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三角洲地区史前生业模式探讨

王爱民 张 卡

黄河三角洲位于渤海湾西岸黄河入海口处。该区域地貌主要为黄河冲积平原及泰沂山脉北麓洪积平原，以小清河为界大致可以分为南北两个不同的地形区域。小清河以南的邹平市南部有部分山地分布， 其余大部分为山前倾斜平原，是洪积和冲积平原的叠交地带。小清河以北则属于黄河中下游平原的组成部分，地势平缓，东北部沿海地区地势低洼。相对复杂、独特的陆相环境使得黄河三角洲史前先民的生业模式既与周边地区类似，但又别具特色。本文试对此进行讨论。

一、黄河三角洲地区史前遗存简述

黄河三角洲史前文化遗存由东夷人创造。全新世以来，黄河三角洲地区经历了一个海侵—海退的过程。大约在距今8500年开始，黄河由黄海改道渤海入海， 在黄河泥沙沉积作用的影响下，今黄河三角洲大部分地区再次成陆。从现已发现的古文化遗址来看，东夷人对本地区的开发大体保持着与黄河三角洲成陆相一致的态势——自西南向东北逐步推进。 由于成陆较晚，黄河三角洲地区尚未发现旧石器时代人类遗存。新石器时代早期， 今黄河三角洲地区逐渐成陆。由于黄河、济水等河流的冲积带来大量肥沃深厚的土壤，加之水源充足，农业生产条件得天独厚，吸引着史前人类参与开发，黄河三角洲成为海岱地区最早进入新石器时代的区域之一。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经历了后李文化、 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五个连绵相继的发展阶段，这五个阶段的古文化遗址在黄河三角洲地区均有发现。

黄河三角洲南部地区是后李文化的起源地，也是后李文化遗址分布最密集的地区。 目前黄河三角洲发现的后李文化遗址均位于小清河以南的泰沂山脉北麓狭长地带，遗址总数较少。到北辛文化时期， 人类分布范围明显扩大， 文化遗址在鲁中、 鲁南的广阔地区都有发现， 泰沂山脉以南的汶、泗流域分布最为集中。黄河三角洲地区北辛文化遗存发现不多，主要分布于小清河、淄河流域，黄河以北尚未发现此类遗存。大汶口文化时期，黄河三角洲遗址较北辛时期显著增多， 此时期的遗址虽然仍主要集中于黄河以南， 但分布范围进一步扩大到黄河以北地区，如阳信小韩、滨城卧佛台等。龙山时代，文化遗址密布在黄河以南的邹平、博兴、广饶、章丘等地，黄河以北则主要分布在惠民、阳信、滨城三县区交界地带，总数已有几十处，是黄河三角洲史前遗址最丰富的时期。 岳石文化时期的遗址比龙山时期大为减少， 主要分布于黄河以南的邹平、博兴、广饶等县市，尤以博兴县分布密集，黄河以北地区发现较少。

二、黄河三角洲地区史前人类生业模式

原始农业大约产生于距今1万年左右。 农业的产生在世界大多数地区与磨制石器和陶器的出现是一致的。在黄河三角洲早期遗址中，都有大量的陶器出土。孙家遗址出土的石磨盘、石磨棒等粮食加工工具，证明黄河三角洲地区至晚从距今七、 八千年前已经开始出现原始农业经济。各文化阶段发现的大量石铲、石刀、蚌刀、石铲、蚌镰等翻土、收割工具，以及不断增多的陶器，说明黄河三角洲先民的农业经济在不断发展。大量各种质地的渔猎工具及动物骨骼的发现，说明为了尽可能扩大生活来源，渔猎、狩猎和采集经济，在黄河三角洲古人类生活中也占有相当的比重。

（一）后李文化时期（约前8500—前7500年）

迄今为止，黄河三角洲内发现的后李文化遗址主要有临淄后李、邹平孙家、广饶西大张村，章丘小荆山、西河等遗址。经过发掘并且资料相对丰富的主要有章丘小荆山、西河遗址。

章丘小荆山遗址出土后李文化农业生产工具十分丰富，包括石斧、石锛、骨铲、蚌刀等农具以及研磨器、磨棒、磨石、磨盘等粮食加工用具，石斧、磨盘、研磨器等数量较多。工具以打制为主，制作不够精细。西河遗址也发现较多后李文化石器，其中农业生产或加工工具主要有斧、锛、镰、研磨器、磨盘、磨棒等，生产工具多为磨制，其他打制、磨制均有。农具及粮食加工工具的出现表明这一时期农业已经发明。另外，小荆山1993年发掘中发现8座后李文化半地穴式房屋，西河遗址1997年发现后李文化房址19座，2008年发现8座。上述房址均为半地穴式结构，虽然比较原始，但房子的出现是与定居的农业生活相适应的。后李文化的农业生产工具制作相对粗糙，尤其是缺少耕作工具，可能还处于刀耕火种阶段，是农业初始阶段的表现。

