷取利，盘剥百姓。

其他一系列新法，有利也有弊。最大的利，是初步实现了富国强兵，朝廷财政危机解除了，军队有了战斗力，有实力用兵于西北的辽和西夏，取得熙河之役的重大胜利，一洗前耻，宋家拓土两千余里。明末清初颜元《宋史评》曰：“宋几振矣”。当时喜讯传来，神宗把腰上的玉带解下来赐给王安石，史家称之“玉带之荣”。所以，包括苏轼、苏辙在内原来的坚定反对变法者，也部分改变了对新法的看法，承认以前的激烈反对并非全然正确。

最大的弊，正是郑侠所绘《流民图》：过分压榨百姓，以至人民流离失所，饿殍遍野，恓惶无助，宋家王朝的统治基础崩塌了。

变法后期，也即元丰年间，北宋的一时兴盛，犹如回光返照。

王安石变法的初心是好的，结果大多事与愿违。但正如前人所论，这并不是王安石一个人的责任，那些反对派也难辞其咎，他们不顾一切地反对，宁愿外放、贬谪、致仕也不愿配合新法的施行，使王安石不得不引用群小。这些小人上下其手，邀功请赏，贪污渔利，为升官发财，将新法于百姓有利的一面弃之不顾，将不利的一面发挥到至极，最终把新法玩坏了。

终神宗之世，包括王安石悠游林下多年期间，新法仍然一以贯之强势推行。因为神宗才是变法真正的主导者，王安石只是倡导者和主持者。他和神宗在变法这件事上，想法完全一样。

回溯到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神宗登极之时。此时，赵宋王朝得天下已经百余年，貌似承平无事，实际积贫积弱，冗兵、冗吏、冗费等问题十分严重，原本充盈的国库消耗殆尽，面临着极其严峻的财政危机。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言：“公私困竭”“百年之积，惟存空簿”。而自澶渊之盟与辽约为兄弟之国数十年来，宋朝每年向辽国进贡岁币，后来又向西夏上贡，以大国而侍奉小国，是天大的耻辱。可是自宋太祖赵匡胤以来，宋家制度偃武修文，国无良将，边无强兵，只得忍气吞声。神宗即位之初，就有开拓疆土以雪前耻的雄心壮志，需要一个人来替他实现宏愿，而这个人，正是已经做好了改革准备、只待君王青眼重用的王安石。不世出之君主，遇到不世出之能臣，于是才有了熙宁变法。

清代李绂在《穆堂初稿》中说：王安石眼见国家衰弱，财力日困，风俗日坏，忧愁不可终日，可是公卿大臣都像堂下燕雀，自以为安，他不得不担任起富国强兵的重任。恰好遇到大有为的君主，于是立制度、变风俗、排众议而推行新法。他是为图国家万世之安，丝毫不是为了自家。“其术即未善，其心则可原。何奸之有？”李绂的话，是另一篇反《辨奸论》的辨奸论。

宋室南渡，新法不得无罪。但宋家之亡，根子在于党祸。

读王安石其人其事，我拟判词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