后李文化农业的原始性也可从农作物在食物中所占比重看出。小荆山遗址的人骨C，N稳定同位素测定结果表明，粟类在人类食谱中的比例只有23%，人们主要的食物来源更多是C3类野生植物。西河遗址 发 现的后 李文化 植物遗 存有炭化水稻和粟，其余还有禾本科、狗尾草属、稗属等共计18类植物种子。稻的数量最多，其次是藜属、野西瓜苗、稗属、禾本科等，粟发现极少。除稻和粟可能为人工种植的外，其他多为野生种。这种情况说明原始农业已经出现，但采集仍然占据重要地位。另需注意的是，在西河遗址浮选的植物种子及植硅体中， 水稻比例远大于粟，似乎说明水稻在人类食物中的重要性。不过，邻近的历城张马屯遗址植物分析中却并没有发现稻类遗存，其中原因尚值得继续探讨。

小荆山遗址1993年发掘中出土大量动物遗骸，经鉴定有软体动物、鱼类、爬行类、鸟类和哺乳类5大类22个种属。动物品种主要有圆顶珠蚌、珠蚌、扭蚌、剑状矛蚌、楔蚌、丽蚌、篮蚬、青鱼、草鱼、鳖、雉、斑鹿、鹿、羊、牛、马、野猪、家猪、狼、家犬、狐、貉。以水生动物品种最多。家畜中以猪最多，属于较原始类型或半驯化家猪。其次是狗，鉴定结果也属于驯化类型。其他动物绝大多数为野生种。西河遗址2008年发掘中发现大量动物标本，已鉴定出的种属包括蚌、螺、鲤鱼、草鱼、青鱼、鳖、鸟、斑鹿、麋鹿、小型鹿、猪、竹鼠、食肉动物和啮齿动物等。根据统计分析，哺乳动物数量最多，占48%。其次是鱼类，占37%，鸟类占12%。猪可能已经实现人工饲养，但其数量远少于鹿类。这些野生动物既有大量的水生动物，也有部分适应森林、灌木丛环境的动物，是与后李文化遗址分布于山前平原的位置分不开的。小荆山、西河遗址发现的动物种类与周边的潍坊前埠下、长清月庄、济南张马屯等遗址略有差异。这种现象一方面可能与标本的覆盖率有关，也可能因微地貌不同造成的动物种类差异所致。综合各项数量统计结果，后李文化时期黄河三角洲先民虽然已经开始驯化并饲养家猪，但家猪在先民肉食构成中占比不高，人们的肉食来源仍然是狩猎、捕捞为主。

综上，各遗址发现的石、蚌、骨类农具及粮食加工工具，说明后李文化时期黄河三角洲已经产生了原始农业，开始种植粟、水稻、黍、豆等。同时，猪、狗等家畜开始人工饲养，可见后李时代的黄河三角洲生产方式正在从采集和渔猎向农业和家畜饲养业。不过，“栽培植物和驯养动物在食物资源中还属于次要的，相当于食物低水平生产阶段，而狩猎采集捕捞等所获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可能是食物资源的主要组成部分。”

（二）北辛文化时期（前5400年—前4400年）

北辛文化是黄河三角洲农业文明的形成时期。此时期的文化遗址在黄河三角洲地区发现较少， 资料比较丰富的有邹平苑城西南庄遗址。该遗址出土石器数量甚多， 绝大多数为琢制和磨制，制作比较精细。与生产、生活有关的器类主要有斧、铲、镰、磨盘、磨棒、磨石等，数量甚多，主要为磨制。特别是长达20多厘米的大型石铲，通体磨光，极为精致。西南庄遗址出土的石器中，农业生产工具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种类较后李文化明显增加。 粮食加工工具石磨盘、石磨棒数量也发现较多，说明当时的粮食种植比较普遍，农业生产有了很大进步。临淄后李遗址被称为“后李二期文化”的遗存，从陶器特征看应属于北辛文化。该期也出土了较多石斧、石铲、石磨棒、石磨盘、磨石等，磨制为主。西南庄遗址发现的石器打制比例明显低于滕州北辛遗址，似乎反映了该地农业技术在海岱地区比较领先。

西南庄遗址采集到大量半石化的动物骨骼，主要种类有猪、鹿和一些大型动物，其中以猪骨最多，个体一般较大。蚌壳数量很多，均为淡水蚌。猪的饲养说明农业生产的进步，而遗址中发现的野生鹿及大量蚌类等水生动物则表明渔猎生活仍然受到重视。

（三）大汶口文化时期（约前4300年—前1300年）

大汶口时期的社会经济较后李、北辛时期有了长足的进步，主要体现在农业、家畜饲养业等部门，是黄河三角洲农业的快速发展时期。从广饶傅家、五村，章丘焦家遗址的考古发现可一见端倪。

农业是大汶口文化最主要的经济部门。傅家遗址在调查中曾经发现粟，章丘焦家 遗址发现的一座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灶坑内，浮选出丰富的植物种籽遗存，包含农作物、野生植物等，农作物以粟、大豆为主，有少量的黍，野生植物主要是马唐。马唐并非可食用种类，可能是作为燃料使用的。上述发现说明了此时黄河三角洲以粟、大豆为主的旱作农业的地位已经确立。

生产工具是农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焦家遗址发现大汶口时期的石锛、石斧、石钺等，均为磨制。五村遗址发现石刀、石锛、锛形器各1件。另有蚌刀5件。农业工具虽然出土不多，但制作较为精致，石器多经磨光，刃部锋利，有些还穿孔。傅家遗址出土的1件石铲也是通体磨光，且有穿孔。这种穿 孔石铲 方 便绑 缚，较北辛文化时期的无孔石铲有明显进步。生产工具的精细化从侧面反映了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和效率的提高。

大汶口时期，渔猎经济在黄河三角洲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五村遗址发现大量的动物遗骸，可以鉴定种属的有21个种属，包括海生及半咸水类的毛蚶、文蛤、牡蛎、圆顶珠蚌，淡水贝类扭蚌、圆头楔蚌、楔蚌、短褶矛蚌、背瘤丽蚌、楔形丽蚌、失衡丽蚌、无齿蚌，青鱼，哺乳类家猪、牛、羊、野猪、豺狗、獾、鹿、糜鹿，还有大量不能鉴定种属的碎片。这些动物以野生为主，贝类及鹿类最多。家畜主要是猪，数量较多，反映了家畜饲养业的进步。焦家遗址2017年发掘出土了大量动物遗存，种类较五村遗址更为丰富，主要为脊椎动物和软体动物。特别是软体动物和鱼类种类远比五村发现的多， 但并没有海生种类，是焦家遗址距海较远使然。脊椎动物中又以哺乳动物占绝对优势，其中猪、狗和梅花鹿最多，其他动物数量很少。猪的数量占绝大多数，约占哺乳动物总数的58%，远多于其他动物，大部分为家猪，也有部分野猪存在。狗和鹿也有较大比重，分别占哺乳动物的25%、16%。上述统计数据表明此时黄河三角洲地区家猪、狗的饲养已比较普遍，已成为人类肉食的主要来源，不过仍要仰赖部分野生动物。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鲁东、鲁南地区大汶口文化墓葬盛行用猪随葬，这种习俗在黄河三角洲却不甚流行，目前只偶见于焦家等遗址的个别墓葬，原因还不甚明了。五村、焦家遗址的动物组合反映了当时黄河三角洲有较多河湖及海洋等水域， 且有较丰富植被的自然环境。考虑到上述遗址中发现了较多采集和渔猎工具，可以推测，大汶口时期的黄河三角洲，渔猎经济仍是主要的生产部门之一。

（四）龙山文化时期（前2500年—前2000年）

龙山时代是史前黄河三角洲人类活动最繁盛的时期，也是史前农业繁荣时期。此时期黄河三角洲先民的生业形态主要是农业、 家畜饲养业，采集和渔猎也是人们生活的有益补充。

黄河三角洲地区龙山时代遗址发掘资料较少，现有材料多为调查所得。从有限的资料来看，龙山时期的农业生产工具种类丰富， 工艺精湛，基本以磨制为主。淄博房家遗址出土龙山时期的石锛、斧、镰、磨石等，数量不多但制作精细。张店塚子坡、周村晏子窝等遗址采集有龙山文化石斧、石镰、石刀、石铲等。邹平古王台、 里六田等龙山文化遗址采集有磨制的石斧、石铲、石镰、石刀以及蚌镰等；阳信县棒槌刘采集有龙山时代的石铲、石锛、石镰、骨镰。 临淄桐林—田旺遗址也经常有磨制的石斧、石锛出土。龙山时期的农业 工 具增多，用途专门化的趋势更加明显，可以窥见此时农业生产的发达。不过，此时期的粮食加工用具减少，可能反映了人们粮食加工、饮食方式的变化。

龙山时期，黄河三角洲种植的主要农作物为粟、黍、豆、水稻等。邹平丁公遗址浮选的炭化农作物种子按数量多少依次为粟、稻、黍、大豆、小麦， 粟在数量百分比和出土概率上都占绝对优势。非农作物种类很多，但在植物构成中占比很低。章丘宁家埠浮选的12份龙山时期植物样品中共出土种子82粒， 其中农作物49粒，野生植物33 粒， 分别占种子总数的59.76%、40.24%。 农作物以粟为主， 其次是黍和大豆。 张店房家遗址出土的炭化植物遗存包括农作物和非农作物两大类。农作物包括粟、黍、稻和大豆， 其中粟的出土概率和数量都是最高的，其次是黍，稻和大豆较少。此外，还有较多黍亚科、豆科和野大豆等野生植物。章丘黄桑院遗址粟的出土概率及占比都是第一位，其次为黍。另外，在临淄桐林—田旺遗址发现有水稻硅酸体。可见，旱作植物粟、黍为主要的食物来源，水稻可能只是补充。在上述统计材料中，因为部分非农作物种子存在自然混入的可能，还有些可能用作家畜的饲料， 并不是供人食用的，因此可以推断，龙山时代的黄河三角洲，农作物已在人们的食物构成中占据绝对优势。

农业发展为动物饲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饲养业也发展起来。在黄河三角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和调查中，经常发现龙山时期的骨器以及吃剩的动物残骸。丁公遗址发现的家畜有猪、狗、黄牛。桓台前埠遗址也发现牛、猪、狗的骨骼。“以养猪为主，兼养狗、牛、羊、马和鸡的家畜家禽饲养业， 在龙山文化时期获得进一步发展。其既可以稳定地提供肉食， 丰富人们的物质生活，也可以供人驱役，以至成为当时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家畜之外，野生动物仍是人类重要的肉食来源。 丁公龙山遗存中发现的野生动物种类繁多，有麋鹿、梅花鹿、兔、猪獾、貉、豪猪、竹鼠、青鱼、鲤鱼、鲢鱼、草鱼、丽蚌、圆顶珠蚌、楔蚌、中华圆田螺、纹沼螺、梨形环棱螺等多个品种。尤以双壳纲软体动物最多，骨骼重量仅次于家猪，其他种类很少。桐林—田旺遗址发现有珠 蚌、丽蚌、蚬和文蛤等软体动物；前埠遗址发现有瘤丽蚌、细纹丽蚌、丽蚌；阳信棒槌刘遗址采集有蚌镰；滨州卧佛台遗址也野猪牙、鹿角等野生 动物遗 存。上述 发现 说 明 龙 山 时 代 黄 河三角洲先民仍然从事捕捞和狩猎。黄河三角洲的龙山文化属于城子崖类型，该类型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蚌器数量较多，这种现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渔猎仍然为食物来源的补充。 当然，从丁公遗址考古发现可以看出，在龙山时期的黄河三角洲， 渔猎所提供肉量远不能与家畜相比，渔猎与饲养业相比已居于次要地位。

（五）岳石文化时期（前1900年—前1600年）

由于黄河三角洲发现的岳石文化遗址和遗物较少，所以推测龙山末期的洪水对黄河三角洲地区的经济生活带来了一定的破坏。但是，与龙山时代相比，岳石农业水平在某些方面仍较龙山时期有一定的发展，是黄河三角洲史前农业继续发展时期。

农具方面，“从黄河三角洲地域所见之的岳石文化遗存，遗物中石器的文化特征主要是种类的增加，工具的用途有了细化，尤其是农业生产工具的增加，较为显著。在黄河三角洲地域所见之的石质生产工具， 用于农业耕作的有方孔石铲、双孔石刀、石镰、犁形器等，这些石质工具在各个遗址普遍见之。”如邹平好生遗址发现有岳石文化的典型器物方孔石器；博兴辛安遗址发现双孔石刀；广饶营子发现岳石文化双孔石器（石䦆）及双孔石刀各4件；博兴院庄遗址也见有方孔石铲、石刀等，芦泉遗址发现双孔石铲……另外， 岳石文化遗存的石器中，还见有犁形器、斧、锛等石质农具。桓台史家发现有耕作用具石䦆、石铲，收割用的石刀、石镰、蚌刀等。石䦆是岳石文化所特有的一种典型农具，在岳石文化以前的龙山文化和其后的商周时期都没有发现。目前，方孔石䦆较多发现于黄河三角洲地区。石䦆一般被认为是翻土用具。广饶营子发现的4件岳石文化石䦆，都有对琢而成的方孔。方孔系安装手柄之用，绑缚牢固，使用方便省力，能够极大地提高开荒扩田、深耕细作等农田劳动生产率。 岳石文化农具加工精细，种类较龙山时代增多，功用分工明确，是农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的表现。

城子崖遗址2014—2015年的发掘中浮选的岳石文化土样，内含粟、黍、稻、小麦、大豆等农作物，黍亚科、豆科、藜科等非农作物。其中农作物5900余粒，约占植物遗存总数的86%左右，粟的数量百分比、重量百分比、出土概率都远高于其他农作物。 桐林—田旺遗址的岳石文化土样中，浮选出的农作物有粟、黍、稻，非农作物有黍亚科、马唐属、稗属、豆科、野大豆、藜科、蓼科等。其中农作物2246粒，约占植物遗存的62%，数量百分比、重量百分比、出土概率从大到小依次为粟、黍、稻。另据研究，岳石文化的半月形双孔石刀或与粟类作物禾穗的收割有关，而石镰以及大型直刃石刀应当是用来收割稻、麦、芦苇等茎秆植物的。可见，岳石时期的黄河三角洲农业是以旱作农业为主，水稻是植物性食物的辅助来源。

岳石文化的动物遗存发现较少，仅个别遗址发现有蚌器、骨器，难以窥见动物利用概貌，本文暂时不做分析。

三、余论

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客观载体，对史前人类生业形态影响最大的自然环境因素主要包括地理环境及气候条件。地理环境方面，史前黄河三角洲微地貌形态复杂。 南部山前平原紧依泰沂山脉，地势起伏较大，北部则属于平原地区，地势相对平缓。全新世以来，由于气候温暖湿润，加之黄河河道迁徙不定，在塑造了肥沃的黄河三角洲的同时，所留下的废河床、牛轭湖和河间洼地成为湖泊发育的良好场所， 使得鲁北黄河下游一带出现大量湖泊， 并在全新世中晚期达到鼎盛。气候 条件 方面，距今8500—3000年是中国全新世大暖期， 此期气候温暖湿润，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3℃左右。肥沃的土壤加之良好的水热条件， 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促使黄河三角洲在海岱地区最早进入农业社会，也使动物饲养成为可能，家畜饲养业也随之发展起来， 这为黄河三角洲先民提供了稳定的食物来源。同时，水陆兼备、依山傍海的复杂环境也使得史前黄河三角洲成为多种动植物的栖息地， 现生活于亚热带地区的一些动植物物种在史前黄河三角洲地区也有广泛分布，使得该地区生物多样性复杂。史前人类充分发掘利用了这些动植物资源， 作为食物来源的补充。

黄河三角洲地区的史前农业是典型的旱作农业，在新石器时代各个文化阶段，粟在农作物构成中均占有明显优势。个别遗址如章丘西河出土后李文化时期植物样本中水稻多于粟的现象，可能是取样有所偏差，在黄河三角洲地区并不具有普遍意义。至于在史前稻作农业发展最繁盛的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时期，黄河三角洲的水稻种植也明显少于其他地区，正如有学者研究指出的那样——这一时期，水稻遗存的数量和普遍性存在从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递减的趋势。推测主要原因是黄河三角洲与海岱其他地区相比纬度较高，气温偏低，农作物选择实质是人类适应自然的表现。当然，也不排除是地域性的文化习俗所致。

生业形态与环境、 文明有着密切的关系。史前的黄河三角洲虽然资源丰富， 但成陆较晚，生态环境脆弱。海岱地区的农业文明之所以最早在黄河三角洲诞生，与该地环境承载力较低也有很大关系。 在自然资源不能满足人类需求的环境下，人们被迫从事种植，收获相对稳定的农业就产生了。至大汶口文化时期，随着农业发展，人口不断增多，黄河三角洲人地矛盾更加突出。为协调矛盾，应对冲突，保护人口，章丘焦家先民修筑了海岱地区最早的城。到龙山时代，黄河三角洲南缘又相继出现城子崖、丁公、桐林—田旺等一系列城址，丁公遗址还出现了海岱地区最早的文字， 黄河三角洲在海岱地区率先进入了文明时代。

①黄河三角洲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 因研究目的不同而对其包含的地域范围有不同界定。 本文所指的黄河三角洲，是指史前人文、自然环境类似的今滨州、东营两市全部及济南、淄博等市泰沂山脉以北的部分区域。